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恩] 中国民族理论的发展趋势
王希恩 中国民族理论的发展趋势
中国民族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内民族问题为传统研究内容，几十年来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传播、中国民族工作的开展和民族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今又面临着创新和发展的重要使命。
首先，国内民族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新中国建立之初乃至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已从极端落后的社会形态和生活状况大步跨入了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但与汉族的整体状况相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明显滞后。因此现阶段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各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发展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这与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民族问题性质不同。此外，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些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带有共性的东西也相继表现出来，成为民族问题新的表现形式。例如，打破封闭、促进交流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民族发展进步的一种表现，但因此也带来了文化的碰撞、经济和其他利益摩擦的增多。再如，因忽略生态而导致的环境恶化已对民族地区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危害，近年来人们忧心忡忡的江河源生态危机、草原退化、某些内陆河的断流等都已经危及到了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社会稳定甚至生存状态。此外，国内民族问题与外部联系日益密切。苏东剧变后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对国内产生影响，一些西方国家打着民族和宗教的幌子对中国民族分裂主义的支持，连成一体的“三股恶势力”（即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对边疆稳定的威胁，国际冲突、走私、贩毒和难民流动对我边疆民族地区渗透造成的不稳定等都是外部世界影响我国民族问题的突出表现。这些变化使我们决不可用20年前乃至半个世纪前的眼光看待我国的民族问题。
其次,当代世界政治事务中的民族因素和社会生活中的民族因素都呈日益增多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之外，世界其它地方，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论是以移民为主的新大陆国家还是民族成分较为单一的旧大陆国家，由民族因素引发的各种问题都层出不穷。诸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严重对立、非洲一些国家的部族仇杀、民族分离主义对西欧国家的袭扰、美国此起彼伏的种族冲突等都久拖不决，而随着政局的变动和经济的振荡，原本不甚明显的民族纠纷在东南亚和一些太平洋岛国也开始出现。更令人不安的是，以自杀性爆炸和绑架为主要手段的恐怖主义已与民族冲突结合起来，严重危害了世界稳定和人们的生命安全。“9•11事件”发生以后，国际恐怖主义带有的宗教极端色彩使不同的宗教和民族之间平添了新的怨恨，成为世界民族问题的新特点。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此导致的难民和移民的大量产生，不但使原有移民国家内民族和文化间的摩擦持续增加，也使原来所谓的单一民族国家大大增加了民族成份，冲击了原有的民族格局，刺激了以排外为特征的极右势力和新右翼的出现。此外，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强势文化对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侵蚀也不断诱发着“文化民族主义”的反弹。
第三，学科建设本身的薄弱。中国的民族理论源于延安时期党团结少数民族一同抗日的民族工作实践，有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密切联系民族工作的光荣传统，但在学术基础和理论建树方面则一直比较薄弱。这不仅表现在与相邻学科的比较上，更表现在与国外相类似研究的比较上。西方没有专门的民族理论学科，民族理论研究分散在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之中，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研究水平。相反，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性民族问题的增多和民族主义的高涨，西方民族理论研究急遽扩展和增强。这些研究以“民族主义”和“族性政治化”为核心，涉及到民族概念、民族认同、民族自决权和民族关系等民族理论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形成了所谓“现代主义”、“原生主义”、“族性象征主义”和“永存主义”等多种学派，涌现出了诸如盖尔纳、史密斯、霍布斯鲍姆和安德森等一批民族理论大家。中国民族理论界曾长期与国外相隔绝，对西方民族理论界的同类研究状况知之不多，尽管我们有着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架构，但相对西方同行，我们的研究不论从广泛程度还是深入性来看都要落后许多，这与当代民族问题现实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
对于上述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民族理论界已经有了比较普遍的认可，认为中国民族理论要发展，必须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勇于创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的前提下，走出一条符合时代精神和中国实际的研究之路。基于这种认识，近年来民族理论研究一方面保持了联系实际、服务民族工作实践的传统，在有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势、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加入世贸组织对民族地区的影响，加快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小康建设等课题的研究中做出了可观的成绩；另一方面，面对新的世界形势和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大大扩展了研究范围，同时也在基本理论问题上作了深化。比如“9•11事件”之后，研究者很快就国际恐怖主义与民族问题的关系进行研究，提出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极端主义的产物，与暴力恐怖主义具有天然的联系，当代民族分裂主义是对民族国家的误读和民族自决权滥用的结果。“族群”概念传入中国之后，我们应怎样对待和理解，民族理论界也很快做出了反应，一些学者从词源学上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和具体含义作了详细考证，对它出现在西方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作了分析，并对我国学界如何运用这一概念提出建议。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虽然民族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应稍有迟缓，但很快就有学者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全球化对世界民族的影响、全球化产生的大规模移民对当代国家政治的冲击等不同角度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再如，针对传统的多民族国家政治理论，有学者提出了民族政治学的构想，建议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民族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以此来弄清民族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民族政治行为的基本特征、民族政治问题的生成机制，探索解决民族政治问题、改善民族政治生活的有效方式等。
总的来看，民族理论研究在我国正面临着现实问题和基础理论建设两方面的挑战，但也孕育着突破性的进步。党的十六大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一批有创新意识和良好素养的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又为实现这种进步提供了人才保证。毫无疑问，在广大民族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一定会克服困难，走向健康发展的坦途。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文章出处：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