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晚清书法圈
西南大学文学院 曹建
摘要〕桐城－阳湖派、桐城－湘乡派是与桐城派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学流派。文学流派的发展往往与文人及其文化圈密不可分，而作为文人余事的书法也往往与文人及其文化圈紧密联系，并因此而与文学圈有着相当程度的交叉甚至重合。文学家与书法家身份的重合，一方面说明书法所具有的依附性，另一方面也凸现出具有流派意义的书法圈。
〔关键词〕桐城派 阳湖派 湘乡派 书法圈
与其他艺术流派的形成一样，书法流派的形成也大致可以分为非自觉形成的流派与自觉形成的流派两种情况。非自觉形成的书法流派，往往因为书法家书法观念、风格的接近或者交往较多而被认为具有流派性质，但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明确的纲领、称号、宣言；自觉形成的书法流派，是书法观念与风格较为接近，艺术趣味相投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自觉形成的。当代的一些书法批评认为前者是具有传统意义的流派，后者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流派。或许因为书法对于文人的依附性，明确结社而形成的书法流派在古代并不多见，许多书法流派的得名多因观念与风格的近似由后人概括而成。[1]如元代奎章阁书家与明初台阁书家因为其工作单位相同、书法风格接近而得名；明中期吴门书派、清初扬州八怪书派则因为书家所居住、活动的城市而名；至于所谓“南北书派”则以地域之南北与风格对应，有着泛论色彩。无论如何划分，书法流派当以书法观念、风格以及书家交往活动为主要依据。可以说，正是以书家共同活动而形成的书法圈为基础，书家形成较为接近的观念与风格，进而形成流派。笔者在对于晚清书法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晚清书法史存在许多由相同文化圈而形成的书法圈，以及在书法圈基础上所突显的书法流派。[2]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与文学圈相对应的书法圈的存在。本文所要讨论的几乎与桐城-阳湖、桐城-湘乡两派重合的书法圈足以说明书法对于文学尤其文人的依附性。
1. 桐城－阳湖书法圈
众所周知，桐城派以文学流派彪炳清代文学史200多年，其影响是巨大的。而桐城派的得名，也并非所谓自觉形成，当属于非自觉形成的流派。从早期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等人那里，不见桐城派之说，直到集大成者姚鼐，始有“桐城”之名，而“桐城派”的明确提出则要到咸同年间的曾国藩。[3]阳湖派文学家的活动在嘉道间，而其得名则与桐城派较为接近，晚至光绪初年张之洞的《书目答问》。[4]关于桐城派与阳湖派的文学主张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二者的关系。文学史上关于二者关系的讨论，大致有两类意见：一为承继说，一为对抗说。前者“强调两派相承的一面，倾向于视阳湖派为桐城派的旁支别系”，后者“强调两派相竞的一面，倾向于视阳湖派为摆脱桐城派影响的独立支派”。[5]周中明认为，“对抗”之说，“纯属无稽”，而师承桐城，雅近历史。[6]因此，可以说，因为文学的同好，在嘉庆、道光年间，以桐城－阳湖文学圈为中心，聚集着一批文人。正是这样一批文人，在讨论文学的同时，也将许多精力用在书法的讨论上，进而形成了桐城－阳湖书法圈。
在这个圈子中，许多人以文学家而兼善书法，包括姚鼐、吴德旋、张惠言、恽敬、钱伯坰、张琦、陆继辂、李兆洛、包世臣等人。[7]其中，钱伯坰、姚鼐、张惠言及其弟张琦是出色的书法家，而包世臣、吴德旋又是有名的书法理论家。可以说，“阳湖—桐城”文化圈聚集了当时活跃在江南镇江、扬州、宜兴、南京、皖南等地一批重要的文化人，而这个圈子所推崇的书法风格也正是传统帖学，其间邓石如的穿插与包世臣的鼓吹，又使这个圈子有着较明显的碑学背景。
就书法而言，以吴德旋、包世臣交往为中心，钱伯坰、张琦、张惠言相与探讨，而姚鼐作为吴德旋、李兆洛等人的师辈又自然影响着他们的书法观。
这里主要来关注包世臣、吴德旋与钱伯坰之间的交往。
钱伯坰（1738－1812）为阳湖派代表人物之一。[8]钱伯坰在书法上的地位，我们可以从包世臣的评价中得知一二。包世臣《完白山人传》将其与邓石如进行了对比：
鲁斯故服山人篆分为绝业，及见其行草，叹曰：“此杨少师神境也。”遂因余以见山人。然鲁斯正、行书名，自文清厌世，论者推为第一。而鲁斯执笔，则虚小指，以三指包管外，与大指相拒，侧豪入纸，助怒张之势。常谓永叔使指运而腕不知之论，为指捥皆不动，以肘来去；又谓作书以指钩钜之理，痛斥古今相承拨镫七字之说，意以山人篆法当同，迺藉山人以信其旨。及见山人作书，皆悬捥双钩，管随指转，与鲁斯法大殊，遂助献之诋山人尤力。
经过包世臣之介绍，钱伯坰与邓石如相见。由于包世臣对于邓石如的偏爱，他笔下的钱伯坰对于邓石如的前恭而后倨，被描述得有点出尔反尔的味道。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包世臣所谓刘墉以后。钱伯坰正、行书被推为天下第一的事实。另一方面，钱伯坰自视甚高，对邓石如执笔法多所诋毁。换个角度来看，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钱伯坰在书法上的地位也是不容轻视的。正是这样一位钱伯坰，与吴德旋、包世臣有许多关于书法的讨论。
钱鲁斯的行书及榜书被包世臣《国朝书品》列为能品下，安徽博物馆有其《赠邓完白诗》轴。包世臣记载了其与钱伯坰嘉庆七年的一次会面：
壬戌秋，晤阳湖钱伯坰鲁斯。鲁斯书名藉甚，尝语余曰：“古人用兔豪，故书有中线；今用羊豪，其精者乃成双钩。吾耽此垂五十年，才什得三四耳。”余答言：“书不能佳，然下笔辄成双钩”。鲁斯使面作之，画旁皆聚墨成线如界。余以此差自信矣。[9]
1802年秋天的这次会面，对钱伯坰而言也许并不是特别愉快的事情。两人为一个当时被书法界许多人神化的所谓“功夫”进行了激烈的争论，65岁的钱伯坰自称用羊毫历50年练就双钩点画，而28岁的后生小子包世臣则不以为然，面折其谬。[10] 15年以后的1817年，包世臣还与朋友张翰风津津乐道，而此时的钱伯坰已经去世五年了。由此固然可见包之自负，更可见钱之影响。至于包世臣所谓钱伯坰“用羊毫说”，王潜刚认为：“余观沧阁中所收鲁斯书皆紫毫健笔所书，他处所见有用兼毫或羊毫书者，而羊毫为少，与此语不合。岂鲁斯因慎伯专用羊毫而此为此言耶？”[11]钱、包二人共同的朋友吴德旋在看过包世臣的这段描述以后，有如下一段记载：
十年前，余在扬州与安吴包慎伯论书，慎伯不喜平原《坐位帖》，而余极好之。然余学书在慎伯后，未敢与之争。近慎伯来阳羡，与余复相见，论书亦推服颜行，自悔前言之失。示余以所著《述书》一篇，妙论层出。余所见能书之士，未有若慎伯之通识也。惟于鲁斯多微词，且不无过当语，倘所谓责备贤者之意耶！[12]
对包世臣《述书》调侃批评钱伯坰，吴德旋心中隐隐觉得不妥。但是，吴、包二人的共同点却值得注意：其一，包世臣对颜真卿行书由不喜欢转变到“推服”，终于与吴德旋观点一致了。其二，吴德旋对于《述书》妙论层出的赞扬，也显示出二者的一致性。
相比之下，吴德旋与钱伯坰关系似乎更进一层。吴德旋与钱伯坰相识于乾隆。吴德旋《赠钱鲁斯序》记载了与钱氏的相识相知：“余之始识鲁斯也，在乾隆己酉之岁，迄今嘉庆壬戌历十四年矣。中间缘人事乘隔，踪迹颇疏，而相知爱之心固结而不可解。方余初见鲁斯时，所作诗文甚浅陋，不足观，鲁斯顾有以奇之，谓异日必当为作者。十馀年来，予所得差不后人，鲁斯益自喜其言之将验，浅识之士，或从而怪之，鲁斯不顾也。……今年春，鲁斯偕余客居吴门灵鹫寺中七十馀日，昼夜纵论极欢。”[13]两人灵鹫寺昼夜纵谈70天的内容未见记载，想必也是天下古今，无所不谈了。吴德旋认为：“余友钱鲁斯以书名海内四十余年。初学董香光，继学李北海，后乃出入颜清臣、苏子瞻、黄鲁直，能扫尽世俗谬种流传见解，可谓书之豪杰。惜其未参褚河南、杨少师笔意，气息稍粗。而有时肌理细腻，则又涉于凡艳，书品不无小减耳。然其沈著痛快，固是一时无两。”[14]像钱氏这样一位帖学名家，固然不能随意贬低，虽有小疵，但其沉着痛快却深得帖学玄旨。吴德旋还记载了钱伯坰的书法理论。其《初月楼闻见录》云：“（钱鲁斯）曰：‘吾曩于古人之书见其法而已，今吾见拓于石者，则如见其未刻时；见其书也，则如见其未书时。夫意在笔先者，非作意而临笔也。笔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晋唐宋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于中而会之于心。……故曰意者非法也，而未始离乎法，其养之也有原，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尽而意无穷，吾于为诗亦见其若是焉，岂惟诗与书，夫古文亦若是则已耳。’”[15]此段所述其对于书法拓本、作品的解读能力令人赞赏，而“法”、“意”关系论则相当精辟。
从吴德旋、包世臣二人对于共同的朋友钱伯坰的评价中，不难看出：吴德旋是非常赞赏钱氏书法的，其评价“沉着痛快”足以使帖学家荣耀一世；相反，包世臣与钱伯坰虽然也为朋友，然包世臣对钱之“功夫”并不十分看好，对他的执笔法甚至有调侃的味道，而对他的书法只列于能品下。很显然，包世臣对钱伯坰书法是有所不满的。
与钱伯坰不同，张琦不仅为吴德旋的好友，而且还被包世臣引为知己，并结为秦晋之好。包世臣《答张翰风书》：“宋氏以来言诗必曰唐，近人乃盛言宋，而世臣独尚六朝。尚六朝者皆以排比靡丽为工，而世臣独求顿挫悠扬，以鬯目送手挥之旨。是以游历数州未遇可言，何意足下远隔千里乃为同术。”[16]又，包世臣在道光八年54岁时“嫁女孟仪与阳湖张翰风之次子仲远。”[17]而包、张二人的交往也是比较广泛的。张琦还是包世臣与邓石如之间的绍介者。包世臣《完白山人传》有“余始闻山人名自翰风。”而邓石如欲在扬州见包一面的想法未能实现，仅见到张翰风而已。[18]由此可见，邓石如、包世臣、张翰风关系也很不错。另，包世臣还有《拟古三首寄翰风》、《武进处士张翰风》等诗。就书法而言，张琦在当时的名声绝不在包世臣之下。吴德旋《初月楼文续钞》评张琦书与包齐名：“书长于分隶，盖怀宁邓石如之亚，而真行书与泾县包慎伯齐名。慎伯推之，以为举世无与比。”所谓“慎伯推之”，见于包世臣《齐民四术》：“翰风嗜书，移汉分法入真行，又以北朝真书敛分势，并腾踔蕴藉，当世无与比。”与包不同，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则将张琦与郭尚先并提：“嘉道之间，以吴兴较弱，兼重信本，故道光季世，郭兰石、张翰风二家大盛于时。名流书体相似，其实郭、张二家方板缓弱，绝无剑戟森森之气。彼于书道未窥堂户，然而风流扇荡，名重一时，盖便于摺策之体也。”[19]虽然此处康有为对张、郭二人并无褒扬之意，但是，由此可以看到，康有为将张琦与郭尚先并称为当时的帖学代表。康有为也许并没有注意到，包世臣已经提到过的一个观点，张琦不是纯粹的帖学家，也曾经有过对于北碑的模拟与汉碑的学习。关于此点，又见于包世臣《艺舟双楫》：“嘉庆丁丑，余与翰风同滞都下，以书相切磋，简札往返无虚日。既乃集前后所言，掇其要为此篇，又为中篇以疏之。是年九月出都，道中得王侍中书诀石本。……己卯，又与翰风同客济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为《历下笔谈》。翰风故攻书，改用此法习北体，观者每谓与余书不辨。然余书尚缓，而翰风尚竣，微立异同。”[20]包世臣的《述书》、《历下笔谈》为与张翰风的谈话记录，可以说包文有张氏催生、启发之功。1819年分别不久的包、张二人会于济南，张翰风受包世臣影响，改变执笔法，学习北碑，其风格与包世臣书法几乎难以分辨。至于其隶书水平，吴德旋《与张翰风书》也有评价：“足下所为分书已足跨越当世，降而为行楷、行草，即不能遽到古人，岂至有愧于今人哉耶？”[21]分书之外，吴德旋所期望于张琦者，还是帖学范畴的行楷与行草。无疑，包世臣与吴德旋在对待张翰风书法的评价上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不仅如此，吴德旋还与张琦一起探讨包世臣书法优劣。其《与张翰风书》云：“慎伯书信能自树立，而不免求之于太过自然之境，犹有间焉。德旋谓其截长补短可并诸城，未到华亭者，为此也。”[22]所谓“太过自然之境”，无非是批评包书缺少法度而太过随意，而分析其与刘墉、董其昌的差距，则无疑又表白出吴德旋对于刘、董的推崇。与之相媲美，对于董其昌、苏东坡的推举并不只是吴德旋的意见，包世臣也有同样的观点：
慎伯论书，于唐人后推东坡、思白二家，其言以为东坡雄逸，思白简淡，非余子所及。此见与余极合。慎伯又云：“学苏须汰其烂漫，学董须避其刁疏。汰烂漫则雄逸始显，避刁疏则简淡乃真。”斯固然矣。予谓烂漫、刁疏在彼二家，病处亦觉其妍，但恐学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不可不知耳。[23]
包世臣对苏东坡、董其昌书法烂漫、刁疏的辨证，足见其书论水平。虽然包世臣的创作并无多少苏、董痕迹，但吴德旋却于此得到莫大的鼓励与快乐：“余年三十余始留意学书，即好东坡、思白二家，然苦无入处。……近闻慎伯之论，予所信益坚。慎伯又导余学扬少师《步虚词》，日习一过，觉于苏、董二家意趣，时有所会，直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4]对于颜真卿行书的看法，前文已经提到包世臣有一个从不喜欢到喜欢的情感经历。相比之下，他对《祭侄稿》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慎伯谓平原《祭侄稿》更胜《坐位帖》，论亦有理。《坐位帖》尚带矜怒之气，《祭侄稿》有柔思焉，藏愤激于悲痛之中，所谓言哀已叹者也。”[25]而对于同朝帖学大家刘墉与吴德旋的老师姚鼐，包世臣也有着相当高的评价。在一首夸赞邓石如的《论书绝句》诗后注中，他写到：“诸城刘文清相国，少习香光，壮迁坡老，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桐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书，专精大令，为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26]就对颜真卿、苏轼、董其昌、刘墉、姚鼐的看法而言，吴德旋与包世臣几乎是一致的。由此可以认为，包世臣的帖学观仍然保留着传统帖学的精髓。
更有甚者，包世臣仍然以王羲之、米芾、孙过庭等为学习的典范，纵然这种学习仅具有观念的意味。他的帖学观念并不如20世纪一些研究者所概括的那么偏执，而在行草书上也并未放弃帖学。这也许与其友朋中的张琦、吴德旋等人帖学主张的影响不无关系。[27]如果说对于《书谱》的大量临写与《删定吴郡书谱序》足以见出其上追孙过庭的努力的话，[28]那么可以说其《小倦游阁记》则披露了迷恋《阁帖》、以米芾相期许的内心世界：
嘉庆丙寅，予庽扬州观巷天顺园之后楼，得溧阳史氏所藏北宋枣版《阁帖》十卷，条别真伪，以襄阳所刊定本校之，不符者，右军、大令各一帖，而襄阳之说为精。襄阳在维扬倦游阁成此书，予故自署其所居曰小倦游阁。十余年来，居屡迁，仍袭其称。[29]
对于王羲之的态度在其《自跋草书答十二问》、《十七帖疏证》等亦可见出，而其自称“右军后一人”则更显出其内心仍以王羲之为书法最高目标：“包慎伯以侧锋为宗，所著《艺舟双楫》，遂以风靡天下，然自拟右军后一人，未免自信太过。何子贞又讥其不能平直自由，亦为过毁。承其学者，有吴熙载让之、赵撝叔之谦，皆为世所重，而让之远矣。”[30]杨守敬以吴熙载、赵之谦“让之远矣”的说法固然值得商榷，但包世臣《艺舟双楫》风靡所带来自我定位的不准确确为后人留下了把柄。包世臣的这种“自拟”，在其《十七帖疏证》后有一段表白：“道光十三年四月十七八九日，作于小倦游阁，两目似雾看花，而下笔如鹰鸇搏击，饶有不草使转纵横之意。”[31]也许正因如此，何绍基才有对包不能横平竖直的讥嘲：“包慎翁习北碑，先于我二十年，书名甚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为包派。余以横平竖直四字绳之，知其于北碑未为得髓也。”[32]北碑并未得髓，帖学也浅尝辄止，包世臣在书法创作上的尴尬境地与其理论的风靡天下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其门下士“相矜以为包派”，但在何绍基看来，也仅仅是一场闹剧而已。
可以说，吴德旋与包世臣的书法观念虽然有着区别与不可避免的冲突，但也有着许多共同点。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在钱伯坰、张琦、吴德旋、包世臣等人所构成而以桐城－阳湖文化圈为基础的书法圈，有着许多共同或者近似的书法观念，加之在创作上的相互探讨、切磋，为这一流派的存在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艺术基础。
2. 桐城——湖湘书法圈
在晚清历史上，同治中兴极为有名。所谓同治中兴，指由中央政府官吏奕訢、文祥、沈桂芬、李棠阶以及地方要员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骆秉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33]曾国藩为被认为是地方官的代表人物、同治中兴的领袖，而与其关系密切的胡林翼、骆秉章及郭嵩焘、郭崐焘等其他湘籍官僚几乎都是同声相求。此外，曾国藩又是“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而首次提出作为文学流派的“桐城－湘乡派”则是胡适：曾国藩为中心的“一班人居然能使桐城派的古文，忽然得了一支生力军，忽然做到中兴的地位。但桐城－湘乡派的中兴，也是暂时的，也不能持久的。”[34]所谓“桐城－湘乡派”，就是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同治中兴诸名臣及曾国藩幕僚、亲属为主的文学流派，几乎囊括了与曾国藩有着交往的湘籍官僚及其门生故吏。曾国藩弟子中代表人物有号称“曾门四大弟子”的张裕钊、吴汝伦、黎庶昌、薛福成，其中，张裕钊为晚清有代表性的书家。与“桐城-阳湖”圈相似，“桐城－湘乡派”在作为文学圈的同时又形成了一个书法圈。稍有不同的是，由于曾国藩不仅属于桐城派，还与何绍基一起作为宋诗派的重要代表。因为何绍基的存在，这个书法圈子的名称似乎以“桐城-湖湘派”或者“桐城-宋诗-湘乡派” 为确。为简便起见，本文以前者为是。由此可说，“桐城-湖湘派”书法圈是以曾国藩、何绍基二人交游为中心，外及张裕钊、张穆、胡林翼、郭崐焘、邓传密、曾纪泽等人。
曾国藩与何绍基的交往时间较长。二人同为湖南人，何绍基也因为其湘籍及其父荫得到了同治间把持朝政的曾国藩及其经世致用集团中许多官员的推重。曾国藩独具慧眼，认为何绍基书法“必传千古”。[35]此外，曾国藩还多次表明他与何绍基在书法观上的默契：
何子贞与余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余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
何子贞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
[36]
依此而论，曾国藩大有伯牙子期之感。正是这种相似的主张与相知的感觉，使二人为中心的书法圈有了流派的意义。从用笔上说，曾国藩主张用狼毫；从取法上说，曾国藩提出取法“时贤一石两水，古法二祖六宗”的观点，其所谓“一石谓刘石庵，两水谓李春湖、程春海，二祖羲、献，六宗为欧、虞、褚、李、柳、黄也。”[37]推崇二王与唐人、黄庭坚是曾国藩书法观的重要内容。而在何绍基的交游圈中，座师吴荣光、程恩泽及其父何凌汉帖学观的影响是形成其尊崇唐人的主要来源；而老师阮元、老友包世臣为碑派理论家兼帖学实践者，无疑也令何绍基受到思想冲击，是其喜欢北法的主要源头。
曾国藩与何绍基的交往中，还有一位较为关键的人物――张穆（1805－1849）。张穆与何绍基为好友，三人应当在北京既已会面。虽然张穆口头上并不以书法为能事，[38]但是钩摹、刊刻《忠义堂帖》等也足以说明其对书法的关注与热爱。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张穆写诗记叙了其交游圈中书法家的情况：
追怀文友工书者，乌程精楷（沈子惇）泰兴篆（陈东之）。皆从本领摅心画，肯泥面貌区圆扁。安丘（王菉友）何媿小学宗，黟山（俞理初）雅称鸿词选。不将蛇蚓疥屋壁，稿草萦回妙牵转。日照（许印林）摹颜真肖颜，性识刚稜意精腆。肃宁（苗先路）钗脚共服媚，白云动波波涵衍。众妙兼资何道州，家声科目滋履戬。…欣承君友皆我友，独学自封讥庶免。[39]
由于与何绍基十分要好，“君友皆我友”，所以从他的记载可以来考察张穆—何绍基交游圈中的书法风气。张穆这里提到的书法家有沈子惇、陈东之、王菉友、俞理初、许印林、苗先路、何绍基。诸友中泰兴陈东之、安丘王菉友工篆书，而沈子惇工楷书，许印林、苗先路善颜书，俞理初善稿草，何绍基则兼善诸体，与诸家多有所同。
图3－12 许瀚尺牍
通过号为包世臣老友的何绍基，可以看出“桐城－阳湖派”与“桐城－湘乡派”之相互联系，虽然其间有着相当的时间与空间跨度。同样，作为与“桐城－阳湖派”有着密切关系的包世臣老友邓石如，纵未能直接与“桐城－湖湘派”联系，但其儿子邓传密却克绍箕裘，与“桐城－湖湘派”有着友好往来。
曾国藩与胡林翼谈及书法的信件，多与邓石如儿子邓传密有关。可以说，胡林翼为邓传密与曾国藩之间的中介。咸丰九年初见邓传密篆书，曾国藩极为高兴，致信胡林翼：“守之见寄篆屏数幅，不愧完白先生家风，明岁如得会晤，当加礼敬，以答雅属。”[40]次年三月，为求邓传密篆书连续给胡林翼二信。闰三月二十日书信云：“鄙意欲于该处立一大碑，书某官某君殉难处，用径尺篆字大书之；其旁立二小碑，书拙作记文。用篆字则嫌人不认识，拙文亦不简浑，不宜于篆。用隶字则非鄙性所好，且隶体亦难于工雅，只得用楷书，不审阁下尚耐烦作楷否？又不知英山有大石否？书石最苦，而神气易完；书纸双钩较便，而易离其真也。”[41]顺便需要强调的是，曾国藩对于书碑书体、方法、材质的研究都有着相当的深度。过了四天，曾国藩又有一信：“守之兄在英山尚留几日？侍请其写‘清故皖南道何公（何丹畦）殉难处’十字，约径八寸，大篆字。将刻于该处。恳代求为荷。”[42]五天之内，连续二信，足见其对于书碑之事的郑重态度与对于邓传密的尊重程度。同样，邓石如儿子与张裕钊也有交往：
同治戊辰秋，裕钊晤怀宁邓君守之江宁。邓君出示裕钊石交图。图中为其尊人石如先生及上元梅石居先生相与集于集圃者。湘乡相国取两先生字名之遗芬高致，恍若可接。[43]
曾国藩与郭崐焘书信也有谈论书法的时候。咸丰十年，差不多在给胡林翼写信求邓传密篆书的同时，致信郭崐焘论及篆书写法及李阳冰篆书：
适张仲远以《怡亭铭》见贻，因分饷阁下，以资宝玩。吾所见少温篆，以此暨《栖先茔记》为最。[44]
另有一封回复郭崐焘的信件谈到隶书：
尊书隶字似不如草篆，少陵“瘦硬通神”，专为隶字言之。东坡欲泛及于真草诸体，以为未公不凭，非至论也。仆不解作字，昔年治《说文》，曾广购汉魏各碑，讨寻源流，如《礼器碑》，结体方雅，要为隶家正轨；《张猛龙碑》，将隶楷融成一气，尤足津逮来学。唐隶稍肥，有乖大雅，敢为阁下陈一戒律。近姚伯昂先生专师《曹全碑》，相沿成风，亦旁门也。[45]
此段可见其主张学习《礼器碑》与《张猛龙碑》，反对取法唐隶与《曹全碑》。这与何绍基临习《张迁碑》、《石门颂》、《张黑女》相比，有着较为一致的取向。
3. 结论
本文并非对于“桐城－阳湖派”与“桐城－湘乡派”、宋诗派文人圈与书法圈交叉重合的专题研究，只能说是研究的尝试而已。综合上述，可以知道，文学流派的发展往往与文人及其文化圈密不可分，而作为文人余事的书法也往往与文人及其文化圈密不可分，并因此而与文学圈有着相当程度的交叉甚至重合。研究书法史，不能忽视书法文化圈这样一个书家的生存环境，而作为文人之一类，与文学创作一样，书法家的生存状态与其书法观念、创作水平必然有着许多难以割舍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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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曹廷华主编《文学概论》关于文学流派的论述，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254页。又，参见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对艺术流派的讨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71－172页。
[2] 本文的晚清概念，参见拙著《晚清帖学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3]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卷8《欧阳生文集序》：“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也。”转引自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页。
[4] 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2页。
[5] 参见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5页
[6] 参见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317-320页。
[7]陆继辂“与张惠言、恽敬、吴德旋、吴育、董士锡等同学为文，互相切劘，其古文条达，雅近桐城。”李兆洛“师事姚鼐，受古文法，又与毛岳生、吴德旋、董士锡、吴育、姚莹等友善，以文学相切劘”。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九，黄山书社1989版，206页。
[8]钱伯坰，字鲁斯、鲁思，号野予、朴射山樵、樵陂、渔陂，江苏武进人。
[9] 包世臣《艺舟双楫》，见《安吴四种》卷十二，白门倦游阁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10]包世臣比钱鲁斯年少37岁，虽然据包世臣《完白山人传》载，阳湖钱伯坰鲁斯“与余为忘年交”，但这种面折也许并非仅是朋友之间的一时争论。
[11] 王潜刚《清人书评》，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828页。
[12] 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591页。
[13] 《初月楼文钞》卷三，光绪九年花雨楼刻本。
[14] 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590页。
[15] 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道光二年至四年刻本。
[16] 包世臣《艺舟双楫》，见《安吴四种》卷八，白门倦游阁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17] 胡蕴玉辑《包慎伯先生年谱》，民国十二年安吴胡氏刊本。
[18] 包世臣《艺舟双楫》，见《安吴四种》卷十三，沈云龙主编近代史料丛刊三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版，1025页。
[19]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863页。
[20] 包世臣《艺舟双楫》，见《安吴四种》卷十二，白门倦游阁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21] 《初月楼文钞》卷二，光绪九年花雨楼刻本。
[22] 《初月楼文钞》卷二，光绪九年花雨楼刻本。
[23]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591页。
[24]《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596页。
[25]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594页。
[26] 原诗认为邓石如比刘、姚为高：“无端天遣怀宁老，上蔡中郎合继声。一任刘、姚誇绝诣，偏师争与撼长城。”
[27] 在包世臣一生的创作中，有许多标明为临摹王羲之、孙过庭《书谱》的作品，都按照其对笔法的理解而有相当程度的改造，较为纯粹的帖学风格在其尺牍、诗稿中也可见到。叶鹏飞《阮元包世臣》一书将包世臣行草书分为二种：一为“《书谱》风格”的作品，一为“试图探索北碑式的行草书作品”。
[28] 包世臣《删定吴郡书谱序》，见《安吴四种》卷十三。
[29] 包世臣《艺舟双楫》，见《安吴四种》卷九，道光二十四年白门倦游阁刊本。
[30]杨守敬《学书迩言 评书》
[31] 包世臣《艺舟双楫》，见《安吴四种》，道光二十四年白门倦游阁本。
[32] 何绍基《跋张黑女墓志》。又，李详《药裹慵谈》记载了何绍基对包、吴师生的评价：“子贞先生书名继包安吴，遂极意倾之以为己地。子贞晚游扬州，时定远方子箴为运使。方书宗平原，与贞老意合。何有议论，方辄左右之。安吴高弟吴让之老矣，栖于佛寺，求书者踵接，吾赖以赡家。贞老闻之极不平，谓方曰：‘吴某其师尚不懂笔法，况吴邪？’方抚掌称善。渐传于诸盐贾之耳，吴之声价顿减。恶其人者，憎其绪余，殆何之谓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18页。
[33]参见［美］芮玛丽《同治中兴》（Mary Clala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n Restoration,1862-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88页。又，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80页。
[3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参见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338页。
[35]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以余观之，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
[36] 曾国藩《求阙斋书论精华录》，见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版，880、881页。
[37]曾国藩《求阙斋书论精华录》，见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版，878页。
[38] 张穆《题画禅室随笔》：“昔赵孟頫及思翁皆为善书所困，所至之处，疲于酬应，每解维遁去。印林亦遭此厄。…甚矣，艺之累人也。”见袁行云《许瀚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117页。
[39] 张穆《子贞七叠延年益寿瓦诗韵见示，依次奉酬》，见张穆《 斋诗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影印咸丰八年祁隽藻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390页。
[40] 咸丰九年十二月初十日书信二，《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卷，岳麓书社1991年，1166页。
[41]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日书信二，《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卷，岳麓书社1991年，1341页。
[42]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五日致胡林翼书信二，《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卷，岳麓书社1991年，1348页。
[43] 张裕钊《题完白山人石交图》，见《濂亭文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544册。
[44]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复郭意城书信二，《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卷，岳麓书社1991年，1354页。
[45]曾国藩《求阙斋书论精华录》，见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版，8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