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国栋：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
【编者按】李福清（Boris L. Riftin）先生是俄罗斯当代着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他生于1932年，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1987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先生迄今已用俄、中、日、韩、英、德、越等语言发表作品200余种。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年画、中俄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李福清先生经常在世界各国知名学府讲坛上宣传中国文化，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应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学系邀请，李福清先生于2001年4月21日至5月1日在南开大学讲学，为南开师生做了两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俄罗斯当代汉学”以及“《红楼梦》在俄罗斯”。期间，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学系阎国栋就某些我国学者关注的问题对李福清先生进行了采访。
阎国栋：您多年进行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民间文学关系的研究，有关着作已在中国出版，请问，您的这种研究方法有何独到之处？
李福清：1951年，我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读一年级时，由于没有中国教师，口语训练成了问题。我偶然听说在中亚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地区生活着一些东干人，他们是19世纪70年代回民起义后流亡到中亚的中国回民，讲甘肃话。我利用暑假时间去那里学习，第一次从东干人那里听到了许多中国民间故事，内容包括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薛平贵、薛仁贵以及韩信等等。一直到大学毕业，我每年都利用假期去那里采集东干人的民间故事。1988年出版了厚厚的一本《东干人民间故事与传说》。所以，我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兴趣不是源于书本，而是来自生活。在大学期间，我经常在俄文系听普罗普（В. Я. Пропп，1895－1970）教授讲课，前后一共三年。这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苏联文艺理论家，写有诸如《民间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历史根源》等论述民间文学理论和历史的着作。我从他那里学习了许多有关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并开始写作副博士论文，题目是《万里长城的故事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了两个中国民间文学理论问题。一是故事演变问题。西方的民间故事收集是从18世纪开始的，而中国早在唐代就有了《孟姜女变文》。通过研究，我发现孟姜女传说的主题框架在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都没有发生过变化。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民间文学的特点。我发现，同一个中国民间故事存在许多不同的体裁，既有传说，还有民歌、地方戏、宝卷、弹词等等。我研究了一个情节在不同体裁中的差别。比如，宝卷中的孟姜女故事有很强的佛教色彩，而在戏曲中，孟姜女前去送寒衣的情节被描写得非常细腻。
我是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第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我从1962年开始研究《三国演义》、《水浒》和《岳飞传》三部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而当我1965年来北京大学进修时发现有关《三国演义》的材料非常丰富后，于是决定将研究对象固定在这一部小说上。1970年，我在苏联出版了俄文版的《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9年出版了《从神话到章回小说》，1997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增订中文版，后来在台湾出版了《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可以说，我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研究方法不一样。我利用了俄罗斯的文学理论，但不完全是大家熟知的形式学（формализм）派和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派的理论。我是从作品思想、人物描写、叙述结构三个层次上进行系统研究的。比如在人物描写方面，我将《三国演义》与有关三国的各种体裁的民间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其间在形象描写、感情抒发、用词造句等方面的细微差别。二是我第一次将“母题”的概念引入了中国古典文学（小说和戏曲）研究。在这方面我继续了苏联着名学者日尔蒙斯基（В. М. Жирмунский，1891－1971）的研究。他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一篇研究世界叙事诗的长文，研究各族叙事诗的母题，分析了西方民族和东方民族（蒙古、突厥诸族）民间故事中的母题问题，但却没有涉及中国资料。我很高兴现在中国也有人从事母题问题研究，比如辽宁师范大学的王立教授。
我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从作品的最小情节单元或细节着手，进行系统的研究。比如，我不仅研究情节、母题，还探讨故事的艺术层面，包括人物描写、时空、颜色、数字等等，同时重视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注意凸显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处的地位。一方面从世界文学史看中国文学，另一方面努力把历史诗学观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分析和研究。另外，我在研究中国民间文学与中国古典小说之间的关系时也顾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传说以及国外的资料。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发展规律。
阎国栋：请谈谈您在台湾清华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所主持的“台湾原住民（高山族）民间文学搜集与比较研究”项目的情况。
李福清：1992年初，台湾清华大学邀请我去讲学，并主持一个科研项目，题目是“台湾原住民（高山族）民间文学搜集与比较研究”。这个领域我以前从未涉及过，只看过我国汉学家涅夫斯基（Н. А. Невский，1892－1945）（中文名字叫聂历山）于20世纪初在台湾记录的邹族神话故事，仅此而已。等到了台湾，我才发现，“高山族”是大陆对台湾原住民的统称。实际上，台湾的原住民是由9个不同民族（邹、布农、泰雅、排湾、卑南、阿美、雅美、赛夏、邵）所构成。这些民族不仅语言各异，而且民间文学、神话传说也不尽相同，没有通用的民族文字，其社会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其中最发达的要数排湾族，已经发展到了阶级社会。在调查这些原住民的民间传说时，我发现了许多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比如，在许多民族的民间故事中都有“精”的概念，像狐狸精、白骨精、树精等，而在台湾的有些少数民族中却没有这个概念。布农族有个民间故事，说的是一对猎人夫妇，丈夫出外打猎，妻子在家看护地瓜田，防止野猪来偷吃。几天后丈夫回家，发现妻子与野猪有染，一怒杀死了他们。但这个野猪不是野猪精，就是作为动物的野猪。我还发现，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但民间故事刚刚开始产生。民间故事分为动物故事、神奇故事、生活故事三个种类。他们有最古老的动物故事，正在向神奇故事过渡。还有一个现象也很有趣，我发现有的台湾原住民没有情歌，而邹族甚至连“爱”的概念也没有，语言中也没有这个词。我仔细研究了这个现象，发现这同这些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很大关系。阿美族经常举行各种仪式，为青年男女提供接触交往的机会，因而就产生了情歌，而邹族则不举行这样的集会或仪式，男女青年处于隔绝状态，故而没有产生情歌的社会基础。台湾所有的原住民都没有笑话，对他们来说，讲故事是一种很严肃的事情，男子在过“成年礼”之前，父辈才会把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郑重地讲给他听。人们大都不知道，第一个研究邹族语言的是俄罗斯学者涅夫斯基，他曾编写过邹俄词典。我与台湾“原住民文化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台北市立师范学院语文教育系浦忠成博士共同在当年涅夫斯基曾经居住过的“特富野”村将这本词典翻译成汉语，名叫《台湾邹族语典》，后来在台湾出版并获了奖。
1995年，我在台湾清华大学三年客座教授期满回国，接到英国牛津大学邀请，讲座的题目中就包括“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研究”。不久，我接到台湾静宜大学邀请，担任客座教授，并开始全面整理我的研究成果，1998年1月出版了《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一书。中国民间文学专家、澳籍华人谭达先博士撰写了书评，发表在台湾的《汉学研究》上。大陆的杨利慧在《民族文学研究》发表了评论。俄罗斯的库切拉（С. Кучера，1928－）教授在《东方》杂志也发表了很长的书评。这些学者对我的研究成果表现出很大兴趣，并充分肯定了我的研究工作。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大陆发行了此书的增订本。我写这本书的方法与其它国家学者不同，我做的是比较研究，即将台湾原住民的民间故事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比较。我还在静宜大学开设了台湾前所未有的一门课——“台湾原住民文学”，选课学生甚众，后来清华大学也请我讲这个题目。
台湾民间文学有许多特点。从民间文学研究理论角度来看，台湾的原住民文学历史要比一般认为最原始的爱斯基摩人、楚克奇人、印第安人以及大洋洲土着的民间文学更加原始。比如布农族的故事中没有神的概念，而只有鬼的故事，这说明他们的民间文学更加原始。这对重新审视原有的民间文学理论很有价值。第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民间故事是如何从神话故事发展而来的。比如，台湾的“射日”神话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讲的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的功绩，目的是为人类除害，这符合神话的特点。第二个是家庭故事，射日的动机是父亲为了给被太阳晒死的孩子报仇，这是民间故事的情节。这对研究民间文学的形成很有帮助。第三，我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台湾的神话故事与大陆南部少数民族的故事在情节上有不少相通之处，这说明某些台湾原住民可能来自大陆南部。
阎国栋：听说，您现在正在编写《中国年画目录》，现在进展情况如何？
李福清：俄罗斯是收藏民国以前中国年画最多的国家，这是俄罗斯几代收藏家和学者辛勤收集所得，体现了俄罗斯学术界重视民间文化研究的传统。俄罗斯出现过两位杰出的年画收藏家，第一位是植物学家科马罗夫（В. Л. Комаров，1869－1945），他于1896年和1897年来中国作科学考察时在东北购得300幅画带回国。第二位便是我在列宁格勒大学时期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1881－1951）院士，他于1906年、1907年和1912年几次游历中国，足迹遍布中国大部分省区，对中国民间文化现象作了详尽的考察，同时收集到4000多幅年画，数量之多，令人惊叹。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年画所蕴涵的民族文化极感兴趣，一度曾想以中国年画为题写作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我个人收藏了90多幅中国年画，大都是民国以前的。我是在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影响下对年画发生兴趣的。
早在60年代，我收到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的一封信。他建议我编一个年画目录，但由于其它事情的耽搁，一直没有动手。90年代，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一篇介绍俄罗斯中国年画收藏的文章。一个叫贾裕祖的生意人看了这篇文章后，倾全力在大陆收购年画，并在基隆创建了一个“中国民间艺术博物馆”。我同他约定共同编写一个年画目录。我所辑录的主要是民国以前的年画，后来印制的不算。我对已经出版的画册、销售年画的画店以及画师的姓名都做了索引。这项工作很不容易，比如许多画名称相同，但画面和产地不同。还有很多年画没有题目。有的博物馆不允许拍照，甚至不允许看，这样我就难以与其它地区的年画进行比较。
1986年我在《美术研究》发表了《＜红楼梦＞年画在苏联》一文。1989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我与王树村共同主编的《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我现在已经发表了《三国故事年画图录》，刊登于台湾的《历史文物》杂志，共辑录了400多种三国故事年画，除了中国的，还有越南的。此外我还发表了专门研究“长坂坡”题材年画的论文。
我已经年近古稀，但我有两个心愿还未了，一个是编写《中国年画目录》，另外我还要编写《海外藏中国小说俗文学目录》。我之所以要做这些工作，是因为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在此基础上做有价值的科学研究。
阎国栋：我们知道，您一生都在世界各地搜寻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孤本，并发现了着名的“列藏本”《石头记》、中国久已失传的艳情小说《姑妄言》以及三种晚明戏曲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福清：这件事情我从很早就开始做了。从60年代开始，我已经调查了10个国家的收藏，发现了很多中国失传的小说和版本。1962年我在苏联发现一前所未见《石头记》抄本，1964年撰文介绍，被红学界定名为“列藏本”。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出版该抄本，我撰写了序言，论述了“列藏本”《石头记》的发现及其意义。斯卡奇科夫（К. А. Скачков，1821－1883）是俄国着名汉学家，19世纪长期在中国居留，收藏了大量的古籍抄本，共有400多种。1966年，我在苏联列宁图书馆他的档案中发现了一部清代曹去晶写的艳情小说，书名叫《姑妄言》。我查阅了中国着名学者孙楷第编写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发现其中没有辑录，最后认定是孤本。中华书局获悉后曾有意出版，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未实现。1997年，台湾大英百科股份在《思无邪汇宝》第36－45册中刊出了《姑妄言》，台湾学者陈益源担任执行主编。80年代，我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发现晚明戏曲孤本《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两种，不久，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大明天下春》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我还在奥地利发现了《聊斋志异》的手抄本，插图是前所未有的彩色手绘画。另外，我在英国、俄罗斯、德国和日本等地发现了50多种中国没有的梆子戏戏文，大部分是河北梆子，现在我正在整理出版。
《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