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文献解开夜郎未知之谜
□ 王鸿儒
古夜郎国本是2000多年前由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原王朝的史官及汉族学者由于交通不便及语言不通之故，对夜郎国的有限记载大抵都是耳食之言。夜郎国灭亡后，其历史文化作为被强势文化打散了的“碎片”，仍然顽强地保存在各后裔民族的文献、民间传说、神话、史诗及习俗风情里。而彝文献对于夜郎文化的研究，尤其有着特殊的意义。
夜郎国是彝族先民创立的国家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原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余宏模在其《古夜郎境内的彝族先民》一文中，即已提出“夜郎”二字为彝文音译，意为“黑且深的大水”。他说，“所谓黑水、大水、深水，都系指金沙江而言，也可以译意为从金沙江流域迁徙而来的”。他还在《彝族在贵州高原的古代历史变迁》一文中提出，夜郎国的主体民族是夷人和濮人，“统治民族当为夷人，被统治民族的居民中有大量濮人”，进而指出夜郎国为彝族先民武僰支系所创立。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正贤则在其《夜郎史传·序三》中认为：“夜郎是以彝族先祖名王之名而名。分为武米、洛举、撒骂和竹王四个历史阶段”，“从考古学资料和彝文文献资料判断，彝族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武洛撮时代，便生活在我国的西南地区。笃慕以后的夜郎建有城池，可见夜郎地盘跨贵州、云南和四川三省之地。夜郎所建城池的分布，最东在贵阳，最南在安顺，最西在昆明，最北在成都。故汉文文献有大夜郎之谓”。这些通过研究彝文献得出的结论都拓宽了夜郎研究的视野和思路。著名民族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易谋远在《彝族史要》一书中即采纳了他们的观点，认为彝文献中的“液那”就是汉文献中所称的“夜郎国”，进而认为夜郎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武僰系部落群不等于广义的夜郎即夜郎民族集团”。
其实，使用彝文献得出夜郎国是彝族先民夷人创立的国家，这种观点在上世纪40年代就曾出现过。比如著名学者马学良考察云南彝族聚居区民俗后完成的《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中，在谈到《华阳国志》及《后汉书》所记的竹王传说及夜郎歌，比较滇东彝族的传说和歌谣时认为：“其歌词与今罗(即彝族)语对证，颇为近似，夜郎若为倮罗，则二书所载，亦即倮罗之神话传说矣。”这样的结论与彝族“祭经”等彝文献的记载完全相同。
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在抗战时期深入贵州大方县，与彝族经师罗文笔合作翻译整理了《爨文丛刻》，收《千岁衢碑记》、《说文(宇宙源流)》、《帝王世纪(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卷》、《解冤经下卷》及《玄通大书》等彝文献11种，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首次将彝文献的汉译本公诸于世，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虽然有学者质疑彝文献的可靠性，认为彝族文字出现在明清之后，但现在通过大量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这一看法与历史不符。
彝文献弥补了汉文献的缺失
《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夜郎史传》、《益那悲歌》、《彝族创世志》等彝文献，不但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民族，也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通过彝文献，可知彝族先民创造了崛起于中国西南，可与商、周媲美的青铜文化，这里的稻作文化也是亚洲稻作文化起源地之一。她的养蚕丝织业的兴起，清、浊二气哲学观的创立，先天八卦及五行学说的创制，十月太阳历的推算和应用，在数学、医学等领域内的发明创造，在彝文献中都有记载，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而在西南夷及其夜郎研究中，彝文献的直接功用就是弥补了汉文献的缺失，解开了若干历史之谜，为夜郎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最有效的保障。
比如《史记》中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但是夜郎国大到何等程度?如何创立的?是由哪个民族统治的?都邑在何处?政权形式及其社会制度如何?汉文献不是缺少记载，就是语焉不详，使后世对于夜郎的研究长期处于猜测、臆想之中，形成若干歧见。彝文献的记载则使这些历史之谜得以逐一解开。
《夜郎史传》开篇即说：“武僰夜郎根，夜郎僰子孙，夜郎竹根本，夜郎水发祥。”不但指明了夜郎国是夷人武僰支系创立的国家，而且清楚明白地记述了武僰支系的27代谱系，记述了第3代传人夜郎朵立国的经过，也记载了汉武帝时代第24代传人多同弥(即多同)“开辟了新天，开创了大地”的丰功伟绩。在《益那悲歌》等彝文献里，则详细记述了竹王诞生的神话传说，印证了《华阳国志》中常璩关于竹王传说的记载不但是真实可靠的，也让我们厘清了竹王传说的原创者本属夷人。这与《夜郎史传》中的记载恰可印证。夜郎发祥于水，同汉文献中所记夜郎“临牂牁江”，以及“夜郎”二字的彝义释读，均可互相参证。夜郎国至27代莫雅费时国灭，彝文献中所记述的作为征兆的天象：“乱出柴确星，赫万妖横行，赫洪怪乱世，立慎特罢凶。”即凶星的出现，竟与《汉书》中所记“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岁星，荧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谓惊位，是谓绝行，外内有兵与丧，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已，夜郎王兴大逆不道，牂牁太守立捕杀之”不谋而合，实在令人大感惊讶。
其次，彝文献中记载的诸如对漏卧发动的战争，通过战争拓土开疆、向东向南实行武力扩张的历史事实，以及夜郎国君、臣、师三位一体的政权结构、奴隶制社会特点，其中特别是《夜郎君法规》20条的制定和记述，都为我们研究夜郎历史文化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在夜郎文化的事象及其精神方面，汉文献中几乎没有记载。人们仅仅从片语只字中得知夜郎人“耕田、有邑聚”、着贯头衣、椎髻等，并且不知其所以然，彝文献的大量记述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彝文献，一种是直接记述夜郎历史文化的彝文献，如《夜郎史传》、《益那悲歌》中对夜郎物质文化的记述，包括冶金、制铜鼓、制银器、铁器、狩猎、畜牧、农耕等生产方式，雕龙雕虎、九重宫殿的建筑艺术等;而在精神文化方面，则记述了打牛祭天地、祭祖的原始宗教仪式;社会文化则有竹王崇拜，龙、虎图腾的信仰，社会结构的体现，君长之位传嫡不传庶，“嫡贵庶贱，长房为大”以及奴隶制法律文化的丰富内容。尤其是对军事文化的反映最为充分：从军制、兵器、军纪、战术到奖惩制度等等的记载，都十分详实，不一而足。另一种是记述彝族先民生活及习俗的彝文献，其中包括述史、神话传说及习俗等方面的内容，如《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帝王世纪》及《物始纪略》等，这些彝文献中由于记述了上古时代彝族先民的历史文化内容，可以通过比较、分析及整合，纳入夜郎文化范畴，其中关于彝族始祖笃慕分封六祖后列国风土民情、宗教信仰等等的记述，都可作为夜郎文化的重要参照。比如夜郎国灭后王族逃向滇西，据《夜郎史传》、《益那悲歌》等书的记载是到了啥弭卧甸，即滇西地区。那么，夜郎王族为什么要逃向滇西呢?原来，滇西以点苍山为象征的啥弭卧甸(今保山地区及大理州一带)本是夷人的老家即祖源地，夜郎残部在国灭后投奔“啥弭卧甸”，实在是返回家园，有认祖归宗、寻求庇护之意。
夜郎残部来到滇西后，如《益那悲歌》所叙：“益那邪苴隆(即邪务)，带上了家人和少数残兵，向西边逃去，向啥靡(即啥弭)逃去。到了啥靡后，隐瞒了姓氏，改换了名字，若干代人后，才打出旗帜，称益那勾纪，卓雅罗纪家，西边卓罗纪。”其意为得到卓罗氏的帮助，即与之融合。卓罗纪后来以“以那”(夜郎)为号，建“以那勾纪”，实际是延续了夜郎政权，直到许多年后，到了中原王朝的唐代，才成为南诏国。
正因为彝文献的记载解开了大量的夜郎之谜，在某种意义上说，《夜郎史传》、《益那悲歌》等彝文献，堪称夜郎国的“史诗”。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