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前子

        以书代刊：开辟出版新局面                     
                                 2008-07-08  www.ccdy.cn 石湾

    单就我国的文学期刊而言，目前已达到饱和以至过剩的程度。除《收获》、《当代》、《十月》等极少数名刊以外，发行量大都仅数千册，有的甚至羞于启齿，只得捧着金碗银碟讨饭（卖版面、拉赞助）吃，处境堪忧。但一心想创办新刊者仍大有人在。也确实有些门类短缺，又有些技高一筹者欲大显身手，开辟一片新天地。然而，要申请到一个新刊号却往往难于上青天。怎么办？以书代刊就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去年春天，《上海诗人》一位青年编辑打电话向我约稿，兴奋地说，《上海诗人》将由内发的小报改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刊物了。我马上明白了，那就是要以书代刊。7月，第一期《上海诗人》就以《岁月结成的茧》为书名面世了，随后又分别以《时间的另一种方式》、《鲸鱼出没的黄昏》于9月和12月出了第二期、第三期。执行主编季振邦在第一期的《致读者》中说：“要进一步推动和繁荣诗歌创作，作为一份四开八版的诗报，容量显得不够，平台有点窄小。新老诗人的许多名篇佳作，评论家的不少真知灼见，包括我们编辑方面的一些值得去做的设想，都无法及时地集中地体现在读者面前。”“为此，我们决定改版。现在《上海诗人》这样的开本、篇幅以及它的装帧设计，就是改版后的结果。”确实，改版后的《上海诗人》，不仅作者阵容强大、内容丰厚，而且开本适中、装帧考究，堪称别具一格，体现出了大上海应有的气派和文化品格，引人注目。上海增加了一个刊物，然而，上海作协并没有多设一个杂志社。《上海诗人》的主编、执行主编、4名副主编以及9名编辑，全都是兼职的。试想，假如是一个15人建制的杂志社，一本充其量只有万把册的邮发期刊，肯定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难以存活。而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的一本书，就无后顾之忧了。

    由《上海诗人》，我联想到了《红旗飘飘》丛刊。在我读高中和上大学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旗飘飘》丛刊是同学们最喜爱的课外读物，它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直到近些年我才知道，这本当年很畅销的丛刊，创刊时仅三个半人。中国青年出版社是靠英雄人物传记故事起家的。从1951年起，中青社相继出版了《刘胡兰小传》、《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董存瑞》、《青年英雄故事》、《黄继光》等在亿万青少年读者中产生了极广泛影响的好书。但是，到了1956年，中青社就很难约到作家来写这类稿子了。虽说来稿不少，可有的篇幅短，出不了单行本；而有的长稿，则仅是几个片断精彩，要反复修改加工才能出书。在苦于无新书可编的情况下，编辑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从前郭沫若他们在香港搞民主运动，抓着一个好主题就编什么丛书，我们是不是可以编一个丛刊呢？”经过一个多月的紧锣密鼓的筹划，《红旗飘飘》第1辑就问世了。假如不是办丛刊，而是申办一个由邮局发行的期刊，层层报批，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才能把刊号拿到手。哪能像《红旗飘飘》这样，很快就创办成功呢？

    《红旗飘飘》丛刊的创办，不只是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也为编辑拓宽了用武之地，开辟了出版社的新局面。人所共知，假如是邮发的期刊，必须定时出版，送到订户手里。每期印数是征订数加少量的零售，一般是不会过期后再加印的。而丛刊是书，首版上市之后，售完了仍可不断加印。因此，《红旗飘飘》单是第1辑至第6辑，就发行了213万册。其中的许多作品，后来成了哺育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如第2辑刊登的葛振林讲述的《狼牙山跳崖记》，一经发表就被《中国青年》等刊物转载，多次修改完善后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成了至今家喻户晓的《狼牙山五壮士》；根据丛刊发表的文章印成单行本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即长篇小说《红岩》的前身），印数高达328万册……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以致到了上世纪的70年代末，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刊登领袖传记、革命回忆录为主的纪实类杂志纷纷创刊，少说也有十余种，但至今没有一种能在发行量和影响力上超越当年的《红旗飘飘》！

    丛刊与期刊的最大区别，就是丛刊没有固定的刊期，两辑的出版间距可长可短，以稿件质量的高标准为原则，宁缺毋滥；不像期刊，即使一时无好稿，也得以次充好，填满版面按时出刊。这也就是当年《红旗飘飘》每出一辑都能深受读者欢迎的缘由所在。

    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又出现了一个以书代刊的成功范例，那就是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1994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刚一成立，即倾其人力与物力出版了《图片中国百年史》。当时，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的历史照片计有5000多幅，而实际选用到书里的只有2700多幅，一些摄影语言很丰富、很有意味的照片，或因离历史主线较远，或因牵涉到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未能选用。怎样将这些历史照片利用起来呢？总编辑汪家明提议出版一种丛书，来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1996年初，汪家明将组建编辑部、专职创办《老照片》的任务交给了冯克力：创办期间先由他一个人来做，待做成了，再根据工作需要增加人手。为了减轻他的压力，汪家明还承诺，第一年作为创办期可以免除他的经济创收指标。当年12月，《老照片》正式创刊，首印1万册，上市仅半个月，便销售一空。短短3个月内，第一辑《老照片》已经加印了3次，累计发行4万册。在出版界，《老照片》的出现被看作是进入“读图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的意义在于既反映出大众阅读趣味的转变，又以崭新的出版思路拓展出巨大的市场和阅读空间。

    《老照片》由创刊至2001年以前为季刊，2001年改为双月刊，并交邮局发行，发行量最高时达50多万份。尽管《老照片》早已由丛刊改为邮发期刊，但读者在书店仍可买到它。这就难怪每出一期《老照片》，都能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由此可见，它既是书，又是刊，早已是刊，在读者心目中却依然是书。这种由以书代刊演变成书刊合一的成功实践，不是很发人深思吗？

车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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