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人类学在中国一直走着一条崎岖的道路。
人类学在中国的百年历程中，可以说是风狂雨骤，曾经沧海。学科是悲剧的学科，人类学者是受难者。我们回首百年中国学术史，没有一门学科的命运，像人类学那样悲惨。但是，这门学科在1949年以前，在严复、蔡元培先生的护持之下，在赵元任、李济、李方桂、吴文藻、潘光旦、林惠祥、杨成志先生呕心沥血的劳作之下，经过费孝通、林耀华、马学良、梁钊韬先生奋发努力之下，曾经取得一定程度的学科自觉，为中国现代学术贡献着人类学的汗水和辛劳。《江村经济》、《金翼》、《中国伶人之血缘研究》都是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典范之作。
但是由于中国人类学是一门外发的学问，由于引进国家的不同，而呈现着多元的文化格局，这种人类学的多元的文化格局，与那一时代的多元的学术格局，相互激发，使得人类学在中国具有一种地域文化特点，大概说来，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由于自身的美国背景，燕京大学由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等创设，清华大学是美国返还中国庚子赔款创立的留美学校。使得人类学的传播具有美国的传统风格，包容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或称文化人类学）四大部类，费孝通先生在国内的学术训练就是这种风格。费孝通先是师从燕京大学的吴文藻先生，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师从体质人类学家史禄国先生。吴文藻先生当时正在大力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史禄国先生给费孝通这位清华大学的首位社会学研究生，制订了六年的学术训练计划，两年的体质人类学训练，两年的语言学训练，两年的文化人类学的训练。当然，年轻的费孝通并没有进行完六年的学术训练，1936年就前往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留学去了。
民国时代的人类学呈现着多元的格局，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都有自己的学术风格，王铭铭先生曾说厦门大学人类学是有着自己的传统的，这种传统在他看来就是林惠祥先生的精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民国时代影响极大的学术单位，语言学、考古学研究都有杰出的成就，它的民族所也同样有着自己的学术风格，凌纯声、芮逸夫先生将这种学术理念带往台湾，1949年迄今，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对推动人类学的发展和中国化，厥功至伟。
人类学在台湾，按照学科自身的逻辑，以一种相对正常的态势发展着，尽管外部的环境并不是特别宽松。至少近代形成的中国人类学的理念，在台湾薪火相传。张光直、李亦园、乔健先生正是台湾承上启下的一代学人。
大陆的人类学在1949年以后遇到了特殊的困难。由于民国时代人类学界的多元化，没有「一体」的学科共识，这样人类学便随着社会学的被取缔而取缔。但是，多元的学科群，并没有被一扫而光。体质人类学被定位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考古学北设置在中国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考古所曾经进行了大量的考古挖掘，考古所的掌门人夏鼐甚至认为我们曾出现过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民族学在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化的社会生态圈中，成为一种象征民族平等的学科；大部分语言学者被分配在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更集中了一大批像王力先生这样的语言学者。假如民国时代的人类学是一门被学术界高度认同的学科，更进一步形成学科的「一体」，那么，1949年以后，极有可能出现被连根拔起的惨剧。幸运的是，人类学是一种学科群落。这样，他遭到的只是被阉割的命运。不像它的兄弟学科——社会学，被严加取缔，不留任何根苗。
这样的态势，对当代中国的学术布局，影响非常深远。社会学因为是以一种速成的态势前进着。所以，从表面上看，社会学繁花似锦，蔚为大观。其实，这门学科起步的时候，就是在一种病态的学术理念的支配下，成长起来。而文化人类学的成长，显然是缓慢的，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分科中，人类学的面目依然朦胧，大家对它的认识，似乎还处于非常渺茫的景况。恕我直言，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中，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心理学、逻辑学、美学、语言学、教育学、新闻学、艺术学，除了所学的专业之外，我们似乎对其它科目都有所耳闻，唯独不太明了“人类学”是干什么的？此种境况，真是人类学界的耻辱。形成这种情况，我以为原因有二。第一，当代中国的学术布局，依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标准。计划经济时代最大的特点是「条」「块」分割，学术生产力的布局也是如此。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像小刀切豆腐一样，把民国时代的学术布局彻底打乱。现在回想起来，民国时代的学术布局的确有「派性」和「派系」，但是出活大学的学术风格和学术精神，很是有些个性和活力，学者的学术活动，的确是生动活泼的，带有学者的个性魅力和色彩。
经过院系调整，带有个性色彩的学术活动，都被配置在整齐划一的学术单位中。我们说，在所有的资源配置中，最可能带来灾害性后果的就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对民国时代的学者进行配置。这种配置是在取消了自由迁徙的权利之后，全能主义政治的随意排列组合。在这种情形之下，学者的个人意愿，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为，这时盛行的是国家集体主义，个人只是国家的一颗螺丝钉。社会学、心理学，这时候，被政府认定为反动学科，而被取消。有些学人，看待这一时期的学术史时，总是以为那是一个以苏联老大哥的方向为方向的时代。其实，不然，我们进行院系调整时，很有些「自主知识产权」。苏联人民的确经受了斯大林时代的残酷的暴政。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苏联还有过相当长时期的「文艺复兴」。如果从彼得大帝算起，时间就会更长。苏联人文主义传统，根深叶茂，花木扶疏。斯大林这股文化上的西伯利亚寒流，并没有使俄罗斯的近代文化传统中断。中国近代的人文主义传统，如果从梁启超办杂志算起，到现在，仅仅是一百年的时间。由于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人文主义传统并没有稳健地成长。这种传统，看似慷慨激昂，其实非常脆弱，历史没有给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机会，使人文主义的一潭碧水汇成大海。1978年以后，中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给中国社会增加了几许活力。但是，这种活力的背后，我们发现，并不是中国学者的推动。政治高层的推动，草根民众的推动，使中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成熟的共同体并没有形成，学术激励机制、学术约束机制、学术评价机制，都还没有真正建立。学术生态圈，依然还没有达到良性循环。真正为学术界所公认的学科的形象代言人，似乎还没有出现。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一批经济学家；现在进行依法治国，必然会出现一批法学家；将来文化革新运动，必然出现一大批文化学者。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学家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在我看来，并不是良性互动关系，而是一种依赖和带动关系。事实证明，经济学家依赖经济体制改革而成为所谓经济学家。在北京大学资源楼，往北大校园里扔下一粒小石子，肯定在十个人里面，碰到一位“经济学家”的头顶。这种由于计划经济形成的学术资源，在1978年以前，往往是政治性的；二十五年来，中国的学术生态圈，新加了一个变量——经济资源。这样，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利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使学科膨胀起来，按照时髦的说法叫“超常规发展”。这样，计划经济时代的学科分割，在市场经济时代，不仅没有实质性地整合，反倒愈演愈烈。这样便造成了人类学学科在中国学术界整合更加困难。人类学的学术公共空间，被分割成四块「自留地」。现在，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都已经变成独立的学科，做大做强是大家都愿意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愿意从学科群落来考虑问题。无论如何，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都是「少数民族」。人类学的学科自觉，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它所遇到的障碍，不仅仅是学科外部的，恐怕更大的困难来自学科内部。真正具有人类学的学科自觉的，大概只有北京大学的几位先生了。民族学院的民族学研究所，尽管已经改成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但是长期的政治化，已经使民族学者有些麻木了。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更是三个长大成人的孩子，习惯于小家庭了，这时候，再让这三个孩子回到人类学的大家庭来，恐怕还不愿意吃大锅饭呢？

第二个方面，与费孝通先生有很大的关系。费孝通先生时百年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历史上取得卓越成就的杰出学者。1978年以后，香港和西方学术界曾给予费先生人类学名誉学术称号。但是在胡乔木命令费孝通先生恢复社会学的时候，费先生意外地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当时由于胡乔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任命费先生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既然作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1978年以后，南方的中山大学梁钊韬先生热心恢复人类学的建制，据《中国人类学逸史》介绍，费孝通先生对梁钊韬恢复人类学并不热心。我们通过费孝通先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工作，可以看出来，主要是行行重行行。这里面有费先生出山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政治上的因素，但更大的是费先生学术理念的因素。费先生当时似乎急于想证明社会学是有用处的。费先生这时非常注意社会学的使用价值，无形之中，忽略了社会学的价值。进入九十年代，费先生开始考虑学术晚节问题，自己像老牛吃草一样，卧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将早年的学术养料进行反刍和咀嚼，老先生自己的说法为“补课”。
九十年代中期，社会学的重建比较失败，让老先生非常沮丧。这时候，老先生才把注意力放到人类学方面。1995年第一届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开班，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应该说，这个连续性的研讨班对人类学的文化自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南北方的人类学者可以聚集在研讨班，聆听费孝通、宋蜀华、李亦园先生的精彩讲演，可以进行学术对话和切磋。费先生对这个研讨班可说是呕心沥血，老先生希望更多的年轻学人懂得自己的心思。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文世界——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年刊》正是研讨班的一个结晶。该年刊的学术顾问和编辑委员会集中了三代华人人类学者，费孝通先生代表一代，宋蜀华、李亦园先生代表一代，王铭铭、纳日碧力戈、张海洋可以代表一代。年刊集中了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北方的人类学的俊彦，与其解释为人类学界的团结，还不如说是弱小的人类学界的相濡以沫。
人类学家需要温暖。《人文世界——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年刊》就是当代中国三代人类学家一个温暖的家。人类学可以说是最后一个觉醒的人文社会科学，我曾经说过：人类学家是最后的但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难以想象，直到2001年7月，人类学者才有自己的家——《人文世界——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年刊》。所以在这个弱小的、需要关爱的学科，王铭铭、杨圣敏、纳日碧力戈、罗红光来自不同社区的人类学者，共同担任主编。王铭铭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杨圣敏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系、纳日碧力戈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罗红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别看人类学是一个弱小的学科，但是又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学科，人类学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具有无比的朝气和活力，同时蹒跚学步的人类学，难免会摔跌倒。但早晚要达到成熟。这是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能摧毁的。人类学在我看来，特别像「草根学术」，大地给它以营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人类学是一门具有包容性的学科。它所探讨的问题包括整个人文世界。所以，在人类学的重建中，便有两个问题，亟待我们解决。第一，在人类学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有广博的学术视野，决不能仅仅在一块自留地上进行耕耘，最起码，要把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这四块自留地，进行整合。在当代中国学术的梯田中，整合四块各有归属的自留地，其实是一件万份艰难的事情。这与长期以来的小农意识的心理积淀密切相关，当代中国，一个学术单位就是一块自留地。如遇到强硬的领导，这种事情完全做得来的，若是当惯了婆婆，上面安置一个婆婆，原来的婆婆成为媳妇，这是万万使不得的事情。
第二，人类学以研究比较原始的人群发展而来，但是，人类学也应该顺应时代。人类学的视野早就冲破了文、野之别。我们现在不能让人类学还是老眼光。中国的人类学家看不了殖民地，就只能看到老少边穷地区，这种老眼光应该变一变了。不能说人类学不能研究城市，一看城市只能看到城市里面的少数民族，这种情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人类学者，既然善于懂得别人的心思，就不能只能懂得“非我族类”的人的心思，中国最大的族群是汉族，人类学者应该动动脑筋，了解中国各地那么广阔地方的汉族的心思。其实，同样是汉族，长江以南、长江以北就不一样。山东和山西的汉族就不一样，有时候，过一条河，风俗和习惯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汉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从一定角度看，简直比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还要大。现在辽宁省满族和河北省的汉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其实是非常小的。北京市的汉族人和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汉族人的文化差异，我在这两个城市生活过，有过一个比较，那是非常大的。我曾经说过，石家庄市和北京的文化距离，甚至比贵阳市还要远。我说出这样的话，石家庄的朋友肯定特别失望。据我所知，贵阳市还有一个西西弗书店，专门卖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石家庄市，好像只有一家嘟嘟知识书店，总共还不到20平方米。这说明，石家庄没有几个购买学术书籍的学人。学术文化在这个城市的生长，便是万分困难的事情。所以汉族地域分布的文化传统，便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的事情了。

第三，人类学本来就是一门视野极广博的学科，中国由于学术发展的迟缓，所以，亟需弄清学科的边界，进行专业化的精耕细作。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学术布局，建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基础之上，那次调整总的思路就是“拆”，把一些学科拆得越零散越好，“拆”到最后，自家人都不认自家人。学者见面总喜欢问一句：“你是研究什么的？”两个搞中国文学史的学者，说起来真不是笑话，基本上互相说不上什么话。为什么？“甲先生”是搞先秦文学史的，两汉魏晋的书都不看，“乙先生”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1915年以前的书都不怎么阅读，这样同时搞中国文学史的两位先生，真可谓“君住江之头，妾住江之尾，日日不思君，何曾想见君？”这样细致，按理说，应该具有一定的学术个性吧？其实不然，房间流行的著作，只要是同一学科，比方说《法理学》，差不多“百部一面”。一些学者，习惯后慢慢地喜欢上自己狭小的学术“领域”。那么狭小的学术自留地其实都不配称作“领域”的。让这样的“专家”，看到学科之外的广阔天地，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鼠目寸光的生活了。人类学者，尽管没有包打世界的野心，但是，我以为，应该具有整合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信心。否则的话，只能自甘于“剩余社会科学”的称号。是“综合”而不是“剩余”。顾名思义，人类学就要研究人类世界，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现实，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信仰、宗教、法律、教育、语言、文学、艺术，甚至工艺、技术、科学、医学、卫生、农业、工业，都是人文世界的领域。如此看来，一本《人文世界——中国社会文化人文学年刊》，尽管可以有三十万字的篇幅，但是实在是“小景”。人类学在中国所遭受的劫难，并不是说这门学科的品质如何恶劣，恰恰相反。
书窗外，寒凝大地，万籁俱寂。
回想人类学在中国悲剧的命运，音箱传来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中国的人类学者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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