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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西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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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世纪末到１３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草原兴起，１２０６年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后，走上了创建中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空前大统一的新王朝的道路。在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广大藏族地区也先后汇入统一的洪流。西藏地区也加入这一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是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地区长期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带来的必然结果。

萨迦派主寺——萨迦寺

　 萨迦法王（塑像）
在灭西夏及西征中亚的战争中，蒙古王室与藏族及藏传佛教发生了接触和交往，１２１８年成吉思汗在西征中亚时曾率兵进入喀什噶尔、于阗等地，还追击逃敌直到印度西北，曾经打算通过阿里返回蒙古，走了一段后中途折回。当时可能有一支蒙古骑兵从叶尔羌南下进入到西藏西端的阿里（包括现今在境外的拉达克），占领了部分地区，设置过都元帅。１２３５年，蒙古首次分路出兵大举进攻南宋，窝阔台命其子阔端负责指挥西路，由陕甘南下四川。阔端在进军中，经过秦、陇一带藏族地区，招降了一些藏族首领。为了巩固对西夏故地和甘青藏族地区的统治，保障蒙古军南下四川时的侧翼安全，阔端决定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把藏族地区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经过短期准备，约在１２３９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带领一支蒙古军队，从甘、青藏区出发，前往西藏。由于西藏分散的教派和家族势力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蒙古军很快就打到拉萨北面，控制了西藏主要地区，并设立驿站供应物资。接着，多达那波转而寻求与藏传佛教的主要领袖人物建立关系。看来他很清楚西藏各教派当时的情况，因此他首先找的是前藏地区影响最大的止贡寺的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１１７５－１２５５），请他到蒙古去会见阔端。虽然扎巴迥乃当时担任止贡寺的住持，但是他并不完全属于止贡噶举派，而是属于帕竹噶举派，他出身于今西藏桑日县境内帕木竹地方的朗拉色家族（亦称朗氏），曾经担任帕竹噶举的主寺丹萨替寺的住持。扎巴迥乃虽然代表西藏僧俗首领向多达那波呈献了西藏户籍，表示归附，但是对去蒙古却故意推托，他向蒙古人推荐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请他们邀请萨迦班智达，他还鼓动和资助萨迦班智达前去，促成了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会见阔端。

萨班贡嘎坚赞像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１１８２—１１５１）是萨迦五祖中的第四祖，幼年即跟从伯父扎巴坚赞受戒出家，后又以１２０４年进藏的印度高僧喀且班钦释迦室利为师受比丘戒。他精通大小五明，著述很多，曾云游乌思藏各地，有许多弟子，对政教事务和讲经传法有丰富经验，是当时西藏佛教人士中最著名的大师之一，他主持的萨迦派是当时后藏地区实力最强的一派。在接到阔端的邀请信后，他慨然应允前往凉州。在动身之前，他对萨迦派的事务做了仔细安排。看来萨迦班智达对他去凉州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作了充分考虑，为了将萨迦派教主的职务按习惯顺利地传给其侄子八思巴，所以他决定把人思巴兄弟带在身边，同去凉州。萨迦班智达一路上会晤了各地僧俗领袖，解释他去蒙古是为佛教及众生的利益，特别是他因扎巴迥乃的请求到止贡寺会见，接受扎巴迥乃赠给的财物，这表明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并不仅是他个人或萨迦派一派与蒙古汗国之间的关系，他是代表包括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在内 的西藏地方的主要僧俗首领，前去凉州与阔端会谈和建立关系的。

萨迦派第五祖师八思巴•洛追坚赞（玉雕像）

八思巴文的“枢密院印
萨迦班智达一行经过近两年的跋涉，于１２４６年８月抵达凉州，并在１２４７年年初与阔端会谈，议定了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办法，主要是西藏各僧俗首领向蒙古降附纳贡，承认是蒙古汗国的臣民，接受蒙古的统治，而蒙古则维持原来的各地僧俗首领的职权，并正式委任给相应的官职。萨迦班智达以佛教领袖的身份将这些条件转达给西藏各个僧俗领袖，并规劝他们接受。萨迦班智达从凉州给在西藏的僧俗首领和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向他们指出，为了佛教和藏族的长远利益，应当放弃武力抵抗的打算，按照商定的条件归顺蒙古。这些信件中最著名的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亦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全文收入《萨迦世系史》中）。
　　１２５１年年底，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去世。临终前他将自己的法螺和衣钵传给八思巴，并将众弟子托付给八思巴，使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第五任教主。此时八思巴仅１７岁，随即开始了他的宗教和政治活动。１２５１年蒙哥汗继位为蒙古的大汗，为调整蒙古各宗王贵族的关系，进行新的分封，随即下令在蒙古汗国统治下的各个地区进行扩户，即清查户口。这次范围广泛的扩户，也包括藏族地区在内。在派人进藏清查户口后，蒙哥汗将西藏分封给自己的兄弟，蒙哥汗得到前藏的止贡和后藏的藏郭莫（似即后来的曲弥万户），忽必烈得到前藏的蔡巴，旭烈兀得到前藏的帕竹、雅桑和汤卜赤，阿里不哥得到前藏的达隆巴，阔端一系保留了萨迦作为封地。这些蒙古王子在西藏得到封地，又与该封地内的主要教派联系，把其宗教首领奉为自己的上师，还把地方首领委派为自己的官吏。止贡、帕竹、蔡巴万户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八思巴觐见元朝皇帝忽必烈图（壁画）

元帝赐萨迦派首领的八思巴文“灌顶国师之印”
１２５２年６月忽必烈奉蒙哥之命，从甘肃进攻四川，驻兵于六盘山。因四川南宋军民坚壁清野，依山险抵抗，蒙古军进展困难，于是忽必烈向蒙哥奏请，以蒙古骑兵绕道藏族地区，攻取云南大理，对南宋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蒙古军的这一战略，在军事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要穿过数千里人烟稀少的藏族游牧地区，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就需要依靠已经和蒙古建立起关系的藏族首领的支持和帮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派人去请在凉州的萨迦班智达和在康区一带活动的噶玛拔希到六盘山与他会见。当时因萨迦班智达已经去世，八思巴应召到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１２５３年新年之际，八思巴给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萨迦世系史》说忽必烈接受灌顶时，还赐给八思巴羊脂玉制成的印章以及镶嵌珍珠的袈裟、法衣、伞盖、金鞍、乘马等，实际上通过这种关系，八思巴成为忽必烈在宗教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并跟随忽必烈到开平府居住。噶玛拔希到忽必烈的营帐比较晚，忽必烈对噶玛拔希也很感兴趣，要求他长期留在自己身边。但是噶玛拔希没有答应，而是辞别忽必烈到凉州、甘州一带传教，此时蒙哥汗得知他的行踪，几次遣使前来迎请，噶玛拔希接受邀请，于１２５６年到达在漠北的昔刺兀鲁朵的蒙哥汗的营地。他向蒙哥汗和阿里不哥传授佛法，受到封赏，蒙哥汗还赐给他一顶黑色僧帽，因此其转世系统被称为噶玛噶举黑帽系。忽必烈即位后，噶玛拔希一度因为有支持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皇位的嫌疑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忽必烈又准其回藏。在元代西藏的十三万户中，噶玛噶举派没有自己掌握的万户府，但是其宗教影响却一直很大。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吉（１２８４—１３３９）曾两次受元朝皇帝的召请到大都传法，元顺帝曾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灌顶国师”，并赐给玉印，封诰等。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１３４０－１３８３）也很有名，１３５６年元顺帝就传旨命他进京，他于１３５８年从楚布寺寺出发，１３６０年到达大都，在元顺帝宫廷中活动了四年，被封为“大元国师”，赐给他玉印，１３６３年他离开大都回藏。他的侍从人员中还有被封为国公、司徒的，都得到赐给的印信封诰。

１３０４年，元朝帝师仁钦坚赞颁给萨迦派僧人保护寺院的法旨

元帝赐给萨迦派首领的玉印“萨”字印及印文
１２５９年蒙哥汗在率兵攻打南宋时在四川军中去世，１２６０年３月，忽必烈在一批王公大臣的拥戴下，在开平宣布即位为大汗。同年５月，阿里不哥也到合一批宗亲贵族，在阿勒台住夏之所宣布即大汗位。双方随即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夺汗位的战争。到１２６４年７月，阿里不哥一方战败，被迫归降忽必烈。忽必烈坐稳大汗宝座，使他得以摆脱蒙古贵族中的守旧势力的牵制，放手变通祖制，参用汉法，吸收汉地历代王朝的经验，建立新王朝的统治体制。因此可以说，忽必烈即位标志着蒙古汗国转变为中国的新王朝——元朝。还在１２６０年年底，忽必烈就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给玉印，命他总管全国的佛教事务。１２６４年，忽必烈又派八思巴和他的弟弟恰那多吉从大都动身返回西藏，临行时，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珍珠诏书》，并封恰那多吉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对他们兄弟的这种封赐，显然与委托他们去办理藏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事务有关。就在这个时期，忽必烈在中央政府中设立总制院（到１２８８年改名为宣政院），作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并命国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事，国师之下设总制院使掌管日常事务，院使之下还有同知、副使、佥院等官员。宣政院的院使初设时为两员，后增减不一，最少时为一员，多时至六员、十员。《元史•释老传》说：“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增为之，出帝师所辟举”，《百官志》说：“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可见宣政院自己有一定的人事权，其官员中有僧人，也有俗人，有蒙古贵族，也有藏族人，担任过宣政院院使的最著名的藏族人是忽必烈的丞相桑哥。宣政院使作为朝廷重要官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这就确定了八思巴建立的西藏的行政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与元朝中央的行政体制相联系的，是元朝行政体制的一部分。而且八思巴的领天下释教特别是统领藏传佛教各派寺院和僧人又同时领总制院事的这种身份，标志着忽必烈和八思巴对西藏行政体制的设想是政教结合、僧俗并用的一种行政体制。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各级机构的高级官员，由帝师或宣政院举荐，上报皇帝批准，授与金牌、银牌、印章、宣敕。从藏汉文史料看，藏族世袭贵族和佛教僧人任职的，多由帝师举荐，宣慰使、都元帅、达鲁花赤等官职，多由宣政院举荐。宣政院还要管理西藏地方的法律执行情况，派员进藏清查户籍，审理万户之间的纠纷，复核案件。另外，宣政院还要配合枢密院负责元朝在藏族地区的军事行动。

八思巴文铁质金字牌（此为元帝赐给萨迦派首领的识别证件，牌上文字内容是：“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圣旨，谁若不从，即要问罪”）

帝师印文为八思巴文：“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
八思巴１２６５年返回西藏后，依照西藏各个地方政教势力管辖范围的大小，将他们划分为千户和万户，委任各政教首领担任千户长和万户长，归属元朝扶植的萨迦地方政权管理。这个政权的最高首领即是八思巴，１２６９年八思巴返回大都，进献他遵照忽必烈的诏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晋封他为帝师，以后元朝始终设置有帝师一职，多数情况下由萨迦款氏家族的成员担任，在款氏家族无人担任时，则由萨迦派的高僧担任。八思巴以后是历任帝师。当帝师住在大都时，萨迦政权即由萨迦寺的住持即通常所说的萨迦法王负责。由于帝师和萨迦法王都是出家僧人，又设萨迦本钦，在帝师和萨迦法王之下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萨迦政权直接管辖有约一个万户的属民，故专设朗钦管理。八思巴还仿照蒙古宗王的怯薛组织（掌管宿卫的侍从机构）为自己设立拉章组织，由一批侍从官员组成，后来拉章制度为许多宗教首领效仿，成为藏族地区掌管一方政教权力的宗教领袖必需的侍从组织。各个万户和千户中，有的万户长和千户长还直接到大都朝见，得到元朝皇帝的封授。藏文史籍习惯上说元代西藏划分为十三个万户，实际上各个万户的设置以及他们和萨迦的关系前后有过一些变化。

元帝也孙铁木尔给萨迦派的圣旨
约在１２８０年，在平定萨迦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即贡噶桑布之乱和八思巴去世之后，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了乌思藏宣慰司，到１２９２年平定止贡派反对萨迦派的战乱后，忽必烈依宣政院的建议，又把乌思藏宣慰司与纳里速都元帅辖区合起来，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元帅府。乌恩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的官员，除从地方僧俗领主中委任的万户、千户之外，见于《元史》百官志记载的有：宣慰使五员，同知二员，副使一员，经历一员，镇抚一员，捕盗司官一员。此外，附属于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有：纳里速古儿孙元帅二员，乌思藏管蒙古军都元帅二员，乌思藏处转运一员，担里管军招讨使一员，担里脱脱禾孙一员。它主要的职责是传宣政令、管理驿站和元朝在西藏的驻军。从藏文史料看，有一些萨迦本钦曾经在元朝中央的宣政院担任官职，然后回西藏担任萨迦本钦，有的萨迦本钦还同时兼任乌思藏宣慰使的职务。例如萨迦本钦甲哇桑市曾经为帝师贡噶坚赞掌文书，作为贡噶坚赞的侍从到朝廷，先被任命为宣政院的官员，后来又被任命为乌思藏本钦，返回西藏，娶妻生子。后来他又再次到朝廷，多次担任宣政院的长官，得到过封诏，前后在朝廷住了十八年。后来他又回到萨迦，再次担任萨迦本钦。大司徒绎曲坚赞说“他是官至一品的官员，他是荣禄大夫，三任院使，要撤职或处死，只有皇帝才有权。”元朝还几次派遣官员入藏，在萨迦本钦的配合下，清查西藏各地的户口，确定各个万户的贡赋，并且建立驿站以及保证驿站交通的乌拉差役制度，在此基础上，元朝在西藏屯驻军队，设立各级官府，以保证对西藏的统治和政令的推行。

萨迦桑杰贝帝师颁给仁钦岗巴的法旨
在元朝扶植下掌握西藏地方权力的萨迦款氏家族，在八思巴去世后不久，就出现内部的权力斗争。先是八思巴的侄子达玛巴拉继任帝师后，宣称他的叔伯兄弟达尼钦波桑波贝不是真正的萨迦款氏家族血统，由忽必烈将其流放到江南杭州。直到达玛巴拉去世后没有继承人，元成宗才把达尼钦波桑波贝接回，承认他是款氏家族成员命他多娶妻生子，因此达尼钦波桑波贝有七个妻子，十二个儿子。１３２２年达尼钦波桑波贝去世后，家族内部矛盾又有发展，１３２５年在达尼钦波桑波贝的儿子帝师贡噶洛追坚赞的主持下，将他众多的异母弟兄们划分成了细脱、拉康、仁钦岗和都却四个拉章系统，把萨迦款氏家族从元朝得到的权势和封爵分配给了他四个庶母的儿子们。细脱拉章得到了萨迦寺的法座，拉康拉章得到了帝师的职位，仁钦岗拉章似乎是与细脱拉章分享萨迦法座的继承权，都却拉章得到的是白兰王的封爵。在萨迦寺总的法座之下；各个拉章又有自己的座主，父子相承。在经济上各个拉章拥有各自管辖的属民、庄园和城堡。萨迦派尽管与往昔一样得到元朝的大力支持，各个拉章也都有显赫的官职，仍凌驾于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上；但在后来遭到帕竹万户强有力的挑战时，内部分裂松散的弱点均暴露无遗，造成萨迦派的权势迅速瓦解。

元帝封“白兰王”印及印文
正当萨迦地方政权危机四伏、内部纷争不休之时，在山南雅隆河谷，帕竹万户正在朗氏家族的绛曲坚赞（１３０２—１３６４）的领导下不断积蓄势力，悄然兴起。绎曲坚赞少年时曾被送到萨迦去当萨迦首领达尼钦波桑波具的侍从，学习佛教，同时也学习办理行政事务的知识，这是当时西藏各个万户的贵族首领和萨迦保持关系的一种习惯做法。１３２２年维曲坚赞出任万户长后，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并训练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绎曲坚赞认为，以前旭烈兀的封地范围都是帕竹万户的领地，至少是忽必烈及宣政院历次颁发文告圣旨中规定的领地，凡是在前几任万户长时丢失给其他万户的，都应该收回。他的这一想法不仅符合元朝的法度，也符合复兴的帕竹大小领主及属民的愿望。经过十几年中的多次挫折，绛曲坚赞终于打败了和帕竹有领地争端的邻居雅桑万户，收回了失地。萨迦不愿意帕竹万户过分强大，以调解纠纷的名义来压制帕竹，几次想以合法的名义撤换绎曲坚赞，都因绎曲坚赞的抵制而失败。１３４６年萨迦本钦甲哇桑布纠集同样不愿帕竹强大的蔡巴万户和羊卓万户的军队，兵临乃东城下，在绎曲坚赞和雅桑万户长在本钦面前诉讼时逮捕绎曲坚赞，逼迫帕竹交出乃东，由于绎曲坚赞事先作了安排，本钦未能占领乃东，只好将绎曲坚赞押解到后藏。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萨迦发生内争，甲哇桑布被撤职，绎曲坚赞被放回乃东。１３４８年８月，萨迦本钦旺尊调集蔡巴、羊卓等万户联军再次进攻帕竹，由于萨迦临阵易帅，指挥失利及内部不和，在万众一心、背水一战的帕竹军队的面前节节失利，屡屡败阵，帕竹占领了雅桑大部，迫使蔡巴万户割地求和。１３５０年绎曲坚赞派遣使者进京奏报，元顺帝承认了绎曲坚赞的既得权力和地位，赐给万户长银印两枚。１２５３年帕竹再次打败萨迦纠集的蔡巴、止贡等万户的军队，并利用萨迦的内部矛盾，与甲哇桑布结盟，反攻到萨迦，占领了萨迦寺和乌思藏的大部分地区，取代了萨迦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１３５８年，绎曲坚赞正式从萨迦派手中收缴了萨迦本钦的大印，并按元朝皇帝的圣旨经办帝师索南洛追赴京就职事宜。１２６０年，绿曲坚赞再次派遣喜饶扎西等人进京，请求元朝皇帝的加封。元顺帝赐给绎曲坚赞虎钮印章和封诏，规定贡噶、仁蚌等前后藏地区为绎曲坚赞的辖地，册封绎曲坚赞的部下释迦仁钦为曲弥万户长。在乃东当着蒙古都元帅和乌思藏宣慰司官员，举行了宣读封诏的盛大仪式。接着按帕竹派的旧规，在丹萨替寺隆重举行了绎曲坚赞启用新虎钮印章（相当于原萨迦本钦的印章）的仪式，这标志着帕竹地方政权取代萨迦地方政权管理乌恩藏地区过程的正式完成。

　元帝赐萨迦派首领的八思巴文“灌顶国师之印”

元朝皇帝所赐帝师之印

以八思巴与其母名义书写的金汁《甘珠尔经》
在元代，由于国家统一，西藏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西藏的科技文化事业也成果造出，这是西藏历史上科技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由于元代佛学的发展，各种译经、注疏、著述学风的形成，带动了其它诸如历算、医学、天文、艺术、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领域学术活动的开展，并对后世的科技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元朝时期，萨迦地方政权也十分注重文化建设，八思巴往来于萨迦和大都之时，注意收集各种古籍和经典。与此同时，一些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地的僧人前往西藏或萨迦讲经听法，也带来不少佛经典籍。八思巴每得到一种新的图书，总要命人抄写、译校，保存在萨迦。一些重要的佛经，往往还要用黄金、宝石研成粉末和汁液书写，以期长期保存。这些佛教经典都珍藏在萨迦寺内，萨迦南北两寺当时都有数量众多的藏书，仅萨迦南寺的藏经墙，保存至今的佛教典籍多达六万多函，其中还有不少旷古稀世的贝叶经文献，以其抄写精美、规格宏大而著称于世。在元代，西藏还编纂和缮写过好几部大藏经。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纳塘本大藏经，和布顿及蔡巴•贡噶多吉分别编纂的《丹珠尔》和《甘珠尔》目录。它们对后世的大藏经木刻版的编篡和刊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雄敦多吉坚赞等人从１２６０年开始到１２８６年的二十多年中，在八思巴等萨迦派首领的支持下将古印度学者旦志所著的讲述修辞学理论的著名著作《诗镜论》译成藏文，并进行了一些修订，这在藏族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诗镜论》经过藏族文人的消化吸收后，在藏族的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创作风格流派——诗镜论流派。音乐、美术在元代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音乐领域内的重大成果首推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名著《乐论》。在艺术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集建筑、雕塑和绘画三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萨迦寺和夏鲁寺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作。据考证，萨迦南寺大经堂的八思巴朝见忽必烈和密集金刚等密宗内容壁画和罗朗拉康中的呼金刚壁画残片为元代时期作品。作品精美细腻，体现出中亚和元代中原艺术影响的痕迹。萨迦守壁画中最为著名的为坛城壁画，据记载本钦•阿迦仑扎西时期，曾在大殿顶层一共绘制了６３９幅坛城壁画。这些壁画影响到夏鲁、纳塘、泽当和明代白居寺等寺院坛城壁画的制作。夏鲁寺在元代前后历经三次不同规模的修耷和扩建，最后定型于古相•贡噶顿珠和布顿大师时期，系元朝宫廷式艺术影响下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吸收了内地的歇山琉璃式样和元代宫殿式结构，为典型的藏汉合璧式建筑。史学方面在元代也涌现出一批现代学者们推崇的重要历史著作。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宇）得到了广泛的推行和使用。此外元朝还用八思巴字刻版印行过《蒙古字孝经》、《大学衍义择文》、《忠经》、《蒙古字百家姓》、《蒙古字训》和蒙文译本《萨迦格言》等书籍，在当时推行政令、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在北京和杭州形成了两个藏传佛教艺术创作中心。藏传佛教艺术伴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而被介绍到内地，主要包括佛塔、佛寺的兴建和金属、石刻造像及木刻；有许多重要文物遗留至今，如北京妙应寺白塔、居庸关云台、杭州飞来峰密教石刻等。至元年间在大都进行的藏汉文佛典对勘，则极大地推动了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的文化交流。

江孜白居寺新佛塔上的佛眼，形似印度教湿婆神。融合萨迦、噶当、格鲁三教派建筑风格的白居寺始建于１４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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