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fang

首先，要明白民俗学的研究是为了理解庶民生活，这是民俗学学术关怀的根本；其次要描摹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把握民俗生活的正常状态；接着分析我们在近代以来日常生活秩序失衡的原因及后果，提出重建日常生活秩序的意义；最后如何重建与再造日常生活时空？它的目标是什么？何种途径能帮助我们达到目标。在重建过程中我们依循何种原则？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回答与探讨的。比如我们要重建家庭孝道生活，不简单是回到二十四孝的场景中，而是要结合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调整更新，实现人伦人性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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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夏兄的质疑，可以理解，我们不能替代民众自我的生活选择，没错。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对现实社会状态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方向性建议。我的考虑是，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变化过程中，百姓从原有的生活框架中，被动地裹挟进现代生活，他们失去了传统的稳定生活框架。在上层对民间的持续否定中，又没有建立起以百姓生活为中心时空秩序，日常生活秩序处在单一社会政治控制之下，民间自我服务传统破碎，一旦这种行政控制失效，日常生活就会出现无序混乱状态（目前不幸就是如此）。这样的结果将是对健康社会的威胁。我们虽然无力改变现实，但我们可以强调日常生活秩序重建的目标。我理解的秩序是社会资源、关系、结构的合理配置，日常生活秩序，是指在稳定的时空框架下，民众按照习惯性的生活传统，合理地配置自己的生活资源，和谐地处理人际关系，完善相应的社会结构。有秩序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内心相对平静，外部生活环境相对稳定，欲望与诉求能够合理表达，生活目标固定，凡事皆有预期的生活。我所说的重建是针对民间缺乏完整的生活传统而言，而这是一个健康社会所应有的。我们可不探讨高深的哲学，我们可以通过城市社区与乡村考察，去观察新型社区与衰变乡村的目前状态，根据日常生活秩序化的目标，修补、重建日常生活秩序。这里不简单是一个交往行为正常化问题，更深层次是我们对日常生活概念的理解，是去复兴与培植一种生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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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虽然不是人性必然，但是人情的必然。人是有情的，扶老携幼也是基本情感。如果将这样的基本情感也否定了，我们社会虽然很理性了（其实也不理性），但还就真的没有温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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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习惯性的生活传统，它的形成是有时间性的，比如严格的“民俗”讲有三代的时间传承才能构成，中国标准社会主义实践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到80年代有三十余年，它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确发生了重要影响，这种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的社会管理方式，实际上是剥夺了民众自主的活动意识，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服从于政治秩序，它虽然也是现代社会的一段生活实践，但始终是外在的力量，这种外加的选择，没有自发遵从的动力，它也就构不成民众生活习惯，看看80年代后的乡村民众生活传统的复归，就十分清楚。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进入中国其影响自然不能低估，它会带来新的结构性的变化，虽然我们社会一些年轻人在追赶这样的消费时尚，但它也并没有构成我们生活传统。当然一些普世性的人文理念与协作性社会生活方式，会逐渐深入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正是我们在重建生活秩序时，应该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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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近来处于忙碌状态，没有时间思考问题，户兄见谅。因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高难度的题目，在同仁的逼迫之下，看看是否最终能够完成预定方向。不管如何，我是认同民俗学的根本宗旨的，即理解民俗生活，遵从民众文化的自主变化。当然在民俗生活受到非正常的压制与破坏之后，回归正常与重建日常生活秩序，就应该得到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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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王杰文在《民俗研究》2014年第2期上所发《民俗主义与差异性实践》的论文，颇有收获，谢谢杰文。

xiaofang

同意虎彬兄意见，对传统中的忠孝观念进行历史分析，然后根据今天社会的需要，进行抽象继承，并作为忠诚家国的伦理品质。我们的孝道，是感恩情感的表达与物质的补偿、回馈，它不是斤斤计较与计算。人与人之间如果算得太清楚，虽然很理性，但没有人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