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理查德的《论社会人类学》·代译序
梁永佳
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论社会人类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
埃文思-普里查德笔锋一向明晰，从不卖弄，《论社会人类学》便以此著称。寥寥六讲，短短百页，一门学科的精髓跃然纸上，既不失概论的周全，又不乏作者的创见。多年来，英语界的同名教材虽层出不穷，上乘佳作如此者，终究难得一见。
1950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把埃文思-普里查德请来做系列讲座，后来整理成册，是为该书。时距英国殖民体系崩溃不远，国人堪忧，把这门为英国殖民政策立下汗马功劳的学科搬上电台，用意耐人寻味。果然，埃文思-普里查德一开篇就直白地说：“据我所知，涉猎广泛的人，也不大熟悉这门学科”，一副从零讲起的架势。
从几个学科与社会人类学的比较入手，作者把社会人类学界定为研究原始社会制度的学科，它“研究以制度为背景的社会行为，例如家庭、亲属制度、政治组织、法律程序，宗教信仰等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之间的关系，它既研究当代社会，也研究材料充分、研究可行的历史上的社会”
“原始”仅意味着规模小、专门化程度低的简单社会，而不是指“离猿猴更近”的社会。社会人类学研究它，在于学科的整体论关怀。社会学可以研究一个复杂社会的某个问题并试图加以操纵，而人类学则必须体察对象的方方面面，但不关心如何改造社会。原始社会以其简单而成为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分工根据。
作为新功能主义奠基人之一，埃文思-普里查德重点区分了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及其对社会人类学方法的影响。英国人进教堂脱帽不必脱鞋，阿拉伯人进清真寺脱鞋不必脱帽，这是文化差异，但在社会上，两者可视为同一种行为——表达敬意。文化和社会是同一事实的不同抽象，社会人类学以研究“社会”为主。
研究什么呢?答曰：“结构。”作者说，任何社会都是有序的、成体统的，它比人生大部分变幻不定的事物更持久。结构(structure)就是制度，“这些制度或结构里的社会活动被组织在婚姻、宗教、家庭、市场、酋长等制度中，我们所说的功能就是指它们在维持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坚持，这看起来与结构—功能主义雷同的主张应该就叫做功能主义。我们或许可以将此理解为，他看到了两位老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的不足之处。马林诺夫斯基过分依赖脱离社会的个人心理需要，拉德克利夫-布朗过分强调蝴蝶标本采集式的结构。学科史让我们可以断言，这个立场非常明智。
作者用两节的篇幅勾勒出社会人类学从肇始到他那个时代的面貌，这一段称得上人类学ABC的内容，作者却毫不敷衍。作者讲社会人类学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大致呈现英法两个脉络：法国的传统从孟德斯鸠开始，他主张社会中的一切与它周围的一切事物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孟德斯鸠所使用的“法律”一词，指从事物本质派生出来的必要关系，更像我们今天说的“规律”这种东西。换句话说，“就是使人类社会可能存在的条件和使某一特殊类型的社会可能存在的条件”孟德斯鸠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圣西门、孔德和涂尔干，最终促成了一门研究社会事实的学科——“社会学”的诞生。在英国，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家休谟、洛克等，则笃信人性的普遍性和进步的无限性，这就意味着，与他们不同的民族一定生活在某种我们的祖先经历过的原始状态中。这是一种历史哲学的诉求，即认为历史的偶然事件只是历史规律的具体化。所以，发现人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去研究被认为是原始社会的异文化，这就促使了19世纪中叶社会人类学的诞生。除了众所周知的泰勒(Edward Tylor)外，还出现了麦克伦南(John McLennan)、梅因(Henry Maine)、巴霍芬(Johann Bachofen)、史密斯(William Smith)、摩尔根(Lewis Morgan)等一大批早期的人类学家，他们开创了人类学史上的重要时代——“维多利亚”时代。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有两种看法，保守一点的说法认为，因为它研究“原始社会”和“社会进化史”，所以堪当“正宗人类学”;新派的看法则彻底否定这种“假想历史”的人类学。埃文思-普里查德并没有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前人。他说，“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家才华出众、学识渊博、诚实正直。他们虽然过于强调习俗和信仰之间的相似性而忽视差异性，但他们对不同时空中社会之间的相似性的研究，则是在面对一个真实而非虚构的问题;这种研究有永恒的价值。他们运用比较方法从特殊中得出一般，从而对社会现象进行了分类。”这些方法具备了现代人类学的众多特色，虽然他们的大多数结论在今天看来是不被接受的。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还有一项重大的贡献，就是不约而同地对社会制度展开研究。不同于今天的是，当时的研究侧重于可见的“文化”，如外婚、图腾、迷信等，而今天的社会人类学已经注重对“社会结构”的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大不足，就是过于偏爱起源的问题。而在作者看来，起源研究与社会研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社会法则与社会历史无关。
埃文思-普里查德对于传播论的态度也比较中肯，他承认的确有很多发明只是一次性的，并传播到别的地方。但他不能同意据此而定的文化传播路线和世界史纲。那同样是一种假想的历史，这是进化论和传播论的共同缺点。在功能主义人类学看来，“进化论者和传播论者之间的争论不过是闹家务”。
功能主义是埃文思-普里查德自己的阵营，所以他对这个流派也着墨最多。他认为“社会生活的秩序性——一致性和不变性——就是显而易见的。否则，我们做不成任何事情，也不能满足绝大多数基本需求”。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涂尔干共同造就了人类学的功能主义转向。作者强调了“超有机体”和“社会事实”对于人类学摆脱从个人出发的心理学的影响的重要意义。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埃文思-普里查德来说更像是一个田野工作者而不是理论家，所以他没有为他的这位老师留下什么重要的理论地位。对他来说，真正的功能主义大师应该是拉德克利夫-布朗。虽然今天我们看来拉德克利夫-布朗多半是涂尔干的庸俗化翻版，但是在埃文思-普里查德看来，拉德克利夫-布朗得到了涂尔干的衣钵，拉德克利夫-布朗清楚而系统地阐述了功能或有机的社会理论，“他把一个社会制度的功能定义为社会制度与使得社会有机体存在的必然条件之间的一致性;这种意义上的功能是——我再一次引用拉德克利夫-布朗自己说过的话——‘作为整体活动之一部分的活动，对整体活动所作的贡献。个别社会习俗的功能是社会习俗对作为整个社会体系运行的社会生活所作的贡献。’……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假定，作为整体的文化功能是把人类个体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即一个群体的稳定体系决定并规范个体之间的关系。在外它必须适应自然环境，在内它必须适应个体或群体，才可能使社会生活变得有序。我认为，这种假设是对文化或人类社会进行客观而科学的研究的先决条件。”
埃文思-普里查德虽然给予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以功能主义集大成者的地位，但他自己却在坚持功能主义立场的同时，与拉德克利夫-布朗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不同意拉德克利夫-布朗一派的人类学家把人类社会看成自然体系的说法。在他看来，社会人类学“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出与自然科学法则稍稍相像的东西，而仅仅停留于幼稚决定论式的、目的论式的和实用主义的论断。再者，直到今天，所有概括都很模糊很宽泛，即使说对了，也大而无当，并且很容易变成常识水平上的同义反复”。这段话或许可以为深受拉德克利夫-布朗所害的中国人类学提醒，我们不应该再借口说“科学”的人类学之所以还不很“科学”，是因为它只迈出了一百步中的第一步。我们应该老实地承认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自然体系而是一个道德的、象征的体系，自然科学的方法行之无效。埃文思-普里查德说，我们大可接受拉德克利夫-布朗一派的一些方法论主张，但这么做的目的是“阐释”(interpret)而不是“解释”(explain)。
此处，埃文思-普里查德阐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立场——人类学不是自然科学：“我和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人类学属于人文学(humanities)而不属于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在我看来，它更像历史学研究的某一个分支——与叙事史、政治史相对的社会史、思想史和制度史，而不像任何自然科学。”这是一段重要的论述，我们从中看得出埃文思-普里查德虽然长期追随拉德克利夫-布朗，却最终对所谓“自然科学”产生了疑问。社会虽然可以作为一个功能的整体被研究，但社会本身是一个道德体系，现在包含着过去也包含着未来。“我的意思是说，社会人类学应当把社会当做一个道德体系或象征体系而不是自然体系来研究。它更注重设计而不是过程，因此它寻求模式而不是法则，它展示社会活动的一贯性而不是它们的必然联系，它作阐释而不作解释。这是概念的不同而不仅仅是措辞的差别。”可惜的是，埃文思-普里查德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坚定的立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他时而以一个坚定的解释学者的面目出现，时而又要求助于拉德克利夫-布朗为社会人类学界定的一套死板而机械的原则。
在第四讲中，埃文思-普里查德着重谈了“田野工作和经验研究传统”。人类学对原始社会的认识，随着方法的改进而不断深入。终于，人们普遍认识到，只有亲身观察自己的研究对象，才能避免道听途说带来的误解。这里，埃文思-普里查德再次突出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位置：“我认为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最重要……1906～1908年，他对安达曼群岛民进行了研究。这是人类学家第一次尝试通过原始社会的调查来发展社会学理论。”但是，“如果说拉德克利夫-布朗总是有广泛的一般社会人类学知识，是个更有才干的思想家，那么马林诺夫斯基则是一个更彻底的田野工作者。他不仅比他之前的任何一个人类学家花在一个单一原始民族的时间都长(我认为在他之后也是)……而且，他还是第一个用原始民族的语言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他也是第一个置身于原始民族的中心地区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
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高密度田野工作方法，最终成为人类学训练的必经之路。在埃文思-普里查德所在的牛津大学，一个人类学学生应该花两年时间攻读最初的学位。然后申请资助进行田野工作。这时，他仔细研究关于他所要考察的那个地区和民族的文献。田野工作至少需要两年，这一时期包括两次考察，在两次考察的间歇期核对第一次调查所收集的材料。而出版达到现代学者水平的研究结果至少要再花费五年时间，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一个完整的研究从酝酿到出版要花十年的时间。
田野工作的目的是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当地人。这要求一个学者必须在异文化里像孩子一样从头学起，学会当地的语言，最后了解他们的全部社会生活。所以，田野工作是艰辛的，寂寞难耐有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因此，除了理论知识和技能训练之外，人类学田野工作还需要一种性格和气质。一些人不能忍受孤独的煎熬，特别是在不舒服和有病时。另外一些人不能作必需的知识和情感转移。如果他想理解原始社会，那么它应该在人类学家自己身上而不仅仅在他的笔记中。并且，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在一个野蛮人和一个欧洲人的思考和感受之间转换也绝非易事。”埃文思-普里查德这么说，列维-斯特劳斯这么说，巴利这么说，甚至马林诺夫斯基也这么说，中国的不少老一辈人类学家还是这么说。可见，田野工作根本不是一场惊险刺激的探访。虽然如此，一个田野工作者必须最终与当地人如胶似漆地生活在一起，所以一次成功的田野工作几乎都是以田野工作者与当地人的黯然别离告终的。作者说，田野工作者从当地人那里“离开的时候，双方都为分别感到难过，否则人类学家就算失败了。”
埃文思-普里查德从不会忘记阐发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于田野工作的一般性介绍结束之后，他讨论了田野调查的所谓“信度”问题，就是说，这种研究能否可以被验证。“如果有另外一个人进行这个调查，是否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我认为我的答案应该是‘是’。”但是他马上说，“虽然研究同一民族的不同的社会人类学家会在他们的笔记本中记录大量相同的事实，但我相信他们会写出不同的书。”这里又涉及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解释学立场。他认为，一场田野工作决不是科学家去实验室观察。实际上，人类学的特别之处在于人类学者本身也是被研究的一部分。他虽然在描述另外一个社会，但他更是在说自己：“一个人只能从他的经验和他自己的角度去解释他所看到的，人类学家尽管共享一套知识，但在其他方面和任何人一样有不同的经验背景和不同的人格。人类学家的人格和历史学家的一样，无法被排除在他的工作之外。从根本上说，他不仅在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一个原始民族，更是在表达他自己。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描述一定表现出道德判断，尤其是触及到他感受强烈的问题时。”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科学研究”的彻底反动，这种反动在他的后辈学者格尔兹那里得到了伸张。埃文思-普里查德自己的《努尔人》也正是一部这样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他坦诚地说自己的研究不是一场科学观察，他的出发点很单纯：作为一个在英国颇为异类的天主教徒，他希望能够体察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
在这本书的第五部分，埃文思-普里查德举例说明现代人类学研究与以往的不同之处。现代人类学家，往往从社会而不是从文化的角度思考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人类学家不再调查所谓奇风异俗，而是调查面向实际社会的方方面面。与“图腾”、“抢婚”、“杀婴”等让普通读者兴奋不已的话题相对，人类学家更重视一个原始社会的结构、交换、政治制度、宗教观念。调查只是第一步，分析笔记、找出当地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机制是第二步，最后还要就已有的人类学知识展开论辩，这才算得上高水平的调查。作为少有的曾经深入研究过两个民族的人类学家，作者对民族志写作和田野调查的看法很深入。他强调，研究应该以问题为主，“阿克顿勋爵告诉历史专业的学生要研究问题而不要研究时期，科林伍德告诉考古专业的学生要研究问题而不是遗址。我则要告诉人类学的学生要研究问题而不是民族。”
马林诺夫斯基虽然给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但他把土著人过分浪漫化的做法也为民族志写作埋下了华而不实的种子。作者敏锐地感觉到，像《萨摩亚人的成年》这样近乎哗众取宠的著作，就是马林诺夫斯基式写作的流毒，实际上，米德(Margaret Mead)过于理想化的性格和过于明确的目的，使她笔下的原始人几乎成了美国人的老师。
一个学科总是不得不向这样那样的人讲述本学科的“用处”。或许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外行要求他这样做的吧，埃文思-普里查德不得不硬着头皮讲一讲“应用人类学”。看得出来，他骨子里是不情愿讲这个颇有些“无聊”的问题的。在回答“人类学有什么用”的问题时，他终于决定搪塞一下：“对许多人来说，包括我自己，这个回答要么是‘我不十分清楚’，要么如一位美国同事所言，‘我想，我只是喜欢四处逛逛’。”
平心而论，社会人类学的“可用之处”还是很大的。最直接的“贡献”，就是它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殖民政策。它使当局意识到：通过当地人实现间接统治要比直接由英国人统治有效得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学可以成为工学或医学那样可以直接应用的学科，因为“我相信并不存在一门可以与自然科学相似的有关社会的科学。……我认为，任何地方都没有人类学家敢于庄重地宣称，他已发现了某一条社会学法则。既然没有已知法则，那么就谈不上应用”。
我们惯以实际效益衡量一门学科的意义。实际上，“知识就是力量”并不是说知识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说它能真切地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丰富我们的人生。这实际上是知识的最大“应用”。在埃文思-普里查德看来，研究原始民族本身就很值得。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对原始人的兴趣，而是对人类社会的最一般性、最抽象的诉求。任何一个真正思考人类和社会本性的人必定会对原始民族感兴趣，因为原始人没有已知的宗教，没有书面语言，没有发达的科学知识，赤身露体，工具粗糙，生活简陋。但他们仍旧是人，我们与他们有同样的东西。“这把我带到了社会人类学更为普遍的一面，它教给我的不仅仅是原始社会本身，而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本质。”
这是一本言简意赅的人类学入门著作，虽然内容显得“陈旧”，但思想却是强有力的。尤其是有关解释学和历史取向的独到论述，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掷地有声。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西方人类学在经历了结构主义风潮和后现代主义的心灵空虚之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回到这本半个多世纪前写就的入门著作来反思人类学的命运。
◆著者简介◆———————————————————————
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英国著名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功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前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
他主要在苏丹南部的阿赞德人和努尔人中做田野调查，这些田野资料成为其前半生也是其最知名的人类学著作的基础。他后来的著作大多是理论作品，关注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这是由于他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巨大影响，牛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才吸引了全世界的众多学生。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努尔人》与福斯特合编的《非洲政治制度》、《努尔人的亲属关系与婚姻》、《努尔人的宗教》、《社会人类学论集》、《原始宗教理论》以及《阿赞德人——历史与政治制度》等，都是久负盛名的作品。
◆译者简介◆———————————————————————
冷凤彩，武汉大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性别研究。
◆审校者简介◆——————————————————————
梁永佳，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宗教与政治人类学，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和泰米尔民族志。著有《地域的等级》、《象征在别处》，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有多部译著问世。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言简意赅的人类学入门著作。
本书第一部分是1950年埃文思-普里查德为英国广播公司做系列讲座的讲稿，虽仅寥寥六讲，却令社会人类学的精髓跃然纸上，既不失概论的周全，又不乏作者的创见。第二部分收录了作者的多篇演讲稿和论文，与第一部分形成对照和补充。
埃文思-普里查德的笔锋一向明晰，从不卖弄，本书更是以此道著称。自本书出版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英语界的同名教材层出不穷，然上乘佳作若此者，终究难得一见。
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