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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2013年01月15日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作者：李宏图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一书中曾经追溯了在1789至1848年期间出现的一些新词汇，例如工业、工业家、工厂、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贵族、铁路、自由、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社会科学家、工程师和无产阶级，等等。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和社会的词汇》一书对很多词汇展开历史溯源，而这些则形成了概念史研究的前奏。实际上，在历史进程中，霍布斯鲍姆所列出的这些词汇日后都发展成为了概念。这也就意味着，概念是以词汇为基础，但它不再是词汇本身。就词汇和概念的关系来说，每一个概念一定是与某个词汇相联系，但并不能够说某一个词汇就是一个概念，当某个词汇成为概念时，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断地被使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并被固定下来之后，于是便成为大家所接受与认可的“概念”。因此，概念是具有实体性意义的聚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些通用和被我们所共同接受的概念，也就没有了社会，同样，也就没有了人们进行社会行动或者实践的场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个社会并不是仅仅由经济、政治等实体性内容所构成，而是由一系列概念所组成，特别是社会活动的展开更是以概念为基础。

　　概念是对意义的聚集，这种意义是历史过程中人们的认知、思想和观念的体现和凝聚，并在一定的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使用。但是，应当记住的是，看起来某个概念一直在被人们使用，或者在同一个时期被不同的人们所使用，但其含义却并非始终如一，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概念既然成为了历史的载体，那么对概念内含的考察自然也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为此，一些历史学家主要由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德国的考泽莱克（R.Koselleck）开创出了概念史研究。这一研究为历史研究和书写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修辞学转向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口号，并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成就。

　　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后，概念史研究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和系统，就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它是通过研究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来揭示概念是如何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讨论影响和形成概念的要素是什么，概念的含义和这一含义的变化，以及新的概念如何取代旧的概念的。实际上，重点是要研究在不同时期，概念的定义是如何发生变化，一种占居主导性定义的概念是如何形成，概念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被再定义和再概念化的。同时，又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概念的转换，甚至消失，最终被新的概念所取代。就历史研究来说，概念史研究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的对象，不再是以人物、事件，甚至历史时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聚焦在概念上，将概念作为一个历史单元来进行研究，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概念史实现了历史研究对象的一次大转移。

　　概念是由词汇组成，但在概念史研究中，不再进行词源学（onomasiology）研究，考察某个词汇的演变，而是更多地把语义学（semasiology）作为重要的工具来研究一个特定概念的不同含义，特别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里的不同含义。当然，也有一些思想史家援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分析工具，对概念演进的历史进行谱系性的考察，从而发现概念含义的断裂和延续是如何发生的。与此同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思想史家不仅局限在对概念的静态考察，还关注概念如何被使用的动态问题，也就是说，要考察概念如何被使用和被用来作为论辩的历史。这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他自己就曾明确表示为了理解概念，不仅要把握用来表达其意义的词汇的意义，而且也要了解利用这一词汇将所能从事活动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所承继的思想范式已经标志着思想的长期连续性，但我们仍然固执地相信概念的历史并非如此，它们仅仅将是在论辩中被使用的历史。没有概念的历史，只有在论辩中使用概念的历史。由此，就揭开了概念史研究的另一个维度，从考察概念使用的不同方式人手来理解概念的含义，而这一研究方式则将概念含义的变迁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和实践性行动联系起来，进而远远突破了历史语义学的范围。

　　这样的一种考察，直接导致了认识论上的重要变革，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含义一直在变化，其使用概念的方式也与其密切相关。一个概念最后成为了被大家所接受的概念，它是历史演变和相互搏弈的结果。这样，在历史的过程中，概念从来就表现为竞争性的。例如在欧洲近代，特别在18世纪时，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以及书籍和其他媒介的出现和传播，概念的内含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急剧转折。虽然原先的一些概念还在使用，但向两个方向发生了变化。一是原有的概念被增添了新的含义，其意义指向上则更为抽象，如“liberty”代替了原先的“liberties”，或者被加上了“lisms”。二是对概念含义的竞争性解释就更为明显和激烈，如“国家”就有马基雅维里和圭亚恰迪尼的“国家理性”，让？博丹和格老修斯的“国家主权”；英国革命中思想家菲尔默、霍布斯、洛克对国家合法性和国王与国家之间分离的理解；法国启蒙思想家对政治性民族国家的理解；等等。在概念含义的不同界定和争夺中，不同的个体、群体和派别界定着概念的不同含义，不仅使得概念成为竞争性的，反过来也表明，概念变成了不同派别使用的武器，体现了不同派别的意图，并且成为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实践。就像“国家”概念并没有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而是变成了实践，在国家的成长过程中又塑造和建构着“国家”。再如对什么是所有权，洛克认为劳动创造了财产权，狄德罗说，所有权是一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人能够享受其合法所得财富的权利；而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则说，财产权就是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盗窃。在历史的进程中，当某一种概念的含义从竞争性变为主导性和唯一性的，那是因为体制和社会力量的变化导致某一种曾经处于竞争性概念内含的定义上升为主导性地位。而随着支持其定义的物质性力量愈发强大，这一主导性的定义则越巩固。同时，概念定义又反过来建构着具体的物质世界，使得支持这一概念定义内涵的物质性力量更为强大和稳固。于是形成了多重的支持性的力量，从物质到人们的观念。因此，概念史研究最重要的主旨和功能则是要追溯概念含义的起源和演变，从而判断不同的概念定义曾经在历史中有过怎样的竞争性博弈，只是有的胜利了，有的失败了，经过历史性的选择，有的流传下来，有的则一直被尘封在历史之中。

　　同样，在概念史的研究中，概念的含义的界定和使用，以及由此所展开的行动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透过概念，不仅看到其含义的历史变化，也应看到不同派别的实践性行动。于是，概念史对于历史解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就得到了体现，实现了对历史的多元解释。在这样丰富而多样性的解释中，获得了思想观念和实践行动的统一，因此，概念史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史的考察，也是对思想和社会史的研究，从思想观念人手理解社会，而在社会的研究中知晓社会的实践进程不是自然地进行，而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下实践建构的产物。正像德国概念史创始人考泽莱克所说，概念既是社会的显示器，又是社会的推进器。没有了对“概念工具”的掌握，我们就无法组织和把握社会经验和社会现实，“社会史”是无法写就的。因为任何社会现实或社会现象，要想进人人们的意识，也即进人人们的反思层面，都必须经由“语言”所形成的概念这个中介。

　　对概念的历史研究，不单单是考察一个概念，还要研究在同时代其他与此相近或相邻的一些概念，如国家，我们不仅需要研究“state”，还需要辨别“realm”、“nation”、“body poli. tic”、“common—weal”这些概念的含义和与此密切关联的主权（sovereignty）、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等；不仅在英语世界里考察国家，还需要在不同空间里来考察这些概念，如意大利的“lo stat0”、法国的“l'etat”、德国的“der staat”。所有这些就一起构成了概念群，形成一种概念结构，或一种概念的谱系。由此，才可以理解有些研究者借助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谱系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事实上，在历史的演进中，概念的含义一般都是在多种概念的集合中才能得到很好地理解。这样的研究需要研究者不仅有敏锐的目光，而且也要对材料的来源做进一步的拓宽。例如对各个时期所编纂的辞典、百科全书、年鉴、宗教手册和一些宣传册等给予重视，正是在这些材料中可以发现那个时代对概念含义的界定和后来的演进。

　　由竞争性概念出发，概念史的研究体现了历史研究的丰富和多样，但同样存在这样多样化的竞争性是否会导致概念的碎化问题。昆廷。斯金纳就曾经用碎化来形容这种情形。这就牵涉到概念史研究中的一般和特殊，或者说是否有普世性的概念含义。在我看来，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从碎化这一角度来说，不同含义的竞争和对立，的确会带来碎化，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某种概念的内含一定会胜出，取得主导性的地位。这样，这一种概念的含义就会在不断被接受的过程中进行着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同样，当另外某种概念的含义取得主导性地位时，就有对原有概念的其他不同的含义进行整合的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从碎化走向整体性的过程，从多样走向单一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某一种概念含义主导性地位的确立和适应新的社会体制范式的过程。至于说这一概念的内含是普世性的，还是特殊性的？是一元的，还是多样的？是本质性的，还是修辞性的？这的确是颇为复杂的关系。因为这不仅仅牵涉到含义本身，更重要的还在于支持这一含义的体制性力量以及对此的社会认同。例如在19世纪英帝国的社会体制下，就连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都认为英国是文明的民族，而东方民族则成为了野蛮民族。而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背景的转换要求对曾经占主导性地位的“文明”和“野蛮”的含义进行重新反思，重构起新的含义，也就是对概念进行再概念化。

　　无论是从语义学出发，还是进行语境研究，从话语分析和语言范式等维度而展开的概念史研究，无不借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但其目的并不是要将概念史发展成为带有浓厚语言学色彩的分析范式，而只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深化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在解释历史的多样和丰富，实际上也是在探寻历史的选择机制，或者说重新思考在历史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某些重要的转折时刻，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与接受概念的某种含义，并将之变成为主导性的唯一接受。这样的接受，是利益性的，还是修辞性的？是来自社会的包括既定的语言模式的强制，还是某种实体性的政治权力的压迫？是集体的无意识选择，还是出于自我的认同？在方法论上，它又与阅读史、传播史可以结合在一起，但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探寻将直指社会建构的基础。因此，这样的研究也不再限于历史性的，而是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概念历史的多样性面前，我们也需要时常叩问自己，我们将选择什么，我们将界定和重构起什么样的概念含义？说到底，概念史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作为主体性的自我该进行怎样的选择？人们在当下的历史进程中该怎样行动和扮演什么样的实践角色？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