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古阿格

水木清华，何时才能远离官场商场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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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那个所谓高校现在又换了批官员，换个领导就换批下级官僚，当官争官跑官成为学校最有笑场的闹剧。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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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百年，更多人不会记得现任清大校长如何风光，但刘道玉先生的诤言仍会铭刻，他击中了这个时代教育的软胁，挑破了官员们制造的教育GDP泡沫。皇帝什么都没穿，但并不是个个都敢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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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庆：价值不在歌功颂德，而在反思办学不足
2011-04-26 08:32   南方都市报  作者：熊丙奇

由于清华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的独特地位，此次百年校庆也举国关注。清华的校庆活动，可谓“好消息不断”，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陈旭宣布了清华大学新的目标，清华计划在2020年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并在205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接着是，学校专门找了一个黄道吉日———4月14日14时(谐音“试一试”)，启动“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而就在校庆之前，清华大学还收到一份厚礼，国家天文台台长宣布，将永久编号16982号小行星命名为“清华大学星”，跻身成员并不多的“高校星俱乐部”。

其实，在校庆之际，最应该做的不是歌功颂德，而应该是反思办学中存在的不足，这样的大学才富有生命力。综观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庆，反思、规划未来，明晰使命，基本上是校庆的基调。而在清华的校庆系列活动以及见诸报端的消息中，鲜见反思的内容，这不由令大家焦虑。

比如推进学校去行政化，回归学校本位。清华与其他大学一样，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没有建立起现代学校制度，而如何去行政化，这是清华迈入下一个百年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大学去行政化，不仅指取消行政级别，而主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实现校长的职业化和公开遴选，推行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亦即实现管评办分离，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在这方面，清华准备好了吗？

再比如，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采取计划模式。可从一流大学成长的规律看，这是不能靠“计划”计划出来的，国家可以重点投资，但是却不能采取“计划”模式，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得到社会认可的，这种市场竞争就包括学生自由选择大学，自由申请转学、学校间平等竞争。很显然，清华、北大等学校由于得到更多的资源、政策优惠，这造成学校间的不平等竞争，也影响了学校自身改革的积极性。

过去10年，国内大学，包括清华在内，一直在排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按照此前的时间表，清华是2011年，北大是2015年，浙大是2017年将成为世界一流。这种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排时间表的做法是极不靠谱的。那种宣布自己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更是荒谬。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要由社会承认、学生承认、国际高等教育界承认，不是自己玩文字游戏。而且，真正的一流大学，一流之处还不在大师、学术研究成果，而在一流学生，这就是以学生为本，怎样能让学生成为一流人才。

大约在离校庆100天前后，校长顾秉林就曾宣布，清华将在百年校庆时跻身世界一流。很多人不理解，难道清华大学只差100天就可以把自己从“非一流”变为“一流”吗？如果再看清华制订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总体战略———即第一个九年(1994～2002年)，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过渡；第二个九年(2003～2011年)，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个九年(2012～2020年)，整体推进，全面提高，努力在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就不难明白，清华是在按计划宣布“2011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而如此宣布，某种程度会进一步降低公众对大学的评价。

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就会陶醉在所谓的成绩中，迷失方向。社会舆论对清华校庆“好消息”的质疑，是对清华有更好表现的热诚期待。清华大学应该明白，此前，社会舆论对还在筹建的南科大表现出超高的热情，寄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厚望，这种厚望中，实则传递的是对其他名校的失望。对于百年清华来说，应该直面这种失望情绪，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给大家新的希望。百年校庆的全部价值，就在于这里。(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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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大学不能失去反思的力量
2011-04-19 08:06 南方网 熊丙奇  
摘要：“会商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不知为什么会被误解，希望社会能宽容北大的学工老师。”在首届岳麓教育论坛上，北大校长周其凤首次就近期备受关注的“会商制度”一事作出上述回应。

“会商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不知为什么会被误解，希望社会能宽容北大的学工老师。”在首届岳麓教育论坛上，北大校长周其凤首次就近期备受关注的“会商制度”一事作出上述回应。周其凤表示，曾有人致信他提出应开除相关学工老师，但他认为，对学生和年轻老师都要宽容，“允许大家犯一点错误，其实还不一定是错误”。

周校长这一回应显得很暧昧，弄不明白其对“会商制度”，尤其是会商“思想偏激”学生的明确态度。在笔者看来，如果其承认这是一个错误，进而反思学校的工作，同时呼吁大家对“犯错”的年轻教师以宽松，这是值得欣慰的——— 北大校长到底对此还有清晰的认识；然而，他一边说允许犯一点错，又说“初衷”是好的，“还不一定是错误”，给人的感觉是，就是承认这是“小错”，也心有不甘、很不情愿。这就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是不是周校长本人是认可“会商制度”的，或者说，这一制度的出台，不是所谓的一个学工老师的创造，而是得到学校的支持的。

依据笔者对高校管理制度的了解，把“会商制度”的责任推给学工教师，而一厢情愿认为校长大人与此无关，是大家对这一令人失望制度的良好期盼——— 说明校方并不认同，这只是个别部门乱作为——— 那些致信周校长提出应开除相关学工老师的建议者，可能并不了解国内高校的管理运作。从目前高校的管理制度看，一个学工老师的“工作创新”，要在全校推广，没有得到校方的同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在周校长的回应中，他已明确承认，会商的提出和自己有关。“刚到北大当校长不久，接到一位家长的信，信中说那位家长的孩子曾经非常地优秀，但在北大读书时没有把握好，功课一科一科地挂，最后只能离校。让人十分难过。”对于这些学生，学校应尽可能地“早关怀、早指导”，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建立学业会商制度的出发点正在于此。如此看来，学生工作部门是在执行校长的意图，并将“会商”制度化。
由此可见，在社会舆论对北大“会商”制度高度质疑的时候，北大其实并没有认真反思这一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包括校长本身的问题。任何一所大学，在办学过程中，都会出现错误，出现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错再错，掩饰错误，失去反思错误的勇气。如果周校长能直面社会质疑，冷静反思这一制度考虑不周全，甚至违背大学使命之处，或者分析这一做法为何从良好的初衷，变异为会商“思想偏激”学生的过程，大家会看到北大还有反思、自净的能力。但从周校长含糊的回应中，难以感受到这种反思的力量。

更令人诧异的是，对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周校长还有不一般的看法，他说，“至今北大还没有校训和校歌，这也是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没有校歌和校训，就能体现自由精神？那么，现今的北大是不是比有“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校训的老北大更有自由精神？比有“与真理为友”这一校训的哈佛大学，是不是更倡导学术自由呢？明明已经抛弃老校训，数典忘祖，却以没有校训作为骄傲，北大的未来，着实令人忧虑。当然，结合这样的解释，“会商制度”在北大的出台也就毫不奇怪了；这也可以理解，当大学拒绝反思，不愿意承认错误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粉饰和掩盖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