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俗语方面黄涛是资深专家了。可以看看他的大著《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下面是其作之序言，可参考。
序 言
老事人文浩不穷，
民风民艺情独钟。
不辞握管人憔悴，
要采珊瑚碧海中。
——小疾口占
民俗文化，简要地说，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它的范围，大体上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物质文化，一般包括它的各种品类及其生产活动两个方面。它是由，、类的衣、食、住、行和工艺制作等方面的物化形式，以及主体在生产过程中的文化传承活动所构成的。像传统的民居形式、服饰传统和农耕方式等，都是物质文化的内容。社会组织，指人类社会集团中氏族、家属、宗族、村落、乡镇、市镇，以及各种民间组织，包括民众职业集团的总称。当它们彼此之司的关系，通过某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固定下来，成为维护民间真、际关系和生存方式的纽带时，它们也就进入了民俗文化的范畴。意识形态，涉及民间宗教、伦理、礼仪和艺术等，是在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精神民俗部分。此外，就是口头语言。口头语言不属于以上三类。它是人际关系的媒介，是许多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民俗传承。语言是人们联系共同的生产活动、生活事务和表达个人的思维、感受的必需手段。在人们的集体活动中，没有语言这种文化因素是不可想像的。语言本身既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文化因素，又是别的许多文化因素的载体。所谓“口承文化”，它包括人类的各种口头文学以及用口头语言表达和传承的各种人生经验和知识。近代学者把语言作为构成民族概念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如美国、日本的某些民俗学者，往往十分重视对口头语言民俗的研究。我国自“五四”民俗学运动兴起之后，也在口承语言民俗的领域，做过一些调查和探索，尽管成绩不太显著，但在“五四”时期，对口头语言问题非常重视，在这方面开展的活动与研究曾有着特殊的作用和重大的影响。
现代意义的中国民俗学肇端于1918年北京大学近世歌谣征集处，随后它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曾有一定的声势。“五四”，这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像一夜春雨，催开了现代中国的民主与科学文化事业的花朵，也唤醒了国人沉睡之中的民族意识。我多年来所从事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两学科，就是这场运动的伴生物。我自己当时转变为追随新思潮的“新党”，进人了这两种学科之门，也是“五四”运动启蒙的结果。“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运动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五四”与我个人学术道路的关系。所以我个人对这场运动怀有特殊的感情。我对语言民俗的较浓厚的兴趣，也与“五四”运动对语言问题的特别关注有关。故在此我想简略回顾一下“五四”时期的学人们在语言问题上的探索与成就。虽然那时所关注的语言问题与黄涛同学这本书里所探讨的更加专门化的语言民俗问题有较大的内容属性上的差异，但是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二者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在“五四”这个非常时期，那些激进、热忱的青壮年学者们所采取的态度、进行的活动以及取得的成果，有着内、外向两个方面。内向的，主要是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问题，外向的是对待外国文化问题。在对待固有传统文化这方面，大体上又可分为否定的、破坏的方面，和肯定的或积极地对待的方面。前者如严厉批判专制制度，封建伦理和正统文艺等；后者如热情扶植民众口头活语言，赞扬口承文学及优秀传统通俗小说、戏曲等。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五四”时期新文化活动对待传统文化的注意和评论多侧重在前一方面，即对于旧制度、旧伦理和旧文艺等的批判上。对于后者则很少或较少涉及。更不必说，把当时学者们对大众语言、口承文艺、通俗小说、民间风尚的见解、评价联成一个主题加以论述、评价了。这不管由于什么原因，现在看来，是应该弥补的一个缺陷。只有这样做，才可能使人们对近代这一段伟大的文化史的理解更为全面，更为丰富和深刻。这里，我仅谈一下“五四”学人热情扶植民众口头活语言这一方面。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五四”运动又是一场白话文运动和推行国语的运动。它所提倡的以平民的白话代替传统的文言，用白话写文章，以及主张以北京话为基础向全国推行国语和用它编写教科书，反映出了一种思想、文化载体方面的重大变化。这是世界上新旧思想、文化更迭时经常出现的现象。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字改革时期，都有过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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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钟敬文
绪论
一、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和前人研究状况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三、黄庄概况
第一章 亲属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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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家庭是以姻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一种基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我国当代社会中，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这个普遍存在的小型的社会共同体是以姻缘关系即夫妻关系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即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居于从属地位。作为家庭的主导关系，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基本类型，更是男女关系的主要形式之一。夫妻关系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合作关系的性质，而且具有更为深刻和持久的性爱关系与亲情关系的内容。夫妻关系的存在状态是由家庭共同体所处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环境所决定的。夫妻称谓是夫妻交往时使用的一种用以启动谈话的对另一方的称呼，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现出夫妻
关系的存在状态或对方在家庭中的地位，从而通过考察夫妻称谓，可以探讨夫妻关系的社会文化内涵，也可以看出相关的文化传统的变迁。当前，城市与农村在生活与文化上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夫妻关系的存在状态与夫妻称谓的状况也有一定的差别。本文以实地调查资料，展示河北省景县黄庄的夫妻称谓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华北农村的夫妻关系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相关的文化变迁。
从总体上来说，夫妻称谓可分为老派夫妻称谓和新派夫妻称谓。前者主要是现在五十岁以上的夫妻之间所用称谓，受传统社会夫妻关系影响较深；后者主要是现在五十岁以下特别是青年的夫妻之间所用称谓，产生于现代社会宣扬男女平等、提倡以爱情为基础的夫妻关系之中。
我们先来看老派夫妻称谓。黄庄的老派夫妻间基本没有面称，或者说，老派夫妻之间当面交际使用的相互称谓处于缺环状态。一般在家里，夫妻对话时没有任何称呼，直接说事，或者以“哎”“哎我说”来提请对方注意，也可以说这些招呼语是夫妻称谓的一种替代形式。确实，在较小空间范围的家院之内，不用称呼对方，对方就知道是在跟自己讲话。但是如在室外，比方说在地里劳动，离得远时呼喊对方，或者在村里呼喊不知到哪家去串门的对方，单靠嗓音的熟悉还不够，需要有个称呼来明示喊话的对象，这时只好采用从儿女角度来的称呼“××(孩子小名)他爸爸”“××他娘”，也有极少的人喊对方姓名。在黄昏时分处处升起袅袅炊烟的村落之中，妇女亮起嗓门喊“××他爸爸，回家吃饭喽”，是经常听到的一种声音，这也可以是构成一幅农村风俗画的淳朴生动的场景。夫妻之间习惯了没有面称，在需要有称呼的当面对话语境下语言交流就很不方便，不得已时采用某种称呼也是很不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