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觉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的一些思考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邓启耀
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在诸多前辈的培养下，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近年在几位系主任的努力下，人才济济，人类学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得到进一步的扶持，这是学科发展的幸事。为了配合学科建设，系里也鼓励传统学科能够和现代的东西有所结合，以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我个人的兴趣主要在视觉文化方面，对岩画、民族艺术或民间艺术一直比较关注，还拍过一些人类学纪录片，便以影视人类学起头试开了一门课。最初我想从影视人类学切入，后来在准备过程中，感到应该把影视人类学在概念上进行一个梳理，回到它的本义。“Visual Anthropology”这个词，按照国内的习惯翻译是“影视人类学”，但是它的本义应该是“视觉人类学”。广义的视觉人类学，既包括通过摄影、电影、电视和数字呈像等现代图像或影视手段做民族志或对文化人类学事实进行拍摄和研究，也包括研究人类的群体性图像信息以及通过视觉造型和视觉符号记录、储存、传播信息的传统方法和视觉文化行为；狭义的视觉人类学可按国内译名理解为影视人类学，主要指通过影视手段记录、表达民族志或人类文化内容及观念，是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另一种调查报告“文体”或研究方式，即视觉表达方式。
经过几年的尝试，根据学生的反馈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我计划在教学中，分这样三个层次来进行：
一、本科阶段――视觉人类学初步，或影视人类学
主要用于本科教学，只讲100多年的事。考虑到这门新兴学科产生的特殊背景（即狭义视觉人类学意义上的影视人类学），本科教学将以主要篇幅讨论通过影视手段记录、表达民族志或人类文化内容及观念的拍摄和研究。在理论层面，侧重于让学生了解一般意义的影视人类学，包括影视人类学的发生和发展、各国影视人类学简介及作品分析等；在实践层面，学生将在拍摄过程、摄影实践以及影像制作方面获得视觉人类学工作室的指导。对静止照相机、数字影像设备以及录音机的使用，不仅可以使学生在观察的细致方面有所提高，而且通过声音和图像的“反馈”，可以使学生在访谈与理解形式上更加精确有效。学生在实践中，不仅可以在照相设备的操作方面，更可以在使用影音设备进行人类学田野工作系统以及民族志文献记录片及摄影过程中的实践、方法、民族方面获得具体的训练。从2004年开始，我们已让学生在田野考察实习中尝试使用影像工具，在广东、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记录拍摄了大量民族志影像资料。好在中山大学对学科发展比较重视，买了一些设备，让学生动手做起来。学生也有这个积极性，他们自己组织拍摄小组，成立数字工作室，自己动手干。我很想找点钱来，设个奖项，让学生有个展示作品的机会，鼓励新人新作。11月在中山大学举办“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我负责影视人类学分会场，在人类学纪录片展映中专设学生单元。佳能公司资助了3台DV摄像机，奖给了学生，算有了个好的开头。这一代“玩电”玩得很厉害，他们就发挥这个长处。等到毕业以后，他们便能够对付一些社会上的工作，在社会上立足。最近凤凰卫视和中山大学达成合作意向，其中他们很看重的一个方面就是影视人类学。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视觉人类学（二）
硕士研究生或研究生班的课程内容，学生不仅需要对通过摄影、电影、电视和数字呈像等现代图像或影视手段做民族志有更深入理解，还需要理解这样一个在国际影视人类学界公认的观点：在民族志研究中，图像的运用会影响我们对民族学资料的认识，改变对文化与行为的关系的理解，同时也可能改变对象的行为及其对现代文化、社会发展的适应过程，改变在文化习俗中的个体及功能角色的认识。这些视角与关注焦点，会影响人们操控摄影或摄像机所记录的内容和对事实的接近程度，新技术或新媒介的应用可能影响研究和记录方法的维度和发展，同样，视频化和网络化的图像也可能影响对象的思想和行为。课程除了在理论层面上讨论这些主题外，还要在讨论和分析民族学影片叙述结构的差异的基础上，探讨视觉人类学中多种方法的运用及其和过去民族学影片之间的关系。[1]
同时，我认为也需要对研究人类的群体性图像信息以及通过视觉造型和视觉符号记录、存储、传播信息的传统方法和视觉文化行为有所认识，也就是回到视觉人类学本义。我很希望我的学生有更开阔的视野和对图像信息的学术敏感，并对图像学、传播学以及多媒体技术等进行一些跨学科的互动。例如，关于视知觉及其文化心理的研究，网络图像的全球化传播及其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本土文化身份的安全性问题，等等。或许，我现在在传播与设计学院兼职的身份有利于这一跨学科的互动。这个新的学院有新媒体与影视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设计学三个系，视觉传播和人文视觉研究将是我们学院的发展重点之一。
在刚刚结束的“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在谈及当代视觉人类学理论视野的时候，提请关注在社会转型中媒介的转型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无论对于发展中社会的社会变迁还是发达社会正在经历的“信息时代”，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数字技术迅速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成长这个现实来看，我们今天事实上处在一个越来越视觉化的时代。传统的和新媒体视像通过纸媒和电子出版物、影视、互联网、计算机模拟、网络空间等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新视觉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生活的习惯上和熟悉的理解。电视成为传统文化和边缘社区文化变迁及实现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介质，各种各样的视觉产品成为文化产业当中快速增长的部分。这说明今天的视觉领域，包括与视觉相关的整个文化工业，都要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显得重要。在电视和网络进入千家万户以后，转型在观看和被观看者那里发生了。电视的进入，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网络的普及，更改变了人的言说方式和传承模式。尽管现代化和现代性需要新的传播范式，在现实中却使不得不沿用传统的传承模式，但在网络社区中，传统的“上下”传承关系和社会组织模式（家－家族和宗族－家国或家天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至少促使社会转型中的一系列言说矛盾暴露出来：如群言堂VS一言堂；对话VS指令；知情VS知沟；多元化的VS垄断的；边缘话语VS主流话语……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许多需要正视的问题。毫无疑问，书刊、电视、网络等等都是通过信息传播技术和工具来“视”的媒介。这些媒介是成为“正视”的工具，还是“窥视”或“监视”的工具，就要看掌控这些工具和媒介的人。而处于不同社会分层中的人, 谁在言说（客位还是主位, 局外人还是局内人, 为民做主－为民说话还是让民自己说?文化持有者能否自己言说)？怎么说(转述还是直陈), 说什么？（大历史－小历史；英雄史观－人民史观）用什么媒介说(通过什么媒介, 以什么传播方式；谁拥有媒体，谁就拥有传播权力)？用什么话说什么事(有没有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的限定)？应该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的问题。
与媒介的转型相生相随的, 是一些“新人类”的诞生。他们无论在生活方式、表达方式、传承方式, 甚至语言符号, 都和传统不一样了。对这类“新人类”及其文化传承模式的研究, 难道不可以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吗?
其实，当代人类学并不排斥对当代人类文化现象的关注。正如伊姆雷.拉卡托斯所说：如果科学纲领不能预见新颖的事实，它就可能因丧失支撑的内核而导致崩溃。[2]而预见新颖的事实（甚至仅仅是面对已有的事实），提出新的认知和解释理论，建构新的知识体系，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学科整合的过程，需要大量试错或证伪的过程，也需要社会，甚至同行逐渐认知和认可的过程。所以，视觉人类学的当代研究，应更广泛地关注视觉媒体和媒体革命对文化的影响，考察在现代视觉媒体影响下的文化涵化、文化冲突和文化变迁，这是不言而喻的事。[3]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艺术人类学
艺术人类学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领域整合视觉人类学，同时，为了学科建设的需要，应该预留更大发展空间，在传统学科理论和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应用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整合诸如象征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神话学、艺术起源论、仪式理论和表演理论等成果，按国内外学者的分析，艺术人类学也可能在传统人类学和相邻学科的框架里进行某些整合，比如艺术人类学中涉及历史、文物等时间维度的内容（如岩画等所谓“原始艺术”），可以和考古学结合；涉及族群和区域文化、人文地理等空间范畴的内容（类似一般所说“民族艺术”），则和民族学有天然的联系；如果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那类民间影像叙事或象征的内容（如“民间艺术”），则属于钟敬文先生所说的下层文化、老百姓的文化，可以和民俗学互相渗透；而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包括大量因民间俗信和宗教信仰萌生的心理投影或精神图像，更是已经衍生出类似图腾艺术、巫傩艺术、宗教艺术、文化象征等研究的诸多领域。[4]
这样一结合，学生觉得既和平时所学的人类学（主要是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课程可以接轨，又感到新鲜。所以从2002年开始，我便在自编的教材《视觉人类学史》[5]和作为学生参考读物《视觉表达》[6]及其系列讲座中，按这个思路开始教学，请了不少国内外的学者来交流，并争取到教育部和香港大学的研究或交流经费，准备进行更系统的研究。我的想法就是尽可能地让学生多见识一些东西。因为我们要是不看到天下还有那么多的好东西，不打开自己的视野，很多东西免谈。在学校里要有一段积累，一定要让他们打开视野。理论积累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视野问题，就是个思维方式的问题。知识的东西可以积累，可以找，可以变化，可以消失，换掉，但是你的智慧，或者你的思维方式，你的观察方式、角度，还有观念，这都是很重要的，应该是在学校里好好训练的一个东西。对讲座人才的界定不只是那些在学术上地位比较高的学者，也有一些自由的独立制片人。我不认头衔之类虚名，只认你实际干的东西，那就都请来。此外，我们还要跟国外一些朋友搞点出版物，引进一些经典作品、经典论著。
对于学科建设，我本人希望尽量务实。在理论上能实实在在地推进一点，在技术和应用上也是要做，让他们动手，动脑，这个是最基本的。不久前，我带了一个由中法大学师生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开三辆房车，从广东出发，经湖南、广西、贵州，进入云南，然后在丽江塔城的村子里呆了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属于巡回交流、混合及合作的跨文化观察及视觉表达的项目，有一点点视觉人类学或当代艺术结合的感觉，兼具田野调查、活动体验交流，及具有创意与主观经验纪录的跨文化视觉观察和分享的社会实践活动。平面摄影（传统的和数字的）、录像、声音、文字、图形将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强调真实的观察、倾听、思考与交流，强调来自不同文化及不同经验的观察角度和视觉表达。这个计划的挑战之一包括参与者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加具体地针对交流、创新及文化差异性的各种形态，寻求必要的问题意识。（参会提要，未完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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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ef Meyknecht：Advanced Course in Visual Anthropology (option video or photography ) winter-spring 2003. （注：荷兰视觉人类学家Steef Meyknecht得知我在筹上视觉人类学课程，即把他们学校的一份相关课程计划发电子邮件给我，供我参考。谨此致谢！）
[2] 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3] 邓启耀：《当代视觉人类学的理论视野》，载《“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场暨影视人类学国际研讨会会议手册》，中山大学，2006年。
[4] 参阅Layton, Robert: The anthropology of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年；王铭铭, 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年；以及方李莉发表在《民族艺术》等刊物上讨论艺术人类学的文章。
[5] 《视觉人类学史》最近也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计划。
[6] 邓启耀主编：《视觉表达2002》，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引自中国艺术人类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