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普查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刘锡诚
[小序] 5月18—20日，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在京举办了“国家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培训班”和《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首发式，在会上传达学习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文件)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讨论了即将在全国开展的民间文化普查工作有关的若干问题。笔者应邀就“民间文化普查的思路和分类问题”作了一个发言。会后想来，觉得意犹未尽，于是找出十多年前就“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工作写的一篇同题文章，觉得此文所论，即使现在倒也还并无大错，与是借此宝地发表出来，作为发言的补充，供即将投入全国民间文化普查工作和研究工作的朋友们参考和批评。——作者2005年5月22日
问题的提起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关山的阻隔，气候的多异，语言的复杂，特别是由于社会经济和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民间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不仅主要居住在平原及沿海地区的汉族与主要居住在边地山区的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显示出巨大的差异，而且主要居住在边地山区的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之间也显示出各自的独特性。这种不平衡性和地区的、民族的乃至心理的独特性，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学的色彩的斑斓和风格的多样。中国民间文学的主流是农民的口头文学。一则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兴起较晚，他们的口头文学在渊源上、内容上、气质上与农民的口头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则因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也是以农耕为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各少数民族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的少数民族处在以狩猎为主要经济的时期，但为数不多。中国民间文学从横向看是多色彩的、多风格的，从纵向看由于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的风尘，积淀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因子和人民群众对自然界和世事的朴素的观念，是一宗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全国解放36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陆续进行过多次民间文学调查采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可观的民间文学资料。但我们的民间文学实在是太丰富了，已经搜集起来的资料与仍然流传于群众口头上的民间文学相比，可谓沧海之一粟。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搜集是不平衡的。有的省、自治区，特别是云南、贵州、广西、黑龙江、辽宁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有组织的考察进行了多次;有的省、自治区，虽然也搜集过一些，但多数是由个别爱好者和研究者自发进行的，真正按科学指导进行的有组织的普查则没有搞过。不论哪个省、自治区，都有未曾进行过普查的空白点。那里的民间文学还鲜为外人所知晓。因此，对我国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民间文学这一宗文化遗产进行一次普查，即全面搜集，应当成为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民间文学界一项极其重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当前，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着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把我国引入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时期。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随着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而发生着急剧的变革。相应地，婚姻、家庭、道德规范、风俗、习惯以及人们的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着令人不易察觉的变迁。现代文明的发展——新技术的采用、信息传播手段(最强有力的广播电视)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加强，对老百姓中间固有的民间文学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甚至不可逆转地导致传统民间文学的弱化。作为民间文学传承者的老一辈的说唱家、故事家、歌手等逐渐由衰老而死亡，年轻一代又由于世界观、信仰、文化兴趣等的转移，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对越来越多样化的文艺欣赏的选择，从而导致了人们对民间文学的淡漠倾向，使民间文学传播的载体迅速减少。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民间文学的发展极不平衡，现代化的发展也极不平衡，上面的意见仅是对民间文学发展总的趋向的一种宏观估量，至于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话的民间文学仍然是社会成员中间几乎唯一的文化生活。1985年我先后到云南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地区(有傈僳族)、临沧地区的沧源佤族自治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及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尼乐克县的哈萨克帐篷等地作民间文学调查，了解情况，接触了许多民间文学研究者和民间艺人，充分地领略了民间文学传统的稳固和活力。即使在那些地区，人们也一致感到，保护和抢救民间文化，变得越来越迫切了。
为了保护和抢救民间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物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84年决定在1990年以前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而“集成”编纂工作的前提，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民间文学普查。不进行这样一次普查，就不能掌握更多的民间文学资料，从而把“集成”编好。这项宏大的工程正在实施，各地已经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待于民间文学界同行们在研究探索中加以解决。
普查的含义与范围
所谓普查，就是在一定范围(在全国范围内、在一个省、一个地市、一个县的范围内)按照科学的原则对民间文学进行的全面的搜集、记录、考察、研究。对一个地区进行的普查，有别于单项的或专题性的考察。由于时间的关系或其他原因，一个考察队到一地进行田野调查，或是搜集民歌，或是搜集民间故事，而对其他题材的民间文学弃置不顾，是所谓单项的考察。为解决某一专门课题，一个考察队或个人到一地或几地围绕着这个课题而进行的考察，是谓专题考察。普查或曰全面搜集，与这些单项考察和专题考察不同，它的任务不止于搜集某些题材、某些形式或某种题材的民间文学，而是力求全面地搜集、记录、调查和研究这一地方的民间文学，把民间文学作为该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系统的考察。
中国民间文学大体上是由四种形态的作品和资料构成的，即：
(1)在社会成员(某层面、某范围、某地区)中世代口耳相传的口头作品，这是民间文学的骨干，具有传承、无名和积淀等特点。从创作过程看，这种形态的民间文学大多是不自觉的艺术创作。产生于人类童年时期的作品或与图腾活动和祭典礼仪有关，或直接间接地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产生于文明时代(在中国，主要是封建时代)的作品则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样相，阶级的和世俗的内容尤其鲜明而突出，与巫术等原始信仰的关联显然减弱了。在民间故事中，劳里·航柯(Llauri Honko)先生提出的本人故事(personal[experience] narrative)在我国民间文学中也是存在的，(参阅《国外民间文学研究新动向拾零》中有关劳里·航柯《空洞的文本，丰富的含义》一文的报道，见《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3期。)但仅仅是传统故事的补充，尚未形成一种独立的文体。在民歌中，特别是对唱、联唱一类作品中，即兴演唱是一种普遍的形式，个人因素占重要地位。这种形态的民间文学由于跨越几个时代而流传至今，其中像一座座古文化遗址那样积淀着不同时代的人们的观念，在思想内容上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2)以抄本、摹本、印本为存在形态的，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民间文学。这种形态的民间文学在许多文明古国都存在，苏美尔史诗《吉尔加美什》甚至是以泥版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这种形态的民间文学作品是经过民间的知识分子记录加工过的民间文学作品，有的今天还可能在民间流传，有的则早已失传或半失传。在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藏于民间的这种抄本、摹本、印本很多，并且时有发现。“五四”以后民间文学工作者们曾搜集了不少一向被称为俗文学的弹词、鼓词、子弟书、俗曲一类说唱文学。1932年5月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曾印行过刘复、李家瑞编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十六开本1276页)。据刘复在序文中记载，搜录工作从1925年起，北平孔德学校从车王府购得大批曲本，后刘氏再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力量继续搜集，加上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和他本人所藏，共得六千多种。这项成就是堪可彪炳青史的。但可以相信，这也还仅是很小的一部分。(注：据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中所收王汎森《刘半农与史语所的“民间文艺组”》一文，当年刘半农所搜集到的万首俗曲材料，现仍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所属“傅斯年图书馆”。——2005年5月21日笔者补注。)可惜，这项工作后来未能有人继续下去。台北学者齐如山、何容、吴守礼、方师铎、黄得时、吕诉上、朱介凡等曾作俗曲搜集工作，惜未见到他们的成果。去年(1985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俗文学学会是否有此计划，尚不得而知。日前从《文摘报》上得知，该学会薛汕的一本《书曲散记》最近已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宝卷的内容，大多是宣传佛教义理的，但也有相当广泛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其数量之众难以确论，五六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在路工的主持下，搜集到的宝卷数量很多，成就堪可称赞，可惜在极左思潮下全部被处理了。(2004年，我在中国文联图书室查阅资料，请工作人员打开铁柜，看了一眼几十年前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搜集的那批宝卷，心绪得到一些安慰，那批宝贝经历了十年“文革”之乱如今还在。几年前，扬州大学车锡伦先生曾根据我在中国俗文学学会成立大会的致辞中提供的线索来查阅过，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全部过目。据我所知，世界各国图书馆里的宝卷，差不多都已在学者的著作中有著录了，唯独中国文联图书室里的这批宝卷，仍然深藏闺中尚未有人识。我虽念念于心，毕竟已逾古稀，也是有心无力了，今将此信息录之于此，希望后来者有志者让这批宝贵资料见到天日。——2005年5月21日笔者补记。)近年在河西走廊一带不仅在群众中又兴起“念卷”和“听卷”活动，而且搜集到了宝卷手抄本50多种。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宝卷中注入了大量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非宗教的内容。(参见段平《河西民间宝卷》，载《民间文学研究动态》第8—9期合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1985年编印。)近年来，以上海、浙江、江苏吴语地区为中心进行的民间叙事诗的搜集调查，收到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了许多手抄本。一部题为《林氏女望郎》的1914年手抄本，有1500行的规模。(参见上海民间叙事诗采风组《有关〈林氏女望郎〉的一部分情况》，载《民间文艺集刊》第4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在湖北神农架地区，当地文化馆的干部发现了一部题名为《黑暗传》的长篇叙事诗，叙述了人类自开天辟地造世界以来的历史故事，包含着许多神话因素，很有研究价值。(胡崇俊搜集《神农架民间歌谣集》。见刘守华《民间文学概论十讲》第18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12月版。)在少数民族地区，类似的抄本、摹本、印本也颇多见。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传》都有手抄本在民间流传，近几年收到了不少，对于这两部史诗的整理翻译起了重要作用。云南西双版纳东巴经书的搜集与翻译所取得的成绩，已引起了国内外东巴文化研究者的瞩目。傣族叙事长诗的抄本、印本在民间也颇流行，近年来傣族民间文学研究者已经掌握了几百部之众。去年在允景洪，一位同行向笔者展示了一部鸿篇巨制的傣族创世史诗的手抄本;在德宏的首府芒市，一位同行告诉我他们已购得一部罕见的手抄本。满族民间文学研究者告诉我，近年来他们也收集到了一些民间文学的抄本和印本，可惜未能读到刊本。(参见富育光《试论民间文学资料的保管》，中国芬兰民间文学联合考察及学术交流秘书处编《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1986年)第117—127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可见，这种形态的民间文学是不可忽视的，各地都已经注意到，有的已经做出了成绩。
(3)作家创作的作品和地方戏曲中的故事返回民间，经过社会成员的添枝加叶地改造，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有些作家广泛吸收流传于民间的传说、故事、歌谣一类口碑文学，经过提炼加工，重新熔铸构思，写出了作品，如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传》和《西游记》等。后世人又把这些作品中的若干人物传说、片断故事情节加以丰富，流传起来。如今我们在鲁西南水泊地带还能搜集到梁山泊英雄好汉的传说，在连云港一带还能搜集到有关孙猴子和花果山的传说。对这种情况不可一概而论，要作具体分析。有的可能是世代口耳相传传统传说故事，有的则可能是从书本返回民间的。至于地方戏曲与民间文学，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些是戏曲吸收民间文学而得到活力，有些则是从戏曲而变为民间文学。
(4)从毗邻国家(或民族)、从佛经故事中移植或外借而来的民间文学。最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史诗、民间故事和佛经故事，随着宗教的传入和商业的往来，而在一些信奉佛教的民族和虽然不全信佛教却毗邻而居的民族中生根、流传、发展、衍变。如“尸语”的故事之于西藏、青海藏族;阿銮的故事之于云南的傣族。(阿銮的史诗是否来自于《罗摩衍那》，是学术界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这里只是谈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影响。)古波斯、阿拉伯诸伊斯兰民族的民间文学，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新疆诸民族，新疆诸民族的民间文学传入阿拉伯民族，发生着文化上的借用与交融，例子是很多的。
以上四种形态的民间文学，在普查中均不应排斥，而应一律看待，均在搜集、记录、考察、研究之列。
普查要求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只抓面，不抓好点，并不能达到普查的要求。所谓面，是指对所要考察的地区各个村落、乡镇所作的一般性的调查采录;所谓点，是指对那些说故事家、史诗演唱家、歌手荟萃的村落、乡镇的重点调查采录。现实情况是，并不是每个自然村、每个家庭里都有能够比较完整地讲述民间文学作品的能手，对于多数人来说，只是知道片言只语、故事梗概，语言缺乏光彩，构思也缺乏才能，因此，他们不能代表当地民间文学的传统和特点。在实地考察之先，最好能选一些说故事家、史诗演唱家、歌手比较集中的村落作为考察点，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有才能的讲述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最好能找到那些群众公认的记忆好、讲述民间文学比较多、比较完整的巫师一类的人物，如彝族的毕摩、纳西族的东巴、傈僳族的尼扒、哈尼族的背马等。他们讲述的民间文学，大体上能够代表本地民间文学的概貌，而且他们的讲述比较一般人完整，构思上、语言上有更多的独创性和艺术魅力。找到了这样的考察对象，考察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田野作业的理论与实践
正如15世纪以后新大陆的发现，提供了不同的原始民族的大量奇风异俗的资料，从而为人类学的建立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一样，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的民间文学田野考察，将会以客观性的、翔实的科学资料，为民间文艺学(folkloristics)和神话学(mythology)这些学科奠定基础。民间文艺学在世界各国学术界至今尚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有许多学者在努力呼吁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其原因主要在于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理论框架和独立的方法。记录、搜集民间文学资料固然是田野考察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目的，但民间文学田野考察本身作为一个手段，其最终目的并不止于此，而在于把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揭示出它的发生、发展、消亡的规律，确定它在民族发展延续和整个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类学和民间文艺学中有所谓“书斋学者”的雅称。“书斋学者”所读到的民间文学资料(文本)是平面的，或者说是扁形的，而在田野考察中所棉队和得到的民间文学，则是立体的，或者说是圆形的。自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开启了人类学家必须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以来，不仅为欧美的人类学家们奉行不渝，我国的人类学家们也广泛采用。这种方法也是民间文学研究者们的基本方法。由于实地调查的广泛采用，学术界日益认识到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更容易把握民间文学的规律和特点。在实地考察中，不仅要用笔记录下当地人讲述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的文本，而且还应尽可能地记录下讲述时的非语言因素(即感情、情绪、表情、手势)、民俗因素(譬如笔者曾亲眼见到新疆卫拉特蒙古的老“江格尔奇”在说唱《江格尔》之前，先当众喝酒、洒酒祭天等动作)和讲述环境(在什么场合下讲述，是鼓楼?火塘边?听众是些什么人?是男女都有还是只有男人?老年人与青年人是否同场?在庄严地演颂还是轻松地讲述?等等)在讲述民间文学时，讲述者是信息发出者、传递者，而听众则是接受者，整个讲述活动是由讲述者的讲述和听众的反馈完成的。讲述者故事结构文本的深层的潜在的东西，要靠听众的生活积累和丰富的想象力的发挥才能得以实现。因此，要特别注意讲述者的讲述在听众中所引起的心理感应(通常在文艺理论中称为“影响”)，注意听众在讲述过程中的反应对讲述所起的作用。听众在听讲述时，是根据个人的生活经历和遭遇、个人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来以不同的方式接受并创造性地完成作品的。讲述者在讲述神话或民间故事时，只是提供给听众一个作品的框架和连贯的思想内容，同时还留给听众许多空白(接受美学理论谓之“未定点uncertain points”)，让听众在接受的过程中去填补。听众在听讲述时，听了一句讲述后，立即在头脑中流动着一个“语句思维”(Satzdenken)。当听众头脑里产生的这个“语句思维”与讲述者的继续讲述相符合、相连接的时候，讲述者与听众是处在“同一”之中的。但讲述者的讲述出现了出人意外的跌宕起伏、变化转折的时候，听众的预想与讲述的文本产生了脱节，语句思维被打断了，这时往往引起听众感情的波澜，或惊叹，或愤怒。这些内心的感应是因人而异的，是讲述文本中所没有的，是听众的创造性的补充。在研究讲述活动时，我们是把整个讲述活动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把文本解析出来，仅仅注意到文本就够了。因此，考察者除了笔录之外，还要辅之以录音、录相等技术手段，借助于这些视像手段，能够较为理想地对民间文学作整体性考察。为了弥补现场记录的不足，离开讲述现场后，还应把当地人的心理资料(包括他们谈到的种种意见、当地的掌故、趣闻、事物的来历、咒语等)以及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禁忌等补记下来。
田野考察所获资料的客观性，应受到严格的保证和充分的尊重。这是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起码的素质与作风。在田野考察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防止在考察过程中以任何形式歪曲和篡改民间文学材料使其失真，即使遇到在今人看来是可笑的或悖里理的思想、情节和语句。对资料的鉴别、评价，是考察后期的工作。
考察者不应是消极的观察者，而应是参与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ation)。如果时间宽余、条件许可，考察者最好能与被考察者同吃、同住，取得他们的信任，成为他们的朋友，学会他们的语言，这样就能去掉他们的戒心与隔阂。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许多值得效法的先例了。1956年以来我国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就非常成功。近几年来，辽宁的裴永镇对朝鲜族女故事讲述家金德顺故事的记录，张其卓等人对辽宁岫岩县李成明、李马氏、佟凤乙三个满族故事家的故事的记录，湖北王作栋对故事家刘德培的故事的记录，也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做不到同吃同住，也应采取各种可行的办法，善于提出问题，打破僵局，务求得到你所要的资料。能否在比较生疏的场合下打破沉闷紧张的心理困境，而取得势如破竹的考察效果，就要靠考察者在学术上的功力、事先的准备(包括提出什么问题、拟订调查提纲)和临场的经验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切忌居高临下，摆着知识分子的架子，从而造成人为的心理障碍与隔阂，或给被考察者造成单纯来挖材料的印象。要善于做好被考察者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打消顾虑(比如害怕讲的是迷信的东西，因而受到批评等)，心情愉快地讲述。要善于引导被考察者 正确对待考察，让他知道他的讲述对于研究他的民族文化所做的贡献，而不要敷衍应付。有一次，日本学者到舟山渔村进行民俗考察，当学者提出当地居民有何信仰的问题时，被调查者只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回答说：我们信仰共产主义。这就不是科学的态度，对于考察是无益的。
在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民间文学，翻译是起重要作用的。如果能找到一位熟悉该民族民间文学情况、配合默契的翻译，可以受到预期的效果。1985年笔者在西藏日喀则、萨迦、错那等几个地区采风时，在当地请的翻译与我们配合很好，当场口译和记录，每晚回到驻地核对记录、推敲译文，使采风得以顺利完成。
普查中还有一些学术问题，如宗教对民间文学的影响问题，民族关系问题，以及考察中所得资料的处理问题等，将另文讨论，这里就不赘述了。
1986年4月
(此文于1986年4月4日在南宁举行的“中国—芬兰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英文本首发于芬兰Nordoc Institute of Folklore主办的《NIF Newsletter》1986年第2—3期合刊上;中文本收入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及学术交流秘书处编《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1986)一书中，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