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明先生对重建民族学人类学的贡献
胡鸿保 张晓红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在学科发展中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由于个人的能动性，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科重建过程中贡献卓著。这种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关于学科建设体系的论述以及对“华西学派”的特征的概括，积极推动西南地区的区域性民族研究，在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中“以我为主”、提升了理论对话能力。本文作者还联系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以及他与同行学者的交往，谈了李绍明在民族学人类学薪火相传过程中起到的特殊积极作用。
关键词：李绍明、民族学、人类学
李绍明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民族学家，在学科发展中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由于他个人充分发挥了能动性，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科重建过程中贡献卓著。这种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关于学科建设体系的论述以及对“华西学派”的特征的概括[①]，积极推动西南地区的区域性民族研究，在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中“以我为主”、提升了理论对话能力。以下试分述之。
一、对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设立上的贡献
建立和推动了我国民族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本土民族学的发展方向。民族学于上世纪初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年了。在旧中国，中国的民族学主要依托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又深受苏维埃民族学派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学的重建是民族研究工作者中的热议话题。但当时学术界对于民族学体系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民族学恢复了，先要做实地调查研究，不一定要忙于做学科建设;另一种意见认为一边要做民族学调查，同时要把这个学科体系建立起来。[②]而李绍明是极力赞成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并积极付诸行动的学者之一，近三十年来他陆续不断发文论及学科建设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他撰写了《论我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等论文，[③]并在《贵州民族研究》季刊上连载他的“民族学”讲稿，积极开展理论讨论。后来，李绍明先生将其讲稿做了理论提升，于1986年正式出版了《民族学》，该书在当时成为许多民族院校的本科教材。在这本书中，李绍明先生提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体系应有本体学科与边缘学科之分;并且阐述了民族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彼此关联和区别。
澄清了对民族学学科认识上的误区，区分了民族学与民族问题研究的差异。李绍明先生在《完善我国民族学学科体系之我见》一文中，纠正了当时盛行的一些错误观点，如国家技术监督局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发的规定中，将民族学定义为“以研究少数民族为对象，是由不同学科组成的学科群”。李绍明先生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该定义事实上混淆了民族学和民族问题研究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民族学研究的是民族自身的问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民族问题研究的是民族之间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学或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他认为，这种看似“拔高”式的定义方式，虽然在表面上将民族学从二级学科，拔到了一级学科的位置，但“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民族学”中，并无真正民族学的地位，这无异于对民族学的取消。这样庞大的学科群或少数民族学的划分不仅极不科学，而且与国际上通行的民族学的口径也大相径庭，很难接轨。”另外，民族学的研究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不能局限在少数民族研究上。民族学的研究范畴包括古今中外的所有族体，而民族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古今中外所有族体之间的一切关系，对一个国家而言，既包括主体民族，也包括少数民族。[④]
以包容并蓄的态度看待民族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兄弟学科之间的关系。在学科建设中关于人类学和民族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争议最大，一部分学者反对人类学，认为人类学是资产阶级的学科，是伪科学，而另一类年轻学者则主张人类学，反对民族学，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马克思理论，无法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甚至认为民族学就是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应该将民族学划归到人类学学科下面。而受到过传统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训练的李绍明先生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不适合，中国的学科建设应该从自己的国情和学科实际出发，过度相互挤压都不利于学科发展。尽管民族学和人类学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叫法和分类都有不同，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状态下，民族学一级学科的地位已经建立多年，聚集了许多历史学、经济学的学者，如若大删大减，必定会大伤元气。但是考虑到民族学着重民族共同体研究，人类学着重是文化研究。李绍明先生经过一番周折后、审时度势地提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案。他在2001年的一次会议发言中说，根据我国实际，人类学应包括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而不再包括“考古学”和“语言学”。人类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目前在我国将其置于社会学之下并不合理，应予提升。在明确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同时，处理好它与作为一级学科民族学的关系，即明确其所包含的文化人类学即民族学中的狭义民族学。[⑤]
西方的社会学与民族学关系非常密切，社会学家与民族学家往往是一身二任，其理论大部分是相同和相通的，使用的方法也主要是调查研究。[⑥]李绍明先生坦率地说，在学科基础建设上，民族学走在了社会学的后面。由于80年代中后期，学术着重倾向于应用方面的研究。而民族学的研究主要靠大量的应用性课题带动，而基础性研究投入不足，影响了民族学本身的建设，并希望民族学学者们要好好“补课”。[⑦]
二、积极推动西南的区域性民族研究
李绍明先生不但从理论方面论证了发展民族学的重要性，而且还充分利用他地处成都、熟悉西南民族情况的优势，积极协调并推进区域性的民族学应用性研究。在“六江流域民族研究”、“藏彝走廊研究”、“六山六水考察”等方面李绍明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前辈马曜先生曾对李绍明有如此评价：
绍明治学严谨朴实，一如其为人，尝默察其于出处去就之际，约己以让，故能得众多助。学会成立十余年来，内部始终保持团结一致，堪称“人和”。这是同绍明折中协调分不开的。[⑧]
田野作业是民族学的基石。李绍明先生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取得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自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开始从事西南民族研究，奔走于川、滇、黔、藏等省(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在藏、彝、羌、土家等少数民族地区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此外，他在民族学研究中融入了民族史的研究方法，使他的研究兼具了两门学科的特色，从而形成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上，注重发挥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多角度分析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角度。[⑨]
西南地区以少数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以及特有的地理区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田野考察环境。从1920年代起，杨成志、岑家梧、吴泽霖、李安宅等先生，先后从理论、田野、区域研究和学术目的等方面，倡导“西南民族研究”，力求以新学来推进西南边疆工作，促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了弄清全国各主要民族的情况，搜集和积累中国民族研究所必需的资料，从而指导和服务民族工作，展开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各种活动。也正是这些调查和社会运动，造就了一批像李绍明这样既有理论知识又了解民族实情的民族学家。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民族学学科被否定，研究工作陷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后，民族学和其他学科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学科重建初期，不少受过磨难的学者，对重建之事半信半疑，唯恐再次因学术问题遭受批判。但经历了人生三起三落之后的李绍明先生，毫不犹豫地再次投身到他所钟爱的民族事业，并且坚信这是重新振兴民族学的一次契机。
为了加强西南区域人类学和民族学界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促进西南地区民族研究的发展。李绍明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地主动承担大量的区域性民族研究任务，并且不遗余力地筹建、组织、领导和协调“西南民族研究会”。李绍明认为，对民族问题的研究需要有开阔的视野，不能只局限于个人所处的狭隘的行政地域上。例如对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研究，单靠一个省的力量就不行，因为除了四川之外，还有云南的华坪、永胜、宁蒗等地也有部分的彝族。[⑩]李绍明先生对“西南”的整体概念沿袭了1930年梁钊韬先生绘制的“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他认为的西南范围包括了四川、云南、西康、西藏、广西和湖南的湘西,以及广东的海南岛等地。20世纪80年代初，李绍明与马曜、童恩正等联合西南地区民族学界的同仁,发起并成立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该学会的成立推动了西南地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学会的有关研究成果现已构成了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82年藏彝走廊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开始，西南民族学界继续整合力量，进行了一系列专题调研，如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11]、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三江并流区、西南跨境民族等区域性民族学专题调研相继开展，均取显著的成果。
步入新世纪后，面对日益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李绍明先生明确指出，我国的民族学依旧要以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坚持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方针，继续提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学风，并充分重视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关系的研究。[12]
三、立足本土经验、参与国际对话
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注重“本地人的观点”。在发展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李绍明先生也有重要贡献。这可从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是他对于汉语情景中“民族”(Minzu)的认识与阐释，[13]另一是他对于凉山彝族奴隶制与国家关系的理解。[14]
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根据自己的调查、在运用西方理论对四川彝族支系的不同文化表征做了描述之后，进而对彝族的认同提出质疑。2002年，李绍明先生就在《民族研究》上发表论文与郝瑞对话。文中李先生强调，国外关于民族/族群的一些理论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15]嗣后，郝瑞作了回应，在文中也从原则上完全接受李先生及中国同行对其观点所做的纠正。
凉山彝族社会的“社会形态”研究是新中国民族学中的一个持久议题，调查成果多，学术争论也比较大，诸家观点不一。李绍明先生是调查亲历者，后来又是学术带头人，他也与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为指导，并结合中国历史文献及考古材料对民族志调查材料做了对比分析。在长期深入钻研的基础上，他得出的结论是凉山彝族奴隶制就是凉山彝族奴隶制，“既不是古代东方奴隶制，也不是希腊罗马典型奴隶制，它有自己的特点，不一定非得用其他的概念来套，套也套不上”。[16]
可以说，正是在包括李绍明在内的海内外学者的推动下，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逐步走上了文化自觉和国际化的进程，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跨地区和国际化的研究趋势。
余言
我们觉得，李绍明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位能动的学术传薪人，由于他在多变的社会大环境中自强不息、充分发挥了个人的积极性，所以能够承前启后、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对学科重建作出重要贡献，从而赢得同行们的敬重。
李绍明是一位极具个性的民族学家，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于他对学科的理解产生的作用无疑是深刻的[17]。他直言，童年生活使他认识到了人与人真是有不同的，而且是应互相尊重的，“这个认识不是进了大学以后才学会的，是家庭给我的”。[18]与费孝通相比，至少李绍明从1980年代开始一直就有“三科并举”的提法，而不是对人类学保持沉默。[19]这从根子上算，恐怕首先应该联想到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第一代及第二代著名奠基者几乎都不是在多族群杂居社会环境中渡过少年时代的;其次似乎应该联系“华西学派”以及“南派”来思考“吴文藻开创的中国功能学派”对于“民族学”、“人类学”理解的局限性。
另外，与梁钊韬先生以及云南大学某些学科带头人相比，李先生更具有更宽阔的胸怀和人际协调能力，所以能够很好地开拓一方学术天地，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梁先生当年对社会学存有戒心、怕“被(社会学)吃掉”;内部的个人争斗又使得博导梯队未能及时形成、导致博士点多年处于停滞不前状态。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一度被取消，跟领导人之间的争斗不无关系。[20]
李绍明的学术思想和人生经历如今已经成为后辈学人的研究对象。研究李绍明的伍婷婷博士就试图从特殊个人的口述史入手来展示一段人类学的学科史[21]。此外，上文提及的王林、王菊等学人也从不同角度介入了此类研究。我们期望有更多富含新意的同类作品面世。这也是我们后生对于李绍明先生的最好纪念。
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①] 参见李绍明. 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J]. 广西民族研究, 2007(3)。展开对于中国人类学学派的研究是深化理论史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李绍明先生归纳出华西派的特点有三：一是学术理论上的兼收并蓄，二是研究方法中的史志结合，三是研究领域中注重康藏。鉴于王建民教授有专文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②] 李绍明口述, 伍婷婷等记录整理.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229.
[③] 李绍明. 论我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1982(2);李绍明.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J].民族学与现代化，1985(3).
[④] 李绍明. 完善我国民族学学科体系之我见[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6(1).
[⑤] 李绍明. 关于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与地位问题[J]. 思想战线，2002(4).
[⑥] 李绍明. 民族学[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10.
[⑦] 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236.
[⑧] 马曜. 《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序[A]// 李绍明民族学文选[M], 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5：2.
[⑨] 王菊. 李绍明的彝族社会学思想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08(3).
[⑩] 伍婷婷问，李绍明答.学术与学会的里程??李绍明先生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的发展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11).
[11] 参考李绍明. 六江流域民族考察述评[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1).
[12] 李绍明. 21世纪初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几个问题[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1).
[13] 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教授商榷[J].民族研究，2002(2);郝瑞. 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J].民族研究，2002(6);王菊、邓思胜.族群身份之论争: 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郝瑞与李绍明的论争分析[J]. 广西民族研究，2009(2).
[14] 李绍明. 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A]// 李绍明民族学文选, 成都: 成都出版社，1995：96-115;王菊：李绍明的彝族社会学思想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2008(3).
[15] 李绍明. 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教授商榷[J]. 民族研究. 2002(2).
[16] 李绍明. 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A]// 李绍明民族学文选, 成都: 成都出版社，1995：96-115;李绍明口述、王林录音、整理. 我与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J].当代史资料，2003(4).
[17] 何国强等曾撰文从对比的角度讨论过吴文藻与杨成志的个人性格、经历对于其治学的影响，参见何国强。唐国勋. 析中国民族学北派和南派的学术倾向[J].思想战线，2005(5).
[18] 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37.
[19] 不管出于何种考虑，费孝通在1979年重建社会学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认为没有必要再建一个并立的“人类学”。
[20] 根据本文第一作者的经验及师友间的个人交流，并参考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236-238.
[21] 伍婷婷.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围绕李绍明的中国人类学史个案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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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代启福 于 2010-3-22 15:45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