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宗教对控制酗酒的影响

　　□ 张志鹏

　　酗酒导致的社会危害是有目共睹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酗酒一方面会对生命和身体造成损害，进而可能会直接地毁灭了长期积累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酗酒每年都会消耗大量的粮食和金钱，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低效或无效耗费。进一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酒后驾车、酒后斗殴、酒后滋事往往也会造成许多后悔莫及的惨痛教训。鉴于酗酒的诸多不良后果，前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就是从反对酗酒拉开序幕的。既然饮酒被看做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控制和缓解“酒风”就不仅是只靠医疗机构，还可以借助于宗教文化方面的相关约束和禁忌来增强其影响。

　　在各大主流宗教中，佛教和伊斯兰教是明确反对和禁止饮酒的。佛教认为饮酒的害处有很多，会破坏戒律。伊斯兰教在《古兰经》中明确反对饮酒，并且将之作为一个宗教禁令渗透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

　　基督宗教对于饮酒的态度比较复杂。根据资料，在最后的晚餐时，耶稣拿起饼和葡萄酒祝祷后分给门徒，酒象征的是耶稣的血。在欧洲和美国的基督教集会中，常有饮酒的仪式，而葡萄是酿酒的主要原料，这就促使葡萄遍植于地中海沿岸，并移植至欧美各地。时至今日，基督宗教的各支派对禁酒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美国，圣公会、美以美会、摩门会和安息会都是赞成禁酒的，而罗马天主教、路德宗以及其他支派则允许饮酒。这种对酒的不同态度，对于酒的销量影响极为明显。居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北部的居民，大都为天主教和路德宗的教徒，酒的销售量极大，被称为“湿”区，而该州的南部则多为圣公会和美以美会的教徒，酒的销售量急剧减少，被称为“干”区。

　　在理论上，宗教与饮酒之间的关系已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且宗教也一直被看做是一种反对青少年饮酒或酗酒的防护性因素。美国研究者米德尔顿和普特尼在1962年首次实证检验了宗教对饮酒行为的影响，他们在一项针对在校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具有更强宗教归属感的大学生更少接触酒类饮料。之后，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宗教在普通人群中和在特定的种族或民族群体中同样能够禁止饮酒特别是酗酒。

　　究竟宗教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青少年对饮酒的偏好?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李德博士在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中揭示了家庭宗教环境和青少年饮酒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宗教对青少年饮酒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家庭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李德博士的研究假设是：父母亲更高水平的宗教性和家庭对宗教的更高归属将导致一个更为正面的家庭环境，这包括更少的父母之间的冲突、更有效的教育行为、更为紧密的父母—子女感情纽带。这一正面的家庭环境将作为一种反对青少年饮酒或酗酒的防护性因素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青少年在一个具有更低父母冲突、更好的教养行为和更亲密的父母—子女关系的家庭中成长，将会更少地饮酒或酗酒。为了检验上述假说，李德博士利用美国劳工统计局1997年到2004年的多次调查数据，证明了家庭的宗教环境对青少年饮酒的影响是存在的。这一研究的应用价值在于，它有助于帮助人们理解宗教在培育家庭和睦和有效的教养活动中具有显著的作用，也有助于理解家庭的宗教环境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形式如何影响到青少年的饮酒或酗酒行为。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本帖最后由 代启福 于 2009-11-24 09:45 编辑 ]

代启福

张志鹏老师已经成为宗教文化周刊的专栏作家了。恭喜

代启福

　　信仰与信任

　　□ 张志鹏

　　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任经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能够正常进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能够和谐顺利，都离不开信任。一些研究者将信任看做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认为信任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信任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不讲诚信的危害已经多次地显示出来。如何增强社会的信任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受多方关注的重要问题。

　　具体来看，信任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己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一是他人对自己的信任程度。对于信任的研究表明，信任与人们获得的信息有关，在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信任关系很难建立起来。但是，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问题是很难真正解决的，人们不得不建立起其他的信任机制来。宗教信仰就是一种比较独特但作用较明显的信任机制。因为在几乎所有宗教中，宗教教义和教规、宗教仪式和活动都是建立在对特定超自然力量的“信任”上，离开了“信任”，几乎就无宗教可言。深入来看，宗教信仰中的信任关系会进一步延伸到社会经济生活中，为世俗交往中的信任提供重要资源。

　　仅仅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信任关系的建立与儒家文化、道教传统、佛教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孔子提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荀子提倡诚信的商业道德，“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佛教的信任则建立在对觉悟和正觉的追求上，通过执着于精神、信念和理想，佛教与信徒建立了信任关系。道教则基于“道”的最高法则和多种经典、神明取得了中国数千年来民间的信任。这些信任资源对于中华民族的信任道德和信任关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究竟信仰对于信任关系有何影响呢?刘吉·圭索等学者在全球范围内就宗教对信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人，信任程度能够提高两个百分点。如果某人定期参加宗教仪式，信任程度能够另外增加20%，该效应因教派不同而不同。其他的多项研究也深入分析了信仰对信任关系的影响，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中国国内的调查研究似乎也验证了信仰与信任程度之间的联系。例如，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的子刊《小康》杂志，对我国2008到2009年度的“信用小康”进行了调查。对49类不同群体的诚信度调查的结果显示，宗教职业者成为仅次于农民的最值得信任的群体。

　　一些学者对中国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的研究也有许多新的发现，例如，该研究发现，道教企业家在信任方面分为多种，保守型认为，信任不信任，完全由神决定，没有人际信任，只有神际信任，神决定人的信任;温和型认为，神帮助他们增进了人际信任与商业信任;开放型与极端开放型都认为信任与神灵无关，而是依靠一切规章制度以及监督体系。该研究还认为，在总体上，佛教信仰对佛教徒的信任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这一研究发现，穆斯林商人确认对方是否可信并不主要由他们的宗教信仰程度决定，而与他们对宗教和商业之间关系的看法相关。这些研究进一步增加了信仰与信任关系的复杂程度，表明了虽然宗教作为重要的信任资源值得借鉴，但信仰与信任程度之间的联系并非是简单对应的。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代启福

　　

宗教对艾滋病防治的关注

　　□ 张志鹏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虽然距离医学界1981年首次记录艾滋病病历已经过去了28年，但人类面对艾滋病病毒仍然没有良策。按照国际艾滋病协会(IAS) 主席卡恩博士的说法，“艾滋病可以预防，可是每天新增1万多感染者;艾滋病可以治疗，但是每年200万人为之丧命。别说了，行动吧!”艾滋病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是严峻的，已有数以千万计的人被它夺走了生命，还有更多的病人因之丧失了劳动能力，加剧了经济落后地区的负担，需要世界各国投入大量用于防治艾滋病的资源。

　　虽然说艾滋病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类不当行为引起的疾病，但是仅仅凭借科研成果和医学方法来改变性行为和吸毒行为，以达到完全预防艾滋病的传播，还是不现实的。要使得那些有科学依据且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得以贯彻落实，需要推动人们在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观念上的转变。在完成这一工作时，宗教伦理和宗教组织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从宗教伦理与艾滋病预防的关系来看，两者之间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主流观点认为，宗教伦理有助于抑制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因为大部分宗教伦理都要求信徒禁欲、忠诚于家庭、提高个人修养、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等等，而且都宣扬慈悲救世、博爱助人、珍惜生命等观念。然而，也有一些宗教伦理与科学预防艾滋病传播相对立，例如，拥有11亿信众的天主教一贯拒绝安全套并质疑其有效性，因为天主教会认为，节育措施切断了性和生殖的天然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宗教因素的影响使得一些地区艾滋病的防控变得复杂化，有限的资源没有在统一的行动方案支配下得到合理使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刊登评论，肯定了宗教组织在缓解艾滋病危机中拥有独特的精神和世俗资源优势，但同时也提醒各种宗教组织在接受防治艾滋病资助时应该特别注意，其使命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传教。

　　从中国宗教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实践来看，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已经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参与方式。一是宗教组织捐赠资金用于救助艾滋病病人。例如，2007年9月28日，香港宗教界国庆访京团在北京向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捐赠港币300余万，用于开展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救助工作。二是宗教组织成立专门的艾滋病预防项目。例如，2006年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教协会“佛光之家” 建立艾滋病预防与关怀项目，形成以佛教为主、“佛光之家”为基地、三县(市)为工作站的艾滋病关怀与帮助服务网络，开展进村入户和社区帮教活动，提高妇女儿童的防病意识和能力，减少因艾滋病而造成的影响和伤害。三是采取宗教权威介入结合宗教仪式的方式关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在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介入艾滋病防治工作， 运用心理安抚、经济帮助、临终关怀、孤儿关怀等方式，使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生活及生存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从而减少了他们受到的歧视。四是开展多个宗教组织在预防艾滋病上的合作交流。例如，2007年1月在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了基督宗教艾滋病防治工作交流会议，有来自全国11个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社会服务机构相互交流了各地区、各宗教团体在参与防治艾滋病上的经验。

　　据国家卫生部报告，截至2007年7月底，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214300例。随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进入发病和死亡高峰期，遗留了大批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可见，各宗教组织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也将在预防艾滋病、关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代启福

　　

宗教信仰与公司战略的选择

　　□ 张志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战略逐渐成为企业家和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公司不再被看做是一个仅仅关注内部生产效率就能够成功的组织，相反，如果想要取得成功，公司就要对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竞争对手作出更为长远的判断，对重大经营决策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进行筹划。公司战略、竞争战略、战略管理等研究领域被用来探讨公司成败的原因。当研究者解析了影响公司战略选择的资源条件、制度状况后，对于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因素的影响力也开始加以关注。

　　对于公司战略来说，建立“长寿公司”，实现基业常青是成功的重要标志。据报道，美国《家族企业杂志》日前把全球最古老家族企业的头衔给了日本的粟津温泉饭店，该饭店至今已有1289年历史。然而，大多数的企业寿命比较短，有许多曾经规模庞大和声名显赫的大公司转眼间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相比之下，宗教组织的寿命要长得多，不论是2553岁的佛教，还是2009岁的天主教，又或者是最年轻的基督教，都比世界上目前现存的最长寿的企业还要长寿许多。虽然这些宗教组织都曾经遇到过挑战，遭受过打击，进行过调整，但其基本的使命和组织依然得以存在。这就为许多热衷于进行战略管理的公司提供了启示。显然，公司战略的核心并不应放在对竞争态势的分析上，而应是深刻地反思公司本身的使命和愿景有多高远，如果公司的使命触手可及，则在战略设计上也会相应地急功近利。

　　如何确保公司战略能够得到贯彻和执行，宗教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秘诀，那就是形成真正的信仰。以佛教为例，目前全球拥有寺庙60多万座，教职人员300多万，信徒5亿余人，知道它的人更是达到40亿之多。佛教能够吸引这么庞大的群体来参与，依靠的不是财富报酬或晋升制度，而是信仰的支撑。正是这种真诚的信仰才使得佛教的使命得以不断延续。事实上，无论是公司战略的确立还是变革都需要得到信仰的支撑。一位研究者指出，只有公司战略得到价值观、信仰、仪式、礼仪、故事、象征、语言和模范人物等文化因素的支持时，管理者往往才可以迅速而容易地实施变革。相反，如果支持性文化不存在，也没有被建立，那么战略的变革就可能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

　　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公司战略的制定上会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例如，房地产公司万科的领导者王石先生就将宗教信仰问题和公司战略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地产商，王石自称“对教堂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摩天大厦的兴趣”。他撰写的《徘徊的灵魂》一书中，不可思议地将耶路撒冷游记和2008年万科的境遇结合起来。王石认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源头就是基督教文化，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他不但以宗教的精神来反思企业与人的生存意义，也着迷于追问：“新教伦理是西方企业家的精神源泉，那么，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精神源泉在哪里?”在对企业的经营上，王石强调一定要从战略布局的高度往前看，谋求长远发展。我想，万科多次成功的战略转型背后，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宗教理念的启示吧。

　　今天，要使企业在战略选择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就要让企业有信仰，就必须从企业体制、企业宗旨、企业理论和观念等各个方面打造企业的神圣性。在这方面，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儒家学说中都能够找到丰富的资源。围绕企业树立起长远的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终极目标，让企业的每一个成员能够向着这同一个神圣的目标共同努力，战略则能起到沟通这二者的作用，促进公司获得持久竞争的优势。

代启福

　　

宗教信仰暗含着产权制度安排

　　□ 张志鹏

　　财产权利或产权是一种制度安排，它由法律、规制、习惯或等级单位来确立，对经济效率具有决定意义。产权结构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私人产权为一个极端，共有产权为另一个极端，大多数产权安排都处于这两者之间。在竞争条件下，私人产权能够进一步削减交易成本，有助于促进企业、个人及社会收入的增长。具体来说，一是私人资产的使用由个体自己负责，自负盈亏，鼓励了个体自力更生的愿望。二是私人产权的转让能够使得稀缺资源的使用转换到善于利用者的手上，充分发挥资源的作用。三是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价格信息的传达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比起其他制度来说还是较为可靠的。

　　从形成历史来看，产权制度受到政治、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的巨大影响。因为产权的确立要求在法律和信仰上都得到认可。同时，绝大多数宗教都需要在产权问题上给出自己的规范和评价，向其信徒表明自己的立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思在《经济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成功与意识形态的发展有关，这些意识形态令人信服地将现存所有权结构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合法化了。如果这些结构是在一场广泛的宗教运动中建立的，那是最成功的。统治者与神合为一体(如在有法老的埃及)是最令人信服的合法形式。”

　　当然，各宗教流派对于财产权利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在圣经中，摩西十诫就有对私人产权坚定的认可，将之看做是所有良好经济的一个基础。提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并他一切所有的”、“不可偷盗”等训令，这些训令都表明了要为私人产权提供一个神圣保障。财产权也是《古兰经》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伊斯兰教认为，人类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当然也是真主所创，归真主所有。《古兰经》一方面肯定世人可以占有物质财富，应该享受今世生活，“如妻子、儿女、金银、宝藏、骏马、牲畜、禾稼等”。另一方面，《古兰经》又强调，人的信仰和后世的归宿比占有财富更为重要。

　　在印度，法律和宗教的关系密不可分，宗教经典是基本的法律渊源，法律汇编也包括宗教教义。法律要依赖宗教去贯彻实施，宗教也要凭借法律去有效传播。按照宗教经典，在资产所有权上，婆罗门是“万物之主”，有资格享有一切，有权没收低等级的首陀罗的持有物;而首陀罗则因出身低下，没有权利拥有财产。在拉丁美洲，主教会议或者“解放派神学家”以及耶稣会教士们谴责赢利动机、竞争和消费主义。他们为穷人的贫穷而悲叹，但与此同时却又宣扬拥有财产的念头是有罪过的，靠勤奋、节约和创新而取得经济成就的行为也是有罪过的。

　　研究者的实证分析则表明，在对待私有制的态度上，各宗教派别各不相同。严格的天主教徒支持私有制的程度是基督教新教徒的两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则强烈反对竞争。除了佛教徒以外，所有教派的教徒都容易相信，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懒惰而缺乏自制力。新教和天主教在这方面的效应更强。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对于财产权利的规范和评价具有重要的影响。孟子在《滕文公上》中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深刻点明了财产权利的重要性，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经济社会发展。

　　时至今日，虽然在产权制度的安排上国家宪法已经取代了习惯法。但在产权制度的具体实施和保障上，宗教信仰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人们宁可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就暗含着对“天理”和“道理”的信奉。

代启福

宗教文化对收入分配制度的影响

　　□ 张志鹏

　　一个社会如何安排收入分配，往往内在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方向与效率，当收入分配制度被改变后，人们的生产行为及经济发展状况都会随之改变。例如，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就实现了从“按劳分配”向“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重大转变。当制度能够确保生产要素投入可以获得合理收益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自己拥有的土地、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到生产活动中，推动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相反，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要素投入与收入水平无关，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就会缺乏激励机制，从而会陷入“低效率均衡”状态。

　　大体来说，有3种分配方式：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称为第二次分配，而个人出于自愿将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称为第三次分配。事实上，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认知也会参与到收入分配制度的选择和构建过程中，对收入分配制度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使得多种多样的收入分配制度在世界各国并存。

　　由于早期宗教经典被视为指导人们生产生活的“百科全书”，所以几乎所有的教派都有自己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的看法。例如，佛教认为人间的财富来源于大自然界的生力、众人的助力和个人辛勤的劳动力。因此，在分配时，除了要把财富用于谋求自身的幸福上，同时还要将财富回馈大自然，保护赖以居住的环境，更应对父母、师长尽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回馈社会，这样才不会违背佛教的因果律。同样，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有多处涉及收入分配的言论，确立了相应的经济伦理。而且在实践中，宗教组织也积极地宣扬自己认同的收入分配观念，例如，天主教的多个通谕中都明确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原则。

　　有人认为，随着现代政教关系的分离，宗教的影响更多地限于神学、道德和社会事务上，而这些事务大多与经济态度关系不大。但实证研究却表明，传承了数千年的宗教文化传统仍然在深层次上影响着普通民众对于收入分配制度的看法。

　　一项基于美国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发现，与不信教的人相比，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答卷人对再分配都持消极态度。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更倾向于赞同再分配，尽管其效应在统计上接近于零。分析还表明，与典型的英裔美国人相比，赞同再分配的祖先来自非洲的美国人和所有的美国黑人要高出20%。第二组赞成再分配的人是加拿大裔美国人，西班牙裔和美国印第安人紧随其后。

　　社会信念和福利政策之间的互动将导致多重均衡状态。如果一个社会相信个体努力决定收入水平，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自己努力的结果，该社会将选择更少的再分配和更低的税收政策。在均衡中，努力程度将更加提高，毕竟幸运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此情况下，市场产出将相对公平而且社会信念将会自我满足。这一点也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得到证实，那些个人相信财富和成功更多地来自于“幸运和关系”而不是努力和勤奋的国家更容易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

　　在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中，“多劳多得”的传统与“均贫富”的传统都有较大影响。在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这些传统认知仍然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今天收入分配制度的选择。而且，在实践中，各宗教组织也会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2008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上，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委员就一直关心着收入分配问题，他建议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加强相关立法工作，进一步增加群众收入，力争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