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大学领导一代不如一代——专访武大前校长刘道玉
“我们的刘道”——专访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
采访：刘君 摄影：卢恒 2011-02-22
“我不走是对的，如果我走了，武大改革的历史就结束了。不走，故事就远远没有终止。”
刘道玉至今还记得他和池田大作的对话。那是在1987年11月1日，时为创价大学建校17周年的纪念日，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邀请刘道玉参加该校的庆典。晚宴席间，一直在苦思高校改革之路的刘道玉忽然发问：“池田先生，您认为理想的大学应当是什么样的？”
“不仅要有优美的校园，一流的教授，高的教学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还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大学既要作高深的学问，但又不能钻进象牙塔内；既要联系社会实际，但又不能陷入功利主义。大学教育应当是一种探索，教育青年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生活方式。”池田大作回答说。
就各自国家的教育现状展开深入交流之后，两人都深深觉得，大学应该培养创造性的人才，他们还从中国古代的“人师”、“经师”说出发，重新定义大学教授：美好德行和专业知识、能力兼具的表率。他们展望未来，寄希望于青年，对两国的教育前景都信心十足。刘道玉心里，一个教育改革的宏伟蓝图也有了雏形。
后来，刘道玉大展手脚，实施了学分制、转学制等改革策略。19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他的锐意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武汉也被称为“中国高校改革的深圳”。但在1988年2月10日，雄心万丈的刘道玉刚刚制订好《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就被国家教委的一位官员叫进东湖宾馆谈话。当晚，他被免去了武汉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的职务。许多人感到震惊、不解，一位教授安慰他说：“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
今天，刘道玉在《一位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中回顾了这段历史，毫不沮丧。尽管被剥夺了职务和种种待遇，刘道玉仍拒绝了来自各地高校的邀请，坚守在武大校内一间简朴的两居室内。他执拗地认为，只要自己还在这里，武汉大学改革的历史就没有结束。
《锦绣》：你如何看武汉目前的高校教育现状？
刘道玉：武汉高校和高等教育，处于国内前三甲的地位，这是人们普遍的看法。中国高等教育的城市排名，八十年代首属西安，现在北京、上海和武汉排在前面。这些城市大学数量多，国家部委所属重点大学比较多，这是从统计意义上来说，不能说明水准，数量和质量不是一个概念。
应该说，武汉市高等教育有一定实力，但这个实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它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首先是本地的大环境，八十年代武汉就开始人才外流，“孔雀东南飞”；其次和高校的领导有关，九十年代后，武汉的大学领导更换频繁，且用人失当——我历来是口无遮拦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大学领导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不是大学校长本人之过，而是组织人事部门的遴选之误，选拔了不合适的人；校长缺乏能力，自然影响教授们的发挥。
《锦绣》：国内其他城市的高等教育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刘道玉：对。就拿北大来说，我原来还是很崇敬这所学校的，而且武大和北大有渊源关系。清末民初，一批北大的湖北、湖南籍教授，意识到中国中部需要一所高水准的学校，就南下创办了武昌高师，就是武大的前身。现在的北大令我非常失望。钱理群教授我认识，他也说，现在的北大我不爱。北大的校长们，也就是丁莳孙先生主政时还有所作为，后来就不行了。这不是北大本身的问题，是整个社会转型所造成的。
我一直主张，大学要有职业化的校长，不能兼搞学术、带研究生。这是世界著名大学的共同经验。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十五年来不教一节课，不带一个研究生，不做一个课题，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在心无旁骛地治校。用陶行知的话来说，一个学校小则关系到几百人的学业前途，大则关系中华民族兴衰，这样的事业难道不值得一个校长全心全意去追求吗？在陶行知的时代，学校规模很小，现在高校动辄万人，校长兼顾管理和学术，哪来那么多时间？
《锦绣》：除了自身定位问题外，中国大学校长还有没有其他误区？
刘道玉：还拿北大为例，它就该是中国少数的顶尖大学、象牙塔式的大学、精英大学，不能求规模，不能搞实用主义，就得像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说的那样，“板凳一坐十年冷”。北大现在出了什么“醉侠”、“最好的坏人”，这些人在我的学校一定会被开除。陈嘉洱是我的好朋友，他当校长时提出主动适应经济建设需要，从边缘走向中心。这就错了，完全错了！
这种想法是被施下了“紧箍咒”，也正是中国大学变成今天这样的最重要的原因：为意识形态治学，计划经济思维。蔡元培当初提出“思想自由”，是很好的理念，现在北大历届校长谁还提这个。闵维方还在《读书》杂志上批判蔡元培，说他的理念在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才有意义，多荒唐啊！
《锦绣》：你被免职之后，曾有许多任命，南北高校都发来邀请，为什么你都拒绝了？
刘道玉：首先我特别不愿意在北京—京官难当，天子脚下难走路。走快了说你“妄进”，走慢了说你“保守”，这造就了一批庸官。我当初之所以能在武大进行改革，就是因为离北京远，监督管不着，而不是因为武汉开明。曾有记者问我：既然整个机制僵化，你为什么还能进行改革？我告诉他：圆和圆相交终有空隙，这就是我的“空隙理论”。80年代我就是根据这个理论作了一些事情。
海南大学，华夏大学，西南大学—很多学校要我过去，厦门大学经过党委常委集体讨论，向中央组织部提交报告要我过去。我也不去。因为那些都是教育部的领地。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不走是对的，如果我走了，武大改革的历史就结束了。不走，故事就远远没有终止。
《锦绣》：你80年代在武大进行的改革反响很大，有评价说，当时的武汉就是“中国高校改革的深圳”，但这股星星之火终未形成燎原之势，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刘道玉：是中国体制的问题。说到底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教育归属意识形态领域，也是计划体制的最后堡垒；体制不改，教育就改不下去。今年国家发布了关于“十个教育改革试点”的通知，我在想，谁来抓教育部的改革呢？没有人。《人民日报》下属的一家媒体对我有个专访，我建议他们用这个标题：中国高等教育还处在粗放型发展阶段。为什么？第一，求量不求质，牺牲质量追求数量；第二，高校还在延续高、大、全的思路，这是工业文明时代的特征；第三，一味的引进和模仿，大学丧失了原创性。在诺贝尔奖数学、物理、生物、文学等领域中，中国一项大奖都没有，这当然不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问题。
《锦绣》：有人评价你的改革想法超前，这些“超前”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刘道玉：我一生都在超前，32岁在讲师的位置上当了副教务长，39岁任武大党委副书记，43岁当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任职超前，免职也超前。我的思想轨迹跟我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我从私塾、小学读到大学，亲自体会到传统教育的僵化，也深知其害，才立志创办新式教育。
当然也跟我个人性格有关，我历来说直话，从小就是理想主义者，追求完美—一个改革者必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对现实的一切司空见惯，认为存在即合理，不想改变，只想使用；理想主义者对现实中不健全、不合理的东西，总想去改。这种理想主义是要付出代价的，理想主义者往往都是悲剧性的人物，我也不例外。
我深受蔡元培先生的影响，当然许多想法也还是从实践和交流当中来。坚持有信必回，有错必纠。即使有小学生写信给我，我也认真回信。比如，我是如何萌发创立转学制度的想法呢？这要得益于我和大学生之间的沟通，我们之间没有代沟，他们不仅把我看作一校之长，而且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来不称呼我的衔职，而昵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除了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外，还常常收到他们写给我的信件，其中有批评、有建议，也有他们的烦恼与要求。
《锦绣》：你推崇哪些高校和大学校长？他们给了你哪些启发？
刘道玉：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纽曼，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校长魏兹曼，明治维新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福泽谕吉，还有德国教育改革家、洪堡大学创办人洪堡，是我最崇敬的五位校长，而这些大学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精华，可以说，没有这5位风骨凛然的校长，人类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锦绣》：你曾说自己的一生是“悲喜交加的一生”，“喜”和“悲”都体现在哪里？
刘道玉：“悲”就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差点被打死。五十多岁被免职，第二个十年改革计划中途夭折，壮志未酬。我不是留恋职位，“悲”的是事业戛然而止。后来，我的校长待遇被剥夺，现在也就是拿退休金。他们还想剥夺我的教授资格，但是失败了—这是学术委员会评定的，没有经过重新评定，谁也没资格剥夺。这些人说，要把刘道玉扫地出门，赶出武汉高等教育战线，至今武汉大学还在去“刘道玉化”，但我就是不走。
现在，很多学生经常到我家来，我跟他们保持对话。我不在乎学校不提供讲坛，学生总是有办法，能帮助我找到最好的会场。他们学会了公关，给管场地的工人送一瓶酒，他们就开门了。我相信，未来的年轻人会有智慧的。有人问我对中国教育是否悲观，我说既悲观也不悲观，未来会有人创办中国的新式教育，下一代一定会好一点。
《锦绣》：这么说，你觉得年轻一代是可以沟通的，其中有没有人给你留下特别的印象？
刘道玉：2008年我在武汉大学宣布举行最后一次报告。报告结束后，有个武大新闻系的女孩子提问让我印象深刻。她问到：刘校长，1957年“反右派”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打断了，你觉得是否可以修复？我回答说可以修复，今天文明如此发达，一定能找到手术的方法修复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
第二年我在武大校园里碰到了这个提问的女孩子，就问她：你当时为什么问这么敏感和坚决的问题？她告诉我，她爷爷就是“右派”。毕业之后，她收到了英国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请求暂缓一年，因为要帮刘绪贻教授整理口述自传。经过一年时间，她完成了这个工作，2010年8月才去了英国。这个姑娘叫赵晓月。
《锦绣》：刘绪贻先生曾是武汉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你如何看他的主要观点？
刘道玉：刘绪贻今年已经97岁，写文章还是很尖锐，他在退休之后甚至都没有地方住。他反对国学，在芝加哥大学的毕业论文就论述儒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中国历朝历代，改革派都反孔，保皇派都尊孔。胡适反孔，毛泽东也反孔。我们现在很多人还不明白，儒学是多么荒唐。当然，孔子教育思想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但政治上就一无是处。我很尊敬孔子，家里还挂着一张他的画像，但绝不会捧到天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