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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回眸：出山西记 山西大移民前夜的庶民社会   

来源：看历史 2011年01月23日 13:45



    山西大移民 六百年悲情。一颗普通的槐树，连接了亿万中国人的家园情结。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在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关于“大槐树移民”的传说，数百年来，口耳相传，流传至今。

　　目前可见最早提及“大槐树”、“老鹳窝”的记载，是修于公元1586年(万历十四年)的江苏丰县刘家营刘氏族谱。明初洪武至永乐年的50年时间里，有多达百万的山西移民背井离乡，被迁往冀鲁豫秦等省份。六百多年来，这些移民生根落地，延绵繁衍，其子孙后代，数以亿计。而在数百年后，洪洞县的一棵大槐树成为他们共同的记忆故乡。

　　是时，距离明初的山西移民潮，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然而与民间修谱频频将祖先追溯到洪洞大槐树下不同，在正史乃至地方府志中，对大槐树移民的事情却只字未提。

　　大槐树的传说在北中国有如此广泛民间基础，但为何“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

　　如果回顾自元到清数百年来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民族变化背景，这个问题或许会得到一些线索。

　　有明以来，上至皇室，下至士绅，都试图恢复因蒙元入侵带来的“礼俗隳坏”、“文脉断绝”的局面，修谱祭祖成为一时潮流。对于众多自山西而出的移民及其后代来说，认祖归宗，不但是一个续接血脉的问题，而且是维护汉族正统身份的问题。在此一时期的族谱中，大槐树还仅仅是一些家族的个别记忆。

　　而到了明末清初，中原之地民众“播窜流离，族谱俱附兵燹”。在历经康雍乾三朝的休养生息之后，人口激增，越来越多的人迫切需要重建自己家族的谱系，此时，流传民间的大槐树传说重新散播开来，并成为越来越多家族修谱时的选择。及至清末民初，在山东为官的洪洞人

　　景大启听说了遍布当地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后，在传闻中的广济寺遗址旁树立了古大槐树纪念碑。

　　于是，从历史到传说，再从传说到重构的历史，大槐树记忆，在时间的磨洗之下，不但未曾淡化，反而越发清晰。

　　也就是在这次修葺大槐树的遗迹之中，伴随着民国初年民族主义高涨的大背景，大槐树不仅仅是一种故园的记忆，更成为凝聚民族意志，提振民族信心的旗帜，成为了“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此专题在采写中得到洪洞县县志办、洪洞县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曲沃县文物局、山西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山西省博物院等机构的诸多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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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山西记

　　据史料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到永乐十年，21年间平阳府净减少20万人，可以确证为全省移民之首。然而，根据万历年间的《洪洞县志》，平阳府下辖的洪洞县由洪武二十四年的92872人减少为永乐十年的87775人，净减少不过5097人。由是观之，盛传北方十余省份的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应视为对明初山西大移民，特别是平阳府移民的追忆和演绎而已。

　　从最初的政治、军事移民到后期的经济大移民，从政府组织到民间自发移民，明朝早期，山西移民一波波像潮水一般涌向中原大地、京师南京，甚至远达云南、海南。仅洪武、永乐两代，山西一省净移出人口就高达一百万。而这场规模宏大的移民运动不过是明初全国大移民的一个缩影。它不仅弥补了中原地区的人口不足，还为重建中原汉文化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最终成为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史实来源。

　　■ 从政治移民到军事移民

　　与历代王朝初兴之时一样，为削弱地方势力，巩固中央王朝的统治，朱元璋自明朝建立伊始就开始将各地贵族、富户迁往京师，地处北部边疆的山西也不例外。明初，故元“四大王”长期盘踞山西中北部，威胁着中原的安全。山西北接蒙古，群山环绕，是阻挡草原铁骑问鼎中原的天然屏障，为经略山西朱元璋费尽了心机。

　　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四大王”袭扰大同、武州等地，太原卫指挥使桑桂率军将其击破，在追击中俘获三大王脱忽的帖木儿，旋即押送京师南京。此后，明朝调集重兵围剿“四大王”却屡屡受挫。于是，朱元璋决定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大规模迁徙山西北部居民。

　　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朱元璋以山西北部“屡为胡虏寇掠”，命指挥使江文迁徙当地居民8238户，39349人前往安徽中立府(后更名为凤阳府)。这是明初山西第一次大规模移民。

　　坚壁清野的同时，朱元璋继续加紧围剿“四大王”。洪武七年(1374年)四月，大将军徐达擒获元朝官属1323人。同年，骁骑卫兵在兴和、白登等处，俘获王保保所部省院官买纳等43人，左副将军李文忠在丰州，俘获元朝官吏12人，故元王爷兀剌歹自大同来降……按照惯例，这些蒙古贵族都被遣送京师。

　　军事上的接连胜利，似乎印证了“移民空边”的正确性。于是，朱元璋决定继续迁徙山西中北部边境居民。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朱元璋命吉安侯路亨等人缉捕太行山潜通“四大王”之人。没过多久，便捕获10400人押送京师。

　　朱元璋双管齐下，“四大王”渐渐陷入困境。洪武八年(1375年)二月，太原都卫捕获故元刘平章及其所署伪知州薛彦举等24人；洪武十一年(1378年)，山西边将捕获故元平章完者不花，随即押送京师；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大王”无路可逃，遂前往晋王府主动投降，被朱元璋安排随同平西侯沐英戍守云南。至此，山西境内的蒙元势力已基本肃清，山西的政治性移民也基本上结束了。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朱元璋命冯胜、傅友德等人在山西各地大举征兵，前往大同等地屯田。年底，征兵结束，一共征发“民兵”89600人。

　　在充实了大同地区的卫所后，朱元璋继续向北推进。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朱元璋命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仅这两次征调，就有十几万山西人移往晋北、内蒙古南部以及河北西北部地区。

　　尽管这些军事移民大多是在山西境内移动，对山西人口总数量的影响并不大，但也正是这些移民，开启了山西移民潮的序幕。

　　■ 从经济移民到灾荒移民

　　政治性移民结束的时候，经济性移民才刚刚开始。

　　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就曾下令：“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还派人给移民送去冬衣。这次移民的数量不详，由于仅限于无产者，估计规模不大。真正大规模的经济性移民是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开始的。

　　这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上书朱元璋，言河北等地，“兵后田荒，居民鲜少”，建议移山东、山西百姓到河北等地垦殖。朱元璋批复说：“山东地宽民不必迁，迁山西泽潞民无田者往业之，免其赋徭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于是，徙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

　　第二年(1398年)，九月，后军都督朱荣上奏朱元璋说，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给田凡二万六千七十二顷。洪武三年曾规定北方地区无田民户每人授田十七亩，以此推算，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移民就高达15万人。

　　随着移民运动的迅速推进，迁出地很快就超出了泽、潞二州的范围。就在这年(1389年)九月，潞州以西的沁州百姓张从整等人得知政府在泽、潞二州组织移民，并且条件丰厚，于是联合当地一百一十六户前往官府应募屯田。消息由户部转奏，朱元璋“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

　　“移民空边”其实是把双刃剑，朱元璋在切断蒙古军队补给的同时，也给自己军队的给养带来了困难。为此，朱元璋不断增设军屯，向边防要塞实施军事移民。

　　张从整的主动应募让朱元璋喜出望外，他立即命令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等人前往山西各地劝谕百姓移居河南章德府等地。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李恪、徐礼回京述职。在他们的招募下，前往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据徐泓先生考证，“五百九十八户”显系“五百九十八屯”之误，按每屯110户计算，移民总数应为65780户，以每户5人计算，应有328900人。

　　截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十一月，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山西移民总数已达10万余户，50多万人。加上真定府、归德府、顺德府等地，洪武年间山西移民总数至少六七十万人。

　　朱元璋死后，政府组织的山西移民仍未结束。由于靖难之役主要发生在以山东德州为中心的华北地区，数年兵燹使刚刚恢复元气的河北、山东等地尸骨遍野，荒野千里，与元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解决河北等地人口过少的问题，再次从山西组织大规模移民。

　　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朱棣命户部派遣官员到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核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按朱元璋的制度，按户发给银钞，供其购置耕牛、农具及种子，并特批五年后才开始征税。

　　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命户部从山西平阳、泽、潞，山东登、莱等府州，移民五千户。户给道里费(盘缠)一百锭，口粮五斗。如果，山东、山西移民各占一半，此次山西移民也在1万人以上。

　　虽然移民次数与移民规模都远不及洪武时期，但据学者统计，永乐时期，山西移民总数仍然在10万以上。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人上书明成祖，要求移民到北京、广平、清河等地，获准。但至此，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宣告结束。

　　政府有组织的移民活动虽已结束，但自洪武初年开始，山西民间自发的移民活动却一直没有间断。永乐以后，山西自然灾害频频，引发了大规模的民间移民。宣德三年(1428年)，山西平阳府蒲、解、临汾等州县发生大旱，逃亡河南州县就食者多达十几万余人。

　　据学者统计，自洪武至永乐年间，山西省净移出人口至少一百万。尽管如此，明初山西大移民也并非特例，与此同时江南移民两淮，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山东枣强移民等等……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范围最广、人口最多、影响最深远的移民浪潮，历史上称之为“洪武大移民”。

　　■ 洪武大移民

　　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朱元璋下令从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郡，征发无田产者4000余户，约2万人，移民至朱元璋的故乡临濠(即安徽凤阳)。这是明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也可以说是洪武大移民的开端。

　　朱元璋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先后从江南移民16万，山东移民9万，山西移民4.5万，河北、江西各移民0.5万充实凤阳府。加上军籍移民18.8万，洪武年间，凤阳府一共迁入移民约48.8万。

　　与此同时，明朝政府从江南(苏南、浙北)移民33万，从江西、徽州各移民约16.6万，充实扬州、淮安二府，又移山西人3.6万至徐州府，加上军籍移民约10万人，苏北地区接受外来移民达80多万。

　　不仅是皖北、苏北所在的两淮地区，同样的大移民还发生在江西与湖广(今湖南、湖北)之间，史称“江西填湖广”。据《中国移民史》统计，在洪武年间，江西移民到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苏者高达210多万人。

　　“江西填湖广”发生后不久，作为移民迁入地的湖广地区，又有约80万人移民四川，形成“湖广填四川”的第一次高潮。

　　除此之外，洪武初年，明朝将历次俘获的塞外军民约60万人移入北平及附近州府，而胶东半岛则有数万军籍移民来自四川、云南。

　　明朝实行军户制度，军属都随军迁徙，由此在辽东、晋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以及东南闽浙、两广地区都形成了数量不小的军事移民。不过，相对于那些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规模移民而言，他们只算得是“洪武大移民”的涓涓细流罢了。在这场全国性的移民浪潮中，即便是移民超过百万的山西似乎也变得稀松平常了。

　　但是，明朝初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宏大的移民运动？难道仅仅是朱元璋的心血来潮？

　　事实上，当朱元璋君临天下的时候，曾经沃野千里，人文荟萃的中原大地早已残破不堪了。

　　元朝末年，中原地区战火不断。直到朱元璋消灭各路起义军，北上攻取中原，元顺帝出亡漠北，才结束了中原地区的战乱局面。

　　据史书记载，明朝建立之初，山东、河南等地，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而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也因连年战乱而人口剧减，田地荒芜。

　　不仅是战乱，元朝末年中原地区水、旱、蝗、疫等灾害也接连不断。水旱虫蝗肆虐往往演变为大饥荒，瘟疫也如影随形。对此，朱元璋不禁哀叹：“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

　　岂只是人口剧减，田地荒芜？自宋室南渡伊始，中原汉民就已经大举南迁。随后，南宋与金朝发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拉锯战，战场主要在黄淮地区，导致黄淮地区大批居民的南迁。1234年，蒙元灭亡金朝，主战场几乎都在黄河中下游。此后，元朝与南宋又在江汉地区展开了20年的拉锯战，再次引发黄河流域大批人口的南迁，他们的逃亡直接造成了中原文化的坍塌。

　　塌陷的又岂止是中原？蒙军用兵四川，兵燹连绵半个世纪，当地人口由1300万剧减为60万，直到元末也不过80万人。此外，元末农民战争中，关中、两淮、湖广等地屡遭战乱，人口损失甚巨，社会经济陷于凋敝。

　　举目四顾，大明江山竟有一多半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荒凉景象，作为一国之君，朱元璋怎能高兴得起来？

　　■ 太平山西

　　不过，朱元璋应该不会绝望。当他把目光投向北方的山西，南方的江西和江南等地时，多少能得到一点宽慰。

　　当元末中原地区饱受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由于地处高原，加之表里山河，中原地区的各种灾疫与战乱很少波及山西。自元末至明初，山西大部地区都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

　　由于没有明朝初年的人口统计，后人已无法准确了解当时山西具体的人口数量。但即使在战乱灾民纷纷返乡，政府已经着手移民中原的情况下，明朝政府的统计数据，依然显示出山西巨大的人口优势。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189.1万，河北人口是189.3万，而山西人口为403.04万，比河南河北两省人口总和还多出25万。

　　若从人口密度来看，此时，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种算法并没有考虑到山西南北的人口分布差异。与晋南不同，元朝末年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乱兵屡次杀掠晋北，直到明朝建立四年以后，大同依然是“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的荒凉景象。由是，晋南人口之繁密不难想象。这样一来，山西，特别是晋南地区，就出现了“地狭人稠生计难”的独特景象，就连朱元璋也意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确实是一个问题了。

　　与山西相仿，江南地区和江西大部既没有遭受战火涂炭，也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两地本就家给人足，生齿日繁，再加上两淮、湖广等地的战争流民大举涌入，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就越发凸显出来了。事实上，早在明朝建立之初，随着战争的平息，山西、江西和江南等地就已经有人自发地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迁徙。

　　一面是中原、两淮、湖广、四川的过度凋敝，一面是山西、江南、江西的人多地狭，为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朱元璋作出了大移民的决定。

　　■ 悲喜移民路

　　事实上，青年时代的朱元璋也曾经沦为流民，对颠沛流离，孤苦无依的流浪生活应该有过深刻的体会。

　　一棵普通的大槐树，最终承载了亿万移民后代的故园想象，这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

　　“恻恻背乡井，迟迟行道侧。凶年讬此身，乐土是何国？追逐惟妻孥，可怜各菜色。闻道大河南，人家富黍稷。负担不能达，谁知我心亟？裹糗临风餐，蒙尘衣尽黑。日暮宿荒郊，愁吟声唧唧。人生信多艰，无家最可怜。风急走浮云，林空无定翼。逶迤家渐遥，举首望天北。”

　　明代诗人李松笔下这户贫苦农家来自黄河以北(或许是山西)，因灾荒而移民黄河以南，一路上风餐露宿，苦不堪言，却不知何处可以安身。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很能体会农民生活的艰辛，因此在移民问题上，他规定，凡是政府组织的移民，出发前都按户发给银钞，移民路上有官兵护送，到达之后，有官员接待，按规定划拨土地，馈赠农具，并且免租三年。

　　有了这样的保障，明朝政府组织的移民自然比流民的境遇好了许多。除非半路上开小差，试图逃逸，这类移民应该不会被绑缚，更不会遭受鞭笞之苦。当然，普通百姓雇不起牛车、马车的居多，一路徒步跋涉，旅途劳顿自不待言。

　　1389年，沁州百姓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听说泽、潞二州正在招募移民，若不是条件优厚，恐怕也不会主动应募。在政府资助下，移民很快便安顿下来，开始了新的定居生活。

　　■ 从经济恢复到文化重建

　　朱元璋移民垦荒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户口数为10654362户，59873305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全国有16052860户，60545812口。12年间，增加了5398498户，672507口。与人口的增长同步，垦殖土地的面积也不断增加。洪武元年，全国耕地面积不过180万顷(不含西北、东北未定地区以及云贵川三省)， 到洪武二十四年，增加为387万顷。伴随耕地的增加，粮食产量也逐年增加。洪武十八年，全国收入麦、米、豆20809617石，洪武二十三年，增至32278983石，洪武二十四年，又增至32789800石。

　　何止是人口的增殖，土地的垦辟抑或粮食产量的增加？当朗朗的读书声飘过移民村落的时候，一个全新意义的汉族便在大明王朝的版图上，一点一点地面目清晰了起来。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移民中渐渐出现了地主、富农，家道殷实又重视教育的人家开始出现有文化的后代，有的甚至考取了功名，成为官宦之家。

　　从朱元璋开始，大明王朝致力于中原正统(即儒家礼仪)的恢复与重建。这种努力通过地方士绅的言传身教，很快为普罗大众所仿效，其中修家谱、立祠堂尤为底层百姓所热衷。

　　按旧制，庶民之家不许建家庙，祭祀祖先也仅限祖父母、父母两代(洪武十七年改为曾、祖、弥三代)。但宋代以来，士大夫私立家庙、私修家谱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奏请天下臣工皆可立家庙，获准。从此，平民百姓也开始修家谱、立祠堂。

　　然而，此时距明初大移民已经一个多世纪，最初的移民祖先大多没有文化，几代之后，人们连祖先的名讳、故乡何处都搞不清楚了。然而，修家谱又必须追溯祖先姓名、故里和代际传承，于是，移民后裔，甚至当地土著纷纷利用早已模糊不清的移民传说，为自己的祖先创造一段历史。数百年后，盛行北方十数省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就诞生在这股民间修谱热潮中。

　　洪洞大槐树传说的分布大致与山西移民的分布相同，以河北、山东、河南、两淮、陕西及内蒙古地区为主。随着山西移民后裔的二次迁徙，大槐树传说也逐渐散布全国甚至海外。

　　事实上，尽管有不少家谱、墓志言之凿凿，但就洪洞移民本身来说，其规模在明初的移民潮中远比传说中小的多。

　　据史料记载，洪武二十四年，洪洞县所在的平阳府人口总数为1847790人，到永乐十年，减少为1644285人，21年间净减少20万人，可以确证为全省移民之首。而根据万历年间的《洪洞县志》记载，该县由洪武二十四年的92872人减少为永乐十年的87775人，净减少不过5097人。

　　一棵普通的大槐树，最终承载了亿万移民后代的故园想象，这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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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晋南：从文化摇篮到文化熔炉

　　黄河东面，晋、陕、豫交界的地带，是黄河三角洲，被称作“河东”。先秦以前，这里是华夏族的核心区域。宋元以后，在中原沦陷时，这里保存了大量的人口和原生态的汉文化。成为中原的孤岛，正是从这种人口和文化的积淀，为日后的大移民奠定了基础。

　　2010年11月28日，我们抵达西阴村时，暮色早已笼罩了大地。一位搭车的本地人，顺道把我们带到了村子西北方的一个地方。星星闪耀，丛草茂密。我们跳过路边沟渠，扒开黑魆魆的野草，借助微弱的电筒光线，看到了立在一面低矮的土岭下的石碑。是的，这里就是“西阴遗址”。

　　1926年10月15日，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专任讲师的李济，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袁复礼，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在此挖掘出西阴史前遗址，这是中国人独立主持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

　　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瑞典人安特生在中国北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安特生发现了仰韶文化等前所未知的早期中国文化，这和传统的中国文化有何关系，引起了大量推测。正在从人类学向考古学转型的李济认为，要完全明了“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关系”，必须全面考察中国的史前遗址，方可以找到答案。

　　1926年年初，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南部沿着汾河流域进行了一次考察，想从考古学的角度实地考察山西晋南传说中的“尧帝陵”、“舜帝陵”、“夏后氏陵”，以探究华夏文明的起源。

　　3月24日，当他们穿过夏县西阴村时，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李济说，“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

　　2010年11月底，我们跟随着李济和袁复礼的脚步在晋南进行了一次旅行，虽非亦步亦趋，路线则基本相似。这将是一场朝圣之旅。我们的目的是将“明代洪洞怎样从华夏古文明的发祥地，一步步地演变成民族融合的混杂居所，又如何在元末明初之时，变成各地移民往复来去的大本营。

　　大移民”放在更深远的区域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看一看黄河拐弯处的这块土地，怎样从华夏古文明的发祥地，一步步地演变成民族融合的混杂居所，又如何在元末明初之时，变成各地移民往复来去的大本营。

　　■ 寻找尧的足迹

　　1926年2月5日，李济和袁复礼从北京动身，两日后他们到了太原，一路向南。

　　2月25日，他们抵达了临汾县。李济兴奋地写道，“临汾县(平阳府)，这是一个勾引起人们的历史遐想的城市——尧帝的古都！”但是当时的临汾县城是由带枪眼的城墙包围起来的，城西一哩就是汾河，要想看到尧的都城的原貌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如今临汾是一个地级市，管辖着汾西县、吉县、安泽县、大宁县、浮山县、古县、隰县、襄汾县、翼城县、永和县、乡宁县、曲沃县、洪洞县、蒲县和新设立的尧都区。对临汾的古名“平阳”，估计大部分中国人所知甚少。临汾更出名的是它的重度污染。当我们从临汾市区向西北方向的魏村前行，一路上灰霾蔽日，远处景物楼宇恍若海市蜃楼。过了汾河，又走了一段，不可思议之事突然发生──车子犹如穿过了一道幕墙，烟雾飘散了，天变蓝了，西侧的九龙山山峰清晰可见，连阳光都清亮起来。

　　毫无疑问，李济当年呼吸的空气必定好得多。

　　3月1日晚，李济和袁复礼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觉得“应当部分地以历史遗址、部分地以可能的史前定居点作为前进的路标。”于是，次日上午十点，他们便动身前去传说中的尧陵。

　　《史记》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上古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的历史。《尚书》第一篇第一句话说的便是尧的事迹：“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李济猜想，当尧，这位上古部落的君王，年老退休后，他不大可能离开家，死在远方的国土。在前往临汾东北方向的尧陵路上，这位考古学家告诉自己，既然临汾(平阳)是传说中尧的都城，他的陵墓应该不会很远。

　　我们前往尧陵。一路上经过土崖环峙的丘陵地带，几万年来冲刷而成的万千沟壑极为壮观。如今，尧陵正大兴土木。蜿蜒的神道两侧，动物和人的石像一片簇新，也许是甫从某个工匠的手里复活。从2007年开始，对尧陵的修复开发便如火如荼地进行，二期祭祀大殿工程正在进行中。

　　经过新建的汉白玉牌坊，穿过空旷巨大的广场，我们终于看到了尧陵山门。进入尧陵的大门，右侧放着一张放大数十倍的旧照片，下面注解是“昔日尧陵”。在这幅摄于数十年前的照片上，可以依稀看出那时尧陵的样子——低矮的石头围墙，伴着几间看似即将垮塌的孤庙，仿佛在荒野中被废弃的一样。

　　这，应该和李济当年所见相差无几。1926年3月2日，李济到达了尧陵，“我们到达那里天色很晚了，发现四周都是围墙，里面是座简朴的屋宇——一座深山中的孤庙。”

　　当晚，李济和袁复礼夜宿于此。第二天，他们看到的是一座呈金字塔形的陵墓，一半濒临着溪水。这座陵墓湮没已久，只到明代才有人根据庙中的碑文将它重新发现出来。

　　但对于它是否真的是尧的陵墓，则无从证实。今天，我们在尧陵看到的仍然是那座金字塔式的土堆。80多年过去了，关于尧陵真伪的争论依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当地政府利用它的文化价值的雄心，在尧陵的印制的一本16开的册子，这里“将要建成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服务功能的尧陵风情区！”

　　离开尧陵，李济和袁复礼向东南方的浮山县进发。而我们，则稍稍偏离了他们当年的路线，去往了西南方的襄汾县陶寺村。

　　山西在石器时代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旧石器时代有芮城匼河遗址、襄汾丁村遗址和阳高许家窑文化遗址等150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更是遍布全省。这个河(黄河)汾(汾河)文明圈保留了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考古学家苏秉琦称，这里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 “尧王之都”

　　李济在1949年那个关键的转折年，选择去了台湾，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也就是他离开大陆的几年之后，在距离尧陵40多公里处的襄汾陶寺村，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处史前遗址。这个遗址直到1978—1984年才展开第一轮大规模地发掘。

　　1984年，学者王文清从陶寺文化遗存的地望、年代、埋葬习惯、彩绘蟠龙纹陶盘以及其它出土遗物诸方面，比照文献记载的帝尧陶唐氏的事迹，首先提出陶寺文化很可能就是陶唐氏(即帝尧)文化遗存。

　　突破性进展在2002年。考古学家们通过发掘，正式确认陶寺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据碳十四测年估计，在公元前2300-前2150年之间。不少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城址那便是传说中的“尧都平阳”。

　　在陶寺村的一块大坡地上，我们看到了考古学者冯九生带领着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发掘，在清理出土的陶片上，有不少附着黑色灰烬。他告诉我们，目前发掘的位置所在，正是城址的东北方位的宫殿区，有一万多平米大。陶寺遗址已经探明有宫殿区、祭祀区、作坊区、农业区和墓葬区，说明此时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已经形成，国家形态亦已萌生或出现。

　　我们迫不及待地请教，从坡顶下来经过的那些柱状建筑是否就是传说中的观象台。2003年，考古队在陶寺中期小城内祭祀区发现了大型圆体夯土台基。发掘者推测，这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文献记载，尧“观天授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和二十四节令。

　　次日当我们拜访山西省考古所研究员田建文时，他说，尽管有人质疑陶寺文化遗存作为尧都的证据不足，但作为发掘者之一，他坚信这里便是历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早期遗存应该在公元前2350年。

　　如今，考古学家们模拟了这个4000多年前的“天文台”，它由一系列柱缝系统和一个观测点构成。13根柱子自北向南编号1—13号，每相邻两根柱子形成的观察缝由南到北依次编号1—12号，用于观测不同季节的日出。考古学家们连续观察，每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这个四个节气最为准确。

　　身为襄汾人，田建文也给出了语言学上的证据──至今陶寺乡附近的人，仍把太阳叫做“尧王”。上古中国，人们已经掌握观日出来定节气，于是，“有了历法，浩瀚的星空、苍茫的大

　　地、悠悠的逝水年华，不再是一团混沌，而是变得轮廓分明，井然有序，从此天有分野，地有经纬，历史有编年，天文、地理和人伦应时而生”。

　　《史记•五帝本纪》刘熙集解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陶寺正是那时候的一个大城市，城邦联盟的核心，是最早的“中国”。其时，是地球的温暖时期， 洪水滔滔，临汾盆地有宽阔的河谷地，谷地两侧的黄土高台，是宜居之地。“晋南正是大洪水时代的诺亚方舟”，田建文用一个比喻做了总结。

　　■ 舜禹遗迹

　　离开尧陵的李济，下一个目标是寻找舜和禹的相关遗迹。他把目光投向了中条山──关于舜帝和夏代的一些古老传说都集中在这座山脉四周。他用了四天功夫往复穿行这座山脉，但没有什么发现。他们立即转向了中条山北边的安邑和运城。

　　运城古称河东，西、南两面背靠黄河，是连接山西和中原的要冲。这里自古便是产盐区。传说舜曾经在运城盐池弹着五弦琴，唱《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可能已经意识到东南风能源的蒸发作用。宋代这里像耕田一般“种盐”。具体方法是把盐池旁的土地像垦田一样，在二月耕为垅畦，四月的时候将池中卤水引入田畦浇灌，利用季风和日晒，蒸发成盐。

　　在运城，李济考察了舜陵──又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说。舜陵在运城市以北10公里鸣条岗，庙建于唐开元26年(公元738年)，不过现存建筑是元明清历代建筑。

　　离开舜陵，李济一行前往夏县，传说中，大禹的王都安邑就在那里。

　　2010年11月28日，薄暮来临时，我们登上了夏县禹王乡的一座青台。禹王城的守护者史松龄告诉我们，这就是曾经的禹王城的一隅。

　　但对于1926年的李济来说，重要的是怎样让这些久远的传说找到科学的根据。他寻访了所有传说中禹王的遗迹，以及大禹的后裔和许多著名大臣的陵墓，“不过说实在的，从外表上判断，我根本无法肯定这些是或不是真正的陵墓。它们看起来像是普通坟冢，只是稍大一点。”

　　李济并没有记述自己此时的心情。但他当时离开禹王台时，一定是带着一种遗憾之情。原本期待中的尧、舜、禹的遗迹，现在看上去都那么的可疑，难道传说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附会？

　　实际上，这个答案要到数十年之后才慢慢有所揭晓。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夏代城堡遗址，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类似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的山西南部，有35处之多，正契合了古人所说“大夏”、“夏墟”。

　　而在1926年以后的考古挖掘不断地提供新的论据证明，山西在石器时代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旧石器时代有芮城匼河遗址、襄汾丁村遗址和阳高许家窑文化遗址等150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更是遍布全省。这个河(黄河)汾(汾河)文明圈保留了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考古学家苏秉琦称，这里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当然，这都是后话。在1926年3月24日那个早春的日子里，离开禹王台的李济不会想到，自己接下来的发现将开启一扇大门。而日后的中国人，正是通过这扇门去认知自己早已湮没的上古文明和文化。

　　就在离禹王台不远的西阴村，当他们正穿村而过时，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袁复礼首先注意到，“在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那一天，当着我们第一次往山西南部考古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遗址……这遗址俗名灰土岭；大部分现在都化为耕地。”

　　他们随意捡拾了一些暴露在地表的碎陶片，立即判断出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闻风而来的村民们让他们不得不停止工作，暂行离开了这里 。

　　6个月后，他们再次来到西阴村，进行了中国人主持的首次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发掘结果显示，西阴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次挖掘出土了陶片17372块，其中彩陶片有1356块。遗迹有窖穴，另有石锤、石斧、石刀、石箭头、石杵、石臼、石球、骨锥、骨簪，骨针、骨环。更特别的是，出土了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

　　李济发掘出的那半个蚕茧，被送到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让博物家们鉴定，正是家蚕的老祖先。尽管如此，李济仍十分谨慎，不便以此断定中国养蚕业的开始。而西阴村，正是传说中黄帝之妻嫘祖的家乡，她被视为教民养蚕的始祖。

　　1927年，李济根据西阴遗址的考古发现撰写了《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这也是中国人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李济推翻了安特生关于彩陶起源于西方的说法，他认为无论是中亚还是近东出土的彩陶都难比得上仰韶文化，而中国文化也自有其发源传承的脉络，“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

　　我们刚刚采访过的考古学者田建文，则是1994年西阴遗址第二次发掘的参与者。他认为，西阴文化沿着汾河往北，与红山文化结合，又占据了关中、陇西，可以说是史前社会的第一次文化大统一。

　　■ 融合之所

　　发现了西阴村遗址后，李济又花了两天时间看各处的造像碑，在稷山县兴化寺看完元代壁画后，他折返北京。

　　追寻晋南地区的金元遗迹，本来也是我们行程的一部分。但我们并没有像李济那样折返向北去往稷山，而是一路向南，到了永济。

　　去永济，一是因为那里古称蒲坂，传说舜建都于此。第二则是因为那里有始建于隋唐时代的普救寺。金章宗时期，董解元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就将故事的背景放在了这里，而“董西厢”则成为了“北曲之祖”。

　　在永济蒲州镇，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残留的古蒲州城墙，但那不过是明清城墙的遗迹。蒲坂的“坂”字，本是得名于自峨眉岭向西，直下黄河岸边，长约十里，落差百米的坡台。历代以来，这里都被认为是舜的活动中心。

　　传说中舜都的遗迹，毫无踪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仔细观察这个黄河河畔的巨大坡地。实际上，只要不必太在意传说，将这片坡地放在整个晋南地理的大环境之下，就能发现它的独特地位。

　　这里依山靠河，连接秦豫，正处在黄河转弯的黄金三角之内。以此向西向南，即是关中平原和豫东平原。以此向东向北，则是运城盆地，而运城盆地之北则是临汾盆地。正是在晋南的这两块盆地，在上古时期，水源充足、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成为华夏族活动最为核心的区域。

　　华夏族将自己所居之地称为中国，认为是大地的中央。而毗邻居住的其他民族为戎狄蛮夷。华夷之间，征战融合。传说三代的圣君夏禹，便是一位羌族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整个夏朝的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如今的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

　　晋南的重要性，直到商取代夏才有所下降。而春秋时代晋国的崛起，则又在这里建立了黄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华夏和戎狄不断通婚，强大的晋文公便有一位戎狄族母亲。三家分晋之后，韩赵魏逐渐离开山西移向河北、河南平原之地。

　　此后数千年的时间里，汉族政权的政治中心多在秦豫两地，而北部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山西正去往两地的天然通道，至金元之际，山西早已成为胡汉杂居，民族融合的熔炉。

　　实际上，在1926年李济的那次考察中，他们曾在太原南部的介休对新兵和警察进行了人体测量。“他正是这种安定的生活，吸引了大量从中原因灾荒、战乱而来的民众，加之漠北众多南迁而来的部族，晋南地区的人口一度暴涨。

　　们很像是异种系的人。我看到的一些人，他们的连鬓胡堪于一般的亚美尼亚人相媲美；我也看到一些长着纯黄色胡髭的人”。这个测量，不过是对山西为民族融合之所的再一次确证而已。

　　普救寺，现在除了一座13层的四面锥形砖塔是明朝故物，其他的建筑都是当代人的复建之作。但这并不妨碍因《西厢记》而给它带来的巨大名声。

　　戏曲正是金代山西经济文化繁盛的一个例证。考古学家们在晋南许多地方，发掘出不少雕砖墓葬。那些热爱戏曲的古人们视死如生，把戏台搬到了“黄泉”，乐队，戏俑一个都不能少。而我们途径临汾时，去探访过的魏村牛王庙古戏台，便是建于元初，是国内发现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古代戏台。

　　另外的一个例子是印刷业。在洪洞广胜寺，我们曾听过《赵城金藏》的故事──这部佛教大藏经如何在抗日战争中保全的传奇。这部经文正是在金熙宗至金世宗期间雕刻而成的。平阳府是当时黄河以北的刻印中心，除了官方刻书，私家刻书也冠绝一时。传统文化藉此得以保存和恢复。

　　一个世纪后，蒙元取代了金，山西再次首当其冲，在短暂的停顿之后，经济很快恢复。平阳地区成了“文化最盛之地，宜杂剧家至多”，是大都之外的一个文化中心。

　　庙宇、佛经、戏曲、戏台……听上去，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晋南，其世俗的精神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实际上，正是这种安定的生活，吸引了大量从中原因灾荒、战乱而来的民众，加之漠北众多南迁而来的部族，晋南地区的人口一度暴涨。

　　而这，也正为明初那场规模宏大的大移民拉开了序幕。

车前子

　洪洞：大移民前夜的庶民社会

　　金元以来，中原地区田园荒芜，关中兵荒马乱，河东成了北方地区唯一的“桃花源”。华夏文明早期的深厚文化传统一直都是洪洞社会生活的底蕴和内容。当乱世结束治世来临，地狭人稠的平阳成为山西输出移民最多的地区。

　　1303年9月17日夜晚。平阳路洪洞、赵城的居民们一如往常吃着晚餐，那些习惯早睡的人们则已进入了酣梦。赵城县(今属洪洞市)徐张氏正收拾碗筷。她的公婆大概已经睡着了。丈夫徐谷原是永济的粮官(仓事)，已经去世。如今，她奉养年迈公婆，教育膝下幼子，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一家人倒也和乐融融。

　　突然，屋子开始剧烈晃动。碗从桌子上飞了出去，击打在墙面上，碎片纷飞。公婆和小孩子的尖叫声混杂在巨大的声响中。几秒钟后，就像来时一样的突然，大地不再晃动了。徐张氏茫然四顾，这才发现庇护一家人的房子已成废墟。瓦砾堆里公公的呼救声让她顾不上恐惧或悲伤，扑过去试图用手刨开废墟，血和着灰尘滴落在地面上。

　　来山西传道的大道教道士张清志和徒弟住的房子被震为两半。得以幸免的张清志立即开始救助他人，从废墟中救出了不少人。他的善举得到朝廷表彰。

　　平阳和太原两路的民众和徐张氏一样，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夜晚。一场八级地震袭击了山西，震中便是洪洞县和赵城县。地震摧毁了数以十万计的官舍、民房，和1400余座庙宇和道观。震后形成的沟渠涌出黑色泥沙，地震引发了滑坡，赵城范宣义郇堡一夜之间滑出了十余里。

　　虽然在异族治下过了多年，洪洞本地的历史传说依然代代流传：女娲在此补天，伏羲在此画卦，舜和二妃在此喜结姻缘，羊獬和历山因此走了千年老亲。华夏文明早期的深厚文化传统一直都是洪洞社会生活的底蕴和内容。

　　老天爷发怒了。

　　洪洞地处临汾盆地北端，东靠太行，西倚吕梁，是南北交通要冲。12世纪一位金代进士曾赞美说：“洪治隶平阳，壮哉县也！其始为城者，适当大路津要。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乔逢辰：《惠远桥记》，转引自乔新华：《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人民出版社)金以来，平阳一带便是富庶繁华之地。“重农桑……上下相守，家给人足，仓廩有余……国中号称小尧舜。”虽然南下蒙古军的杀戮和抢劫把一块繁庶之地变得人烟稀少物质匮乏。一旦时局稳定下来，平阳很快便恢复了活力。大量陕西、河南和河北的难民流入山西地区；外出逃避战祸的民众也陆续返回故里。

　　然而，这次，地震的破坏力是摧毁性的：20万 (另说47.58万，可能是伤亡总数)人的生命被夺走；关乎洪洞、赵城两县民生的霍渠和和济民渠，也在地震中塌陷，无法通流。

　　历史研究者认为这次地震造成了洪洞人向他乡移民。或许地震后逃离百孔千疮家园的难民潮，最终形成了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传说。“正是因为1303年大地震在洪洞及周边地区的人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久久不能抹去的伤痛；而人们纷纷把自己当作是洪洞人的后裔，是为要表达幸存者和周边地区的人们对震亡的洪洞人的一种深切的历史缅怀之情。这就是说，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正是人们既保存同时又消解关于1303年大地震的历史记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周祥森：《1303年洪洞8级大地震与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

　　■ 观察者

　　元朝政府在次年一月发布了救灾政策：免除太原、平阳两路三年税粮。在1305年又把平阳路改为“晋宁路”。对地方而言，当务之急是修复水渠，恢复生产。从地震后五年直到元亡，洪洞县新开涧渠和河渠共七次，而在山西水利建设的高峰期中统、至元年间，洪洞只开渠三次。

　　水利是洪洞人生活的重心之一，这里普遍实行稻、麦轮作的耕作制度。

　　王恽在至元年间(1264-1294年)奉命在北方劝课农桑。他曾担任平阳府判官，他的《劝农文》和不少诗作，直接反映出这里的水利技术和管理水平。他在一首诗歌里充满激情地歌咏道：“人定真能力胜天，一车翻水溉高田。”洪洞地处黄土高原的中部，西临汾水；霍山南麓发源的霍泉，汇水成潭，浇灌洪洞连绵的土地。在1266年，平阳路总管郑鼎在赵城店村以西开利泽渠，引导汾水灌溉洪洞、临汾两县三百多顷土地。难怪王恽感慨“晋人善用水而尽地之利”。(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转引自《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辽宁民族出版社)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当时政府的水利管理水平。1272年，洪洞县郭堡村郭进等人向平阳路农业官员报告，要求开沃阳旧渠。次年二月，平阳路总管府派人来考察此项目，县衙派县尉陪同前往。县尉巡查中发现此事颇有疑点，反被郭进诬告一个考察不实。于是，此事一路上报，洪洞县尹再次考察，最后平阳路总管府亲自出马，然后举行集体会议。最后认定郭进有问题，但念在他本出于好意，免除了他的罪责。后来，郭进等人再次上陈河东山西道农业官员，仍表示要开渠。最后，河东道官员批准他在县尹的引导管理下，开渠引水，但不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大型的水利纠纷一般官府出面处理。日常渠务工作由谁负责呢？洪洞县各渠道普遍建立了的自治组织。在保留下来的霍泉水神庙金元碑刻中，也能看到僧人和道士的身影。像张志清这样的道士，寺院的僧人们，不仅享有免税特权，在地方社会中也极有影响力。他们和由民众推举的渠长合作处理渠务，编造渠册，协调灌溉农田。饶是如此，宋以来，地方因争水而引发多次纠纷。赵城、洪洞两地自从唐代实行三七分水，争水斗殴，时有发生。两县因此长时间互不婚嫁。

　　总的说来，平阳人民的生活尚称不错。在汾水的谷地，尤其适合种植小麦。“人家种麦秋社前，一片苍烟朝雨湿”，王恽忍不住要抒发一下诗人们传统的田园情怀，赞美农民种植冬小麦的美好场景。更何况，墙外便是桑麻，堂前总有桃李。虽然粮食还要供给北部军需，赈济他处灾荒，还不至于饿肚子。正像元人杜仁杰笔下那位快乐的庄稼汉，只要“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耍孩儿•庄家不识勾阑》)，那便逍遥快活了。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正是农民们最为殷切的期望。他们积极兴修水利，让自己的田地得到最好的照料；同时，他们是“靠天吃饭”，既然要靠老天爷的脸色过日子，就要建庙祭祀，供奉灵祇，箫鼓吹香，以娱神明。

　　每年阴历三月十八日，是水神诞日，广胜寺水神庙会举行祭祀大典。那天也是远近民众的盛大节日，有专门的剧团唱戏酬神。民众娱神，也自娱。“远而城镇，近而村落，贵者以轮蹄，下者以杖履，挈妻子舆老羸而至者，为集数日，极其厌饱而后，顾瞻恋恋犹忘归也”。(《重修明应王殿之碑》)

　　每年岁时节气神降日，不是伏羲、神农，尧舜禹汤，便是山川风雨、天地日月，这些平常俭朴的农民们都要献上一份隆厚的敬意，花费很是惊人。王恽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点，规劝百姓积蓄粮食以备荒年，不要把辛苦所得拿去敬神。

　　就在震后第二年，洪洞人任安仁便募集资金，修复了师旷庙。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位音乐大师，民间传说他出生于洪洞曲亭镇师村，如今洪洞的威风锣鼓便是由他所创。洪洞人认为自己是师旷的遗民。唐代人编修的《元和郡县志》就记载洪洞建有师旷祠。1164年，洪洞人文子义创修了师旷庙。在洪洞人心目中，师旷是一位贤臣，在过去的岁月里，逢水旱灾疫，他都有祷必应。另一位古贤臣皋陶，据说是中国刑法的创立者，和一位公正无私的法官。洪洞人认为他就出生在城南的士师村。原本皋陶祠依附于一所佛寺，地震后寺庙逐渐恢复，唯有皋陶祠一直到1324年才在段亨的倡议下复修，直到七年后才完工。这次重建工作得到了官府的支持。

　　修复师旷庙和皋陶祠，是地震之后明朝建立之前，洪洞地方上的两件大事。虽然在异族治下过了多年，洪洞本地的历史传说依然代代流传：女娲在此补天，伏羲在此画卦，舜和二妃在此喜结姻缘，羊獬和历山因此走了千年老亲。华夏文明早期的深厚文化传统一直都是洪洞社会生活的底蕴和内容。

　　山西因为居高临下，有地利之便，遭受的水旱灾害相对较轻。中原地区田园荒芜，关中兵荒马乱，河东成了北方地区唯一的“桃花源”。

　　■ 鼎革

　　1357年，对洪洞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造反的红巾军进入了山西。就在上一年，朱元璋攻下了南京，并定为新首都。

　　此时，元朝内部内讧不止，元军和明军多年争夺，作为主要战场的河北、山东、河南和陕西，遭受到了最严重的破坏。历史书用几世纪以来固定的格式描述人民的苦难：“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关陕之区，所存无几。”在上一次大战──蒙金之战中，山西诗人元好问纪实风格的诗句完全适用于这里。“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连草木都沾染了血腥味；“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

　　回头”。战祸所及，上层阶层亦不能幸免。

　　上天仿佛故意要加重中原地区人民的痛苦，1334年，山东水涌，民饥；1334年，黄河没人畜、庐舍；1356年，黄河决口，山东大水；1359年，山东、河北、河南与关中飞蝗蔽天。而山西因为居高临下，有地利之便，遭受的水旱灾害相对较轻。中原地区田园荒芜，关中兵荒马乱，河东成了北方地区唯一的“桃花源”。“河东山川人民熙熙，禾稼丰登，牛羊散野，余粮栖亩，俨然太平气象”(《山右石刻丛编》，转引自《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辽宁民族出版社)。

　　但对一位掌握着“削足”大权的帝王来说，人口分布不均衡，中原地区人烟稀少，破坏了他心目中的和谐社会蓝图。洪武帝和他的儿子永乐，决定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去改变帝国境内的人口分布。

　　于是，数十年来，逃荒避祸的人群，渡过黄河，越过太行山，涌入了这个避难之所。

　　1368年元大都被攻占。新登基的明朝皇帝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山西。明军一南一北，夹击元军，把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赶到了甘肃北部。对元军的局部战争在山西北部此后进行了二十来年。相对来说，山西所受战乱不像中原那么严重，而周边民众不断涌入，“所以到了明代初年，就显得人口特别稠密；而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地区，经兵燮之后，人口很稀少，于是就发生了明初的大举移民。”(谭其驤：《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晋阳学刊》1981年第2期)

　　■ 重建

　　1370年，杨茂来出任洪洞县知县。刚刚经历王朝更迭之后，洪洞各项事情都亟待开展。但杨茂来的当务之急是配合户部推行户帖制度──那关系到大明政府正常运转──县里将依此为凭据征收赋税和徭役。

　　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洪武皇帝，这年发布了一条白话谕旨：“说与户部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里，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户部官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里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这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有司官吏隐藏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以律要了罪，通孥来做军。钦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会付本户收执者。”(谷应泰：《明示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清查土地和人口，在洪洞县这样一个移民城市，工作量必定不小。每户的籍贯、丁口、名字、年龄、男女、田宅、牛畜，都要一一登记在册。1381年，政府更进一步实行黄册制度，以户为单元，除了登记详细状况，还把民众划分成民、君、匠三大类籍别。每个家庭都被固定在一个类别里，比如裁缝，属于匠籍，一旦政府有需求，就必须承应相关的差役。每户要每年填报一次，由地方官核实变动情况，十年进行大普查，重新造册，户部、布政司、府、县各存一份。1381年的统计结果，大明朝有10,654,362户， 59,873,305口。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明朝早期相当真实的人口数字。

　　编造黄册的同时，政府还施行里甲制度。十户为一甲，轮流充任甲首。十甲，加上额外的称作“里长”的十户，为一里。里长，也由额外的十户轮流担任。城区，里被称作“坊”，郊区被称作“厢”。县志记载，明初洪洞县曾有五坊，分统四十六里。1391年是大造之年，洪洞的户数和口数分别是11592和92872。

　　于是，洪洞的每一个居民被里甲制纳入到朝廷的管辖层级之中。后来再加上保甲制度和乡约制度，大明子民们生活在一个安全而彼此监视着的乡治体系中。他们纳税，为国家服役，学习礼仪。洪武皇帝还希望帝国治下每里的塾师，每三年应该带着学生赴京，背诵他的《大诰》。

　　洪洞居民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堡垒型社会里。皇帝想象20里(合12公里)是所有人活动的最远距离，最高上限是100里(合58公里)。一个人要想到百里之外，必须申请一个路程许可证，无证通行，会被处以80以下的杖刑。一个人是什么阶层，就必须按规定穿他那个阶层的服饰。甚至他袖子的长短，皇帝也要亲自过问。商贩、差吏和小市民们不可以穿高级质料、色彩鲜艳的衣服，爱打扮的庶民妇女只能戴银首饰，即便家中有点钱，也不可以戴金钗玉镯。商人更可怜，农夫还可以穿绸、纱，他们就只许穿绢、布衣服。

　　俭朴严苛的诉求也深入到洪洞居民的精神生活中。洪武皇帝下令郡县设立官学，推广道德教化。1375年，他还亲自撰写了《资世通训》教育全体臣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臣子，而他作为臣民之主，则要竭力扭转被过去的“胡俗”，恢复“中国先王之旧制”。他把自己扮成了一位儒学理想的君主，用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华夏礼教，来重塑汉民族的正统性。1384年，即洪武十七年，皇帝在四个月内，便连着表彰了山西的五位普通妇女“贞节”。

　　皇帝自己以明教发迹，深知民间宗教常常扮演造反的策动者，于是利用里甲制度里连坐的法令，禁止民间宗教活动，连流传了千年的游神赛会，也被禁限。神灵祭祀被分成正祀(必须崇拜)，有社稷、城隍、关帝、东岳等神祇，杂祀(允许崇拜)和淫祀(不许崇拜)。县志记载明朝洪洞的第一位进士宋拯曾为重修城隍庙做了一篇记，点明“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可谓深得皇帝的圣意。

　　令洪洞人引以为傲的是，1388年皋陶被列入了国家祀典，从此接受全国人民的崇拜。日后，洪洞社会围绕着皋陶做了不少文章。这也是地方士绅连续努力的结果，把地方性信仰纳入国家系统之中，可以扩大地方的影响力；而国家也乘机为己所用，统一意识形态。(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金元时活跃在洪洞社会的僧人和道士，此时已渐渐退出公共生活的领域。那些热心地方公益事务的士绅们，成为皇帝推行的乡饮酒礼的耆宾，担当起地方的道德楷模，在水利、修祠和征办官租等实际事务中，也充当起官方和民众之间的调和者。

　　总之，皇帝希望每一位臣民都勤俭坚韧、遵纪守法。然而，皇帝心目中男耕女织鸡犬相闻，村村不相往来的田园设计，终究只是一种理想。帝国如此广阔，物产各处不同。洪洞县那些头脑灵活的商人，很快参与到一个既合法又能赚钱的生意中。北部的大同是边境城市，明军和蒙古一直争战不断。驻军既多，军需供应需求极大。大同军粮自别处运来，路远费重。1370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朱元璋上书，建议采用“开中制”：让商人运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到边境，大同仓米一石、太原仓一石三斗，换取一份“盐引”即二百斤盐。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转运他处销售。第二年，中书省又请山西等地贸易棉布备军装换盐引。

　　这是山西商人发家的起始点。他们从此开始活跃于北部边镇、长江以北。平阳府、泽州(今晋城) 和潞州(今长治)开始出现资产数十万的商贾之家。那位在洪洞短暂居留过的苏三，就是被一个马贩子沈洪买作妾到了这里。沈洪追求苏三时，自夸有数万本钱，如此看来倒也所言不虚。

　　研究明代社会史的卜正民说：“洪武对忠顺的社会秩序的深厚感情使他企图改变村庄形态大小各异的现实，将之纳入他的十年一循环的无休止地自我复制的社会理想秩序中去，这无异于削足适履。”(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三联书店)

　　但对一位掌握着“削足”大权的帝王来说，人口分布不均衡，中原地区人烟稀少，破坏了他心目中的和谐社会蓝图。洪武帝和他的儿子永乐，决定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去改变帝国境内的人口分布。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地狭人稠的晋南地区。

　　于是，数十万的山西农民，不得不被迫离开故乡，迁往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迁徙大潮，由此展开。

车前子

　六百年后的寻根

　　1986年，洪洞县志办出版了《洪洞县古大槐树志》。此后，一年一度的大槐树寻根祭祖节于1991年开始。1992年夏天，有60位台湾老者来到祭祖园，齐刷刷跪在大槐树下痛哭，喊着“祖先啊，我回来了”。在种种情绪的驱使下，洪洞从一个想象中的记忆之地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知名之地。

　　1982年8月，洪洞县志办在《参考消息》上发布了一则三百字的启事，征集古大槐树迁民资料。

　　这则刊登在报纸中缝里短短的启事毫不起眼，但它的效果却好得出奇。在随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来信者除了工人、农民、机关干部还有不少部队战士，他们纷纷向洪洞县志办讲述当地的大槐树传说，也很恳切地请求洪洞县志办帮助查找他们先祖生活的村庄。此外，洪洞县志办还收到来自全国21个省市乃至海外的族谱、牒文、碑拓、佚事珍闻凡四百余件。

　　现任洪洞县志办主任的张青那时还是一名刚从山西大学毕业的年轻小伙子，他一到洪洞县志办工作，就赶上了这次征集活动，每天都为写回信忙个不停，其中一些信件，还是在台湾的老荣民(退伍军人)写来的。

　　“每一封都要回复，要尊重人家，当时我回了太多信，少说也有几千封”，张青说，如今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为大槐树后裔写回信早已成为了他的日常工作，一直到现在，每周还是有几封大槐树后裔寄来的信件，每一封都由张青来回复。

　　■ “文革”后的大槐树

　　到1978年的时候，曾经风光无限的大槐树遗迹，已经被冷落多年。在狂热的“文革”岁月里，“认宗续谱”却被当为“四旧”，狂遭口诛笔伐。各地被保存了数百年的珍贵家谱，纷纷被红卫兵小将们抄出来烧掉，洪洞虽被为海内外数亿人认为是根祖地，在这一场毁家谱狂热中也不能幸免于难。不过，虽然造反派气势汹汹，但是毕竟洪洞地方对大槐树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信奉，慑于这种强大的传统力量，他们未敢打砸民国年间景大启等人创修的古槐碑亭。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展开，洪洞县委书记王德贵到无锡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乡镇企业会议，当他告诉别人他来自临汾时，人们都自认只当是听了一次普通的介绍，可当他说自己是洪洞县委书记时，许多人都对他异常热情，因为他们都自认是大槐树后裔，听说他来自洪洞，立刻把他视为“老家人”。在开会间隙，众多的参会者纷纷来与王德贵聊天，让他讲讲“老家的事情”。

　　王德贵的这次无锡之行，与清末民初时景大启在山东为官的经历极为相像。那时，当景大启说自己是山西洪洞人时，当地的大槐树后裔都热情相待。

　　这种乡谊让王德贵非常感慨。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经历了“反右”、“四清”、“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人际关系好比那时报纸上的社论，都变得硬邦邦、冷冰冰。

　　回到洪洞后，王德贵把他在无锡的感受与另一位“文化书记”刘郁瑞(时任洪洞县委副书记，纪实小说《天网》的主人公)分享，俩人都很激动，确定整修景大启等人留下的大槐树遗迹，建设一个大槐树公园，方便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大槐树后裔到洪洞来寻根。

　　要建公园，不能只有祖堂亭榭，还应有谱牒、碑文等丰富的文化内容。刘郁瑞想出了征集的办法，他手拟了《征集洪洞县志资料启事》，并在《参考消息》发布。

　　对于王德贵、刘郁瑞而言，操作起这件事情来得心应手，他二人都是在汾河边上长大的，在为官之余，皆醉心于当地丰富的乡土文化，对洪洞旧事极为熟悉。

　　棘手的事情是钱，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地方财政吃紧，要筹建一个大槐树公园并非易事，但是征集古大槐树迁民资料的启事很快发挥出了它的效果，洪洞县志办不仅仅收集到大量的移民文献，各方的热情也都被调动了起来，建园资金很快筹措到位。1984年底，大槐树公园于民国初年景大启等人创建的大槐树遗迹处落成，除了修葺原有的建筑碑亭、茶室、牌坊和经幢，又新建了祭祖室、望亲亭、迁民壁画、大门等建筑。事业单位“洪洞大槐树公园管理所”同时成立。

　　■ 修志与寻根

　　在洪洞整修大槐树遗迹的同时，全国也在掀起一场地方志编撰热潮。1979年5月1日，时任临汾市市委组织部干部的李百玉，出于对志书的喜爱，以《〈县志〉应当续订重修》为题致信中宣部，建议在全国进行地方志的编撰。

　　中国有着长期的编撰地方志的传统，但是到了“文革”结束时，各省市的志书都仍是清末和民国年间编撰的版本，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的地方志编撰都处于停顿状态。1979年3月，李百玉在他的母校老师家中，看到了一套老版本的《临汾县志》，如获至宝，借回家里阅读，并做了详细笔记，由此起了续修地方志的想法。但是，当他把建议信寄给中宣部时，并没有得到答复的把握，当时他觉得，“文革”刚刚结束，百业待兴，中央和政府需要开展的工作很多。

　　未料在同年7月，李百玉的信就得到了胡耀邦的批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随后国务院成立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并于1980年在山西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修志工作会议，从此，地方志的编撰在全国范围展开。

　　这时的洪洞县志办，不但要为各地的大槐树后裔回信，还会常常迎来从各省市地志办赶来洪洞的访客。1983年，陕西吴堡县地方志编撰组的薛耀厚、薛宝堂、高凤林等人在搜集资料时，发现吴堡县上、下高家庄村民的先祖是从洪洞北郭村迁来的，霍家山、霍家沟等地的霍氏村民也都说先祖是从山西迁来的。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根据道光年间的《吴堡县志》的记载，吴堡县内的薛、慕、李、王、丁、高、刘、张等大姓在明永乐年之前就已定居在吴堡，但是，在接受薛耀厚、薛宝堂、高凤林等人访问时，这些姓氏的居民都说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为了弄清楚其中原委，三人决定到洪洞调查走访。

　　一到洪洞县志办，薛耀厚、薛宝堂、高凤林三人就看到了“一尺厚”的各地大槐树后裔来信，翻阅了一部分后，他们觉得这些信中所说的传说等内容“说法多样，故事离奇”，但是后来他们根据在洪洞所做的人口和语言方面的调查，比如洪洞方言和吴堡方言类似，把昨天都说成yanr，认为洪洞曾向吴堡移民也是很有可能的。

　　洪洞县志办的张青等人则在接待访客和回信给大槐树后裔的同时，加紧移民资料的收集和编撰。民国年间，景大启、柴汝桢二人曾先后汇编大槐树志二册，但这两本书除了序跋之外，内容多为怀乡吟咏的诗文，1986年11月，林中园、张青等人在21省市、四百多个县(市)的大槐树后裔寄来的家谱和碑文资料基础上，编成《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这本书随后被研究者广泛引用，令“但不见诸史”的“洪洞大槐树”的历史叙事变得丰满起来。

　　张青请地方志专家、中国现代档案学家傅振伦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作序，让张青欣喜的是，傅振伦说自己也是大槐树后裔，他的十二世祖三兄弟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从洪洞迁居河北新河城召村。傅振伦本人则一直对大槐树移民研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早在1928年，傅振伦就曾参与修撰《新河县志》调查全县各村情况，发现有62村的家谱和碑文记载其先祖乃是迁自洪洞。

　　在为《洪洞古大槐树志》所作的序言中，傅振伦对此书评价甚高：“当今盛世修志，山西洪洞县志办公室，就国人传颂的洪洞迁民资料，博采史籍、方志、碑刻、谱牒、传说，辑为《洪洞古大槐树志》，这一部谱学专门史志，不是封建士族的家谱，而是移民之史、人民之史……可使凡来自洪洞者知道国人在五百年前都是一家，推而上之，在五千年前者是同胞，都是炎黄子孙。”

　　费孝通、李毓珍等学者也都对大槐树移民研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洪洞古大槐树志》于1988年出版后，学界围绕这个问题所做的论文和专著明显多了起来。据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乔新华在2007年的统计，从1988年以来，相关的论文约有20篇，论著也有10多部。

　　那些散布在各地的大槐树后裔，则不断为洪洞县志办寄来新的文献材料。河南焦作人刘观臣在1982年8月看到《参考消息》刊登的征集迁民资料的启事告后，以至《洪洞古大槐树志》出版前后十余年间，先后来信(稿)95篇，期间他多方收集迁民资料，计家谱序13篇，碑文16篇，其它资料8篇，咏槐志诗词5篇，其中一些资料被《洪洞古大槐树志》采用。《洪洞古大槐树志》出版后，刘观臣又认真地进行了校对。

　　与此同时，前来洪洞寻根的大槐树后裔也逐年增多，本来王德贵、刘郁瑞所倡建的大槐树公园只是一个纪念性场所，但是眼见着寻根者络绎不绝地到来，洪洞大槐树公园管理所也有了“市场观念”，开始销售门票，并在景区内安排了讲解员，为访客讲解大槐树移民。

　　1991年，考虑着如何“让洪洞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的洪洞地方政府也注意到了古大槐树的巨大潜力，“如果能够开发这一文化资源，以此来构建同广大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亲情联系，洪洞必将会得到更为广阔的开放空间。”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在洪洞县政府的推动下，首届大槐树寻根祭祖节于1991年4月举办，之后年年举办，“搭文化台，唱经济戏。”

　　■ 六百年后的返乡

　　到1996年时，前来大槐树寻根的访客已经超过了6万人，从台湾和海外过来的大槐树后裔也越来越多。有个场面给张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2年夏天，有60位台湾老者来到祭祖园，齐刷刷地跪在大槐树下痛哭，喊着“祖先啊，我回来了”……

　　1994年春天，一位在泰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带着全家老小来到洪洞大槐树下，全家在大槐树下合影后，老人让孩子们从槐树上折下一小枝，夹在随身携带的相册里。

　　1995年8月，3名多年旅居马来西亚的华侨专程赶到洪洞县，在“祭祖堂”里祭奠了各自的祖先后，共同为大槐树献上了一只大花篮。

　　还有为数众多的大槐树后裔，在续修家谱的同时，也希望能在洪洞找到确切的故乡所在。2002年10月1日，江苏丰县刘家营刘氏家族的三位老人，为了家族寻根的愿望，千里迢迢来到了洪洞。他们随身带了明万历十四年修的刘氏家谱，正是这一份家谱，在目前可见的明清家谱中，第一次明确记载了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野鹳窝”。三位老人期望能在洪洞找到同宗，把家谱的源头续上。根据家谱留下来的线索，他们遍访了洪洞相关的刘氏家族，但却无法找到与他们家族有直接联系的线索。最后，只是从县城刘氏一块记录着家族传承的木质谱系图上，推断出了两个家族之间可能存在关联。

　　也有人在不断的搜寻后，在洪洞找到了家谱中的故乡。2008年3月16日，江苏丰县张氏家族张大彪等11人赶至洪洞寻根，希望续接族谱与故土的联系。出发前，一行人在在欢口镇水坑洼村张氏家祠中，举行了告祖仪式。依照他们的家谱所载，先祖所在的村庄在洪洞县城南十三里。

　　到洪洞后，根据这个线索，他们找到了洪洞的冯张村。保存着冯张村张氏家谱的张觉敏拿出家谱(1938年续修)与张大彪带来的张氏家谱(1770年修)对照后，依据二者记载的方位、距离和时间正好一致，确定两地张姓本是一家人。

　　张大彪说，传闻在1770年之前，也就是丰县张氏家族那次修家谱之前，张氏族人就曾到山西寻根，但并没有结果。而这次找到了冯张村张氏，11位家族代表认为“六百多年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却了历代列祖列宗及族众一片怀念故土的心”。

　　确定是同宗的当天，丰县张氏与冯张村张氏共同进行祭祀，但是由于清朝中期记载以上的族谱已无法续接，所以双方不能论世代，只能以同根同祖之亲进行祭祀。在张觉敏家堂屋列祖列宗神位前进行祭祀后，张大彪、张觉敏等人到始祖坟地进行祭祀，丰县张氏取根土带回丰县欢口镇水坑洼村张氏家祠供奉。

　　已担任洪洞县志办主任多年的张青，还在不断地接到大槐树后裔的电话和信件，每天都会有几个陌生的电话号码从外地打来，向他询问大槐树移民的事情，或者请他帮忙寻根。相比之前，通讯方便之后，来信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但一周还是会有好几封，张青也都一一亲手回复。在县志办工作20多年来，他已经编著了大槐树主题的书籍10余种，此间“每年都要送出一两千本”。

　　2009年7月，张青又出版了《大槐树》一书，在为《大槐树》一书所写的“后记”里，张青用了“大槐树下是家山”六字作为题目。“这个百姓永恒的记忆，精神家园的寄托，民间文化的认同，真正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张青说。

车前子

大槐树：移民记忆与历史真实

　　赵世瑜

　　出生于1959年8月，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代表作有《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狂欢与日常——明清时期的庙会与民间文化》、《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等，先后获得第五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奖(研究类)、第二届韩中青年学术奖等奖项，发表有“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等研究移民史的文章。

　　看历史：我们发现洪洞大槐树的传说遍及大半个中国，差不多覆盖了整个北方汉族聚居区。宣称自己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或许有上亿人之多。在短短600年时间里繁育出上亿的后裔，意味着洪洞大槐树移民至少数以百万甚或千万计。而最早的《洪洞县志》(明万历年间编修)却记载着这一时期洪洞县的总人口从未超过10万。移民传说与历史记载明显不符，您对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呢？

　　赵世瑜：首先，我并不否认明初山西省大量移民中原地区的史实，也不否认作为山西省人口较多的县，确实有一定数量的洪洞人伴随这次移民潮散布于北方各地。但是，无论史料记载还是文物遗迹都不能为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提供直接的证据。

　　看历史：不过民国6 年的《洪洞县志》第一次提出了洪洞大槐树是移民集中地的说法，是不是也是于史无证的一种变通？

　　赵世瑜：确实如此。但就是这种变通的说法依然经不起推敲。首先，自明朝万历到清雍正年间的《洪洞县志》都没有大槐树移民的记载。其次，根据这些史料广济寺最迟在晚明以前就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因此，即便明初广济寺旁有一棵大槐树，并且与当时的移民史实有关，在迁址后，新修的广济寺及其附近的大槐树也必然与移民史实无关。

　　看历史：这显然是一种附会了。但是不是说，这个移民传说内容不符合历史，就没有价值了呢？

　　赵世瑜：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作为思想史的移民记忆，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看历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具有哪些内涵呢？

　　赵世瑜：我们不妨从这个传说中跳出来，先看看类似的历史记忆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并不是中国唯一的移民传说，类似的移民传说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比较有名的还有珠江三角洲的南雄珠玑巷传说、客家人葛藤坑的传说、湖广填四川的麻城孝感乡传说，山东南部和苏北关于苏州阊门外的传说，胶东半岛的小云南传说以及安徽等地的枣林庄传说等等。

　　这些传说的虽然有类似的结构，但其形成的内在动因却大不一样。最典型的就是南雄珠玑巷传说。目前学术界对其传说的形成过程和内在原因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它是珠江三角洲的水上人家——疍户，在社会地位上升以后，为了取得与汉人同等身份，根据中原移民的故事而构建的一种祖先移民传说。

　　相对于南雄珠玑巷传说，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文化或身份诉求。传说本身也没有与洪洞的历史文化直接关联，所以很难摸清其产生的具体历史动因。

　　看历史：在走访晋南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直观感受，晋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堪称中国文化的直根系。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可否视之为一种对华夏文化正统的溯源呢？

　　赵世瑜：这是一种很现代的诠释，却不见得是移民传说产生的真正历史动力。

　　首先，晋南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有大量的历史遗迹保存。但尧舜禹代表的是儒家的正统，这种传统不仅在晋南甚至在全国都曾经多次被打断过。汉初崇尚黄老之学，因而“创造”了黄帝这个华夏文明的正统，登峰造极者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佛教进入中国后，一度盛行中国，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晋南也不例外。这一切，从晋南遍地都是的佛教寺庙可见一斑。直到明朝驱逐蒙元，为了区别于蒙古政权，才从君主到官绅，从儒生到普罗大众开始了儒家道统的回归。

　　但这种假设也并非全无道理。由于晋南有丰厚历史资源遗存，既有文物建筑、史料记载，又有民间传说流传，确实为后世进行“传统的再造”提供了资源。

　　看历史：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晋南各地诸如尧陵、舜陵和各地文庙的复建或兴建大多都在明朝。似乎明朝中叶以后有一个重建儒家文化传统的高潮。

　　赵世瑜：的确如此。这段时间与今天的中国颇为相似，都出现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为知识分子再造传统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因此，一大堆仿古建筑——假古董就被塑造起来了。

　　明朝中叶，晋南士绅对儒家传统的再造，反映出这里并不是汉文化的孤堡，而是胡化很严重的地方。正是因为数千年来，这里不断接纳胡人，在同化胡人的过程中，汉人也受到了胡化，到明朝初年儒家重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士绅阶层才猛然觉醒，开始利用本地的历史资源进行再造传统的努力。

　　从早期的家谱和墓志来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移民传说，甚至连迁出地的记述也不甚具体。但是，进入晚清民国以后，家谱中的移民传说就变得越来越统一，而迁出地的表述也越来越具体了。这个演变过程，恰好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步。

　　看历史：也就是说，只有失去以后才会产生焦虑，有文化困境才会有回归传统的努力。

　　赵世瑜：可以这么说。如果明初的晋南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士绅们完全不用焦虑，搞那么多假古董来干什么呢？

　　看历史：既然如此，大槐树移民传说产生的真正动力又在哪里呢？

　　赵世瑜：目前我们手头的资料只能梳理出移民传说逐渐演变的脉络，却不足以说明其具体的历史动力。

　　看历史：那么，大槐树移民传说形成、演变的基本脉络又是怎样的呢？

　　赵世瑜：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明代中后期编修家谱是移民传说产生的温床。由于战乱灾害的影响，华北地区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常态，很多人都已经搞不清楚自己的祖先来自何地了。这些无根的人，需要在家谱中交代祖先的历史，却苦于没有明确的史料。于是，寻求一个方便的祖先传说就成了一种需要。

　　事实上，一开始这种移民传说也不仅仅洪洞大槐树一种。就移民记忆问题，我曾经到晋东南的阳城做过考察。当地人从明末到清朝初年，都一直宣称自己来自邻县高平的赤土坡。然而，到了清代后期就开始出现来自洪洞大槐树的说法了。从这里，可以看到移民传说也存在着一个从多元到一元的演变过程。

　　看历史：这种多元到一元的演变是不是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兴起有关呢？

　　赵世瑜：可以这么说。从早期的家谱和墓志来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移民传说，甚至连迁出地的记述也不甚具体。但是，进入晚清民国以后，家谱中的移民传说就变得越来越统一，而迁出地的表述也越来越具体了。这个演变过程，恰好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步。而当时达尔文主义作为近代民族意识的基础理论，强调一个民族在血缘上的一元性。这种血统理论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认同理论。于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者不得不请出黄帝，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共同的祖先来。目前，虽然还没有找到近代民族主义直接影响家谱编修的据，但这些编修家谱的知识分子与孙中山一样面临血统重建的困境。

　　看历史：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明朝的汉文化重建和近代的民族主义兴起是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产生和演变的思想动力。

　　赵世瑜：大致是如此。但我们更关心这个移民传说发展演变的具体脉络，弄清楚，是什么人，在怎样的历史困境中，如何建构自己的移民记忆的。

车前子

　跰趾密码

　　跰趾，在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人群中，不但是判别祖先是否来自山西洪洞县的标志，更成为判别是否是血统纯正的汉族人的标志。小小的趾甲，穿透了时间的阻隔，被人们当成了成为解读历史的密码。

　　■ 历史故事，往往从一个传说开始：

　　在距今640多年前的明洪武年间，中央政府为了往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的豫鲁冀等中原地区填充人口，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将人丁兴旺的山西各地人民，迁往中原。

　　面对茫然的未来，山西民众极不情愿地集合到洪洞县大槐树下，被推推搡搡着离开家乡。这时，押解的兵士往每个人的小脚趾的趾甲盖上砍上一刀，以后凡是小脚趾趾甲上有裂痕，或小脚趾的趾甲分瓣的，都是山西移民。

　　这个传说流传至今。不少山西移民的家庭，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对孩子们复述这个故事。在山

　　西移民往南迁徒的漫长路途中，有一个聚居地是河南南阳，伏牛山脉中的这块地域里有这样一句民谣：“谁的小脚指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这句民谣的根源就是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公园祭祖堂里的两副楹联：“举目鸹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和“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

　　这个传说后来有了进一步演绎。跰趾，在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人群中，不但是判别祖先是否来自山西洪洞县的标志，更成为判别是否是血统纯正的汉族人的标志。小小的趾甲，穿透了时间的阻隔，被人们当成了成为解读历史的密码。

　　但是，如今人们都知道，刀砍的外伤是不会遗传的。那个600多年前在移民脚趾上砍了一刀的士兵，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让这样的伤口一代一代遗传至今呢？

　　在现代的中国人当中，又的确生活着不少小脚脚趾甲分瓣的人群，在医学中称为瓣状甲(petaloidtoenails，PTN)或小脚趾复形。

　　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无联系，传说中的跰趾来源于山西到底有无依据？

　　■ 来源山西？

　　2005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研究室副教授边建超、研究生郝卫国等人，对出自洪洞的跰甲传说，做了遗传学方面的考察和研究。结果发现，从山陕经豫苏浙到赣闽，瓣状甲的分布呈递减趋势。这表明，瓣状甲的分布在一定区域里，的确与山西移民有关。

　　郝卫国一行从西部省份的山陕出发，一路向东南走去，经过几个历史上山西移民最多的省份、次多省份、直到历史记载中与山西移民无太大关系的福建省。

　　郝卫国等在陕西、山西、河南、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七省，各选一个乡村，进行了瓣状甲的田野调查。这些村落分别位于山西洪洞县、陕西周至县、河南禹州市、江苏淮安市、浙江湖州市、江西玉山县和福建永泰县。同时，他们还选择了10个微卫星位点，对调查人群的遗传多态性进行了分析，在他们将调查人群的遗传多态性与瓣状甲的地区分布差异进行对比后，得出了如下结果：

　　受调查的七个省份晋、陕、豫、苏、浙、赣、闽的瓣状甲频率分别为79.17%、79.51%、63.74%、62.45%、62.54%、36.29%和37.80%，其中呈现出的百分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如果将七省受调查地区的瓣状甲频率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那么发生频率79.17%、79.51%的山西、陕西两省，为高频率地区，发生频率60%多的三个省河南、江苏、浙江为中等频率地区，赣、闽的发生频率是三成，被列为低频率地区。这些地区被考察的瓣状甲人群中，分为两瓣的人口占总瓣状甲人数的98.82%，还有1.18%的人群，小脚趾趾甲分为三瓣；被调查人群中的瓣状甲由于成百上千年的遗传和变异，目前肉眼可看出清晰型、融合型和退化型三种类型。

　　基于这些调查和统计数据，郝卫国得出一个阶段性和地域性的结论，“瓣状甲频率以山西为起点向东南方向呈递减趋势。”郝卫国的这一结论，与历史上发生过的移民史实相吻合，那就是，就当年的移民区来看，从山陕，经中原，越往东南，移民区就越少。因此，郝卫国认为“根据山西一带的移民情况和民间传说。我们推测瓣状甲可能起源于山西……并随移民向全国各地扩散。”

　　■ 汉族特征？

　　这一个阶段性的结论，说明瓣状甲确实与移民分布有关，但它是否就是汉族人独有的性征呢？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个结论并没得到科学的证实。

　　郝卫国在山西的调查区域，选在跰甲传说的中心地带—— 山西洪洞县。在他进行调查的这个村庄中，有26个核心家系和1个完整的三代家系参与了调查。对这些家庭的系谱分析的结果是，发现瓣状甲发生的频率为79.51%，其中男性为82.28%，女性为76.15%。同时，有些人双脚都有瓣状甲的性征，有些人是一只脚为瓣状甲，另一只脚的小脚趾甲正常。

　　在郝卫国的此项研究中，最小的跰甲受调查者3个月，最小的瓣状甲呈现年龄为1岁，有的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有小脚趾复形现象的，是长到5岁以后才出现的。瓣状甲对其“主人”的成长和健康都没有影响。

　　调查同时发现，跰甲父母生的孩子并不都是跰甲，在26个家系中，有24个家系子代有瓣状甲。2个家系子代未出现瓣状甲。也有些家庭，父母双方有一方为瓣状甲，他们的子女中，有的有复甲性征，有的则没有。

　　遗传学认为，瓣状甲的遗传主要受一对等位基因控制，在家系中的传递遵循孟德尔分离规律。具有以下特点：遗传基因在常染色体上，遗传与性别无关；男女发生机会均等；该性状在每代均有表达，呈连续传递。

　　“瓣状甲频率以山西为起点向东南方向呈递减趋势。”郝卫国的这一结论，与历史上发生过的移民史实相吻合，那就是，就当年的移民区来看，从山陕，经中原，越往东南，移民区就越少。”

　　也就是说，跰甲与否，与其是否是汉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即便是在传说中的移民发源地洪洞县，也并非每一个汉族人群都出现跰甲，就连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身上，跰甲出现与否也各自不同。

　　陕西作家陈忠实在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中，对跰甲的出现有这样一段文学性描述：离队的年轻匈奴士兵，跟一位唱山歌的汉人女人相合了。按照这个汉人村落规矩，这对年轻人将被当众吊死。行刑之前，族长听说汉人女子已有了身孕，于是险情急转直下。族长要求女子把孩子生下，如果是个男孩，如果这个男孩是瓣状甲，说明他是汉人的后代；假如生出一个小脚趾趾甲光洁的男孩，那么这就是匈奴的后代，这个儿子就要被处死。

　　一年后，女子生下个小脚趾光洁的男娃，于是她的头生子便成了个匈奴留下的冤孽。但是又过了一年，女子生下小脚趾甲分成两瓣的男孩，这个孩子被当作汉人的儿子，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

　　在这一家人中，兄弟二人在小脚趾甲上的遗传上，出现了不同的遗传性征。对此，边建超解释说，系谱分析表明，瓣状甲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性状，一对有瓣状甲的汉族夫妻，他们的基因型也完全可能都是显性的，但进行配对组合后，有多少种组合，子女中就可能有几种基因型。于是，就会生出一些不是瓣状甲的孩子。用跰甲来区分孩子是匈奴还是汉族，显然是个错误。

　　■ 民族融合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洋教授则认为，瓣状甲不但不能看作是汉人的独有的性征，反而应该看作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自春秋以后，山西就是一个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戎人、胡人已经来到这里，由于人类实行外婚制(同一家族不得通婚)，甚至同姓不婚，这就自然而然地发生多民族融合的现象。

　　尤其自秦以降，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匈奴、契丹、女真、奚、蒙古族渐次兴盛，他们与汉族人群从战争起、至和平聚居止，一次次地进行着大规模的聚居通婚和文化交融并历经千年。这些在历史上曾兴盛一时的游牧民族，经过多个世纪与汉人的共同生活，演变、发展，最终在华夏汉族的怀抱之中共同完成了民族的大融合。

　　山西这块东西狭窄，南北修长的地带，正好上北下南地贯通了农业与牧业两大人类生存空间。并且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必经之地、南迁首选之区。所以，征伐和北方民族的迁入，山西杂居人群的迁出，都使山西成为胡汉杂处之地。山西因此在中华民族融合史上地位显赫。

　　在明代大移民之前，山西早已成为五族杂处之地，从血统上去区分谁是汉人，谁是异族早已不现实。因此，即便山西人的跰甲现象出现较多，但跰甲是否就源自于汉族根本无法证实了。

　　此外，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汉人只是蒙古人种的一种，那么另两种人，高加索人和黑人是否也有此性征？目前尚未有人做过此项研究。

　　■ 历史记忆

　　在今天能查到的资料中，瓣状甲最早的记忆是明朝初年，并与明初持续50年(明洪武二年至明永乐十五年)、多达百万人的移民有关。

　　但从医学遗传学的角度讲，50年的时间是不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稳定遗传的生理性状，因此，瓣状甲的源头应该是藏在历史更深处。

　　边建超、郝卫国等研究者进一步推测说：瓣状甲有可能是古代华夏族的一个生理特征，另一种可能是，这是某个早已融入汉族的远古少数民族的生理特征，总之，它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山西本是华夏族的发源地，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包容接纳了各种族群。在华夏族与其他族群的征战、交往中，各民族自身特有的一些性状也就自然地通过民族融合的形式遗传下来。

　　跰甲与否，与其是否是汉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即便是在传说中的移民发源地洪洞县，也并非每一个汉族人群都出现跰甲，就连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身上，跰甲出现与否也各自不同。

　　从明初开始，从山西外迁的人群中，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自身存在着瓣状甲这一现象。这些移民走出山西以后，为了保持自己族群的记忆，特意强调了自身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

　　此外，在明初山西的大移民当中，外迁的也并非都是汉族人群。洪武三年，元宗室脱忽的贴木儿被俘获。朱元璋为了消弭元宗室残余势力，将归降与俘虏的蒙古贵族及其部众移至京师(南京)。此后，陆续又有不少被俘获的蒙元贵族被移到南方，一些元朝旧贵还被迁移到了云南、海南等地。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移民史中，移出的既有蒙古贵族、也有汉人贫民，此外还有不少色目人。移民中的蒙古贵族向京师、江苏乃至海南输送了元蒙的血统，而移民中的汉人，也向这些地区输送了汉族的基因、早已胡化的汉人或化汉的胡人，同样是移民队伍中的成员。他们被分散在11个省，227个县。数百年后，在他们移居的区域里，血统早已混杂的后人身上。而跰甲的性状究竟是哪个族群留下来的，已全然无法考证。

　　如今，瓣状甲普遍存在于冀豫鲁等中原地区，在中国许多北方的人群中也大量存在，然而，它的发生和存在状况却是各异。这也正与移民过程中各民族混杂的状况相符。一次山西大移民实际上就是一次民族再融合的过程。

　　现在，已经无法判断明初之时，除了山西，其他一些区域的人群是否也有着大规模的跰甲现象。但这个传说既然始自明朝，源自山西，那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从山西外迁的人群中，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自身存在着瓣状甲这一现象。这些移民走出山西以后，为了保持自己族群的记忆，特意强调了自身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而跰甲，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被一步一步强化，最终演变成一种集体性的历史记忆。

　　在张海洋看来，人类天生就有找差别的本能，这既是人性基础，也是传说的基础。无论从社会发展还是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瓣状甲在600多年的传说中，是一根具有向心力的指针，将人性中的思乡、寻根、认祖、归宿牢牢地绑定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家庭与家庭、家族与家族、个人与集体也因此紧密地团结起来。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这一概念不再是血统的标志，而文化意义上的认同。

车前子

“大槐树”的变迁

　　明末清初

　　万历十九年(1591 年) 编撰的《洪洞县志》卷8 《杂撰志•寺观》只字未提大槐树事。顺治《洪洞县续志》与康熙《洪洞县续志》也没有任何记载大槐树、老鸹窝以及洪洞移民的资料。雍正《洪洞县志》记载广济寺条与万历志基本相同， 唯后加一句小字：“ 即今北桥寺旧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世瑜据此认为：“ 说明广济寺至迟已在晚明以前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以前( 明初) 在广济寺曾有过大槐树的话，这棵树一般是不会与寺一起迁到后来的这个地方的； 如果大槐树是在后来的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它必不会与明初的广济寺有什么关系。唯一的可能， 是以前的广济寺那里有棵大槐树，曾与移民史事有关，至迁寺之后，则在某个时期根据以前的说法在这里再造一棵大槐树。”

　　清朝中叶

　　道光年间，寿阳人祁宿藻时主玉峰书院讲席，并写下《洪洞感旧》等诗，其中写到：“予家老籍洪洞，以数百年于此矣，今日重至故里，殆天缘也，感而赋诗。”，并把洪洞称为：“旧槐里”；清朝乾嘉时期的史地名家、祁宿藻的父亲祁韵士也曾在其《万里行程记》中记载：“余始祖河东公，本大槐树下人，明初迁居寿阳”。这显示在清朝中叶，洪洞已被视为移民故里，大槐树则被视为故里象征。但在实际上，乾隆时重修的《祁氏宗谱》中记载的是：“始祖祁旺，元末由洪洞县(后缺字——引者)迁来寿阳平舒村”，其中并无提到洪洞大槐树，而且说祁氏迁居寿阳的时间是在元末。

　　清末民初

　　清末民初， 洪洞士绅景大启等人筹款创修了大槐树遗迹， 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 从此“ 洪洞大槐树” 开始有迹可寻， 在此之前， 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人来到洪洞虽“ 不胜故乡之感”， 但面对只有“ 荒烟蔓草” 的情况， 只能“ 抚景流连”； 民国三年(1914 年)， 洪洞士绅贺寿柏撰写《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 树青石碑于新创修的大槐树遗迹处， 碑正面刻“ 古大槐树处” 五个大字； 民国六年(1917年)， 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 在其卷7 《舆地志。古迹》中，“ 大槐树” 等条记为“ 新增”，即：“ 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 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 发给凭照川资， 因历年久远， 槐树无存， 寺亦毁于兵燹。”

　　20世纪50-70年代

　　1959年，古大槐树处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洪洞县政府此后多次拨款修葺，并派专人管理，育花植树；在“文革”中，因忌惮于洪洞地方对大槐树根深蒂固的信奉，革命小将未敢打砸古大槐树处，但同在洪洞的苏三监狱就没那么幸运了，“左”派对苏三监狱的判决是：“一个苏三监狱，每天那么多的人都去参观，给一个破婊子立牌坊，那是洪洞人的耻辱，应当把它全部拆掉！”于是，被拆掉的苏三监狱只能在后来重修；1974年，“二代古槐”被风吹倒，洪洞县政府拨专款重新树立，在“二代古槐”的底部打水泥座，并用铁箍固定树身。对于“一代古槐”和“三代古槐”，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的介绍是，依据洪洞县内世世代代的“口口相传”，“一代古槐”在清顺治年间汾河发大水时被洪水冲走了，而“二代古槐”和“三代古槐”在景大启等人创修大槐树遗迹时就已有之。

　　20世纪80年代

　　1984 年， 洪洞县政府建成大槐树公园， 除了修葺原有的建筑碑亭、茶室、牌坊和经幢， 又新建了祭祖室、望亲亭、迁民壁画、大门等建筑；1985 年， 大槐树公园内增修了“ 根” 字影壁；1988 年， 驻扎在洪洞的某部队官兵“ 十之八九均为古槐后裔…… 为了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 使这一圣址更加完美起来”，捐资15000元，在大槐树公园内建造了“槐荫亭”，与洪洞地方政府“共建精神文明”。

　　20世纪90年代

　　1991年4月，洪洞举办了首届大槐树寻根祭祖节，此后年年举办，“搭文化台，唱经济戏”；1996年1月，大槐树明代迁民遗址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5月，大槐树公园更名为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同时，洪洞地方政府扩建形成占地三百亩的大槐树寻根祭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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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前子

       亦真亦幻“大槐树”

　　从明嘉靖年开始，“大槐树”开始出现在关于移民的传说中，成为北方人群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并经过清初的修谱牒、碑文逐渐凝结为一个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初，“大槐树”已经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洪洞“大槐树”虽是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却不见诸正史，惟详于谱牒。

　　1999年1月，《山西移民史》一书出版，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对此，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作为一个致力“大槐树”研究将近三十年的地方学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论断：“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无论从时间上，从地域范围上，从组织规模上来说，无疑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顶峰，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根据张青的统计，从在明初洪武至永乐的50年间，从洪洞大槐树下出发的移民运动达18次，有汉、蒙、回、满四大民族参与，大槐树的移民始祖姓氏为1230个，直接移民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陕西、安徽、江苏、甘肃、宁夏、广西、湖北、山西等18个省(市)，600多个县份。而后经过历代转迁，大槐树的移民又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代”，总人数超过两亿人。

　　然而，在“大槐树”成为中国移民史上最为闪耀的关键词的同时，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无数的大槐树后裔，都在一次次发出疑问，为何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广泛的移民运动，却不见诸于正史的记载？大槐树移民到底是一场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一部被建构的历史？为何数以亿计的人，都把“洪洞大槐树”作为遥远的故乡？

　　至今，这些问题仍然是未能完全解开的“历史之谜”。

　　■ “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

　　张青认为大槐树移民的规模为中国移民史之最，依据是其“有志可稽，有谱可查，有函可依”。事实的确如此，各地数不清的家谱记载了“吾族本山西洪洞人”。几百年来，更有众多的大槐树后裔不断地前往洪洞寻根问祖。

　　然而，当人们开始探究大槐树的背后时，所遇到也是同样的问题，为何只有在家谱里，才能见到这场移民运动的无所不在？早在1921年，山西的同盟会会员赵戴文在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做序时，就曾为大槐树的影响之大甚为感慨：“吾晋洪洞县大槐树，声噪于直、鲁、燕、豫人之口……至今直、鲁、燕、豫之人，历其地者，无不以为先祖之古迹，肃然生敬焉。”但是让他遗憾的是，这样的一场移民运动“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

　　不仅仅是正史没有记载这一事件，就连移民的发生地洪洞，在从明至清所修的6个版本的县志中，也都对大槐树只字未提。

　　研究者只能以各地的家谱作为进入“洪洞大槐树”的主要依据，当寻根者前往洪洞寻找故土时，他们的依据也是手中泛黄的家谱记载。然而，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及大槐树、老鹳窝的家谱是修于公元1586年(万历十四年)的江苏丰县刘家营刘氏族谱，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鹳窝，世远代更，未易追数。元末大乱，我始祖考讳顺，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丰壤，见其土沃俗美，于城北三十里许，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刘家营’。”是时，距离明初的山西移民运动，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在之前的族谱和碑文中，虽有关于山西的记载，但并没有“大槐树”的影子。如在河南濮阳市胡村，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 三月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载：“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后徙居今郡治之东南细城村”；随后，“洪洞”开始在家谱中出现，如修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 的河南长垣县西了墙村《王氏家谱》载：“我始祖讳实，晋之洪洞县大王庄人也。洪武定鼎之初，我二世本支祖讳义，迁居长垣县合阳里西了墙村。”

　　大槐树、老鹳窝在明末的家谱中开始屡屡出现。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年间以后，拥有类似记载的家谱数量急剧增加。在张青等人搜集的谱牒材料中，各地大槐树后裔的家谱绝大多数创修于清朝中后期，其中关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康熙二十九年修的新密郑氏族谱载：“其先世山西洪洞人也。”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阳西山岭头李氏家谱载：“后人欲知木本与水源，山西平阳洪洞县。大槐树镇户千家，洪武诏下迁。山西洪洞县内迁万户，李氏族中八百三。”乾隆年间修的临清张氏族谱载：“张氏系出于山右之洪洞。”乾隆四十三年修的郑州郭氏族谱载：“吾姓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于郑州西南隅台果村。”道光二十三年修的温县王氏族谱载：“由山西洪洞县携四子迁巩之南河。”光绪十三年修的菏泽王氏家族载：“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

　　到了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经洪洞迁徙的记载。如民国四年(1914年)清源北营村王氏族谱抄本载，其始祖于明代由陕西红庙迁到洪洞大槐树，经官分拨到清源北营村；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修的清源长头村孟氏族谱也写道，其系山东孟轲后裔，先祖迁陕西，后迁山西洪洞，元时因均赋均丁，始祖孟和奉遂迁至现址。

　　1926年，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实验区”后，在当地进行了社会调查，并于1933年由李景汉编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出版，书中记载，在接受调查的62个村庄中，共有10445户，分为110姓，除了极少部分例外外，村民大都认为先祖是在明初从山西洪洞迁来定县的。

　　如今谱牒中所载的的大槐树后裔密布于广阔的华北区域，尤其以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最为集中，在这三个省份里，各有七十多个县(市、区)，其居民多自认为是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在河北，邯郸县地名办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在全县12个乡镇250个村庄里，有一半以上村庄自认是从洪洞迁来，理由便是“有家谱、碑文可稽查。”在山东，据嘉祥县地名办的调查，全县70%以上的自然村，其村民都认为先祖自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迁来山东。

　　与这些家谱一起广为流传的，是众多有关明初山西迁民的传说。“燕王扫碑”说的是朱棣起兵靖难，造成中原、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战后，登基称帝的朱棣不得不从洪洞大槐树移民到空虚之地。“三洗怀庆府”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与元朝的精锐部队在怀庆府一带反复攻战，当地居民反复无常，元军来支持元军，朱元璋来支持朱元璋。眼见着战事毫无进展，朱元璋在暴怒之下，下令常遇春率军把怀庆府百姓斩尽杀绝。领命的常遇春带兵在怀庆府杀了三个来回，直到此地鸡犬不留。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便下令由人烟密集的洪洞向怀庆府移民。

　　“打锅牛”、“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来历等，则描述了大槐树下迁民的过程：移民们留恋自己的家乡，官府就贴出告示说：“不愿迁徙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内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待。”告示一出，山西各地的乡民纷纷扶老携幼，汇合到洪洞大槐树下，官府却突然“变卦”，众多的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强迫他们立刻迁徙，不忍离别家园的人们痛哭失声。官兵强迫人们登记，领取凭照，并用刀子在每人的小脚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防止中途逃跑。有牛氏兄弟五人，将一口铁锅打破，各执一块，作为后代的认亲标志。在路上，移民的手臂由于长时间被捆绑而变得麻木，但是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到了新家园也习惯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途中，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要解手”，于是到后来，“解手”就成为大槐树移民后裔所说的上厕所的代名词(在对“湖广填四川”的民间记忆中也有，类似“解手”传说)。

　　在一个又一个村落中，人们伴随着“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民谣出生、老去。在不断发酵和成长的“大槐树”族谱和传说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认知，扎根在无数人的内心深处。

　　■ 族谱里的“大槐树”

　　与无数“大槐树族谱”的产生和急剧增长相应是家谱体例的完备。明成化七年(1471年)，黄岩谢氏重修族谱，“参用欧、苏家法”，“篇有序，序有义”，把族谱分为七项内容；金坛段氏做族谱，则“先之图，次以家传，又以先世遗文与凡儒硕诗文为段氏作者”，再加上谱序，共有四项内容；江西丰城游氏做族谱也是先列本族世系图，以表世系，次之谱，以记其行实，而后列历朝诰赦及名儒的词章，再加上谱序，共有五项内容。至此，明代宗谱的体系大致定型。明万历以后，各地编撰的族谱更多，体例也更加完整。

　　在体例之外，有明一代，各地宗族对修谱的时间间隔也更为注意，短则十年一修，长则三十年或五十年一修，以补充新材料，使族谱充实、完整。

　　根据长期关注并搜集大槐树移民资料的研究者黄泽岭的观察：“在嘉靖年间以后，宗谱的编修已经相当正规化和经常化了，这是嘉靖中后期宗族发展的结果。”

　　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在以往的中国所鲜见的。从先秦到魏晋，编撰族谱曾是王公和士族的专利，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一般人等还是不被允许修家谱。唐朝建立后，随着意在抑制山东旧族和江南世家的《姓氏录》、《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谱》、《皇唐玉牒》等一系列巨制官谱的问世，私修家谱之风开始出现，不仅旧族“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荜门寒族”也“百代无闻， 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封锁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史通》)。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兴起后，私修家谱现象更多，编撰者们相信：“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集•宗法》)。欧阳修与苏洵则首开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谱先河。至和年间，欧阳修“以其家之旧谱问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诸本”，编成欧阳氏新族谱；大约同一时期，苏洵也有感于自己宗族间“喜不庆，忧不吊”，“相视如涂人”的状况，编成苏氏族谱。欧、苏二人均是古文大家，他们编撰族谱的体例，遂为之后的族谱编撰之典范。

　　明朝建立后，面对“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局面，首务之一就是重塑汉文化的正统。1279年，广东崖山，宋朝在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中惨败于元军，陆秀夫负帝蹈海，而在此之前，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已在金朝的统治下度过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在历来讲求“华夷之辨”的传统中国，异族入主中原带来的后果无疑是极为严重的——兵燹战乱、颠沛动荡导致礼俗隳坏流失、文脉断绝。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在不断发酵和成长的“大槐树”族谱和传说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认知，扎根在无数人的内心深处。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亲自撰写《资世通训》一书训诫天下：“今朕统一寰宇，昼夜勿遑，思以化民成俗，复古治道，乃著是书。”接下来，毕其一生，朱元璋都在尽力扭转“胡俗”，以“复先王之旧”。

　　在兴学校、行科举，以程朱理学为基础，广兴推行教化的同时，明朝也对仍存在的对平民祭祖的限制逐步“解禁”。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议变革宗族制，“乞诏天下臣民冬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这条建言随之引起巨大反响。在此之前，庶民祭祖一直有着只能追祭三代的限制，此外还有“庶民祭于寝，士大夫祭于庙”，“庶人无庙，可立影堂”等诸多限制。

　　在夏言提出建议的当年十一月，明世宗“诏天下臣民祭始祖”。庶民祭祖的限制被打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很快在各地成为普遍现象，私家修谱之风更盛。

　　清朝的建立并没有打断这一过程，相反的是，身入关后没过多久，康熙就颁发了《圣谕十六条》，要求天下臣民“笃宗族以昭雍穆”，此后乡约与宗族结合，宗祠的修建与族谱的编撰更为普遍化。

　　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清朝中后期，传统社会在重重冲击之下开始崩塌，但是编修家谱之风却达到了顶点，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然而，当人们开始寻找自己的始祖时，很快遇到了“我从哪里来”这个难解的问题。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河南孟县刘氏族谱编成，自认是一个移民家族：“自曾祖而上，在山西潞州潞城县，不知其几世矣，洪武初，徙河南孟州，今革为县，古河阳郡也，遂家焉，传六世矣。”刘氏乃是士绅之家，其族谱纂修者刘章之兄刘文是天顺六年举人，其他兄弟也都深受理学熏陶。如果说他们寻找始祖尚不为难的话，那么其他人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从“致仕县丞德州宋谏”为刘氏族谱所作的序言即可看出来：“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躯者足矣，遑及其崇始反本，以原其身之所自出哉？”

　　在清朝中后期，传统社会在重重冲击之下开始崩塌，但是编修家谱之风却达到了顶点。众口相传的“大槐树”就这样开始进入无数的族谱之中。

　　众口相传的“大槐树”就这样开始进入无数的族谱之中。在此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河南济源卫沟卫氏于雍正十三年创修了《卫氏家谱》，家谱称：“祖籍山西晋阳人也，迁于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西阳里无恨村，又移西轵城小十字后居下泥沟。”这同相距两三公里的轵城卫氏始祖来历的说法是相似的，轵城卫氏“本山西省阳城县人，洪武年间避乱迁居于垣曲县之西南峪子村。”而轵城卫氏是远近闻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间曾经出过卫肃、卫诣、卫谋三位进士，很有势力。卫沟卫氏也许是附和了让他们羡慕的轵城卫氏，不过到后来，卫沟卫氏干脆“变革”了他们的始祖籍贯，此后每次续修族谱，卫沟卫氏的说法就有一次新变化：嘉庆六年卫沟卫氏族谱的序言为“余族由太原而迁济居住无恨而移轵，源远流长”，咸丰二年家谱则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迁无恨继迁轵镇，更迁泥沟。”从阳城到太原再到洪洞，卫沟卫氏终于成了洪洞移民。

　　还有人干脆把对“身之所自出”的怀疑写进了族谱， 如创修于顺治十一年的河南济源东留养村《任氏族谱》写道：：“余族自洪武初年入藉济源县轵城里一甲当差至今，相传已三百余岁矣。或曰：其先盖山西曲沃人也；或曰：自洪洞来曲沃至济源，然皆不可深考。”

　　更多的人则是毫不迟疑地把“洪洞”写进了族谱，并谆谆告之以族人。如在道光十三年，“昼出负贩”、“弗事诗书”的河南孟县东田丈村花廷宝创修了花氏祠堂，并“尝谓族人曰：‘我花氏自山右洪洞迁移以来，世代变更，子孙繁昌，皆祖功宗德所留遗也。’”

　　“传说进入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采择进入正史或者学术性著作，历史就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洪洞地方的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进行再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

　　对于这段谜一样的历史，还有人给出了这样的解答：“何今之族姓， 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户之裔； 其不可考者， 每曰迁自洪洞， 绝少称旧日土著及明初军士。盖自魏晋以来，取士竞尚门户，谱牒繁兴，不惜互相攀附， 故虽徙居南方，其风未泯。而中原大地， 则以异类逼处，华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窜流离，族谱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叶，户口渐繁，人始讲敬宗收族之谊，而传世已远，祖宗渊源名字多已湮没，独有洪洞迁民之说，尚熟于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无论为土著，为军籍，概曰迁自洪洞焉。”(邹古愚修，邹鹄纂；民国(1934) 《获嘉县志》卷8《氏族》)

　　■ “民族主义”下的大槐树

　　清末民初，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在山东观城、茌平等县任典史，他所见到的已是处处皆为大槐树后裔的局面，经行之处，无论是官吏还是平民，听闻他来自洪洞，都殷勤招待，很多人把家谱拿给他看，都说是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迁来。

　　这些经历让景大启甚为感慨。当时还有一名洪洞人刘子林也在山东为官，景、刘二人相商后，遂起创修古大槐树遗迹之意。二人在山东募得纹银390两，寄回洪洞托人维修广济寺残存之塔基，并修建古大槐树纪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银两耗完，创修大槐树遗迹之事只好停顿。恰好此时曾在河南确山、登封等县任知事的洪洞人贺柏寿致仕还乡，又募得钱300余吊，使得创修大槐树遗迹建设继续进行。民国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内的遗迹创建，从此“洪洞大槐树”开始有迹可寻。而在此之前，自认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他乡客来到洪洞，虽有“不胜故乡之感”，但无处可觅先祖出发处，只能站在汾河边上“抚景流连”。

　　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景大启在确定地点时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传闻”，他在《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古大槐树子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

　　就在洪洞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对大槐树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派卢永祥进攻山西民军，卢部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在与洪洞比邻的赵城(后并入洪洞县)， “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如此抢掠三日后，卢部南下洪洞，“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留下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然而到了洪洞后，卢部却秋毫不犯，途径古大槐树处，士卒还纷纷下马罗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为祖宗里居所在地，弗扰也”，贺柏寿等人由此也感到，大槐树实有“御灾捍患之功也”。

　　洪洞地方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同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也正在快速向现代转型，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出现在上层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迅速形成。在“反满救汉”的旗帜下，“尊黄”思潮风行一时，革命党人把西方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结合，推崇黄帝为汉民族始祖，大量关于黄帝的论述和专著随之出现，如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攘书》，黄节的《黄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此外还有革命性很强的《黄帝魂》等专著。同时，《国粹学报》，《新世纪》，《民报》，《浙江潮》，《警世钟》，《新湖南》等报刊上也都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帝”的言论，黄帝这个远古时代传说中的人物，在民族主义的萌发下，被革命党人塑造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所需的“民族始祖”。

　　对于这一现象，孙隆基在其《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中分析说，“尊黄”乃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为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而新发明的一种“崇拜”，黄帝崇拜的叙事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虽然表面上首尾一贯，其实是一个混合语，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在这样的潮流中，众口相传的“洪洞大槐树”迅速被纳入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来。洪洞地方的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进行再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

　　民国三年(1914年)，贺柏寿在其撰写的《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道：“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源者，宜及时表彰，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大槐树处之待于揭诸者，顾不重哉。”

　　民国六年(1917年)，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在其卷7《舆地志•古迹》中，“大槐树”等条记为“新增”， 即：“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民国二年邑人景大启等募赀竖碑，以志遗迹。”

　　民国十年(1921年)，景大启又编撰了《洪洞古槐树志》百余本行世。十年后，洪洞人柴汝桢在旧志基础上重新编撰，汇为《增广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时任洪洞知县的柳蓉为之撰写序言，再一次把大槐树与蒸蒸日上的民族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无数的人都心系大槐树，“何以故，种族观念使然也……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感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杨国争光，晋乘生色。”

　　至此，“大槐树已经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意义被提升到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选自“山西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