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土家、畲、仡佬、仫佬等兄弟民族聚居的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省视为内地，那么，这些地区应属于中华文化的中心区，或者按一些学者的看法，应属于汉文化的中心区。但是，这些“内地少数民族”从古代至今，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从而使这些处于中华文化中心区的“内地少数民族地区”呈现出与边缘区的相似性，即文化是多元的、民族是多样的。 许多人信奉文化斗争的绝对性，认为有差异就有斗争，斗争是绝对的，同一是相对的，而斗争的结局只能是一方兼并另一方。又有一些人，如亨廷顿，他们认为，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其内部的认同与凝聚，须以对外的排斥和冲突为前提，因此，不同文明的存在必致冲突。毋庸讳言，在历史上，土家、畲、仡佬等民族与周边的兄弟民族有过矛盾与冲突，但是，相互的宽容、和平还是历史的主流，否则中华文化中心区不可能在千百年中保持着多元并存的局面。如果说把“内地少数民族”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来研究，那么“内地”这种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何以构建、保持，应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
近些年来，区域文化研究在全国兴起。这方面研究所涉及的区域，其文化无不是多元并存的。笔者以为，作为一个文化多元、民族多样的局部地区，云南是最为典型的。云南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元文化聚集的地区，有26个世居民族，其中最晚进入云南聚居的蒙古、回、满等民族，在云南也已定居三四百年了。所以，中国不仅从总体上看是多元并存的，每一个局部也是多元并存的。我们应当用多元并存的观点来看待每一个局部地区，在每一个地区都要关注多元、包容多样。土家族聚居的湘、鄂、渝三省交界地区，虽然是“内地”，但是其民族文化仍以多元为特征。在这里，不仅汉文化与土家文化相容并存、相互交融，土家文化与苗文化、壮文化、瑶文化也相容并存、相互交融。我们要以这样的观点来认识“内地少数民族”和“内地少数民族地区”，保持中华民族包容多样、珍视多样的心态，以及“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和方法。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结构，是我国民族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不论从当今世界各国来看，还是从整个人类文化史来看，惟有中国是这样的。这种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文化结构，如果用一个概念来表达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亿万中国人民自发地使用了这一概念，费孝通则据此明确地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
“多元一体”的“一体”并不是指汉族、汉文化，而是指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由此，对内地少数民族而言，“一体”就是指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不是指融入汉族、为汉文化所同化。从这样的“一体”观来看内地少数民族，关注的自然就是他们如何与汉族共同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最深层的内核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最深层的内核，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发展动力。在1990年，笔者曾提出“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民族精神的融汇与凝聚”的观点，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构建的。在研究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注意少数民族有哪些思想、观念、精神与汉族不同，富有民族特色，而且要注意少数民族有哪些思想、观念、精神影响了汉族，并且在少数民族中相互影响，从而汇聚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不仅是我国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更是中国思想史的真实写照。这就是说：离开了少数民族思想，就不能全面地说明汉族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离开了汉族思想，同样不能说明各少数民族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而离开了少数民族思想相互间的交流与融合，也无法说明他们各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元代、清代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缺了这两个时期，就不能全面说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而认识这两个时代如果不弄清蒙古族、满族的思想渊源，那是绝对不行的。从区域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如果要认识云南地区思想文化的发展，就必须从各民族相互交流与融合着手，特别是从彝、白、汉、纳西、回、傣等民族的相互关系着手，否则就不能理解整个云南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有人认为，云南地区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少数民族如何受汉族影响、吸收汉文化的过程，而少数民族对汉族思想文化的影响则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一种片面的认识，既不符合云南思想史、文化史的实际，也不符合内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在研究内地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独特的东西，同时，要注意那些已成为或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财富的东西。我想，这应当是我们从多元一体观念来看内地少数民族应持的认识。
（作者单位：玉溪师范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