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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学术基础已迫在眉睫

作者：□本报记者 潘启雯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日期：2010-6-22

　　学术基础折射学者治学水平

　　古人论学、治学总强调一个“积”字，如荀子说“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基础研究是治学的前提和关键。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就不会获得深刻的学术成果。

　　事实上，打基础是治学的重要保证，学术基础折射出一个学者的治学水平，它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本期特别策划约请了国内外的相关专家学者就“治学先要打基础，治学如何打好基础”等问题展开讨论。

　　基础不牢 学界笑料频出

　　中国古代典籍《老子》提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在这里形象地阐明了大的东西无不从细小发展而来，同时也告诫人们，欲成大事，须从基础做起，从基础出发。治学同样如此。中国科学院院士谈镐生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深方能叶茂”、“什么样的基础决定什么样的科研水平”。谈镐生院士的论述，显示出基础是事物、科研、治学发展的根本或起点。

　　就学术基础而言，大体上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指导，二为扎实的学术基础知识和研究根底，二者不可偏废。然而，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事例，却让人对部分学者的学术基础和研究功力心存疑虑。除了那些让人大跌眼镜的“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之类的“研究成果”外，学术翻译上的笑话尤其层出不穷。如“水磨坊”被译成“水淋淋的小姑娘”、“孟子”被译成“门修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被译成“布雷顿·伍兹体系”、“蒋介石”被译成“常凯申”、“费正清”被译成“费尔班德”……常识性错误令公众一片哗然，并一次次触及学术基础训练这一话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学术界的浮躁之风一次次“吹”远了最基本的常识后，却“吹”来了伪学者的尴尬。

　　以翻译界经常出现的人名翻译错误为例，可以看出某些学者的基础知识结构并不扎实，至少在语言学及相关历史知识方面缺乏深入的研究。正像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指出的：“翻译毕竟是将文本从一种文字移植至另一种文字，因此译者通晓两种文字乃至多种文字是最为基本的硬道理。但事实上单凭语言是不够的。文学翻译毕竟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其风格、意境往往不是辞典可以解决的，更令翻译机器望洋兴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现这些常识性翻译错误的，往往不乏著名学府、著名学者和著名出版社。“著名”的背后何以经常出现常识性的错误?一个世纪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曾作出这样的界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梅贻琦先生留下的名言至今传诵：“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是现在，不但大师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望，就连认认真真做学问、拒绝常识性错误都成了要突出强调的问题——这值得我们深思。

　　固本强基 离不开冷板凳

　　不管能否扬名，不管难度多大，如果能始终抓住基础不放，坚持在打基础中求发展——有甘坐“冷板凳”的耐心，有“沙里淘金”的信念，总会有所收获——因为坚固的基础离不开冷板凳和长期积累。

　　众所周知，范文澜先生有句治学格言叫“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前一句是说治学要耐得住寂寞，肯下苦功，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后一句是说写文章要言之有物。范文澜的名言启示人们：打基础就像燕子垒窝，需要下细功夫、慢功夫，没有一步登天的捷径可走，来不得半点虚假浮躁，即要经得起“冷板凳”的考验。

　　留心的读者会发现，做学问出成就，不可“太热闹”，要甘于清静寂寞。从《中国书院词典》中，我们不难发现，嵩山书院、岳麓书院、莲池书院……几乎中国历史上的治学之地，都不在“太热闹”的地方。诚然，一个学者理所应当有所建树，但建树要建立在艰苦劳作的基础上，不能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更不能只图自己火势旺，不管后人没柴烧。这就要克服名利思想、浮躁心态，耐得住寂寞。

　　打基础的工作不显山露水，很难产生“轰动效应”，却关系到治学的长远发展，日积月累，其效自见。谈起治学要长期积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告诉记者，平和心态和开阔胸怀是能够治好学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学术研究可归结为四个字：锲而不舍。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也指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学者本身具有某种特别的心智禀赋和知识存量才能胜任研究的要求。这需要予以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且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不同的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和经验积累发挥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锡勤也表示，治学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谁也不是天生的大学问家，需要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打基础。“有人认为青年时代需打好基础，中年以后就可以不用继续怎么学习了，我认为这种想法不对。”

　　爱尔兰哲学学会主席、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斯学院哲学系主任迈克尔·邓恩也表达了与杨善华、张锡勤等学者相似的观点，人们经常会有一种冲动，那就是事先没有充分的规划或想法便草率付诸行动。不过，我们这些以思考对任何行为过程产生影响为己任的哲学家，似乎也没有获得对这种草率和冲动的免疫力。显然，如果要想扬名并取得宝贵而持久的成果，那就必须事先认真计划并确保有一个我们所寻求建立的牢固基础。

　　加强理论指导 强基础促创新

　　打好学问基础，除了要有长期坐冷板凳的精神外，正确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指导更是不可或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郭松义先生就此指出，“马克思曾说，一切理论都可以归结为方法论。从方法上来讲，打基础的时候，要注意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研究问题。”他强调，“现在各种流派、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治学的基础理论也是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思治先生在谈论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时也强调，“历史是从什么地方(时候)开始，理论基础和理论思维也要从什么地方(时候)开始。而理论思维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史事的抽象理论表现。理论是从历史的进程中概括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仅有史料是不够的，而要有宏观的理论基础、理论支架等。”

　　在结构力学、板壳理论、极限分析、变分原理、结构优化设计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和重要成果的我国计算力学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的开拓者钱令希先生，生前一直极其强调治学先要打基础的重要性。钱令希还特别强调实践和跨学科的重要性，对于打基础，“我认为要理解得广泛些，不要局限在只是读书打理论基础，还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下功夫。要注意实验技能的训练，以及数学基础、外语基础、语文基础、哲学和科学史基础。对现代科技人员来说，还要加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基础训练。这个广泛的治学基础，用大家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也就是科技工作者应有的合理的知识结构。”钱令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道出了打基础要注意突破专业小天地。

　　有人这样刻画过被锁在某一块知识“碎片”上的人，他自己也得成为一块“碎片”，而只想在知识海洋中吞食的人，他自己也将被知识海洋所吞食。这并不奇怪，因为后一种人养成在现成知识中搜寻一切问题答案的习惯，不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便是在不同观点中左顾右盼、无所适从，走不出陈旧观念的框架。这种情况，很值得我们引为鉴戒。要知道，人类知识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已成为浩瀚的海洋——书是读不完的，基础也不是一次能打好的。因此，治学必须打好基础，但也不能盲目地无限制地打基础。打基础是为了搞研究，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同时也拓展和充实自己的治学基础。

　　庖丁解牛之所以神速，除了技术的娴熟与对牛生理结构的了如指掌外，更重要的是他有正确的刀法。谈到打基础如何与创新结合时，迈克尔·邓恩表示，思想者认为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思考问题是习以为常的事。但这恰恰表明了他们对过去的看法，暗示了传统的重要性——那些恰如其分地理解了传统的人，未来能够比他们的先辈走得更为深远。

　　台湾中兴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所教授杜松柏在《国学治学方法》中也指出：“前人治学，以博观约取、博古通今为准则;今人治学，则进而求融合中西，以一己之心思才力，涵咏古今中外之心思才力，以求创获。”

　　迈克尔·邓恩和杜松柏都用精短的语言道出了“打基础”和“创新”的内在关系：打基础并非是“按部就班”的同义语，也不能与“四平八稳”画等号，也不是“年年岁岁花相似”，总在一个层面徘徊。打基础既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又要研究探索、开拓创新。

　　日本学者、著名汉学家、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滨下武志则表示，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使我们形成系统观点，具有横向性、多元性、动态性特点。这是打基础的应有之义，也只有勇于开拓创新，打基础的工作才能富有成效。对此，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也表示，“打基础本质上是不断学习的过程。”这个“不断学习”，实际上并不是“重复”学习，而是一种不断创新的学习。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6月22日(第99期) 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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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罗卫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6-22

　　前段时间，住房建设部领导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透露，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25—30年。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30年，而一些发达国家的建筑，如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了132年，美国建筑的平均寿命也达到了74年。

　　我们不得不思考，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是否也存在着这种现象。随着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日益重视，各级政府对学术研究的投入大幅度递增，这些年，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发表的论著数量惊人，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数量位居世界前茅。但是，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品质与其数量的增长是不相吻合的。我们生产出了太多的文章、著作和报告，但是其中可以拿出去与国际同行比一比的却少得可怜。不仅如此，中国学术界一直被学术不端的指责所困扰。至于粗制滥造，更是到了司空见惯的地步。不得不承认，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大量的论著其实是一出版(发表)就是废品。这样的研究活动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形象。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来自道德、商业、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压力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者难以保持一种淡定的学术态度来处理学术问题，急功近利的现象不可避免。从主观上讲，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专业训练和专业精神不足，未能坚持应有的学术生产规则，也是不能不引起重视的事情。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所谓学问就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经营的事业。虽然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性，但其知识生产还是有基本一致的规律和要求，也就是存在某种共同的专业原则，那就是，研究者需要有清楚的问题意识、严谨的学术训练、长时间的知识积累和不依赖于外部实验条件的高强度的思考，需要占有大量的资料，需要建立保障学者间自由自主学术争论的制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能获得同行好评的，除了绝妙的观点以外，更重要的是其中体现出的知识深度与广度以及符合逻辑过程的缜密论证。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学者本身具有某种特别的心智禀赋和知识存量，才能胜任研究的要求。这需要予以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且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不同的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和经验积累发挥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我认为，我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体系存在质量低下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普遍缺乏关于社会科学的哲学思考，另一方面在于我们的教育体系没有能够在培养研究者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精神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在博士生培养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从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来看，博士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因此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和训练对于学术品质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博士培养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首先，招生数量过多，大量的博士生进入学校和研究机构以后，缺乏合格的导师提供充分的学术指导;其次，博士学制偏短，而且过于刚性，一般全日制博士生需在3年内完成学业、撰写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在职学习的博士生一般也被要求在4年内完成全部培养项目。在这期间，还需要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各类公共课程。博士生真正用于自己专业方向的学习时间是极为有限的，阅读量不够，对学术前沿及其进展的了解不够全面深入，学术讨论和交流不充分，这些都使得博士培养的质量难以提高。一般而言，博士出口的审查把关也宽严不一，总体上还是偏向宽松。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高水平大学博士培养的要求总体上非常严格。他们对博士生数量的控制，保证了有足够的高水平的师资投入到指导博士生中，一桥大学全校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不及中国一所综合大学一个学院的招生数。在西方的高水平大学，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导师同时指导数十名博士生的现象，反倒是多名导师联合指导一名学生的情况比较普遍。博士的培养年份，各个学科或者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不是一刀切地加以限制。在有些国家，比如日本，很多博士生在修完课程以后，一时无法完成博士论文的，就先去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等到做完博士论文以后再来申请学位，这个周期有时候非常长。前年我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那里的艺术史系的博士生平均培养年限居然长达10年。培养周期延长，有助于保证博士生获得较为充分的学术训练。这在客观上保证了博士培养在总体上保持在较高水平，也保证了研究队伍在整体上具有较高的学术品质。

　　我认为，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在学术规范和道德上对学者提出强制性的要求是必要的，但这并非是治本的方法。应当建立起真正符合国际惯例的社会科学学者的培养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博士生的培养制度。要从招生、培养、答辩等整个流程入手，体现对学者专业素质和专业精神的要求。必须从每个环节入手改进博士生的研究习惯，帮助其形成良好的职业操守。此外，要根据各学科的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培养周期，不搞一刀切。对于就读文史类等需要大量知识积累和文献基础学科的博士生，适当延长培养年限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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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靖如（Stephen Angle）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6-22

　　我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因为我研究的对象与中国有很密切的关系。要成为一名汉学家，最重要的是语言，要把中文学好。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得把文言文学好，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文言文，因此学好古文是一个必要的工具。二是白话文，也就是现代汉语，对此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有人会觉得，只要把文言文学好就可以了，就好像一些学者根据需要去学古希腊文、拉丁文，却未必要学习现代希腊文。但是，我相信，掌握现代汉语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需要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动态，知道他们的研究有什么新进展以及他们的见解和解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交流，在现代社会，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互动、交流与沟通尤显重要，而对研究中国的学者而言，与世界其他地区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交流应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当前，在美国学者中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搞中国哲学的学者，他们都能看懂文言文，但是能来中国参加中文的学术会议或来中国做讲座的却不是很多。因此，我认为，学习汉语，不仅要学习古文，还应包括白话文，这十分重要，这是第一个基础。

　　对搞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而言，我认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需要学习。哲学与其他学科如思想史不同。把中国的思想当做一种哲学，必须要了解思辨，不仅仅是认真琢磨很难懂的内容，更要把它当做一种可能性，带着疑问、带着解答问题的目的去思考。比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点，这个是不大容易理解的，在学习他这个观点时，我们不仅要努力去读懂它，更重要的是得进一步思考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如果可以，应该如何做。这是哲学家的问题。在教学生时也一样，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去思考，这些理论与我们的实际生活有什么关系，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忆“知行合一”。如果是思想史，可能需要思考谁影响了王阳明，他的角色在历史中有着怎样的历史地位，等等。但是从哲学角度看，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它与我们现实生活、与我们正面临的问题有什么联系。在这方面，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一样的。因此，不仅要有语言的基础，而且需要更广范围的哲学基础。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学者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而最终成为一名成就很高的学者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一旦能达到成功学者的境界，将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那种喜悦与幸福感抵过了一切艰辛，所有的困难都是值得的。因此，在教育学生时，我们并不鼓励每个学生都朝着将来成为一位学者的方向努力。我们当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但今后的出路很多，学者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而且成为一名好的学者需要有很强的内在决心。我的大学——维思里安大学是一所比较开放的文科大学，我们鼓励我们的学生认真学习，但是他们今后有的会当学者，搞研究，但更多的人会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如做生意，当律师、医生、政治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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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明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6-22

　　打基础在本质上是不断学习的过程。

　　一个人的学习动力主要来自三种力量：一是生存的压力；二是使命的激励；三是兴趣的吸引。我们不妨从三个层面上做一点分析。一种是职业性学习，就是为岗位而学，为饭碗而学，为生存而学。这种学习是基础，也是唯物主义的。一种是使命性学习，就是抱着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国家和人民建功立业的学习。这种学习具有强烈的政治指向性。比如，孙中山20岁学医，6年后成为名医。然而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他决心弃医从政，实现了由学习医学到学习革命的转变。鲁迅在学习上也有一个改医学为文学的转折。鲁迅原来也是学医的，后来看到“东亚病夫”不仅是病在身体上，更是病在精神上，他要用文艺改变国民精神，于是学习和从事文学。周恩来青年时期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老一代军事家中，有的人原来的学习和职业兴趣不在军事上，但是为了以军事手段改造中国，就改行学习军事。一种是享受性学习，即把学习视为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沉浸读书生活，享受知识乐趣，不受功利影响和左右，是学习型人生。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职业性学习的目标是生存，使命性学习的动力是责任，享受性学习的源泉是兴趣。这三个层面的学习密切联系，都是积极的学习，但是作为以先进性为特征的共产党员和身处高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学习的层次自然应该更多地往使命性学习的层次提升。

　　学习要着眼于认识自己的潜能，发掘自己的天才，塑造自己的特长。一个人的才华和才能，是生存发展的资本和饭碗，是完成任务履行使命的强点和优势所在，是个人的兴趣和享受所在。能够把生存的需要，同自己最有兴趣的工作、最能够发挥创造力的工作结合统一起来，就是最幸福、最高效率的人生。马克思一生研究革命理论，既有“为人类工作”、“为人类学习”的世界观，也有对个人特长的比较。年青的马克思一度想成为一名诗人，让诗歌使生活变得更美丽。但他悲哀地发现，艺术顶峰离他是那么遥远，仿佛是在彼岸的东西，自己显然缺乏诗歌创作必要的天赋。他检讨自己的诗歌作品说，“我的头三册诗的内容和特点。……（结论是）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情”。马克思终于从诗歌创作的热情中走出来，他的兴趣转向了哲学领域、政治经济学领域，认为只有这个领域才能更好地为人类工作，他发现自己最大的潜能和创造力是在这里。“发现自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一旦有了正确的自我发现，马克思就找到了创新和用武之地，走上了有自己特色的人生之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仕途和文途、政治家和学问家、领导者和专家，越来越相互转换、合二为一了。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往往是离职的政府官员，例如尼克松、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很多是学者出身，基辛格是从大学教授走上国务卿岗位的，原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赖斯，是大学研究员出身。一些大政治家在退休以后，又成为大作家、大学问家。英国的丘吉尔晚年写回忆录，成为学问家。美国的尼克松下台后，在他的声望降低到极点时，决定以书为伴、以笔为友，潜心著书，从1975年开始，继《回忆录》之后，他又写了《真正的战争》、《领袖们》、《真正的和平》、《再不要越南战争了》。大量著作的发行，使他重新走进美国公众和世界人民的生活中，成为人们喜欢的作家。从1978年开始，尼克松又写了《展望21世纪——和平竞争的胜利》，1988年年初刚出版，就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学习、钻研和写作的好处是，可以在没有官做的时候有学问做，可以通过学习排忧解闷、重振自我，可以在做学问、当专家的道路上有所作为、实现自我。

　　在学习选择的深处，还有一个学习价值观、知识价值观和专家价值观的问题。有人说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官本位”强烈的国家，看重“学而优则仕”，对“学而优则家”不那么尊崇。重视“仕途”，轻视“文途”；重视“官”，轻视“家”。这种文化是需要更新的。世界上一些热爱学习、崇尚知识的伟大人物，往往把他们专家和学者的身份看得比他们官员的身份更重。杰斐逊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主要理论奠基人，是美国的政治思想家，是第三任美国总统。在1808年大选时，杰斐逊效仿华盛顿谢绝竞选。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墓志铭上写着这样一段话：“这里安葬的是托马斯·杰斐逊，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规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他书写自己作者和大学创立者的身份，不写自己的总统身份。他认为一部《独立宣言》和一部宗教自由法规的作者头衔，远远高于他历时8年的第三任美国总统的头衔。有了这样一种理念，自然就会尊重知识、重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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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思治

　　历史主要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历史是已经失去的过去，它是凝固了的当时人们的社会事件的记录——它是不可逆转的;二是历史是客观存在;三是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具有时代性、阶段性特征，也有它自己的发展脉络、规律和逻辑;四是历史的主体是人，是人的活动创造了历史——因此，不能只见物不见人，或者只见人不见物。

　　根据历史的四个基本特征，我认为做历史研究要从把握历史研究两个方面的工作下工夫：第一，因为它客观存在，因此，一部新史的资料必须是翔实的，网罗大量的史料，同时必须是经过认真考核的，史料是史学的基础，不读书就发表不了评论。第二，历史是从什么地方(时候)开始，理论基础和理论思维也要从什么地方(时候)开始。而理论思维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史事的抽象理论表现。理论是从历史的进程中概括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仅有史料是不够的，而要有宏观的理论基础、理论支架等。

　　概括来说，我认为要做好历史研究，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基础。

　　第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它的建立，揭示了同一发展阶段的各种社会现象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展现出历史发展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第二，要有广阔的视野。

　　第三，细节决定成败。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6-22 17: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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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善华

　　在接受老一辈社会学者，如雷洁琼、费孝通、李景汉、李剑华等指导的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他们共同的献身精神和科学态度，后人继承这样的素质也就是社会学治学传统的传承。

　　在20世纪20年代末，李景汉先生曾辞掉待遇很好的燕京大学教职，与晏阳初到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为了民族救亡图存，他们能舍弃如此丰厚的物质利益。而后，社会学学科也曾被取消，老一代学人经历了各种坎坷、磨难。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在古稀之年、耄耋之年仍在为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而不懈努力。在20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生涯中，我经常向学生讲述他们的经历，希望学生接受这样的熏陶，知道献身精神是要把社会学当做终生从事的事业，而不只是作为一个饭碗。

　　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科学的态度主要是对事实的尊重。1982年我曾参与费老的五访江村，调查完后写了一篇文章，费老看后就文章中的一些判断提出了疑问，他提出调查不能凭主观想当然，不能只知道大多数情况，还需反问为什么少数人是另外的情况。在接受他指点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他敏锐的观察力和严谨的学风，他提出问题的方法恰恰是通过异常现象发现真实的过程。社会学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一定要落实到人，这是费孝通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实际上，治学与做人分不开，治学如何做到最后还是要看做人如何。治学一定要有平和的心态和开阔的胸怀。个人在学术面前永远是渺小的，即使是再伟大的学者也不可能穷尽学术。如果有这种认识，便对学术永远有敬畏感，如此一来学者就永远不会自满，不会觉得自己的研究最好，会不断进取并吸取其他学科或学派的研究成果，保持良好的学术交流状态。反之，如果认为自己很不错、很了不起，这实际上便是停滞的开始，妨碍继续学习，也容易导致文人相轻。

　　具体到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我们必须向被访者学习，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县乡干部，他们虽然没有高深的学问，但有无穷尽的生活智慧。毛泽东在1941年总结自己农村调查的成功经验时曾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如果做访谈时居高临下，只是去获取对方的材料，让被访人只根据提问回答，这样只会遗失很多珍贵的体验。

　　平和心态和开阔胸怀是能够治好学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学术研究可归结为四个字：锲而不舍。真正走学术这条路，拼的就是积累。不仅是读书阅读的积累，还有经验的积累，包括田野调查中的深入访谈和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不仅读书，还要有自己的思考，不仅思考了，还要把书中提到的问题想透，从中抽出线索来。这种阅读、思考和领悟对治学有非常直接和巨大的影响。

　　治学需要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积极认知的态度。有了这种积极认知，便能随时发现可以学习的东西。尤其是社会学以日常生活为基本切入点，这等于向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宝库。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不仅是学术研究积累的重要途径，若在生活中把人和事琢磨透了，从中获得了经验和教训，也意味着人生智慧的提升。此外，从现象中提炼和概括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做学问就上了一个台阶。

　　治学先要打基础，不仅表现在学者自身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培养学术人才也是奠定一个民族学术基础的很重要的内容。毕竟大部分年轻学人的学术之路是从大学本科开始的。这些年，我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教学与对学生的培养、学术训练结合起来，这是因为我在这样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教学相长”的道理。做北京大学学生的老师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因为当学生的学术积极性激发起来的时候，他们发挥的能量和智慧是难以想象的，这时你能经常感受到他们的挑战，逼着自己提高。师生之间水涨船高，学术研究才能一代代传承，实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这代人其实是承前启后的一代。

　　我与每位学生一个学期至少谈话两次，经常谈到一点，即我们面对的最大现实是社会竞争激烈。因此，在学校最重要的事情是提高能力和智力。在本科新生入学讲座的第一讲，我强调：本科四年要做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去寻找什么是社会学的感觉，包括价值、视野、观念等。本科毕业时，学生应具备三方面能力：最基本的读书、理解能力（包括读出文章本意与言外之意等）；提炼和概括能力；最重要的是学术评价和鉴赏能力。

　　到研究生阶段，不可能所有学生将来都走学术之路，因此除学术能力训练外，还包括培养怎么适应新工作、怎么生存的意识和能力。因此，研究生的第一个任务不是计划论文的题目或方向，而是着眼于如何提高自己的能力，包括学术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操作能力。对那些很有学术才能的研究生，要予以严格的专业训练，指点方向，让他们有明确、具体的奋斗目标，减少他们的盲目性。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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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众议

　　翻译问题多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这里不说市场经济、出版机制等客观原因，因为这些原因并不关涉根本。我想说的是译者的主观原因。在众多的主观原因中，译德的缺失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大量的低水平重译也不值得我们多费笔墨口舌。我这里要说的是翻译理念的混乱和基础研究的缺失，这是一般文学翻译中两个至为重要，但又很容易被忽略的学术问题。

　　时至今日，文学翻译理论犹如文学理论早已是五花八门。从信、达、雅到意译或直译，再到神似或形似或神形兼备，乃至化境或误读之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归根结底，翻译是将文本从一种文字移植至另一种文字，因此译者通晓两种文字乃至多种文字是最为基本的硬道理。但事实上单凭语言是不够的。文学翻译毕竟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其风格、意境往往不是词典可以解决的，更令翻译机器望洋兴叹。那么，如何才能把握原著风格、意境并尽可能使之与译文接近？这便要求我们解决作为基础的案头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我们可以暂且忘掉林林总总的翻译理念，却不可以不对原著作一番基础研究。在此，我不妨举例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较为遥远的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等在译者们的带领下走遍世界各地，声名远播，成为优柔寡断、郁郁寡欢的代名词。然而，英国莎学专家宝琳·基尔南经过多年的悉心研究，认为莎士比亚为迎合世风、招揽观众，在其悲剧中安插了大量逗人发笑的各色佐料，甚至咸湿撩人的性指涉。而这些由文艺复兴推动的喜剧因素却未能在多数中译莎士比亚悲剧中体现出来。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或可说明文学翻译的难度。

　　第二个例子是近在我们眼前的杨绛先生，她在翻译《小癞子》和《堂吉诃德》之前阅书无数；翻译之中又临渊履薄、战战兢兢，每天最多只译五六百字；之后则反复修改。而《小癞子》这个译名正是她遍索所有，从原本冗长的《托尔梅斯河边的小拉撒路》书名化来的。拉撒路是中世纪神学著作中出现过的一个人物形象，他不仅是个流浪汉，而且满头生疮。小拉撒路正是他在16世纪的一个化身。“小癞子”既形象又好记，声形兼备、神形兼备，却具有明显的历史指涉，是文学翻译中难得的范例。我辈不及。

　　顺便说一句，由于没有百分之百的“信”，也便有了“似”。而“形似”、“意似”、“神似”又往往难以兼顾。因此，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认真的译者知道个中艰辛，甚至自叹功力不逮。同时，只要没有法律规定，也只有每个译者才有权选择自己以为最高的境界。因此，笔者出于译事艰辛且无有穷境，时常玄想那样一种可能：后人在匡正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承并尽可能集众家之长以臻完善，却不是重建庙宇、再造金身或避之犹恐不及。当然，说明和注疏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便有猎美，乃至抄袭、剽窃之嫌。从这个意义上说，名著不但可以重译，而且应当重译。如若基尔南的研究成为莎学界的共识，那么莎士比亚悲剧就该适当重译。问题是原著只有一种，任何重译都应当以尽量接近这一种、这一个世界为目的，而非自我作古或片面强调寸长尺短。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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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锡勤

　　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已70多岁了，基础都不是很好——这是事实。从某种意义说，我谈基础这个问题底气有些不足。我们读大学甚至中学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很难有非常系统的学术训练，也很难能安下心来好好读书、做学问。

　　在今天学术界，学风浮躁已是一个通病。无疑，这样的学风是阻挠发展的一大障碍。如果这个障碍不破除，学术难以发展。学风浮躁无非是学者们急功近利，急于出成果，急于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如今，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但是，学问显然一是一、二是二，钉是钉、铆是铆，搀不了假，在急功近利的学风下，成果不可能有多高的水平、多大的价值，这个大家有目共睹。我的体会是：如果真心搞学问，就必须要沉下心来。这就必须要克服浮躁的学风、急功近利的情绪。沉不下心、不下苦功就做不了像样的学问，这个就涉及基础问题了。

　　治学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谁也不是天生的大学问家，需要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打基础。

　　有人认为青年时代需打好基础，中年以后就可以不用继续怎么学习了，我认为这种想法不对。基础需要不断地打，即使有了成就，也还要不断地夯实基础知识，甚至到晚年都要不断地学习。学问需要积累，积累的构成就是不断地打牢基础、不断拓展基础的过程。当然，青年时代打基础更重要。

　　另外，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凭空。我觉得基础越广博、深厚的人，他的思路会越开阔，他才能有新的视角、新的问题解决方法，才能有新材料来支撑他的创新观念。特别是文史学科，其创新离不开新材料，提出的新观点，必须要有扎实、可靠的资料做基础。反之，一个基础很薄弱或知识面很窄的人，不可能有宽阔的思路；没有宽阔的思路，就很难创新。创新是目的，但我们不能为创新而创新，凭空创新的结果很可能是制造学术泡沫。

　　做学问好比盖房子。要盖高楼，地基非常重要；同理，要产出丰厚的成果，就离不开学问基础。打基础有一个开始阶段，在这个阶段打基础应该比较广阔。现在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即分工过细、研究面过窄。研究史学，不能缺乏相应的哲学和文学修养；从事哲学研究，也不能缺乏史学和文学修养。今天，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哪怕是院士，很可能缺乏传统文化方面应有的修养；而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也缺乏自然科学的基本修养——这是现在学者素质和学术研究的缺陷。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破万卷实际上就是要打好基础，有了坚实的功底，下笔确实就如有神了。实际上，这个“神”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你自己的力量，就是厚积以后自然要薄发。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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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迈克尔·邓恩（Michael Dunne）

　　中世纪时，思想者认为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思考问题是习以为常的事。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以及传统本身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那些恰如其分地理解传统的人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比先辈走得更为深远。假如我们不对过去的成果加以关注或深入学习的话，那么就会浪费大量时间去解决已经成功处理了的问题。同样，在哲学领域，人们普遍忽略了这样的事实——现代主要的思想家，包括笛卡尔、洛克、休谟、贝克莱等，他们的哲学思维构成已经被经院化了；即使他们摒弃这种哲学传统，拒绝方式也取决于他们之前的认知。

　　那么，如何为学术研究奠定基础呢？

　　我的一位老师常说，做研究就像盖房子，与一个高一千米而地基只有一平方厘米的房屋相比，他宁愿选择建造一座地基为一平方千米且只有一厘米高的房屋。换句话说，基础越广泛，研究也就越持久，但是要想进一步积累研究成果也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人们经常会有一种冲动，那就是事先没有充分的规划或想法便草率付诸行动。我们这些以思考对行为过程产生影响为己任的哲学家，似乎也无法避免这种草率和冲动。显然，要想扬名并取得宝贵而持久的成果，那就必须事先认真计划，并确保有一个牢固的基础。否则我们的教学和创作，也不大可能“永葆青春”。

　　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大学生，我们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或者一种并不理想的形势下。除了用一个纯理论的思维方法来思考之外，我们还必须谨慎地估计自己所处的形势，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实际有效的决定。重要的是，为了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我们一定要认清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同时拥有许多项目以及不同水平和层次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我们的教学应以研究为主导，那么就要确保必须的“生产力”，以满足学校和学生的需要。作为个人，我们需要确定某些长期计划，即我们所希望的能够对哲学文化产生贡献和影响的计划。这种长期项目将产生这样一种效果，即能够使我们经受住未来学术生涯的盛衰浮沉。

　　作为哲学研究者，我们知道自己所做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也明白，这些研究成果很少直接产生实际的利益，比如经济利益。因此，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向人们证明自己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其他所有形式的知识，可能会显得更加必要，但没有一个会比哲学的地位更高。因为它不是试图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而是以自身为目的，并且是一项以最高自由为特征的活动。

　　对一个青年学者来说，很容易在展望未来时感到迷茫或信心不足。哲学所带来的自由和成就既“填不饱一个饿着的肚子，也暖不热一间冰冷的房子”。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愿意像第欧根尼那样为了捍卫哲学而生活！这是因为人们通常想要别人对我们的成就给予应有的认可。如果一个人为了追求学术进步而在竞争十分激烈的领域开始一项长期研究的话，那将走向一个冒险的境地。因为只有少数人能最终成功，而且成功并不总是因为能力，还有一点点运气在里面。也许，正是在这些方面，某些哲学形式，如斯多葛派哲学（禁欲主义）可以帮助我们。当学生们拿着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计划来见我时，我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能力，而且还包括他们是否具有远见和决心来完成他们打算要做的事情，但远见和决心将给他们带来长期的困难。当史蒂芬·麦肯纳着手翻译普罗提诺的《九章集》时就是这样做的，那是因为他觉得这是有价值的生活。就我而言，自己的中世纪哲学有关研究往往不被大众接受，而且研究结果也多年未公诸于世，但它却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明白，在人文社科领域，学者需要进行长期的研究，以便最终在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某些工作中取得成果。

　　我想，有人建议摒弃传统的原因之一在于，施加在学生和青年学者身上的历史重负恰恰是一些破坏创造力的东西。新事物所具有的吸引力之一是它很少受到时代的束缚。在同一时间，播撒在薄土层中的种子往往生长得很快，但当阳光过于强烈时又是怎样呢？学术培养、语言的掌握以及做研究所必备的任何其他技能，其目的就是形成一种真正持久的创造力。这才是“传统”的真正含义，因为在拉丁语中，这个字是传递的意思。由于教师和管理者的存在，我们才得以继续并传递我们所学的知识，并且必须在宽松的方式下进行，而不是那种让人感到泄气和压抑的方式。

　　我们必须承认打好基础对中世纪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因为人们需要的不只是哲学知识，而且还包括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以及古文字学的训练。乍一看，从事哲学研究似乎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它却充满着挑战，又令人兴奋，因为人们很有可能在中世纪哲学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现。在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改革和世俗化之后，许多中世纪哲学文本就被遗忘了，或是摆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而无人问津。现在，我们已经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来恢复13世纪时的很多思想，只是在最近10年，我们才开始探索14世纪初的哲学。对于一个愿意为哲学的继承和发扬作出实际贡献的学者来说，中世纪哲学领域是特别能够实现这种抱负的。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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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滨下武志

　　在3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我几乎跑遍了全世界，发现史学研究的基础，或者历史研究需要哪些基础，其实是离不开大时段、大空间、理论创新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历史研究离不开大时段、大空间。历史研究还要注意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网络概念”的使用，可以使我们形成系统观点，具有横向性、多元性、动态性特点。应该充分利用相关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世界体系论”中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关系”理论，强调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值得借用。

　　关于跨学科研究方法问题，我认为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文学介入史学研究，对于开辟新的研究视阈是件有意义的事情——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有利于学术繁荣。比如，我所研究的中国古代朝贡关系。从政治角度看，朝贡关系是中国统治者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关系扩大到外围和四边，按“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互市诸国”的顺序排列，按邻接的“中心—周边关系”同心圆式交错产生的一种体系，并在16、17世纪逐渐成熟。从经济角度看，“朝贡本身是一种交换”，主要围绕固有商品的定价而进行。比如中国的宁波和日本的长崎，历史上由于贸易的关系，彼此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就要超过其与各自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实际上，通过以海洋为媒介的经济联系，进而通过大陆部分的海滨城市与内地的联系，再加上边境贸易所形成的国际互动，亚洲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因为朝贡关系促发和推动的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交易活动，产生了连接亚洲各地的交易网络、交易中心地、汇兑渠道和金融中心地等，形成了朝贡贸易关系的交易网络。用跨学科的方式来研究类似朝贡关系的历史问题，可以让人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历史。

　　另外，史学研究尤其要从基本史料做起，也就是打好最根本的基础，注意同时代史料的使用。与此同时，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也带来了历史研究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对经济史研究领域，对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也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历史与现代的沟通和交流还不尽如人意。这不但是全球化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如何理解全球化的问题，尤其是如何选择研究资料的问题。“档案无用论”的观点是不对的。后现代派一意追求建构理论框架、忽视史料的做法令人不敢苟同。但是，还要注意理论的方法，缺乏理论的研究也是不好的。能够很好地把两者结合是研究的根本。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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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松义

　　每个学科都是要从基础着手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其一，每个学科都有各自的特点，就史学学科来说，总得弄清楚史学的一些基础——它就离不开史料，从史料出发——这是不可忽略的基本东西。现在比以前方便多了，有了电脑，不像以前要靠做卡片、剪报、看书来打基础。现在技术手段为研究带了极大的便捷和进步，打开电脑就可以通过索引找到比较全面的、自己想要的资料。不过，一些实证的东西（基础、方法、手段）也是不可以违背的。

　　其二，马克思曾说，一切理论都可以归结为方法论。从方法上来讲，打基础的时候，要注意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研究问题。以史学为例，除了传统的考证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外，随着研究的发展，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基础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比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和基础。另外，又如环境史、海洋史、地理史等，除了要有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基础外，还要借鉴和了解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现在各种流派、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但治学的基础理论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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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日期：2010-6-22

　　本报讯 6月15—18日，本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80位各个年龄段的学者发放主题为“治学先要打基础”问卷调查，该问卷设有一道单选题和两道多选题，最终收回有效问卷63份。调查显示：对于“您对自己现在的治学基础满意度如何”这一问题，有近三成的受访者对自己现在的治学基础不满意。

　　问题一：您对自己现在的治学基础满意度如何？

　　问题二：“万丈高楼平地起”，“治学先要打基础”，您认为治学基础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问题三：您认为在中国当前学术界，学者们治学最缺乏的是哪些基础？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潘启雯、鲁小彬、褚国飞、刘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