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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乡何处?

羌乡何处?
哪个以“逐水草而居”的西羌已经扩散到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乃至东南亚国家中,可以说藏缅语族内的诸多民族都携带着古羌的文化基因。此羌非彼羌,现在的羌族只是古羌或西羌的一个分支而已,只不过借助上世纪中叶的民族识别形成了“以小含大”的文化事实。当下在地震后的重建过程中大量地利用“古羌”、“西羌”、“禹羌”、“兴羌”、“氐羌”等文化符号,更多是一种文化资本的再利用与再构建。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已列入国家非遗项目,但我们听到的羌笛中已经没有如泣如诉的悲怨,或许此笛也非彼笛,或许笛仍是那只笛,但吹的曲调,史笛者的心境已经发生位移。这些都只是说明了一个无法回去的命运……
其实,每个人只要经历了成长,就预示着回不去的命运,更何况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族群命运?更多的伤往吊古其实成为一种伪命题。
散居于险壑深峡中的羌族经历了太多的历史沧桑,但仍顽强地生存、繁衍、创生下来,这本身就是种值得肃然起敬的历史奇迹,要知道多少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匈奴、鲜卑、契丹等强悍民族如今只能在史书上兴叹。经历了大灾难后的羌族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我们在各个羌寨感受到的笑脸、热情、信任、刚毅都在说明这一切,羌族同胞对国家的认知、感恩也是刻骨铭心。多少次徘徊于历史进程中、多少次错失现代性机遇,而今借助传统力量、国家力量、现代性机遇获得了重生、涅槃。王铭珂提到的东方国家中大一统观念之下的扶弱济贫的治国理念丝毫不逊色于西方的殖民霸权思想。中国政府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东部支援西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既有国家传统的延续,也包含了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羌不只是在汉藏之间,更是在国家怀抱里,世界胸怀里。
无庸讳言,羌族的口头传统更多成为一曲挽歌,但绝非绝唱;新时代背景下的羌族人民正创造着新的传统,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们新的辉煌、灿烂。祝福羌族。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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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川西北羌族地区调查归来已有十天,对那一带的恶劣的生态环境印象深刻:羌族主要居住在泯江流域,泯江两岸的悬崖峭壁皆是光秃秃的风化岩,加上5.12地震后随处可见的滑坡、滚石、流沙,行走其间,感觉回到远古时期的蛮荒时代。印象汹涌泯江水而今成了一条时有时无的小溪流,人们甚至可以赤脚淌过低浅的河床,似乎成了将要枯竭的泪水。

历史上泯江流域却是山林茂密、江流汹涌的一块风水宝地。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较大的支流,年泾流量是黄河的两倍,史书记载的泯江是一条桀骜不驯的暴河,每年夏秋季节都要给下流的成都平原带来洪灾,所以才成就了后来李冰父子的治水伟绩,都江堰水利工程也成为闻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泯江流域至今流传着诸多大禹的传说,甚至有些史家认为大禹故乡就在泯江的北川、汶川一带,这恐与当时的洪灾与治水历史密切相关。正因为泯江丰富的自然、水文环境,孕育了沉淀了深厚的文明基因。《尚书·禹贡》曰:“岷山导江。”《汉书·地理志》云:“蜀郡湔氐道出岷山,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水经注·江水》也说:“岷山,即渎山也,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大戴礼记·帝系》的记载是:“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 《世本》泜水作泯水,由此可知,《史记》所谓江水,《帝系》所谓泜水,《世本》所谓泯水,都是出于泯山的泯江。李白诗中也可寻觅到当年岷江的风采:“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杜甫也有《清江》诗:“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华阳国志》所载:“江、潜、绵、洛为池泽,汶山为畜牧。”岷江的大小支流是古羌人繁衍的地方,至今在羌族传统中仍有祭天、祭山神、祭水神、树神之俗,说明他们的文化与这一区域特定的自然环境相依为命。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敬畏天命,敬畏自然,呵护万物在羌族的生产生活中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每一年他们都过庄严肃穆的祭祀仪式传递着祖先们的智慧,维系着与他们血脉相连的自然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甚至可以说,羌族的传统文化中,天神、山神、龙神、雷公占据了主体地位,这不仅体现在祭祀仪式中,也体现在流传至今的诸多神话、传说、故事中。至今羌寨中仍存活着许多保护自然的习惯法,如禁山期严禁砍伐,狩猎禁忌、严禁污染河流、神山崇拜等等。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承袭上千年的传统文化,羌族文明才能在泯江流域源远流长,薪火相传。羌族至今也只是个30万人的民族,仍处于农耕、畜牧为主的农业经济阶段,大部分仍在温饱线上徘徊。而多年的生存经验使他们深刻领悟了“人与自然和谐振共处”的真谛,他们一直精心呵护着这方水土。从这个意义上说,羌族不是毁坏泯江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

谁是罪魁祸首?现在的泯江流域为何成了这样一个地震、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频繁的“不适合人居住”的恶劣环境?这恐与近代以来人们的过度开发密切相关。在调查中了解到,泯江流域自然环境的恶化始于鸦片战争以后的国内近代工业化进程。

鸦片战争之后,积弱积贫的中国一直在苦苦寻找新的出路,改良成为当初的选择路径。尤其是经历了屡战屡败的种种挫折后,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拉开了民族工业发展的大幕,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始。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受到鼓舞,海外华侨也竞相投资国内近代工业,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工业化为主体的中国民族工业有了长足发展。成都作为西南重镇,也卷入到这股时代浪潮中,兴办起了大量的缫丝、卷烟、榨油、火柴、食品加工等轻工业,采煤、冶金、水泥等重工业方面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民族企业。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成为瓶颈,由此四川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成都成立川汉铁路公司,自办川汉铁路。后来为争夺路权引发的“保路运动”的起因于此,此是后话。这场工业运动无疑极大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四川近代化进程,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工业化意味着需要大量的资源,尤其在电力资源极度稀缺的当时,蒸汽机成为主要动力来源,而木材作为燃料成为首选,加上修建铁路、兴办工厂、城市规模扩大后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木材,木料成了支撑四川近代工业化的硬件。而成都平原在上千年的发展史中,木材基本上告罄,泯江流域丰茂的植被成了这场工业运动的牺牲品。这里也有特定的历史根源:一则泯江流域与成都平原在地理相毗连,是最为便捷的资源提供地;二则历史上一直成为成都平原的木材原料提供地;三则泯江水流量大,可以通过漂运直达下游目的地。这一近代化工业进程在抗日战争期间又进一步加速,当时隶属于四川的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中心,而已有工业化基础的成都成为战需生产基地。建国后的“大炼钢铁铜”则成为“赶尽杀绝”泯江森林的“最后一把斧头”!此后,即使想砍也无树可砍,泯江水量也逐渐萎缩,成了一条流淌悲情的江河。在泯江流域的羌族口头记忆中,这方青山绿水的风水宝地也是在咸同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时期逐渐变成“山秃子”的,他们的居住地也是一搬再搬,只能往深山里求生。直到今天,只有在绕过泯江的深山背后,才可见到一些稀疏的植被,而且这些仅存的森林大都在不宜耕作的山顶上,山腰以农田耕地为主。

但悲剧并未结束,进入20世纪末,改革开放后,国内市场经济崛起,新一轮的工业化又席卷而来,这一轮瞄准的是泯江的水资源!泯江流域的水电站现在已达上百座之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水电布局带”。岷江流域除了泯江主流以外,在汶川以上有3条主要支流,从西到东依次是杂谷脑河、黑水河和源于松潘弓嘎岭的岷江干流。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杨勇在其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在这条地质灾害频发的河流上,有着世界罕见的水电高密度布局,其中岷江干流已投入运行水电站大坝29座,其中8座属国家电力系统,另外21座属水利系统和一些没有注册的归属不明的电站。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建的违规电站一时难以统计。”在一般人印象中,水电属于清洁能源,不像火力发电那样造成污染,而且发电以后,水流不会减弱。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调查期间基本上是在泯江两岸,沿途看到大段大段裸露的河床,干枯的庄稼地,连公路两边的树都需要洒水车来浇灌,只有在汶川、茂县县城附近才可看到江水。那么,泯江的水去哪儿了?答案是都进了山洞。为了防止地震破坏,改革开放后所建的电站都建在山洞里,这样引水入洞成了最安全的做法,而从上游到下流,基本上一个梯极一个电站,江水引入到一个电站,排泄出来后又引入到另一个电站里,滔滔江水就永无出洞机会;加上涵洞内地质脆弱,沿线不断渗漏,江流量到下游成了强弩之末,形成了愈到下流流量越少的怪现象。

古人最早时把长江源头定位为泯江,“泯江导江”之说占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到明末徐霞客考察金沙江流域后才得以纠正。但“泯江导江”之说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这条江流对于长江、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性。一直到现在仍在流传的大禹故事、夏商周时代的传说、蜀人先祖传说、大量的考古遗址、文物,无疑都在诉说这里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但现在,山砍光了,水流没了,曾经水草丰美、山青水秀的泯江现在成了重灾区。人与天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植被破坏后,表层的土质地表被暴雨冲走,加上崩塌、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剩下的只是裸露在外的岩石层,而岩石层经受长年风雨剥蚀后,成了脆弱的风化岩层,从而更加剧了地质灾害的恶性循环。与我们同行的一个地方学者如是说:“不要以为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恢复,在岩石上种树是不可能的,不要说百年,上千年也恢复不了了。不要说山上,路边人那些树,年年都在同一个地方种,还有专门的浇水车,三四十年了,还是长不起来。”汶川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只是其中的一个惊叹号,而非句号。殷鉴不远。唐朝诗人杜牧总结亡秦之训时这样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每一次自然灾害过后,国家、地方成了主要的财政承担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地震后的恢复重建换来了灾区的新面貌, “大灾难转变为大发展。”这样的大发展还能可持续发展吗?这样的话语转换背后又隐伏了多少不测?我们还能承受多少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而这样的代价不知还要付多少年?

泯江在哭泣,也在警示……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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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家园难在心理重建,尤其是如何修复、恢复传统的自我协调功能。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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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二位关注!
寻根永远是一个过程。
因为根的命题本身是复杂多义的,甚至是无意义的。最后可能归结到人类从何处来的终极命题上。窃以为学者使命就是忠实记录,把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些变化事实尽可能“逼近真实地”记录下来则善莫大焉。
我的母族纳西族的来源是也多元的,一部分可能源于古羌,如牦牛羌、白狼羌,也有说法是夷,如旄牛夷、筰都是夷、摩挲夷等。至于元明清三代以来,纳西族中更多融入了汉族、藏族、白族、傈僳族、普米族等多元民族成份,尤其是汉族移民融入纳西族中更为普遍,丽江古城中的原住居民中,80%是由汉族移民融合到当地纳西族中形成的,据笔者家谱记载,原籍在湖南常德,明朝万历年间到丽江的。
在羌族地区调查中也发现这一问题,羌族支系繁多,方言复杂,可以说是十里不同话,原因可能在于族群融合所致,而汉文化对羌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较为突出,尤其是道教在释比文化中占了主体,释比在念及道教诸神、五方四渎时均用汉语念诵,毗邻县城、汉族地区的释比口诵经则基本上汉化了;羌语也危机四伏,即使在深藏大山的羌寨里,汉语成了主流,四十以下的基本上不能操完整流利的羌语。这除了受汉文化圈统摄客观实情外,大量汉族移民融合到羌族中也是关键内因,开始融合时,因入乡随俗之故,汉族移民是主动融合到羌族文化中,但其携带而来的文化基因也慢慢影响、改造了羌族传统文化结构,形成了二元文化类型交叉重叠的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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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羌族所居住的岷江流域的生态恐怕在百年内难以改变,人类对它的索取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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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乱了?
帖子时间不对呀。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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