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情之请
读了各位的跟帖，颇受启发。特别是还把我和萧放兄的观点做了归纳排比，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真是受宠若惊！
不过有两个不情之请，希望各位理解。
第一，这个主题中的“赵世瑜vs萧放”有点不妥，最好别这样提吧。大家共同讨论问题而已，并不是像《水浒传》里讲的“捉对厮杀”，何况有的帖子意思是指萧放兄基本上代表钟老的意见，而我的看法与他们有所不同，这个指涉让我冷汗直冒。
第二，既然这个问题大家有兴趣，不妨都来参与参与。不要把我们俩当成“巴厘岛的斗鸡”，大家在旁边看得兴高采烈，不小心还赌上一把。因为我和萧放都是历史学出身，难免都会有点局限性。
说到这里，不妨暴露一点“隐私”。我与萧放教授认识于1987年夏天，当时在同一场合出现的还有已经归西的黄仁宇。这已是22年前的事了，那时我28岁，萧放27岁，大概比与民俗学界的任何一人都认识得早。原来我们都是做明清史的，他早年在江西师大的师兄弟以及后来在湖北大学的同事，都是我的好朋友。后来他必我先一步靠近民俗学，他来北师大做访问学者时，我打水时遇到他，我对这个还不甚了了，不想日后我也跑到民俗学来，真是世事难料。
关于大家所讨论的问题，多引自我们的文字，但这里恐怕还要看我们的个案研究。我要声明的是，我的主要研究都不是民俗学的，都是历史学的，不管有没有点交叉，我要回答的都是历史学问题，而不是民俗学问题，这个有的帖子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立场应该与萧放兄不一样。因此讨论我们的看法，比如田野作业什么的，一定要注意这点。田野作业对于历史学当然不是主要的方法，文献学的才是主要方法；但对民俗学来说就不同的，田野作业就是主要方法。不管是哪个分支，只要说是民俗学下面的分支，就得是这样。
关于民俗学的基本性质，站在民俗学者的立场上，我还是坚持钟老的“现代学”立场的，就是研究现存的民俗事象；但为什么还会涉及历史呢（即民俗学的“历史学”特性）？就是因为民俗不是时尚，不是转瞬即逝的灰尘，它必定从某一历史时刻传承演变而来，所以我们涉及历史，是为了理解民俗传承至今的机制，是为今而古。历史学不一样啊，它就可以为古而古。大家知道历史学的研究是无所不包的，过去的方方面面都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如果民俗史研究的是只存在于历史上的民俗，那和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上的民俗没有区别啊，你只是可以说这个民俗事象在历史上是怎样的、为何这样，最后落实到某个历史的因果上去，这不是与历史学研究其它历史现象一样吗？包括孙作云教授的研究，也是属于这个范畴。
当然，如果论者承认说，在这点上，我们做的就是与历史学者研究历史上的日常生活一样，那我也就没什么话说了；再有个人说，我们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方法与人类学的也一样，那我就更没话可说了。我们民俗学就快快关门吧，或者也可以改名为现在时髦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说句老实话，某种民俗事象在时间上的传承和空间上的传播，其复杂多样性远超我们目前所能的想象。所谓传承，往往是无穷尽的“传统的再发明”，这些再发明的背后，又是许多不同的人群和他们的活动。正像某帖所说，哪有什么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大多是我们汉人为了维持文化法统编出来骗人的。真对民俗学中的历时性因素感兴趣的同仁，有这么有意思的东西去研究，何必去和历史学者在一个桶里抢粥喝呢？何况，如果不是具备像萧放兄这样先具备了十几年史学功底的人，抢得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