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原文正式发表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6辑
2007年11月8日、15日、22日，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梁永佳博士作客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应邀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博士生、硕士生讲授题为“莫斯与杜蒙——社会学派的人类学”的课程。
在讲座开始，梁永佳副教授指出，之所以把莫斯和杜蒙放到一起来讲，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非常接近。梁永佳认为，要理解莫斯和杜蒙两人的思想，首先必须明白两个核心概念，即莫斯的“总体社会事实”与杜蒙的“等级”。“总体社会事实”最明显的体现于《礼物》一书中，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我们必须把每种社会事实放在总体的背景、关系中才可能理解它；其二是说总体社会事实是一种本体论的实体，它本身可以触摸，我们可以在生活的任何方面看到它，以因此不可能像现在的社会科学的分工一样把它分开来研究，而只能把它作为整体进行关照。另外，他指出总体社会事实的若干特性，第一，它可导致其他各种社会制度；第二，总体社会事实是不可叠加的，一个社会中的总体社会事实跟另一个社会中的总体社会事实是不能直接互换的；第三，总体社会事实可以体现各个部门被整合为系统的时候所出现的状况，梁教授以礼物为例说明了这点。
接着梁永佳副教授对详细分析了《礼物》一书。该书以“礼物”为题，但研究的是总体呈献形式（total prostrations）。莫斯探讨了三类社会的呈献形式，分别是：古式社会、古代社会以及西方现代社会，他指出三个社会有一个共同原则，就是“no free gift”。礼物看上去是自愿的，但实际上它一定会有回报。所以他讨论 第一个问就是：是什么样的机制让我们必须送礼，让我们必须在别人送礼的时候要接受，又是什么样的机制让我们必须回报？他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礼物中到底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必须要回报？针对这些问题，梁梁永佳解释了非竞争性的总体呈献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即毛利人的“hau”；以及竞争性总体呈献体系中的“库拉”及“夸富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物本身的力量使得给与、接受、回报这三个行为得以完成。
在1938年赫胥黎讲座中，莫斯发表一篇文章“人的观念、自我的观念”。在他看来，西方人现在的“我”的自尊、对他人的尊重以及“我”的意识是非常新的东西，是经过很长的努力才真正从“我”与整体不分的社会状态中脱离出来的。而在这篇文章中，莫斯便对西方哲学是如何把人从属于集体的性质中脱离出来的过程做了个清算。杜蒙继承了莫斯的这些看法，并在其作品《论个体主义》的第一篇文章“个体主义的基督教起源”中来追寻个体主义是怎样出现的。梁永佳指出，要理解这篇文章先得明白杜蒙的“等级”概念。杜蒙强调的等级不是高跟低的关系，而是大跟小的关系，即是涵盖的关系，之所以有等级是因为构成等级关系的要素跟整体的关系不一样。梁永佳举了左与右、man 与woman等例子阐释了这一观点。接着，他又回到了杜蒙关于个体主义的基督教起源的问题，即为什么在西方的社会中出现了个体主义？个体怎样脱离社会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杜蒙通过对印度社会及西方社会的对比探讨理清了这一变化过程。
最后，梁永佳介绍了莫斯的身体技术的研究。莫斯通过分析人的走路姿势、游泳方式等例子，告诉我们身体是个人在社会指导下会用的第一个工具。人可以随意做自己喜欢的动作，但这些动作是社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弄清社会在何种层面上将自己的权威植入人身。
11月22日的讲座中，梁永佳主要针对杜蒙的《等级人》一书进行介绍。这是一部关于印度种姓的研究著作，杜蒙希望通过种姓去发现个体主义的价值。种姓分卡斯特和瓦尔纳，杜蒙研究的是卡斯特。他认为一个种姓的存在只有一个因素——要找到比自己高的种姓，要知道自己比哪个种姓高比哪个种姓低——没有一个种姓可以独立存在，它必须依赖别的种姓存在。比如一个x种姓必须找到高于它的y和低于它的z，它一定是相对的。接着，杜蒙通过对卡斯特可观察的三个层面：分工、通婚、食物禁忌的分析，指出这三个原则都是为维持等级制而产生的一个后果，而并不是原因。在对《等级人》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后，梁永佳认为杜蒙在其中运用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关注。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在研究中考虑到：一是要认识到这么一种价值观，即一个社会可以有甲价值和乙价值，而甲高于乙或者乙高于甲这两个形态就可以造成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另一方面，杜蒙看到了刹帝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功能，而是政治加经济和其他的一些不分的内容，叫“ase”，而婆罗门是他所谓的宗教、价值部分。最后，梁永佳强调，《等级人》到英译本后面附录的四篇文章——分别是“种姓、种族主义和社会分层”、“印度宗教中的遁世修行”、“古代印度的王权观念”、“民族主义与共同体主义”——跟正文一样重要。
梁永佳认为，理解了莫斯和杜蒙，对于法国涂尔干之后的社会学派的人类学的发展脉络能有更清晰到把握和认识。

（王瑞静
记录整理）

文章来源：http://www.cranth.cn/0904/000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