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政亦学总关情
费孝通，1910年生于江苏吴江，早年师从社会学家吴文藻，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1936年，费孝通负笈英伦，师从人类学泰斗马林诺夫斯基。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后来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差序格局”理论使他赢得了国际声誉，曾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其所著的《江村经济》被公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4月24日夜间费孝通在北京辞世，享年95周岁。
学界评价，对今日中国社会学影响最大的学者首推费孝通先生。
费孝通生前说过：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的一般的传统的知识分子。我只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要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希望，自己十亿人希望的道路，中国要自己走，要自主，要文化自主。
“中国正在走向富裕，费老可以放心地走了。”他的学生这样说。
很难想象得到坐在眼前的是位94岁高龄的老人：体态微胖，鹤发童颜，圆圆的脸上带着亲切、慈祥的笑容，一身合体的装束显得老人精神饱满；略带南方口音的话语，依然高亢有力，透着博学和深刻；老人听力很好，思维敏锐，对所提问题应答自如。
尽管老人的动作说不上迟钝，相反还有些敏捷，走路稳健，但关节的灵动性大不如前，向后扭头还有些吃力。于是，费孝通开玩笑说自己“不堪回首”。如果以1936年的《江村调查》为标志，费孝通的学术活动已经穿越了近70年风雨。其实，几十年那一行行坚实而清晰的足迹，一篇篇启人心智的著述，一声声激荡历史的的心音，是有口皆碑的。
“三立”教师·多产诗人·长寿学者
尽管曾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许多重要职务，但费孝通不管在位还是从这些位置上退下来，他都更愿意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喜欢称自己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说：“我最喜欢教书，我搞了一辈子教育，我也喜欢别人叫我老师。为什么呢？我认为学问是一生的事情，学问是立身之本。没有学问不行，我是把学术视我的生命。咱们中国古人讲，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很重要啊！学术正是这‘三立’的根本，要以学为本，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费孝通培养学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办法，那就是“亲自带着走，亲自带着看”的方法来培养新手。三四十年代，他在云南“魁阁”就用这种方法，培养了张之毅、史国衡、田汝法、谷苞、张宗颖、胡庆均、李有义等优秀学生。今天他更是言传身教，严格要求。
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做学问首先是做人。他不仅在学业上严格要求学生，在个人品德培养上也从不放松。费孝通从来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没有让自己的学生代过笔。尽管他年事高而事情多，但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地道的个人作品。
曾为国家领导人和国内外知名学者，是很容易为他的学生创造一些方便条件的。然而，老先生不仅不提供方便，而且在许多时候近乎不讲情面。在学生眼里，在他那里只能得到知识和人品，而不能用他当梯子走任何捷径。
有一次，一位研究生写了一本书，按照惯例，出版时应当由导师写个序言，而费孝通曾经写过一个评语，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序。没想到费孝通坚决不同意用他的评语，也不愿意重新写序。“让社会去评价而不要去造影响。如果一定要写序，我可以请别人写，这样客观些。”费孝通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代人，古今中外都还不通啊，天外有天，不要光在国内比，还要和世界同行比，我们国内学科发展耽误了20年，要靠你们去补上，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们还年轻，生逢可以干一番事业的时代，不要急于出名，为名所累是出不了好东西的。”
岁月流逝，如今费家四兄弟只有费孝通健在。现在，他虽然已从国家领导人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着。
老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费老虽然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然闲不住，时间安排得很紧，现在还经常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有时还要出去进行考察。特别是有关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的活动，费老更是积极参与。
农历十月初一是“鬼节”，也叫“十月朝”。传说九月三十夜是阴间放亡人返家的日子，到十月初一五更鸡啼时收鬼回阴。费孝通就出生在给鬼放假的时刻，他曾风趣地说，自己是由于阎王爷的疏忽而漏网的小鬼。
提起养生保健，费孝通的女儿说：“‘退而不休’就是父亲锻炼身体的最好课程，一年到头奔赴各地考察，提方案，写文章……”如此看来，多年的动腿、动手和动脑自然是身体健康的根本了。费孝通自编了一套保健操，其方法十分独特：身体直立，从头到脚每个关节部位活动10次。先是摆动头部，扭动脖子，再活动肩胛、肘部、手腕直至膝盖、脚跟。每天锻炼15分钟，这个运动他已坚持了20多年。
从年轻时，费孝通就喜欢下围棋，只是由于没时间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至今还是初段水平。有一次电视里正在播讲一盘围棋，主持人讲了一步棋，费孝通说，我要下也这么下。刚说完，主持人就说这是一步臭棋。于是，费孝通一家人哄然大笑，他自己也乐不可支：“糟糕糟糕……”
一次，记者访问时与他合影，他欣然应允，但有一条件：“只照半身，不要照到我这儿。”说着，他指了指自己的肚子。经他这么一说，在旁的人都大笑了起来。费孝通说：“早年我在东吴大学时，是校体操队队员，擅长双杠、单杠等玩艺……唉，现在连体育锻炼的时间都难找，搞来搞去不知怎么回事就成了个胖子。”其实，心宽则体胖。在记者看来，费孝通的胖源自他宽阔的胸怀。
费孝通现在不抽烟、不喝酒。他过去是抽烟的，尤其在“文革”期间，看管他的人不准他抽好烟，只让他抽特便宜的烟，简直和抽干草一样难受，但他还是想抽，抽得更凶。他有支气管炎，患气喘，尤其冬天犯起来呼吸艰难，抽烟对气喘影响很大，于是他决心戒烟，凭着坚强的意志，戒掉后再也没有抽过。
大多数人都知道费孝通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著名学者，但少有人知还可以说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前两年，家人帮助搜集、整理的《费孝通诗存》出版了，这些诗是老先生多年或触景生情或感事抒怀的即兴之作。可当初，家人拿着诗稿征求老人家意见时，回答却是“我不是诗人，没有出版的必要。”但见诗句，无论五言、七言，还是律诗、绝句，用词严谨考究，颇具大家风范，其即兴感怀，尽在咏叹之中。也很少有人知道，费孝通在学术耕耘之外，还写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群言出版社出版过《费孝通文化随笔》，在字里行间，费孝通的才气令人如沐春风， 其散文随笔凸现出十足文采和艺术魅力，读者可以清晰地领略到费孝通文风之精炼，思考之深邃。
听音乐是费孝通一大嗜好。直到今天，每年的维也纳音乐会，老先生是必须要听的。艺术相通，费孝通对绘画也颇有见地。他认为，一幅画不仅仅是像不像的问题，更应该有一种神韵。这种感觉在“有无”之间，也就是在“虚实”之间。有了这种“有无”和“虚实”之间的感觉就达到了文化上的一个高度，也是艺术的高度。
晚年的费孝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学术反思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针对我自己的学术成果，通过自己的重新思考，进行自我反思”。近几年来，费孝通在许多场合，呼吁文化自觉，并且身体力行。“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现实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他对中国人民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充满信心，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样久长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学术反思和文化自觉的提出，是费孝通发自肺腑的心声，也使他一生学术生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足迹·笔迹·心迹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就提出“工农相辅”，主张工业下乡；80年代，乡镇企业如星火燎原，半个世纪的梦想变成现实，“草根”工业撑起国民经济半壁江山。哪里穷，费孝通就到哪里去。自1984年起，他九赴甘肃，五访定西，在黄河上游的藏、回、蒙族聚居区谋划重开丝路，在彝族同胞聚居的大小凉山倡议重建南方丝路，无不出于对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厚感情。
说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多数情况下容易看到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不大容易看到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差距。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居住在西部地区，这种情况使这两咱差距重合叠加在一起，于是使加快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两重意义。费孝通十分清晰地洞察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东部和西部的差距里包含着民族经济水平的差距。西部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发展，通过西部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可以使当地的少数民族进入现代文明，与汉族共享繁荣，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
为此，即便到了垂暮之年，他不顾车旅颠簸之累，一次次涉足交通闭塞、地处偏远的西部贫困地区，走访少数民族聚居区，思索着脱贫之路。常常是冒着小雨，踩着泥泞，拄着枝条，这是怎么的一种心结？
几十年来，费孝通的足迹几乎遍及除西藏以外的大陆上所有少数民族地区，他说得上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华夏这片热土上，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在中部，甚至西部都能看到这位老学者风尘仆仆的身影、重重叠叠的脚印。《行行重行行》一书中，《包头篇》、《赤峰篇》、《阿拉善之行》、《甘南篇》、《临夏行》、《话说呼伦贝尔森林》、《重访云南三村》等文，便是费孝通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长串足迹。20多年来，费孝通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出门求师”，他说：“我的老师遍天下。老百姓知道的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我就去当学生，向他们请教。”
每到一处，他都尽可能下到最基层，走访城市居民或农民家庭，考察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他说，搞调研光听汇报不行，必须和老百姓接触才能真正掌握第一手的东西。费孝通的请教，让老百姓觉得亲近可敬，也曾使不够深入的干部陷入尴尬。一次，一位县委书记对费孝通讲起当地用地窖储藏、实现水果保鲜的事。费孝通问：这办法是谁最先想到的？是怎么想到了？这个事是谁最先做起来的？是怎么做起来的？要投入多少钱？……一连串的问题，书记一个也答不下来，只好表示“我们一定会了解清楚”。事实上，也许这位书记还没得及布置，费孝通当天下午已经为此走进了农户。
风雨沧桑，光阴荏苒，费孝通以自己辛勤的劳作诠释着人生的真谛。他写下300多万字的文章，使人不能不惊叹这位老人释放的巨大能量。
这些年来，他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无论是青壮年还是耄耋之年，他总是栉风沐雨，生命不已，调研不止，笔耕不止，探求学术不止。这种思想境界不也是“行行重行行”吗？
行色匆匆，为民造福，不亦乐乎；著书立说，泽被后世，不亦快哉。行行重行行的无尽路程，不光是费孝通观察、记录、询问、思索、构思和写作他的行程报告的过程，更为深广的精神活动也在这不断移动的时空中时有展开。常常有朋友或学生还没有来得及细读他的赠书，新的一本已经又来手上。最近几年，费孝通用他的著述证明，他对社会与人的研究，已从“生态层次”进入“心态层次’了。由此，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他国际社会人类学界最高奖——赫胥黎奖章。随后，费孝通又先后获得马林诺夫斯基奖、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等多项国际性大奖和名誉学衔。
作为我国著名的人文社会学家，费孝通十分注重西部人文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利用。他说：“有关西部开发的问题大家谈得很多，但都是偏重于物质方面的经济问题。物质方面是很重要，但精神方面，也就是文化艺术方面也同样重要。我记得还是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中国有一批科学家和外国的一批科学家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西北考察，他们在那里不但发现了许多自然资源，也发现了许多人文资源。”提起西部的人文资源，费孝通如数家珍。“西部是一个多民族文化较集中的地方，长期以来，不同的民族创造了具有各自特点的文化历史、民俗风情和多姿多态的民族艺术。这些西部特有的人文资源，不仅需要我们去保护，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新的文化传统，还需要我们去开发和利用它们为我们新的时代服务。”他提醒人们，对西部的人文资源要合理开发，注意保护，可以把这些人文资源作为一个突破口，从旅游业入手，发展西部经济。
跟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纵深发展，费孝通的社会研究区域不断扩大，从农村扩大到小城镇后，又从小城镇走向更广阔的区域发展研究，并越来越多地看到了超越行政区划界限的经济发展现实。他发挥民盟优势，推动跨地区经济协作，探索参政议政之路，创造了一个流动的“稷下学宫”，议而不治。
1990年4月10日上午九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邀请费孝通在中南海会议室晤谈，听取他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设想。费孝通胸有成竹，侃侃而谈：“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和世界发生联系的一个枢纽地带，在这里建立经济开发区，对促进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带动全国经济，具有战略意义。设想中的这个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流域为腹地，通过陇海线大动脉通西北原材料基地和‘三线’蕴藏的技术力量，带动全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费孝通的谈话长达一个多小时，江泽民边听边记，最后高兴得连声说：“好主意！好主意！”
作为民盟中央主席，他常想，民盟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学有专长，愿意为国家出力的知识分子。于是，他不仅用自己所学为民众富裕、国家富强而竭力服务，同时他充分发挥民盟智力密集的优势，探索参政议政、多党合作之路，不断组织盟内外的优秀专家学者同赴旅途，对区域发展问题进行实地调查，深入研讨。很快，一个个研究课题取得成果，不少建议和设想不同程度地被国家所吸收和采纳，融进了国家的政策和计划当中。
《大地》 (2005年 第十期)
文章来源：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14949/132629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