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倾城

摘  要：毛笔，赋予中国文化以独特色彩，是一种巧夺天工的神圣“制造”。同时，它也“制造”出了纷扰的造笔传说。透过传说的迷雾，可以发现，造笔传说也是一种历史真实，是一种流动的“层垒地”造成的隐性的历史真实。基于此，蒙恬造笔说才能“跨越”历史，在传说中枝繁叶茂。
关键词：毛笔；制造；传说；历史；蒙恬

毛笔[1]，文房四宝之首。毛笔，飘逸雅致，古韵悠悠，是世界上唯一得以传承至今的软性笔，传载着厚重的中华文明。对书画家而言，毛笔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也是抒发自我具有“灵性”的叙事语言，是身心自然延伸的一部分。因而，它不仅仅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物质传承形态，如书画、典籍、匾额等，也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韵与形态，是“体道”、“证悟”、“诗性”的载体，“成为中国人观照自然、阐释世界和承载其观念意义和情感的重要工具和方式”[1]。

一、究天人之际——走向神坛的毛颖

毛笔，纳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神韵。其研制需采深山之修竹，取秋冬之际鼹鼠之尾毛，肥硕山羊之发毛，或狡兔之脊毛，“性情亟以剽悍，体遄迅以骋步”[2]，因之，寒暑调和，其锋颖长而柔劲，擅于随意挥洒、张扬个性。笔之表现力，或铺张，或内敛，或瘦劲，或肥美，提按铺拢，锋露锋藏，汪洋恣肆、逸兴遄飞、纵横捭阖、变幻莫测，恍若神鬼之术，这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神奇力量为历代文人所赞颂。
汉代著名学者杨雄对毛笔推崇备至，他反诘道，“孰有书不由笔。苟非书，则天地之心、形声之发，又何由而出哉！是故知笔有大功于世也”[3]3。毛笔其最大功效是能够抒发自我，为“天地之心、形声之发”。东晋文学家郭璞《笔赞》云：“上古结绳，易以书契。经天纬地，错综群艺。日用不知，功盖万世。”[4]赞叹毛笔功盖万世，书写天地之道，著成百家之书，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作用。西晋文学家成公绥亦著有《故笔赋》，对毛笔举形序情、宣达情志的功用叙写得更是大气蓬勃、臻于极致，“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圣人之志，非笔不能宣；实天下之伟器也”[5]。
毛笔的功效，有时富有传奇色彩。《文房四谱》记载了一则故事，“石晋之相和凝少为明经，梦人与五色笔一束。自是文彩日新，擢进士第，三公九卿，无所不历”。[3]19因为梦笔，从而文采日进，官运亨通。无独有偶，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才气惊人，文章独步，亦与梦笔相关，“梦笔生花”的典故就与此相关。据传，他一次夜宿吴兴城西孤山，梦见神人授其一支五彩笔，自此文思如涌，风骚绝代。笔是他的心灵，花是他的心血。[2]不过，江淹的传奇故事富有戏剧性，他为世人所熟知的另一个典故则是“江郎才尽”。“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6]。江淹的才气得益于一支五色“神”笔，笔失则才尽。把他的才华归咎于一支笔的得失，虽不合常理，但笔之神奇功效由此凸显得更加淋漓尽致。
唐代，宣州笔为文人所钟情，赞咏之诗风行一时。耿湋一首《咏宣州笔》诗，流芳千古，至今广为传诵。“寒竹惭虚受，纤毫任几重。影端缘守直，心劲懒藏锋。落笔惊风起，摇空浥露浓；丹青与纪事，舍此复何从”。[7]书者善择毛颖，则可荡元气于笔端，寄妙理于言外。在这里，毛笔几被神化，具有惊天地泣鬼神之伟力。
当然，在文人心中，笔的功效不仅仅如此，它甚至具有褒贬春秋、伸张正义、“裨补讨阙”的战斗作用。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紫毫笔》对笔赞咏有加：“愿赐东西府御史，愿颁左右台起居。搦管趋入黄金阙，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动言直笔书”。[8]62 笔起着弹奏奸邪、直笔君言的积极作用。唐代学者韦允《笔赋》中亦载：“笔之健者，用有所长……进必愿言，退惟处默，随所动以授彩，寓孤贞而保直”。[3]3毛笔被赋予了仁者的品性，进退有度，超然俗世。
毛笔，饱吮天地灵气与精华，其宣陈铺叠、任情抒怀的功效，在文人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其艺术性、审美性的铺展、绽放，毛笔，也开始逐步走向神坛，塑造着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独特镜像与精神气韵。

二、谁夺天工弄柔翰——纷扰的造笔传说

毛笔，这种神圣的“制造”，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古文献中有不少相关神话传说的记载，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物原》载：“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9]认为毛笔的始造者是舜帝，这可能是最为突兀的一种观点吧。但更多的古文献记载毛笔的发明者是文祖仓颉。仓颉据说是黄帝时期的史官，其造字传说为世人所熟知，广为传诵，但古文献对其造笔传说亦有不少记载。《淮南子·本经训》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注：“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见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10]认为“鬼”字或可用“兔”字解释，亦即野兔害怕仓颉作书，用其毫毛制笔，伤害其躯体，所以夜哭。且不管其注释合理与否，但仓颉与造笔的联系是隐约可见的。东汉文学家蔡邕《笔赋》载：“昔苍颉创业，翰墨作用，书契兴焉。夫制作上圣立宪者，莫先乎笔”。[2]指出当年仓颉造字时，笔墨随之产生，文字故而兴盛。制定法令，笔为先。此时仓颉与笔的关系仍是朦胧的，若即若离的。直到西晋文学家成公绥《故笔赋》中才有清晰记载，“有仓颉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画卦，载万物于五行。乃发虑于书契，采秋毫之类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属象齿于纤锋，染青松之微烟，著不泯之永踪”。[5]赋中明确介绍了仓颉的形态、造笔的理由，对毛笔的材料及其制法也有所涉及。至清代，这种说法得以延续，“上古结绳以治，未尝有笔，黄帝垂裳，仓颉造文字，然后易以书契，而笔始作焉”。[11]很明确指出，上古时期结绳记事，黄帝时仓颉易以书契，造字作书，毛笔开始出现。此外，还有一个源自佛教的造笔传说。据《笔史》转引《法苑珠林》二十五卷所载：“昔过去久远，阿僧祗劫，有仙人名最胜，不惜身命，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析骨为笔，为众生故”。[12]认为仙人最胜经历阿僧祗劫，为芸芸众生计而自了身家性命，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析骨为笔。这种传说只能从佛教的经意去解释，并非实有其事。当然，后世更多的文献，则把毛笔的发明记在秦国大将蒙恬的名下，蒙恬从而成为笔祖。
    从以上文献记载来看，毛笔或柔翰的发明其实就是一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任何文化都以其自身的再生产作为其存在与维持的基本条件，也是以其自身的再生产作为其存在与维持的基本形态。文化的生命如同人类的历史一样，从来都是在活生生地运动着”。[13]在上古时代，文字记载很局限，毛笔的发明及相关知识的传承主要依赖于口头传统，神话传说的播展处在流动的再生产中，因而，虞舜、仓颉、最胜及蒙恬等造笔传说的纷扰也就自然难以避免。

三、“制造”的“箭垛”——蒙恬造笔说的透视

尽管造笔传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蒙恬造笔说似乎更具穿透力和渗透力，广为人知。从文献来看，明确记载蒙恬造笔的史料并不多。最早可追溯至晋代，张华《博物志》云：“蒙恬造笔”。[14]这可能是蒙恬造笔说的滥觞吧。至南朝梁时，周兴嗣《千字文》载：“恬笔伦纸”。[15]把蒙恬和蔡伦列在一起，认为他们是笔纸的发明者。其后唐代欧阳询所编的《艺文类聚》卷五十八对之进行了转引。当然，影响最大的可能要算唐代韩愈所著《毛颖传》，作者游戏成文，以笔拟人，提及蒙恬伐中山，俘捉毛颖，秦始皇宠之，封毛颖为“管城子”等情节。“秦始皇时，蒙将军恬南伐楚……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毫，载颖而归，献俘於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曰见亲宠任事”。[16]同时大诗人白居易在《鸡距笔赋》中描述鸡距笔“圆而直，始造意于蒙恬”[8]359。五代十国时期冯鉴《事始》延续此说。因而，经过历代文人直接或间接的“发明”，蒙恬造笔说得以成型并在民间广泛流传，即使今天在河北衡水侯店、浙江湖州善琏、陕西咸阳地区及江西进贤文港等地都仍流传蒙恬造笔传说，尤其是湖州善琏，至今仍有蒙恬神像、蒙恬会、蒙溪等民俗事项或名胜古迹。
其实，蒙恬造笔说，一直以来就遭到学者的质疑。《文房四谱》载：“《尚书中候》云，‘元龟负图出，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曲礼》云，‘史载笔’。诗云‘静女其娈，贻我彤管’。有夫子绝笔于获麟”。[3]2《尚书》、《诗经》成书时间都在秦代以前，而那时就已经出现了毛笔或彤管了。《古今注》载：“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曰‘蒙恬始造，即秦笔耳’”。[17]指出蒙恬始造的是秦笔。《初学记》亦载：“秦之前已有笔矣……恬更为之损益耳”。[18]认为蒙恬功绩在于改进毛笔。宋代学者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详细论证了纸笔不始于蔡蒙的理由，指出“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此二人，则不可也”[19]。清代著名学者赵翼《造笔不始于蒙恬》一文，对之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订：
冯鉴《事始》载：蒙恬造笔，蔡伦造纸。《学斋占毕》谓：恬乃秦人，而《诗》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载之笔，又《传》谓史载笔，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绝笔于获麟。……庄子在恬之先，则非造于恬明矣。《韩非子·饰令篇》亦有三寸之管之语，韩非亦先于恬。崔豹《古今注》：蒙恬之为笔也，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亦非谓兔毫竹管也，则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3]
清代学者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亦持此说。从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彩陶来看，上面的纹饰已被考证为我国早期的毛笔所画。因而，可以推测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已经发明了毛笔。[20]
虽然学者对蒙恬造笔说的质疑一直不断，但在民间却几成定论，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蒙恬可能对毛笔制作工艺进行过一定的改良。虽然蒙恬造笔说存在疑问，但其对毛笔进行过改良的“史实”肯定不是空穴来风，《古今注》记载他曾经“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披”[17]来制作毛笔。段成式《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笔十管软健笔十管书》载：“其毫则景都愈於中山，麝柔劣於丰劲。或得悬蒸之要，或传痛颉之方，起自蒙恬，盖臻其妙”[21]。段氏认为从蒙恬开始，“悬蒸”、“痛颉”两种制笔方法趋于精进、臻妙了。可见，言外之意是蒙恬之前的制笔方法还有不少局限，有待提高。此外，很多文献如《初学记》、《文房四谱》、《文房肆考图说》都坚持蒙恬对毛笔损益说；其二，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初各地毛笔叫法不一，“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22]。从稳固统治的角度出发，秦始皇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因而，在统一文字的同时，秦笔的名称也自然通行全国。而蒙恬是毛笔的损益者或秦笔的始造者，因文化涵化和融合的影响，人们容易把秦笔始造者当成毛笔的发明者，加之国土辽阔的大一统国家，为蒙恬造笔说流入民间及广泛传播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三，鉴于上古毛笔文化史料的匮乏，很难考证出谁是毛笔的真正发明者。因而，推翻蒙恬造笔说容易，但还原历史真实却很难，亦即破易立难。对广大民众来说，蒙恬是威名远扬的历史人物，且改良过毛笔，是秦笔始造者，而真正的历史又无法复原，或者说他们也不关心历史真实，所以，他们还是宁愿用蒙恬这个“箭垛式人物”来填补历史的空缺和进行文化想象及缅怀；其四，蒙恬造笔传说也是不同时期各地人民“层垒地”造成的。从《博物志》的“蒙恬造笔”记载开始，官僚、文人等中上层和民间下层都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制造”、“发明”或“再生产”，甚至不同地区还存在较大差异，如河北衡水侯店和浙江湖州善琏两地的蒙恬造笔传说就区别很大。但是，无论这些传说差异多大，仍然可以捕捉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影子，仍是人们生活的真实反映，因而，文化创造活动可能有时并不能反映考证学意义上的历史真实，而只能反映隐性的历史真实，或者说是传说的真实。
此外，可能还存在一个原因，就是《博物志》、《千字文》、《毛颖传》等对蒙恬造笔“史实”记载更为通俗，易为民间接受，故而，流传或传播更迅速、影响更广泛。
毛笔，这一神圣的“制造”，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盆景式”展示，宛若嵌入血肉之中的一条大动脉，沿着其自然纹路搜索下去，你会发现很多流动的杂糅的传说与历史，传说中渗透着历史，历史中也浸润着传说。对于民间来说，人们更习惯把传说当成历史，因而，透过造笔传说，我们可以发现毛笔历史的厚重与繁富，体悟不断创造与变迁中的毛笔文化的内蕴与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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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笔，古代称谓较多，有“毛颖”、“毛锥”、“管城子”、“中书君”、“毫锥”、“柔翰”等各种名称。

[2] 周汝昌认为毛笔是中国文化的第五大发明，反对把毛笔看成工具，因为其是文豪艺匠血肉相连的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能使“生命”、“灵魂”、“轨迹”驻留展显的惟一“臂膀”。参见周汝昌：《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7-120页。

[3] 赵翼对蒙恬造笔说与史绳祖观点相似，但论据更充分。对蔡伦造纸说也附带进行了考订，认为“造纸实始于伦，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笔也”，不同于史氏的观点。参见清•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九》，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69-370页。

引用:

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