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是如何融入少数民族中的
□ 何星亮
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以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为主，但也有一部分汉族因多种原因融入少数民族之中。一般而言，汉族因各种原因到民族地区后，客观环境的变化迫使他们不得不适应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习俗而采用当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否则他们将难以生存。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汉族奴隶融入游牧民族
清代之前，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经常发生战争和冲突，游牧民族常侵入中原，掳掠大批汉族人和财产，许多汉族人被少数民族掳掠去成为奴隶，这些奴隶大多被迫融合到少数民族中。如匈奴、西羌、突厥等族的奴隶，大多是通过战争掳掠的汉族人。有观点认为，“匈奴有奴隶约30万，约占匈奴人口的七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还有人估计“匈奴有奴隶50多万，占匈奴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奴隶主要是汉族人，也有西胡、丁零等族。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南匈奴还曾一次“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掠转买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 。
上世纪50年代以前，四川凉山彝族仍实行奴隶制，属于奴隶阶级的阿加和呷西约占凉山总户数的33%。其中，属于家奴的呷西约占当地总人口的10%，家奴的重要来源是通过战争掳掠的汉族士兵或邻近的汉族居民。据上世纪50年代的调查显示，凉山彝族奴隶主的家奴中45%是汉族人，这些奴隶生活习俗已完全彝族化。
难民和移民融入当地少数民族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因战乱和灾荒移居周边民族地区的汉族，既有把当地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现象，也有被当地少数民族融合的现象。
在北方地区，历代汉族移入北方民族地区的事例不少，如秦汉时期，中原就有很多汉族逃亡到匈奴游牧区去。西汉时，侯应曾列举10条理由反对罢边塞、毁长城，其中的第7条是：“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时有亡出塞者。”可见当时有汉族自愿逃亡到匈奴游牧区。东汉末年，仅逃亡到乌桓地区的汉族就有10万多户。西晋灭亡后，中原动荡，汉族逃亡到辽西、河西、西域和南方的也很多。《晋书·慕容魔传》中记载：“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众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周郡，青州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流人之多可以想见。隋朝末年，战乱不息，“中国人(汉人)归之(指突厥)者无数”。五代时期，也有不少汉族人移居契丹地区，史称：“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率汉人耕种。……汉人安之，不复思归。”凡此种种均说明，历朝历代都有大量汉族民众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清代满族也一样，汉军八旗几乎全部融入满族。一位外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河北和辽宁的满族人口当中，有10%是八旗满洲的后裔，其余的90%为八旗汉军的后裔。
南方民族地区也一样，自秦汉以来，就有大批汉族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其后，汉晋时期均曾派汉族进入云南，明朝以前迁入云南的汉族大都融合于当地各民族，如迁居于大理洱海地区的汉族就成为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迁往南方的蛮、俚、僚等族聚居区，因而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现象日渐普遍。如南北朝时的桓诞，是今天的安徽怀远人，因其父被杀，他逃到了大阳蛮中，并以多智谋成为群蛮首领，后归依北魏孝文帝，受封为襄阳王。
守边屯垦的士兵及平民融入当地少数民族
自西汉以来，多数王朝都派遣大量汉族士兵到西域守边和屯田，这些人多融入到维吾尔和其他民族中。西汉宣帝时，派士卒携家属往车师前部屯田，且耕且守。元帝时，在其地建筑军事壁垒，“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称为高昌壁，又称高昌垒。同时，设戊己校尉，治于高昌，主管屯田和军事。公元499年在吐鲁番盆地及邻近地区建立的麴氏高昌国，原是汉晋以来迁入高昌的汉族人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性政权。正如《魏书·高昌传》所记：其民为“汉魏遗黎”，其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但日常交往，“皆是胡语”。其服饰“丈夫以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有《毛诗》、《论语》、《孝经》，……虽习诵之，而皆为胡语”，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
麴氏高昌国存在了141年，曾先后臣属于北方游牧民族柔然、高车及突厥。公元640年为唐朝所征服，改称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公元866年回鹘占领西州，从此麴氏高昌国长期受回鹘统治，当地汉族的后裔就融合于维吾尔族了。
甘青宁地区也有不少明代的汉族军户和移民融入土族、回族、撒拉族等族。据乾隆年间的《循化志》记载，今天居住在清海同仁四寨子(亦称“保安四屯”)地区的土族先民，系明初从内地拨来的军户：“屯兵之初，皆自内地拨往，非番人也。故今有曰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亦有河州人。历年经久，衣服言语，渐染夷风。其人自认为土人，而官亦目之番民矣。”据学者考证，这些军户调拨到当地的时间是明永乐四年(1406年)。一般一屯为100户，四屯则为400户，这些汉族人经过300多年的演变，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土族之中。至今，循化的藏族仍将以上四寨子土族称为“汉四寨子”。青海民和官亭土族中的张姓、贾姓和秦姓，据这些姓氏的家谱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来自山西的汉族。此外，东乡族和回族也融入了许多来自四川、山西的汉族人。
因通婚融入少数民族
回族是因与汉族通婚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典型民族。约在7世纪中叶，大批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商埠定居，时称“蕃客”。13世纪初叶蒙古人西征，中亚信仰伊斯兰教各国被征服后，大批商人、工匠被征用为远征军，后随军进入中国征伐南宋，部分汉族人称他们为“回回军”。回族就是在蕃客和回回军基础上大量与汉族通婚后形成的。除了随蒙古军队在大城市落户的中亚商人和工匠外，还有大量中亚军人分驻各防区，主要在甘肃、云南奉命屯垦，“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他们在元代被列入色目人中，享有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明代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还保持了较高地位。其时在甘青宁一带，因其人口众多，曾有“回七汉三”的说法，云南、山东、河南等地也有不少回族。回族使用汉语文，但他们坚持信奉伊斯兰教，得以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意识。
为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主动融入少数民族
民族史学家王钟翰先生在《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在有清一代，不仅存在满族人“汉化”的问题，同时也存在汉族人“满化”的问题。满族作为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民族，大量汉族人出于种种目的，力图加入满族的群体之中，仿效满族风俗、服饰、语言，依照满族思维方式处理问题，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西方人类学族群理论工具论者认为，人是理性的，无时不在算计和优化自身的利益。认同某一民族，完全是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考虑，把民族或族群看做是被支配或利用的工具和资源。族籍不是原生的、不可或缺的身份，它不过是人们为追逐利益而操弄的一种工具。它在追逐利益和优化利益的过程中，随着互动场合的不同而发生变换。在清代，不少汉族人主动满化，目的是要获得某种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元代，汉族人的社会地位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主动融入统治民族——蒙古族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无论是中原还是边疆，汉族人中多有以蒙古语为名者。清人赵翼曾写有《元汉人多作蒙古名》的文章，称：“自有赐名之例，汉人皆以蒙古名为荣，故虽非赐名，亦多仿之。且元制本听汉学习蒙古语，惟其通习，故汉人多以蒙古语为名，一时风会使然也。”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