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社会民族主义”。列宁在《“联合者”》一文中称，波兰社会党“左派”是“波兰社会民族主义派别之一”。 他们是波兰社会党中持有民族主义偏见的一部分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过程中，列宁又批判了以亚·波特利索夫和考茨基等人的“民族自由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指出他们打着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用“清一色的民族自由主义来反对杂色的民族自由主义”，认为“机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主张资产阶级和它的对立体的联合或接近。社会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也是这样。机会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在思想政治上相近、相连甚至相同”。比喻现在的社会民族主义是由前一历史时代的机会主义的涓涓细流汇合而成的。提醒人们同几种主要的社会民族主义，如普列汉诺夫的、波特利索夫的、崩得的、阿克雪里罗得的、考茨基的社会民族主义明确划清界限。把社会民族主义称为“资产阶级流派的最凶恶的保卫者”。列宁没有对“社会民族主义”做出明确的定义，但显然，这种“社会民族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民族主义，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族主义。此外，列宁还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为“保卫祖国”做思想辩护的行为称为“社会沙文主义”。认为他们主张的并不是反对异族压迫这个意义上的“保卫祖国”，而是这些或那些大国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异族的“权利”，跟着资产阶级欺骗人民。因此，社会沙文主义也属社会民族主义的范畴。

　　“崩得民族主义”。“崩得”是于1897年成立的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译称，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自称是犹太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代表，认为犹太无产阶级不仅仅是全世界无产者大家庭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在其他民族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犹太民族的一部分。崩得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部分之间的团结应表现在“联邦制”上，提出要以“联邦”的形式保持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关系。列宁认为，崩得的主张是民族主义，“因为联邦制意味着隔阂”，“联邦制在理论上的根据只能是民族主义思想”。1903年，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拒绝了崩得的要求，崩得一度退出了该党。1906年，崩得迫于内部要求统一的压力重新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它并没有改变立场，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错误口号和主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和工人阶级的团结造成了很大损害，并导致了它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决裂。为了清除崩得民族主义的影响，1913年，列宁和斯大林分别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和《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两篇文章中对崩得作了集中批判。崩得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文化”口号和“民族文化自治纲领”的鼓吹上。列宁认为，每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剥削阶级的文化，一种是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文化。现在崩得笼统地提“民族文化”，只能是提倡“占统治地位的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谁拥护民族文化的口号，谁就只能站在民族主义的小市民的行列里，而不能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里”。与“民族文化”口号直接相通的是“民族文化自治纲领”。崩得主张，民族自治要维护和保全“民族”的一切特点，而不管它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并进一步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按民族划分。斯大林明确指出：“我们已经知道民族文化自治是不适用的。第一，它是人为的、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它要把一些被实际生活拆散和转移到全国各地去的人勉强凑成一个民族。第二，它驱使大家走向民族主义，因为它主张人们按民族标准‘划分’，主张‘组织’民族，主张‘保全’和培植‘民族特点’——这些都绝非社会民主党所应做的事情。 ”列宁更尖锐地批判道，民族文化自治“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每一个公民都登记加入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又都构成一个法定的整体，这个整体有权强迫自己的成员纳税，有本民族的议会，有本民族的‘大臣’”，“这个纲领主要的、根本的错误，就在于它竭力要实现最精致的和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崩得民族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时期面临的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最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论述也最集中地表现在对崩得的理论主张的批判之中。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早在1913年，列宁就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中讲到：“沙皇政府比邻国政府更加反动，它是经济的自由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且拼命激起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和斯大林将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主要着力点放在了党内和国内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1919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到要警惕“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他在讲到如何应对正在从邓尼金军队占领下解放出来的乌克兰问题时指出：“对大俄罗斯共产党人中产生的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都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长期遭受压迫使乌克兰落后群众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俄国共产党党员必须极其耐心和慎重地对待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实际上，不仅是乌克兰，当时所有面临着与俄罗斯建立联盟关系的各国都有民族主义倾向。因此，列宁号召俄罗斯和其他有关各国的共产党员共同奋斗，“粉碎任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阴谋，消除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偏见”。1921年，斯大林在《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认为，当前大俄罗斯族的共产党员容易倾向于“大国主义、殖民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边疆地区民族的共产党员则“趋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具有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的形式（在东方）”。1930年，斯大林对“两种民族主义”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说：目前条件下，“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实质是：企图抹杀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的民族差别；企图准备撤消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企图破坏民族平等权利原则，破坏党关于机关民族化与报刊、学校及其他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民族化的政策”，“毫无疑问，民族问题上的这种倾向尤其因为它是戴上国际主义假面具并以列宁的名字做掩蔽的，所以是一种最精致因而也是最危险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斯大林进而指出，“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实质是：力图独树一帜并在本民族的狭隘范围内闭关自守，力图抹杀本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力图用脱离社会主义建设总流的方法抵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力图漠视那些使苏联各民族劳动群众接近和联合的东西，而只看到那些使他们彼此疏远的东西。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反映了过去被压迫民族中的垂死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不满，反映了它们想单独成立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并在那里确立自己的阶级统治的企图。”

　　“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纲领》中讲到：“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是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那些已经退出了这个国际的各政党中，甚至往往是现在自称为共产党的各个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列宁同时把这种现象称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指出“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会提到首要地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列宁同时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产生的原因，即“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的和弱小的民族的压迫，使被压迫国家的劳动群众不仅憎恨而且不信任一切压迫民族，其中也包括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而且这种情况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的偏见特别厉害和顽固”。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或民族主义根源于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其本身生产方式的封闭性。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http://www.mzb.com.cn/onews.asp?id=27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