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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的人文关怀


◆社会历史研究的地理学视角(唐晓峰)

◆传统文化与地域空间(李孝聪)

◆从空间观察人文与地理学的人文关怀(赵世瑜)

◆中国人文地理的传统(辛德勇)

◆无地自容(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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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阐释的人文精神(王铭铭)


《读书》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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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研究的地理学视角
　
唐晓峰
　
地理学在我国常说是“地学”，研究地上的自然环境，不错。后来考虑到“人”的因素，于是加上“人地关系”，也不错。不过，这并不完整，还应加上“人与人”的空间关系。我们现在强调发展社会人文的地理之学，其要义恰在这里。从这个内容上再来定性，人文地理应属“人学”或“社会”之学，研究“人山”、“人海”组成的社会空间。

我们都发现，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外国说得很热闹。在那边儿，人文地理更受社会科学界普遍尊重。从学术思想的“根儿”上看，西方哲学重空间，老的康德不说，现代的存在主义者、结构主义者、还有更时髦的“解构主义”者，都重空间。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便有专门谈空间的章节。美国人文地理学家赛明思(M.Samuels)因用存在主义的思想写了一篇“空间的意义”，而得波伏娃书信赞赏。不知我们有没有哲学家与地理学家沟通的例子？我们搞了多年唯物主义，既有“辩证唯物主义”，也有“历史唯物主义”，但如果“物”或者“史”不是落在地上，又没有空间形状，没有个“四至八到”，那它依然是“形而上”者。

地理空间的问题，不仅是哲学问题，也是社会历史的实际问题。我们常说美国只有二百来年历史，发展如何如何快。这是时间。而美国地盘儿相当大，它在空间上的发展也异常惊人，我们谈论却不多。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Tumer)撰有《美国历史上的边疆》(一九二○)、《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一九三二)、《一八三○—一八五○年的美国：这个国家及其地域》(特纳去世后，由其学生于一九三五年整理出版)等书，把美国历史的空间特性说得很透。特纳告诉读者，美国社会制度并非是在东部十三州预先制定好了，然后原封不动地向西部延伸，而是在延伸过程中形成、发展、建立，没有这个空间过程，就没有美国。研究空间过程对社会的塑造，属于“历史社会地理学”。有心的读者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历史年表”上的殷周是一前一后，王国维则强调它们的一东一西，意思是周人想得多的不是“跨世纪”，而是“抚东土”、“定天下”，许多制度因此而生。王国维这样重“地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向往大师的后学应多多注意。

对我国历史文明的钻研，应动用“人文地理”这一门手段。谭其骧先生说过，“建国以来地理学界重视自然地理而忽视人文地理，人文地理学遭受冷落，大致和社会学、法律学等差不多，长期废而不讲。但西方国家则十分重视，取得了很大发展。”我们的人文社会研究早应当补上这个“长期废而不讲”的部分。不过，“因人文科学不比自然科学，必须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有价值，不能光是把洋人的学说介绍几家，外国的著作翻译几部过来，就算是中国也有了人文地理学。”谭先生的话至今新鲜，字字有声。真要做人文地理研究，不能光有“高度”(无论是理论的高度还是遥感卫星的高度)，一定还要有“低度”，即下到现实地面上来落实，勤勤恳恳地“按山川，览城郭，稽道里，问关津”，考察历史地理，仔仔细细地思索我国古往今来社会空间的错综构成、复杂变化。

在“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中，人文地理本十分发达，既有一整套“体国经野”载之典籍的成熟思路，也有社会纵横表里的实践操作，而历史实际中不由人意的客观呈现，更具琢磨价值。从理论上说，经过夏商周以及秦汉的长期历史酝酿，在《禹贡》和《汉书·地理志》中，已然形成了垂范百代的一系列重要人文地理概念。可以说，为在偌大一块地域中安排好庞大帝国的空间秩序，我们那个时代的祖先既树立了社会地理的“主义”，也解决了社会地理的“问题”。“主义”就是“九州”、“五服”、“移风”、“易俗”，这是“普天之下”；“问题”则是州、郡、县、乡、亭、里，这是“莫非王土”。在古代地理学思想中，“地理”与“地里”为不同的二者。“主义”与“问题”构成“地理”，而“地里”仅指道里远近。若以为古人只晓得道里远近，只记录四至八到，则低看了古人，高看了自己。需要我们虚怀而勤恳考察的，当然是古代社会人文的“地理”，即古人如何建州域、物土疆、辨方经野、因人纬俗。

不少学者认为，最早的人文地理是行政地理，这在中国古代尤其发达。中国古代社会每一回在地域上的大幅度变化(或者“开边三面”，或者“衣冠南渡”)，都要求当朝的人士拿出一套办法，或说法，去解决实际问题或心理问题。所谓内府“版图”、朝廷“大簿”(均为人文地理档案)，都是王朝管理不可或缺的凭“籍”。侯仁之先生早已指出，古代的许多地理“志书”都有行政管理意义。古代的地理“关怀”，重的是九州之内，所谓“圣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远矣”。为“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明王”左右的“微臣”或收图籍(汉相萧何)，或研志书(唐相李吉甫)，十分重视地理之术，好来“纽”天下的纲纪，“制”世上的群生。

由于朝廷的行政属性，许多地理大事都被凿成制度。所以我们研究一代制度，不能忽视制度所指涉的事物的地理活性。像政区制度、户籍制度、驻军制度、以及赋税工商制度，这类制度如果没有因地制宜的地理说明，不注意“地移而事异”，那只是一纸教条，不能看作社会实际。另外，制度到了地方，不再是严整的朝纲，经下面“对策”的修订，或社会惰性的敷衍，终表现为地方特色。有特色才是社会现实，这些现实才是真实的社会地理景观。举个例子。明朝河南光州东部有商城、固始二县，《明史·地理志》说：“固始，州东北”，“商城，州东南。成化十一年四月析固始县地置。”析县(即把县一分为二)的事，从制度上理解，很简单，下一纸诏书，记一笔新账，完事。但社会现实则不那么简单。析县百年之后，王士性宦游此地，发现“商城自固始分，当时草草，分民不分土。至今商城民住固始城中，田耕于固始村内。固始亦然。两县令常以逋逃拘集而成口语。”(《广志绎》卷之三)析县的实际情况竟然如此。要说清这两个县行政地理与人口、土地分布的关系，很不容易。而什么样的社会原因、文化原因“容忍”商城民滞留固始城中、田耕于固始村内达百余年，则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更有许多全非制度性的社会地理现象，由社会自己滋生而出，研究起来，更觉贴近事实。它们虽多发生在县以下的社会里，但规模却可能比县大，甚至连州跨县也打不住，比如教帮、商帮、匪帮、庙会、山香、市集之类的活动。举例来说，商业活动是地理性很强的行为，与就地干活的农业不同。秦辉对陕西三原县的研究，还有最近法兰西远东学院兰克利等人对陕西泾阳县的调查，都发现，过去这些地方商业虽然发达，农业却照样落后。传统社会里，早已是商业一套分布，农业又一套分布，二者未必吻合。因为“本”、“末”的地理机制不同，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商人则束缚在距离中。怎么样把这两样事情分开来谈，再怎么样把这两样事情合起来谈，是一个不那么简单的历史经济地理题目。

文化地理是眼下一个重要的人文地理话题。我们很感谢祖宗留下了地上、地下都布满了“文化”的大地，让我们坐享丰厚的旅游收入。不过，研究文化地理，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加深对我们人类文化行为的认识。人类创造文学艺术，离不开大地，李白说“大地假我以文章”。认识这些文学艺术也离不开大地，俗话说，“不开万卷，不行万里，不能读杜诗”。欣赏中国的文学，离不开中国的土地，读“冰雪满弓刀”不能在魁北克，读“遥看瀑布挂前川”也不能在尼亚加拉。我国古时候的所谓“人地关系”，不少都是人地的文化关系，古代士大夫即使面对的是鸟兽树木、高山流水，“关系”出来的也还是文化，而不是自然科学。按美国“新文化地理学派”的看法，散文家都是天然的文化地理学家，这话不无道理。古今一理，现在张承志有一本散文集叫《大地漫步》，可以说是个很地道的文化地理文献，里面体现的概念、思想不少都是西方文化地理界正在时髦的东西。张承志没有特意去念人文地理，他只是真心地同大地交流，读大地中蕴涵的历史故事与民间风情。还有刘东再上景山的感受(见刘东《浮世绘》)，都是“无师自通”，做出了美国文化地理中很热门的“解读景观”(the reading of landscape)的事情。

再回到古人。需要说一下的是，古人记录的博物知识中有不少自然地理的内容，但那只是零散的知识，长期以来不成系统，并未形成持续发展的“学科”，故不是古代地理“学”的主流内容。古代地理之学的主流内容是人文地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传统地理学中，对山水的宏观格局有系统认识，但那些宏观格局是作为华夏大地的不易骨骼看待，其最高意义是为人文大局规定永恒分野，《禹贡》“九州”便是一例，僧一行的天下河山“两戒”也是一例，它们叙述的是河山布列，表达出来的却是人文大局。“国破山河在”，山河的永固，意味着民族之肌体的颠扑不破。“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不能迁”，历朝人士对中华大地的认知，“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所以，总结我国古代地理学的思想与实践，应脱出近代西方科学地理学兴起时重自然考察的模式，不拘限于洪堡德等旅行家式的地理学家楷模，而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找出中国自己的学问体系。

中国古代重水利，记叙河渠的书很多，其中有些内容很接近今天所说的自然地理。但即使对这样的书，也不能说来说去将它们说成纯粹的自然地理著作。天然河流与人工渠道并述，已经说明其本意重在社会水利而不是自然水文。司马迁“观”“望”过不少河渠湖水，他的感慨是“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史记·河渠书》)《水经注》无疑是一部杰出的古代地理著作，但论证它的杰出性，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不能脱离当时地理学的整体水平，不能忽视它的篇幅甚宏的人文内容。研究古代科学史，对古人没有系统化的零星知识，我们可以把它们爬梳出来，系统整理，但最好不要轻率地称“学”。近些年，有些文章给古代的名人名著拚命戴现代式的高帽，如“生态学家”、“可持续发展思想”之类。我们说历史科学要现代化，但千万不要以为把古人现代化一番就是历史研究的现代化，需要现代化的是我们，不是古人。

最后，试总括一下人文地理学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潜力与实力。就文化思想学问来讲，人文地理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书，有思想，有价值观，有文学艺术。就治国平天下的作为来讲，人文地理是古人的一番成就，有尝试，有曲折，有治乱之变。就社会的结构成分来讲，人文地理是社会诸多事物的基本属性，有实体，有层次，有过程，有全国与地方之区别。几十年来，经老一辈学者的开启，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对全国范围的政区演变研究、历代城镇规制与区位研究已相当成熟。近十余年来，新一代学者如葛剑雄等人的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周振鹤等人的历史语言文化地理研究、韩茂莉等人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亦渐成体系。都说我国人文地理与国际人文地理的发展严重“脱轨”，意思是指我们当代人文地理学太偏于规划技术，太注重数学模型，而不大理会有血有肉、有情有恨的活人社会。但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却不能这么说，我们现在的研究涉及的问题面很宽，诸如对军事地理、文化村落、疾病分布、商帮研究、地图思想、天下观念、地域宗教、风水思想等等，都有精采之作，远比许多国家丰富，可惜外国人中能看懂的不多。

不过，我们倒不大在乎外国人能看懂多少，倒是很希望国内研究社会历史的大同行们，如历史学家、社会史家、经济史家、艺术史家、思想史家等，能多多关注地理问题，从不同角度把中国这个大地域文明的历史地理过程和历史地理文化揭示出来。另外，也希望我们研究当代人文地理问题的学者，不要与我们自己的历史人文地理太“脱轨”。倘若我们能古今联起手来，定能建立世界一流的人文地理学。

唐晓峰

《读书》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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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地域空间
　
李孝聪
　
十年前，金克木先生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指出“地理学并不只是讲山水、土壤，看风水，是连地面上的人一起研究的。”“从地域学角度研究文艺的情况和变化，既可分析其静态，也可考察其动态。这样，文艺活动的社会现象就仿佛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场，……作品后面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地域概括了这个群的活动场。那么兼论时空的地域学研究才更有意义。”金克木先生还具体点明了可能进行地域学研究的四个方面：一是分布研究，不是仅仅画出地图，而是以文学和艺术的地域分布为基础提出问题，考察地域性的变化，注意不同文化、文艺的前锋接触。二是轨迹研究，考察文学家、艺术家和作品及文体、风格的流传道路。在时空结合的背景上考察人的行为和文学艺术的动态。三是定点研究，考察一时期或长时期内一个文学艺术流派的集中发展地点。四是传播研究，传播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全国传播轨迹的风格、流派，同一主题或同一结构在不同地域中重复出现或形成的模式。

十年过去了，做文艺的地域学研究的人仍然寥寥可数。常常听到人们用“隔行如隔山”来比喻学科专业之间的陌生及其难于搭界，细细品味其实是为知识的自我封闭、不肯联手而作的推诿。我想，不是人们不想这样做，而是旧式的教育与学科分类过细、过于分明，限制了知识阶层的头脑。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知识结构不断分化的世纪，每一个古老的学科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深化，从一门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学科或迟或早地、不断地被分离。例如：历史学和地理学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然是一门人类最早认定的无所不包的综合性的科学。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它们不断地被部门史、部门地理的研究所分化。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又为自身的独立而不断地正名。因此，二十世纪的学术史上往往会找到大量有关某一学科属性界定的争论。到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年，“某某学”的频频登场更是司空见惯，以至成了学术界的“时尚”。可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最初对待史学和地理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水火不容”。二十世纪科技的发展带动了学科的分化与学科的独立，大量新学科不断涌现，同时也带给了人类某些认识上的误区：为了维护本学科的独立而“划地为牢”，以至限制了知识的发展。

既然旧式的教育体制一时难于打破，学科过细的分类束缚了思维的发展，跨学科的研究由一门学科一个专业的一个人不易做，为什么不可以由一个诸学科协作的群体来实现呢？

地球上的生物是有领域的，作为高等生物的人类更是有自己的领域。国家有国家的领域，称作疆域；几个国家结盟，有结盟体的空间领域。国家内的地区，如行政区、省(邦、州)区、市(城、镇、郊)域；再小，则村有村界，户家有房基地，都是带有领域感的地域空间。具体的个人也有各自的领域，柜台、实验室、办公桌等等皆是。从物化的空间，则可以演生出抽象的哲学领域、文化领域、思维领域、专业领域。这个从一定的地域空间到思想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古已有之，随着地球上人类的出现，这个双向互动就开始了，不断地填补，不断地更新与修正，也不断地固化着、影响着过去、现实与未来的人类社会，这正是当前人类应该追索、研究的问题。

作为文化思维的产物：文字记述的书、图形与符号描绘的地图，都反映着作者创作时代的领域感，也就是说，对它们的研究和使用，不能只留意以时间角度为重的史料价值而忽视写作人的空间感。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很强调历史背后的地理，“没有地理基础，人民——历史的创造者，似乎只能行进在大气中。”(Michelet著，《法国史》，一八三三)法国史学著述中往往备有地理导论一章，注重研究地球表层的自然特点与人类在景观上留下的痕迹之间的关系。法国学术界非常注意小区域的研究，重视区域地理环境对(历史过程中的)人文氛围的影响。法国学者也很少称自己是“历史地理学家”，因为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会涉及地理问题。由于法国学者善于处理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关系，不仅没有造成长期的学科性质之争(这种论争曾长期困扰中国的学术界，很多学者颇有感受)，而且很自然地能将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领域中去。所以有些西方学者以为：“法国不存在历史地理学，每位法国历史学家，或者地理学家都可以称之为历史地理学家。”这一良好的学术传统的实践者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到的“年鉴学派”的学者们。

从今天的法国历史学者的著述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他们继续着这样的研究实践和观察问题的视角。法国远东学院(EFEO)的蓝克利先生(C.Lamouroux)用剖析中国宋朝南、北方人对“大宋国”领土的疆域观，重新审视那些宋人使辽语录。他发现奉使记事与宋人的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边界两侧的土地原属中国，人为地与胡虏划界使地域变得任人摆布：地域既是谈判协议的对象，它便被剥夺其部分文化特征，变得更加中立化。第二，如果边界仅是两块中国土地之间的人为界线，它就不再是由已知向未知渐进的区域，而只是两个已知世界的分界。”宋人“对胡虏的实证认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透过疆土而积累起来的。……他们的分析，即使故意贬低，也始终离不开中国体制的概念框架，特别是这些官员总是把辽国当作中国的翻版进行解释。”“这些南方人就在关外和幽州附近发现北国土地的过程中，认识到宋国疆土的特性。谁有可能比这些南方人更善于从空间出发，由奇及异地确定一种相异性？”直到今天，当人们谈论十世纪至十三世纪时在中国北方出现的事件、名物或古迹时，还是习惯于用“这是宋代发生、建立的……”如何如何，也是反映人们观察问题的某些既定的地域文化心态。因此，蓝克利先生提出对中国宋代社会的研究要重视宋人对空间的了解，地方对自己空间的了解，特别是当时的行政机构利用什么手段来认识空间，决定政策。

重视写作者的空间感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从宋人使辽记事联想起我自己曾经做过的一次把历史文献的内容放在空间中进行考察的实践。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奉诏编纂了一部地志《北道刊误志》，写此书的目的是为宋朝官员了解辽国使团所经历州县的风土人物故实，补旧郡邑图经脱误之不足，以应对辽使提出的问题。从内容上看，此书与现存的地方志没有多少区别，也未曾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当我将书中所提到的州、县依原书次序分别点在地图上，发现竟然揭示了一条从北宋京师开封府穿过华北平原腹地至辽朝境内的道路。这条宋代通北方的官方驿道不是以往人们常常提到的沿太行山东麓的大道，从而引出了一系列有关这条平原中部驿道兴衰、通塞的历史问题，以及涉及华北平原河流与环境变迁的研究。这也说明当年宋人编写此书时是有着限定的空间排序，阅读时不能仅仅着眼历史主义的时间而忽视空间的次序。

这些年史学界有许多学者注意世家大族兴衰的考察，探讨某个历史时期大族的发展历程，他们尤其留意到大族迁徙的空间轨迹，“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其所具有的独特性”。这样一些论著虽然还多是偏重于政治史方面的研究，但是由于涉及了地域空间和“地缘政治”的概念和分析方法，使得这样一批研究成果以较新的视野在史学界获得了首肯而被看重。

时下的社会与人文科学的研究有很多都涉及地域空间，譬如：文艺的地域学研究、人口的空间变动、空间经济学、社区空间结构的比较、社会关系的区位研究、地缘政治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社会心理学等等。能不能把历史地理学请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殿堂中去呢？在最近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与法国远东学院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对宋史研究入道颇深的邓小南先生谈起从宋代区域性社会中的士人交游圈，考察两宋时期的家族与地域性社会，发现一涉及地域就非得有历史地理学者联手合作不可；法国学者劳格文(J.Lagerwey)指出他在研究客家传统社会时的重点在了解传统社会而不是研究客家，因而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地区性，不能笼统地归纳某些特点来涵盖整个中国社会，需要运用历史人文地理的区域类型分析的方法，依不同的地区分别进行阐释。

“路线”的概念曾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组织以丝绸之路为名的考察研究项目的中心内容，历史上的每条路线都被看作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之间进行接触的途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一种文化特征不能被看作一个民族聚居区或者一个封闭的场，而应被看作一个综合体和一种碰撞的产物。每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发展都与一个动态的过程分不开，这个过程包括民族的迁移，不同文化的接触，相互影响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改变。在某些历史时期中，不同民族居住地区的合并，以及民族特质的融合，逐渐使各种影响融为一种明确的文化特征。探查古代人类交流的道路，阐明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曾经是如何交往，血缘与族缘的影响如何逐步让位于地缘和其它因素的影响，都是当前人类应该追索、研究的问题。欲弄清以上涉及地域空间的问题，如若没有历史地理学者的参与，打算给出完满的解答，是很难想象的。


李孝聪

《读书》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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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观察人文与地理学的人文关怀
　
赵世瑜
　
十年前我为《读书》杂志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陈正祥教授的《中国文化地理》一书的评论，在这期间，我以一个非地理学专业的研究者的身份，写了关于文化地理的两部专著和一些文章，虽不免有班门弄斧之嫌，但毕竟表示了一个人文学者对地理学的重视和期望。十年过去，诸人文学科对空间的观察角度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地理学的人文关怀由于许多现实因素的误导，却并没有显著的加强。

人们几乎都注意到，参加文科高考的学生要考地理，但考地理学专业的学生却不需要通过地理的考试；在欧美的许多国家里，地理学属于社会科学，而以地质学等归于自然科学，但在中国，地理学却一直属于自然科学，学生无须对社会人文科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有深入的了解；尽管有识之士倡导了天地生人的综合研究，但大学地理系对人文地理学的重视却每况愈下，它们纷纷改名，虽体现了当今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却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出于对人的生存的关怀，同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把人与社会的因素考虑进去。今天，大学的学生们跟随着他们的老师四出各地，为地方政府部门做经济发展或环境方面的规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给予的科研经费的不足，但我始终怀疑，在连地理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等等)概念都不具备，又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相关体验的情况下，在功利主义目的支配下进行的这些短、平、快的研究，能有什么样的科学结论和真正效果。至于缺乏人文学训练所导致的视野狭窄和底蕴浅薄，更是地理学人才培养的巨大危险。

以上所说，有可能完全是一个外行人的片面的评头论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地理学和历史学一样，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古老学科之一，它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必定是因为它为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做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我以为地理学的最大贡献，一是提供了从空间观察事物的尺度，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的区域研究；二是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二是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所以地理学的本质、或至少它的终极追求也是人的科学，而绝非无生命的岩石、土壤和水。

既然地理学具有人文学的根本性质，所以早就为人文学者所重视。中国古代地理学与近代地理学的根本区别，就是它与人文学的密切关系，关于《史记》、《汉书》以及更早的原典当中如何触及地理学的基本命题，采用地理学的研究手段，自有历史地理学家的精当论述，这里毋庸赘述。但这种亲缘关系到近代以后反而被残忍地切断。曾有一位地理系的学生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大禹治水时的环境演变状况是怎样的？”这使我又感动，又悲哀。因为在我为历史系开办的讲座中，毕竟还有一个地理系的学生在听，在思考具有人文学性质的问题；但我又的确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一是因为“大禹治水”只是个几千年前神话传说，我无法知道，如果这个同学知道那并不见得是历史真实，从而换一个提法，也许问题就可以有个答案；二是因为即使知道那个壮举的确切年代，我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在最近一、二十年以前，历史学似乎放弃了空间的观察尺度，只固守着时间这一条直线，甚至历史地理学这个边缘学科也成为沿革地理学的同义语。历史学对地理学的一切关怀，基本上被简化为一个问题：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

在接续历史学与地理学这两个时间与空间学科的关系上，法国年鉴学派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众所周知，法国的人文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年鉴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费弗尔与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等关系密切，在大学毕业后同时取得历史学和地理学的中学教师资格，他的伙伴布洛赫及后来的布罗代尔也是同样。一九一二年，费弗尔出版了他的国家博士论文《腓力二世与弗朗士-孔泰：政治、宗教与社会史研究》，把区域史与“总体史”(Total History)结合了起来，把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局限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中去考察，同时考虑了这个特定的空间(区域)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从而把自然史与社会史统一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十年后，他出版了《大地与人类进化》一书，被人称为今后的历史学家在如何处理社会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关系时树立的“样板”。在书中，他认为“地理环境无疑构成了人类活动框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人本身也参与形成这一环境”。(见拙译《欧洲史学新方向》第57页)

布罗代尔可以说是年鉴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在国内已出版了两种，最有代表性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也将翻译出版。费弗尔评价他的这本书时特别指出，他“断然把西班牙的大政方针纳入到历史和自然地理的范围中去”。正是在这部书中，布罗代尔把历史的时间划分为大家熟知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而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则是那种长时段的结构因素，对中时段的经济社会运动和短时段的政治事件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在这里，时间和空间就统一起来了，历史就成为特定时空连接点上的一个坐标，历史就成为自然、社会(经济)与个人(事件)三位一体的“总体史”。同样的观念体现在布罗代尔晚年的著作《法兰西的特性》一书中。该书的第一部分就是“空间与历史”，其中包括从空间审视法国的多样性、人口在乡村与城市中的分布格局，以及地理因素在构成法兰西过程中的作用。可以看出，地理学的、或者空间的角度被布罗代尔放在了首要的地位，他说，“地理学是最具体的一种观察手段：张开眼睛，从人们看到的事物出发，一般而言，这毕竟不是件天大的难事”(参见该书中译本第12页)。但到今天为止，对大多数历史学作品来说，这似乎还是件“难事”，因为除了历史地理学家以外，人们通常对特定时期的地理环境状况还是不屑一顾的，但历史地理学家通常又由于专业范围的原因，对特定时期的地理环境状况以外的东西无暇顾及。

从空间观察人文的角度带动了区域研究。在中国，对区域经济或经济区域的研究走在前面，其它领域则相对滞后。比如对宗教、语言、民族、民俗等区域文化或文化区的研究还远不够深入，区域史的研究已经展开，但地理环境或空间并不应该只是一种自然的大背景或大舞台，在最初的叙述结束后便烟消云散，它应该像空气一样渗透或弥漫在历史、文化和社会之中，它应该与人们每日每时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美国学者施坚雅(G.W.Skinner)从空间的角度探讨中国城镇及市场体系的著作对我们应该有所启示。尽管他利用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 theory)进行的研究引起不少争论，但还是启发我们换一个角度、立体地考察中国社会。在中国的不同区域之间，形成一种空间的联系，每一个区域的活动不可能是静止和孤立的，它们始终处在一种交换或交流的状态，它们之间又具有不同的层级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不仅是城镇或市场，而且政治、宗教、人口、服务业乃至各种信息传递(比如政令、邮传、交通)等等，都可以置于一种空间网络中重新加以考察。

对人地关系的关注是地理学的另一项看家本领，也是它对其它学科的一大贡献。通常人们把这样的视角称之为“生态学”的。在年鉴学派的后起人物中，虽然不再着力于构建宏观的历史，但在具体的、个案化的研究中，却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历史生态学”的东西。这实际上是“总体史观”的一种延续。勒华·拉迪里早期进行了大量人口生态史方面的研究，把西方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与人口生态的变化密切联系起来。他后来的代表作《朗格多克的农民》和《蒙达犹》虽然是区域的、甚至是一个村庄的历史，但却确立了一个由环境生态、经济和人口构成的独特社会结构整体，生活在这一区域或村庄的集体精神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结构中的表现。人们的生育与死亡、作物与收获、信仰与仪式等等无不与这个整体的物质结构有关。实际上这就与文化地理学上的文化生态学主题走到一起来了。人们的心理、行为和生活态度往往都是对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反射。

但是，当我们的人文学还没有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和具体的探讨之时，地理学却几乎放弃了这样的传统。在人为的学科调整和课程设置基础上，地理学家日益减少了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的对话，甚至在培养新的地理学工作者时，放弃了造成这种对话的知识积累，使我们的期望只能在少数个人身上实现，而不能形成一种整体的冲击力。当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当强调自然科学的人文关怀已经成为国际共识的时候，如果本身就具有人文学特征的地理学依然忽视这一点，那么它还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我们说，人文学者忽视了空间观察的角度，会使他对真理的认识具有局限，会使他失去研究领域中的广阔天地的话，那么地理学家忽视人文素养的培养、漠视本学科的人文学意义，就会影响到这个学科的生命力。

但愿以上所说只是庸人自扰，危言耸听。

赵世瑜

《读书》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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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文地理的传统
　
辛德勇
　
研究传统文化，首先应从传统文化本身的知识体系入手。我们提倡在传统文化研究中要特别重视历史人文地理，其中的一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文地理在传统文化的知识构成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

中国传统的图书目录，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于古代科学体系的认识。由于从唐初的《隋书·经籍志》开始，直到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在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图书四部分类体系当中，“地理”类书籍一直归在史部，于是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从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是居于历史学附庸的位置；对于地理学在中国古代学科体系当中的地位，持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影响人们准确地估价包括历史人文地理在内的历史地理学在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其实传统目录学的史部，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它区别于其他部类的本质特征，是其内容的社会属性，即侧重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活动和行为，而不是其时间属性。因此，地理类书籍归在史部，不仅丝毫没有降低地理学的地位，反而说明中国古代地理学一直与人类社会活动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种社会活动正是所有传统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础；同时，它也说明了与人类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人文地理，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主流。纵观我国古代的地理著述，除阴阳风水一系性质有别，可以置而不论之外，真正的自然地理论著，可以说是非常少见。那些最有代表性的地理书籍，如《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大清一统志》等等，无一不是人文地理著述。
大量人文地理著述的出现和它被列入史部的事实，反映出在古代社会中，人们十分重视人类社会活动的地理问题。人们在一定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下从事社会活动，在社会活动过程中又产生了一系列人文地理景观和各具特征的人文地理区域。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受到了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因而所谓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以地域文化为基础而构成的概念。这一概念，既体现着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共性，也包含着各个不同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性。阐明这种共同性的形成过程和差异性的具体表现，是历史人文地理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历史时期留传下来的大量人文地理典籍，为我们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展示了广阔的前景。回顾过去，我们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至少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并不比历史自然地理落后。那种认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相对滞后于历史自然地理的估价，我认为不够十分准确。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在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扩大研究视野的同时，防止流于浮浅和空疏。与历史自然地理相比，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要更多地依赖历史文献记载。因此，熟悉文献目录并花苦功夫仔细爬梳历史资料，是认真做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首要前提。早在一九八二年，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一篇题为《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文章，呼吁大家认真做好搜集考辨史料这项基础工作。谭先生在文章中讲到，我国历史地理学界面临的首要问题，已不是学科性质，而是研究方法，即必须改变许多人轻视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十几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而且伴随着整个学术空气的浮躁，在某种程度上，轻视乃至漠视文献资料的倾向甚至还有所上升。如果不努力去从根本上扭转这一不良倾向，必将阻碍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其实用不着谭先生讲大家也自然明白。所以依我看它并不是什么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研究态度和学术作风的问题。浩瀚的人文地理典籍和其它历史文献，犹如一座座丰富的历史人文地理矿藏等待着我们去开采，我们一定要耐下心来，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镐一镐地去深挖细掘，千万不能像矿贼一样随意乱挖滥掘，东抄西凑几条资料便纵横议论驰骋，著书立说。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汉书·地理志》当中已经包含有丰富的历史人文地理内容，清初顾祖禹的历史军事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更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时至今日，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一味墨守成规，还要充分吸收和借鉴海外各种行之有效的新兴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不管运用什么理论来阐释问题，采用什么方法来分析问题，这一切一切的基础，都必需像顾祖禹那样，首先花大气力去弄清基本史实，不然的话，只能构筑起一片片美丽的海市蜃楼。我们强调历史人文地理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就意味着研究历史人文地理首先要继承我国的研究传统。在今天大家普遍重视西方外来学说的情况下，我认为能不能很好地继承这个传统，是我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

谈到我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传统，不能不涉及对清代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我认为起码就历史地理学研究而言，对于乾嘉学派所取得的成就，必须给予全面、充分的肯定。以往人们非难乾嘉学者的最大缺陷是其脱离现实、为学术而学术；而对于乾嘉地理著述的贬抑则更为莫名其妙，罪过是只做考据，不发议论。如果从政治生活角度出发，这种评价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仅仅就学术本身而言，我想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做的评判好像更为公允。他认为学术要想取得进步，就必须相对脱离于现实政治，而考据则是最为科学和最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梁启超是思维敏捷超群的才子，在政治生活中更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比我们当今许多文人对于“人文关怀”、“社会关怀”之类的问题，应该有着更为实实在在的体会。他的话，值得我们深思。我一贯认为，乾嘉学者的历史地理研究成就(基本上都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范畴)，不仅是我们今天研究一切历史地理问题的坚实基础，而且也在研究方法上为我们奠定了科学的规范。随着历史、文学、经学、理学、民俗、宗教等传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地域问题将日渐突出，对于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及时全面地纠正以往许多人鄙夷乾嘉学者地理著述的错误看法，势必难以普遍建立起一种严谨的研究程序，结果将妨碍历史人文地理学对于传统文化研究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辛德勇

《读书》1997年第5期

silver

无地自容
　
刘东
　
我的方位感一向很差，地理学知识更是几近乎零。唐晓峰先生如此盛情，硬拉我来参加这个讨论会，实在让我无地自容。

但转念想想，“无地自容”这件事本身，亦差可算个“倚空卖空”的题目罢？因为当代人地理学知识的贫乏，乃至于他们跟大地亲和性的丧失，原都是应当好好检讨一番的。于是，我就不揣浅陋，重演“野人献曝”的故事了。

先从我跟某位师长的“论辩”谈起，过去我们时常进行这类“智力游戏”，只觉得其间充满了会心的欢悦，并不太计较礼数虚文。记得有一回，他居然铁嘴钢牙地一口咬定，“线性进步”的概念，完全可以被在历史中演明，逗得我也随即鼓起三寸不烂之舌雄辩道，我们对于“进步与否”，根本就一无所知。接下去，我们如天马行空一般，从古今生活世界的不同，扯到了韦伯和马克思的区别，却怎么也争不出个输赢来。情急之下，他又随手举了个“行路”的例子来反驳我，说无论我怎样地信而好古，怎样地钟爱宋学，反正当初苏东坡被贬到岭南时，终须在路上奔几个月的命，而今他却得享现代化的便利，几个小时就可以飞去飞回，——此中岂不是“难易立见”么！

但虽说“难易立见”，却未见得“高下立见”。所以我马上又反唇应对：即以“行路”为例，也并不像他领会的那么简单，因为根据不同的文化参照系，会对此得出各自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当年苏大学士虽是晓行夜宿，难免鞍马劳顿，但依他那随遇而安的性格，能够借机畅游沿途的景致，乐亦在其中矣！再说，他一路脱口吟出的那些诗句，不仅曾传诵一时，点染了同代人的生活，还得以授受至今，“人化”了外在的陌生自然。反问行色匆匆的今人，尽管个个都像神行太保，飞去飞回地奔自己的营生，又有几人获得了这般的审美愉悦，有几人达到了如许的文化成就呢？——也无非就是在飞机的轰鸣和起降中，落得头晕脑胀罢了……

若照诸位方家听来，我们当时过的这几招，当然是插科打诨的小把戏了。但我却觉得，如果结合今天的论题去回味，在那荒诞不经的话头后面，亦不乏某些严肃的内容和成分，尽管我们当年受“唇齿之戏”的支配，只顾着去各走偏锋。因此，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如果不是为了巧舌如簧，我其实也并非真心认定，像当年那般地一贬再贬，直被贬到天涯海角，乃是甚么惬意的经历，相反我倒是相信，恰恰是其中的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才成就了那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大文豪。此话怎讲呢？依愚之见，当古人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并列一起时，后者的含义决不致像今番这般简易，仅仅意味着去购买一张“来回机票”；毋宁说，作为人生的两大必修课之一，它要求人们为之付出与“读万卷书”大致相等的艰苦努力，——而且恰又因为这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修养功夫，适足以砥砺磨练人们的性情，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行路”才会和“读书”两相补充印证，在中国古代的生活世界里，同被看作培育人格的必备手段。

于是，且容我大胆放论一句：假如在古代的知识谱系中，确曾创化过所谓“地理学”这样一门学问，那么它也决不像今天这样，只被分类给了自然科学，而更其隶属于人文学科，具有浓重深密的伦理学色彩。人类跟自己脚下的大地，曾有过难以割舍的亲和性，所以他们当初的“地理学”观念，就并非被压扁和钉死在墙上的抽象平面，而是永远蕴涵着新奇体验的切身观览。正因乎此，“地理学”才会成为发自古人内心的学问，素为例如顾炎武这类的通儒大贤所重。在古代的修身次第中，人们必须脚踏实地地“走”向自身人格的成熟，或者说得再具体些，他们只能在“行万里路”的开放探求过程中，借着对于山川河岳的游历来拓宽心胸，借着对于先烈遗踪的寻访来汲取传统，借着对于人情物理的体察来增益阅历。——总之，大地确曾表现为化育人性的生命之根，也确曾启迪过人们再转而自觉参赞大化的运行。

然而再环顾一番眼下的生活世界罢！在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都市，在专业分工壁垒森严的学院，到底有多少人还依稀记得人类与大地的这种亲和性、还念念不忘以往知识谱系的这种包容性呢？他们还能理解当苏轼自号“东坡”(不过是谪居黄州时躬耕的一片田亩罢了)时的文化意蕴么？还能领会当康德讲授“地理学”课程(尽管他何尝有缘稍离哥尼斯堡寸步)时的心理冲动么？受现代性大潮的裹挟，眼下“知”与“行”之间早已脱尽了干系，——“读万卷书”已变得太艰难，即便还有人勉力去做，也多会受其职业所蔽，只读与自己的谋生手段相关的书，而“行万里路”则又变得太简易，竟是毫无新奇感可言，无非是循着早已辟好的旅游专线，赶到任人皆知的“罐装”景点，摆好姿势留几张影而已……这就是我们获得的廉价“进步”吗？只怕虽属“天翻地复慨而慷”，却未必“虎踞龙盘今胜昔”罢？

由是，就请恕我的不恭和真率：跟过去那些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比起来，我们恐怕只能算是足不出户的“小男人”了！因为在当下的生存环境中，那些像搭积木一样拼装起来的“火柴盒”，已经把我们托举到了半空，而远离了厚重的沃土。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我们已经更习惯于在跑步器上“行走”，或者到大商场里“散步”。当然，我们也时常出门旅行，而且比古人走得更远，从北京跳到深圳，甚至再从东京跳到纽约，但我们却早已丧失了敏感的诗心，丧失了探险的本能，充其量也只像人世间匆匆的过客，从班机的航线上记取几个站名而已。另外，我们也时常留神脚下，而且比古人更会装点，从地革铺到地砖，甚至从地毯铺到地板，但除却斗室内的逼仄空间之外，我们竟对外在环境的恶化如此麻木不仁，听凭各种水泥怪物像毒菌一样疯长，任它们来嘲弄和欺凌“人性的尺度”……所以，毫不夸张地讲，对于我们这些随身背着硬壳的蜗牛来说，对于我们这些根本“不接地气”的豆芽菜来说，除了强记几天以应付升学考试以外，“地理学”(即使是纯属自然科学的地理学)已算不上什么必备的常识了，——除非我们胆敢把知道地铁沿线有几个出口，或者小区附近有几家超市，也煞有介事地吹嘘为一门学问！

再退一万步说，就算人们愿意把前述的种种虚空和畸形，看成“人文地理学”的最新研究内容，以为这刚好反映了由现代性导致的地貌变化，以及由这种新的“生存场域”所造成的心灵感应，也仍有必要补充一点：既然名曰“人文地理学”，就无论如何都不可忘记了自身的“人文品格”，不仅要纪录人文景观的变异，而且要参与人文景观的建构。也就是说，“人文地理学家们”，责无旁贷地应当向世人提出警示：真正符合人性要求的地理知识，早已和现代人讳莫如深了，所以当人们夸口地球“越变越小”的时候，地表其实正离他们“日益远去”，并使他们越发“无地自容”。——如此强调地理学的“危机意识”和“批判精神”，实在是因为现代大都会的胃口好得太可怕了，竟致于连早先本雅明笔下的“巴黎世界博览会”，或者艾略特笔下的“荒原”，都已被吞并和消化成了时髦的文化消费品；所以要是弄得不好，就连我这句“无地自容”的惊呼，也可能只变成了一个新的由头，让暴发户们去加倍霸占和精心伺弄门前屋后的绿地。君不见，眼下某些号称“旅行家”的人，不正是在传媒的炒作之下，强充“现代徐霞客”，去满足某种粗俗的猎奇愿望么？只可惜，他们足下虽行了“万里路”，胸中却并无“万卷书”垫底，所以走得离人群越远，反倒离商业社会越近。

至于无知且门外者如我，自不敢有这等高远抱负，顶多也只能去做做大头梦，盼着能早点儿躲开都市的尘嚣，让双脚亲近一下久违的土地，踩一踩尚未被别人踏平的泥路，那样的话，我至少还可以不再感到“踏空”或“失重”的眩晕，睡得更香甜些，直到彻底回归大化的那一天。

刘东

《读书》1997年第5期

silver

[跟贴]同期刊发了王铭铭的一篇文章，话题与这组文章相近，也贴上来：


空间阐释的人文精神

王铭铭

初次到闽南的溪村从事社会人类学田野考察时，村民们问起我“下乡”的目的，我回答说为的是了解当地的“旧事物”。出于好客的心态，几位善良的村民带我去参观他们视为最代表村里的“旧事物”的“名胜”。第一个去处是蓝溪边上的大榕树。他们说，这是祖先留下来的“风水树”。几百年来，它给了当地人不可多得的庇荫，在三次大洪灾中，显示了灵验，把洪水抵挡在村外，使村民的财产免遭自然灾害的洗劫。第二个去处是不到五十平方米的一泓池塘。虽然池塘不大，但是村民们却尊之为“龟眼”。一位老人指着离池塘不远的一座小丘陵说那是“龟山”。我对四周观察许久，没有发现此地与乌龟的形状有任何相似之处，而村民们却对“龟形”的存在深信不疑。他们还说：明初，县衙准备在村中设立一个军队的教练场，那些被派来考察的官员一接近龟眼便腹痛如割，就只好把教练场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溪村人不仅赋予他们所处的地理区位一定的神圣解释，而且还通过保护自古留下来的村落公共建筑来表现区位的灵性。村中有祠堂和神庙各一座，据说是几百年前经祖先请风水先生精心选址、设计才建起来的。引起我好奇的是，祠堂里的祖先牌位和村庙里的地方神的空间定位竟模仿了“坐北朝南”的中华帝国符号格局。祠堂的“正名”是“宗祠”，它的内部空间安排仿照上古的“左昭右穆”的宗法图像，建筑的外部设计刻意体现了“龙虎之穴”的气派，而不到四十平方米大的村庙却有一个威名叫“龙镇宫”，就连私家的“公厅”的空间布置也富有一定的神圣性。村民家中均供奉着“土地公”(即“土地爷”)和慈悲女神“观音菩萨”，一左一右照应着位居于中的“南向而坐”的祖先灵位，没有重大的事由，这些神灵的位置不随便更动。

在“现代人”看来，溪村人的地理空间观念是奇怪的。但是，对于我们的老祖宗来说，这种观念不但不怪而且还十分正常。在古时候，像溪村人那样的“乡巴佬”对地理空间自然持有“迷信”的看法，而许多帝王将相也都用“迷信”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空间环境。帝都和贵族豪宅的风水设定便是迷信的例证。我们之所以说“溪村人的地理空间观念十分奇怪”，是因为自从“科学”一词出现以来知识界的“精英”便用理性的模式来理解我们所处的空间区位，而司空见惯地把“迷信”的空间理解与“理性”的空间理解对立起来。西方地理学是现代理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本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它便已致使我们远离我们的乡土传统，形成一种与我们自己的历史产生断裂的思维和言语“习惯”。直到“后现代思潮”的出现，我们才有机会来反思“理性-非理性”二分法的局限，把“乡下人”的观念与“摩登时代”的文化并置起来思考问题。

人文地理学这个学科之所以有它的独特地位，是因为从事此一学科研究的学者宣称他们与一般地理学家不同，能够对人和文化的精神加以关注。然而，在一个世纪的实践中，人文地理学者不但没能真正体现他们原本许诺的人文关切，而且还不断复制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理性论。理性论主要表现在两种思考方式上：第一是认为受科学训练的“知识者”可以站在“充分客观”的角度理性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第二是认为“知识者”和被研究者均是“理性人”，他们的认识和实践均由一种所谓的“实际的理念”促成。(Sahlins，1972，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Chicago)

在不同的学科，这两种思考方式造成了不同的流派。就人文地理学界而论，它们所业已造成的认识论形态包括广为学者遵从的“物质文化论”和“经济空间秩序论”。前一种思考方式以文化地理学的开创者索尔(Carl Saure)为代表，它一方面强调文化地理学可以促使地理学者把关注点从物质世界转向人文世界，另一方面强调把人文世界当成可以用分析物质世界的方法来理解的实证世界，从而使此一学派的学者们把文化视为完全脱离于人的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的物化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索尔的文化地理学来自于早期德国传播论和美国历史学派的文化人类学思想。尽管这两个学派在立论上有差异，它们均把文化界定为有一定地理分布和传播规律的人工造物。受其影响，文化地理学者把文化当成超离于社会和人的客观世界加以研究，他们还主张，能够真正认识文化空间逻辑的人是理性的实证地理学者。后一种思考方式十分注重文化的“经济基础”的“经济空间秩序”，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勒施(August Losch)。它的立论是人文世界的地理空间，起源于经济上富有理性的人对于自身的生产和消费地点的选择。换言之，人文世界的空间秩序等于人的经济活动的空间秩序，社会、政治和观念的空间表述均由经济的空间秩序决定。

无论持“物质文化论”还是“经济空间秩序论”的看法，地理学者都犯了一个把地理空间和人对立起来的错误。虽然文化地理学者注意到人工的造物构成地理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却没有认识到作为文化产物的景观离不开人的创造力和想象。他们把景观与主体的生活世界分割开来，使之成为完全被客体化的对象。相比之下，经济地理学者在处理人和地理景观相互关系的过程中较尊重人的能动性。不过，他们在主体和资源之间划出一条过于绝对的界线，把主体完全当成利用自然地理资源获取自身福利的理性动物。二者均把主体(包括认识论主体和文化创造主体)排除在空间秩序的构筑过程之外。

近年对西方现代地理学的反思，使人们认识到，与源于启蒙时代的多数西方学科一样，形形色色的“科学”地理观表述的是一种文化和认识论的霸权。文化地理学包含一种西方“科学知识者”对被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支配，其所创造文化空间格局实为西方文化权威对世界秩序的“官方解释”，因而其所服务的对象是伴随殖民化的“地理学探险”。经济地理学把人类描述为充满利用自然资源欲望的动物，它的解释体系实为资本主义的实用哲学的一个部分，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的合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实证地理学的后现代反思充分表明，实证地理学对空间的想象是权力的格局和话语权力的要素，它貌似“客观”而事实上却隐含了知识主体的意识形态。(Edward Soja，1990，Postmodern Geographies，Verso)

对地理学中理性认识论和理性空间解释的反思包含了“非正统”地理学的因素，而形形色色“非正统”地理学也就是试图在地理学者和特定区位空间中的被研究者之间寻求沟通的桥梁。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本土观念”理论和哲学家福柯的权力理论被视为新人文地理学的主要思想源泉。对于不同解释体系的尊重及对空间的社会一权力层面的强调，为我们进一步反思理性和实证地理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如果这样说还过于抽象的话，那么我们不妨通过重新评估广为国内学者所知的中国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区位体系论说明地理学反思及其对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启示。

在施坚雅看来，区系空间的制度同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透视点和相遇点，通过区系空间的组织，不仅可以观察非正式的制度，还可以观察行政体系。同时，非正式的市场区系与正式的行政区系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地理形貌的空间格局。换言之，“官方区域行政结构与非官方社会组织结构之间是相互黏结的”，而它们之间的“黏结点”则由经济因素决定。他说：
　
从三种意义上讲，经济中心的功能可以说是基本的要素。第一，集镇和商城是物资、服务、金钱、信贷以及追求生计和利益的个人的流通渠道之关键枢纽。……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商业中心吸引了其它类型的功能，因而，地方的宗教区域、学校的生员分布区、司法辖区都显著地与贸易中心的腹地相对应并反映贸易中心的枢纽地位。第二，中心区位有利于经济剩余价值的抽取，也有利于政治体制的运作。因此，政府往往把力量集中在商业中心以图调控生产和经济交换方式并抽取地方的财富。秘密社团和其它类政治机构的大本营通常设置在集镇与城市之内，部分原因在于政治竞争大多是为了控制市场和其它经济机构。同样地，帝国的区域行政通常围绕着新成长起来的贸易中心而调整、重组它的首府。第三，比起行政流动和其它都市间联系的机制来说，贸易显然是塑造中国城市体系的更为有效的途径。贸易可能是因为区域行政体系的薄弱而显出其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贸易比行政来说，更加显著地受地貌的制约，因为它对代价距离(cost distance)很敏感。因此，在塑造都市体系的过程中，地貌制约与贸易模式倾向于互相强化。……我们应该一开始就注意到，行政首府仅仅是经济核心地点的副产品。(Skinner，1978，“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local systems，”in Studies of Chinese Society ，Wolf ed.Stanford ，p.2)

支持施坚雅理论的具体资料是相当晚近的“中华晚期帝国”(明清时期)的历史地理文献。可是，如果施坚雅试图证明空间结构的生成规律，那么就需要回溯到中国历史的早期去考察社会经济区域形成的根源。那么，远古的资料是否支持施坚雅的经济区系论和经济空间决定论呢？就现存的研究成果而言，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可供思考的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施坚雅所界说的宏观区域并不是明清的产物，而是具有长远历史的区系格局。早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就有华夏、东夷、南蛮三大区域文化集团之说。这种区域划分本来以为是属于神话传说，但是后来越来越为考古证据所证实。华夏文化在考古学文化上以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东夷文化的活动区，大致与山东、豫东南和皖中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及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一致，南蛮集团以分布在华中、江西的屈家岭文化为中心并向东延伸至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这些族群文化的对应性早已使中国考古学家对中国文明的单元论提出质疑，夏鼐早在七十年代就把中国古代文明划分为七大区域(夏鼐：《碳十四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一九七七年第四期)，苏秉琦把中国文化起源地划分为六大区系，不少考古学家循此思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区域分析。(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先秦时期，《尚书·禹贡》的“九州”虽然局限于上古“华夏”文化圈，但是与文明发轫期的区域文化格局是相互映照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在周室衰微之后的勃兴，是有充分的区域结构根据的。当时的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三晋文化，不仅基本上与中国文化起源期的六大区系形成对应，而且与施坚雅所划分的清代宏观经济区域相对应。具体地说，它们与华北区(一部分)、长江中游区、东南区、长江上游区、华西北区、华北区(另一部分)是对称的。

本土区系格局的图景，一方面成为汉以后封侯与行政区划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本土地理观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中国传统的“分野”观念糅合了古代星象学与地理学的概念，它展示了星位与区位的相互映照状况。而“分野”的宇宙-地理观所划分的“天地定位”(实为中国的版图)与上古的文化区域和清代的宏观经济区域惊人地相似。“天地定位”不仅在官方行政地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民间堪舆实践中亦被广为征引。


现存考古学发现足以表明，中国文化区系类型的形成过程不等于市场核心区位的形成过程，而是复杂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交易圈、聚落社会关系以及潜藏于物质文化中的符号与区域认同的互动过程。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明产生之后，国家力量、区域性的哲学－宗教体系和族群认同，对于文化区系的形式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广泛的历史视野看，中国上古、中古、晚古的区系类型有可能是经由与非经济的路径产生的。例如，区域首府的建设可以导致人口聚居与市场勃兴；国家的人口迁移政策以及战争引起的人口流动，可能导致区域类型及其核心－边际结构的重新组合；族群与家族关系的发展变化，也可能影响区系的形成与变化。

本土区系观念(如“九州”、“五服”等)到底是区系现实的文化印证，还是纯属中国人解释“天下”构造的象征体系？对这一问题，施坚雅丝毫不加考虑，更不知道他的理论在中国的古典传统和民间传统中均早已有论述。本土文化解释体系中的观念，很可能反映了长期存在的区系类型的现实状况，同时代表了中国人的社会观与族群分类观。从这一角度看，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区系类型与观念形态中的空间格局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本土空间格局的观念，可能影响居住地、市场和政治中心的选择。

从这一理解出发，我们进而对施坚雅的“经济空间决定论”提出一个重要的质疑：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原理，是否可以挪用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历史发展独特性的非西方社会中？经济人类学真正引起一般经济学界注视的，是它对西方经济观是否可以引进到非西方社会的争论。作为一个中国学家，施坚雅绝对不是一个生搬硬套西方经济理论的人。但是，从他的理论的立足点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他主张西方规范经济学概念以及“经济人”的哲学人类学观念可以被运用到中国研究中。施坚雅对传统经济人类学研究没有深加探讨，但他却在这门分科的后期争论(即关于经济学理论是否可以用来分析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中有意或无意地选用了其中一派的看法。通过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的分析，他论证了勒施的经济空间秩序理论，从而支持了那种主张西方经济学概念可以解释非西方经济过程的观点。

在中国，如同在任何社会中一样，交换行为与交换制度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传统中国的交换行为与制度与西方式的“超社会”市场机制有鲜明的差异。就施坚雅所探讨的时代而论，当时的交换体制、货物的意义，就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在广大的中国农村中，原始的互惠交换、物物交换广泛地存在；民间“人情”观念的重要性，体现了中国交换形态的社会性与情感—道德意义，也体现了中国人赋予货物一定的社会与文化含义。此外，中华帝国(与分裂状态中的区域性国家)不仅通过行政与意识形态控制社会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掌握着再分配的主动权，从而使再分配交换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漂浮力量的地方精英，一方面受制于帝国的象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动员了大量的民间资源，使自身的社会地位成为一种中介和可供交换的物品(或投资的资本)。

中国的集镇及其它核心地点，不可避免地是交换行为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施坚雅所强调的运输资源与地貌特点。但是，一个地域共同体(无论是村落、集镇还是宏观区域)之所以成为一个共同体，很大程度是由于交换的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族群—区域认同意识所致。如果说中国集镇有什么功能的话，那么它们的功能就不是单一的货品交易，而是多方面的：在集镇上通过长年习惯的买卖关系，地方社会形成不同层次的圈子；由于交换的内容涉及到一般物品和具有社会性的物品(如通婚或女人的交换)，因此市场成为社会活动的展示场所；在市场上，税官、行政官员、军人、士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形成互动的社会戏剧，表现了上下左右关系的复杂的面对面的交往；通过核心地点，物质的和象征的物品可以被“进贡”和“赐予”，使帝国的再分配交换成为可能；由于核心地点的重要性与资源的丰富性，因此社会与政治的冲突(如械斗和官民矛盾)也常在此类地点发生。

从而，以此类的“集镇”与“核心地点”构成的“宏观区域”不是“经济空间”一词可以概括的。从上古到晚古，中国的区域不只是经济空间，还是社会、行政、文化—象征的空间场域。至于经济空间是否是决定后几类空间的动因，答案也将是否定的，因为这几种空间实际是一体化的，它们也是中国社会构造与转型的共同动因。

讲了这一大堆话，无非是想说明，施坚雅理论的误区实际上代表了理性地理学的误区。正如施坚雅的理论一样，地理学研究向来忽略物化的经验事实之外的另一种经验事实，即文化解释-宇宙论和空间的社会内涵。也就是说，地理空间并非脱离人的观念解释体系和社会生活世界的外在因素，而是人的观念和社会组织的内在组成部分。人文地理学家邓肯(James Duncan)指出，人对空间景观的解释可以分为三类：(一)处在一定空间场合内部的人对空间的解释；(二)处在该空间场合之外的人对该空间的解释；(三)研究者的解释(Duncan，1990，TheCity as Text，Cambridge)。如何沟通这三类不同的解释是人文地理学者的新任务。一些社会理论家已经强调指出，对于人来说，空间更多地具有社会性和权力符号意义。因而，对地理空间的社会科学解释必须充分注意到它对社会构造和权力生成的作用。

这些理论的反思和重新建构无非指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事实：以西方为中心的“理性地理学”仅是许多种空间理解中的一种，它本身服务的也仅是一种社会—权力格局的构筑。与规范地理学一样，我在文章一开头介绍的溪村地理观也是一种空间和宇宙论的解释体系，这个解释体系也服务于一定社会—权力格局的构筑，只不过由于近百年来西方理性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渗入已经使我们对它原有的价值产生了否定。假如施坚雅当年不是从西方经济地理学入手，而是从“当地人的观念”入手解释中国的社会空间体系，他所发现的便不是完全远离于中国人的生活的区位体系，而是一幅有关空间的符号和社会逻辑交织的图像。例如，溪村的情况便是这样的：人对空间的解释是对远古传统的继承和改造，这种解释与当地社区的认同及村落自我保护意识有密切的关系，也构成一部有关当地家族社会生活的历史，而社会生活不只是经济生活，而是包含了村民间“人情”和权利交换以及符号互动的复杂体系。

在二十世纪的末期，我们开始对“理性”、“科学认识”等概念提出反思，这种反思所要建构的是一种文化并置观，它力图使不同的解释体系和社会－权力体系并存于同一个学术空间之中。对于地理学中这种文化并置观的确立，人文地理学者可以作出很大贡献。不过，在谈“贡献”之前，他们亟需做的工作应该是：在时空坐落中的主体与社会科学的场域之间寻求对话的途径，使自身的人文精神获得充分的发挥。而对诸如溪村人地理观的空间解释体系的尊重，以及对诸如施坚雅理论的地理学认识论霸权的反思，将是促成对话和实践人文精神的重要前提。

王铭铭


《读书》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