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威辛亢

      今年二月八日拙作《未来三十年的中港博弈》曾指出，以GDP而论，香港经济佔中国经济的比重愈来愈微不足道，这个趋势难以逆转。

　　我多年来一向认为，香港经济要向前发展，必须同时做到两件事，一是融入中国经济，二是要不断搜寻及发挥香港「无可替代」的相对优势。香港相对於内地，有什么独特性及优势?各行各业要自己找出答案。

　　近年内地、香港及国际的媒体有不少关於内地学术腐败的报道及议论，可再次提醒我们，香港的优势之一正是它的学术界比内地纯洁得多，这项优势必须延续。内地出现了什么样的学术腐败及造假?它们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可先从最近已成公共议题的汪暉「抄袭门」事件说起。

　　学者抄袭普遍

　　汪暉是内地新左派的思想领袖，当过《读书》主编，现任清华人文学院教授，成名作是在一九八八年答辩、一九九○年出版及后来多次再版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今年三月十日及二十五日，南京大学的王彬彬教授先后在《文艺研究》及《南方周末》刊登长文，指出《反抗绝望》中有十二处四千多字的内容，涉嫌抄袭了四位海内外学者的五本著作。

　　王彬彬文章刊后，「汪粉」(汪的支持者)及以「打假」为己任的网民互相对阵，争吵不已。有几位学者愿意替汪说话，但认为，他大有问题的亦不在少数。汪从前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严家炎如此评价：「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来的地方，确实证明王暉与他人有多处文字基本上相同，却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代，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你说这个部分是抄袭或变相抄袭，我觉得可以说。」

　　美国两位著名学者，威斯康辛大学的林毓生及普林斯顿的余英时对此事意见一致，林在六月六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的访问文章中表示震惊，同意严家炎对事件的评估，并严厉批评抄袭是侵害别人知识產权的失德行为。

　　林毓生与余英时都认为，清华的文学院院长及校长「有政治及道德责任尽速成立『汪暉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若不成立，院长与校长都应下台!我问过清华的朋友，他们都未闻有为此事成立了什么委员会。

　　汪暉自己并无出面申辩，但在媒体上可看到其拥护者的一些辩解，却使人哭笑不得。例如，有人引开话题，反而批评王彬彬多管閒事，沉迷於要充当「引注规范」的「纠察员」。有人又质疑西方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指引用别人成果时要说明出处)，认为它会成为思想大师的羈绊。

　　林毓生更发现，有人认为「抄袭帮助他(汪)节省了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理论建树上，他借抄袭才变成有世界水平的学者」。这类不值一驳的奇谈怪论，在神州大地俯拾即是。

　　CEO虚假学歷

　　学术腐败的另一形式是虚报资歷。近日被揭发的微软中国前CEO「十亿打工皇帝」唐骏，他的博士学位原来不是加州理工所颁，而是由「文凭工厂」野鸡大学所发。

　　我自己便认识一位仁兄，此人的学歷及工作经验，看来样样光芒耀目，但几乎全部虚假。此君回到中国后，神通广大，在某些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后，真身暴露，却居然又能转到别处，继续其行骗生涯。最近在网上发现他竟当上了一所大学商学院的院长，而且在媒体中颇为活跃，不到你不服!

　　但虚报资歷的行为，严重性却又远远不及偽造科学资料。偽造资料会误导其他研究人员，把科学研究引入歪路，浪费资源，拖慢经济发展。

　　据今年一月十二日国际科学界两大顶尖刊物之一的《自然》(Nature)报道，武汉大学及清华大学两项独立的调查都发现，大约三分之一被访内地研究者都承认，曾经抄袭或偽造过学术资料。

　　去年底英国一份结晶体的学术刊物便决定撤回井岗山大学一些研究人员在该刊出版过的七十篇论文，因为发现资料都是虚假的。这所以革命圣地为名的大学，其声誉所受的打击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但校方只是开除了其中两位学者，其他作者的收场如何，仍未知晓。

　　事实上，从《自然》及其他国际期刊对中国学术腐败的多次报道看来，中国的大学对「打假」的责任，通常都是敷衍了事。

　　中国「打假」不力，其他国家又如何?近年几次国际上有名的「打假」行动中，我们可看到麻省理工、东京大学及首尔国立大学等著名学府都能迅速成立调查委员会，明快果断地找出真相，毋纵毋枉地把事情处理好。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打假」是○二年贝尔实验室对德籍青年物理学家桑恩(JanHendrichSchon)的调查。

　　桑恩一九九七年在德国康斯顿大学(UniversityofKonstang)取得博士学位后，便到贝尔实验室工作，研究纳米科技。在短短几年内，他在顶尖期刊出过近百篇论文。

　　在二○○一年，他的速度是每八天出一篇，而且是在最权威的刊物。他迅速冒起，连夺大奖，被视作可获诺奖的神童，在超导体，分子半导体都被认为有突破性的发现。可惜，他的实验结果原来都是子虚乌有。他名声鹊起后，别人想复製他的结果，但无人成功，慢慢他便露出马脚，促使贝尔实验室彻查此事。

　　外国严打抄袭偽造

　　贝尔实验室当时有财政困难，正在承受着巨大的早日要出科学成果的压力，桑恩事件若属实，实验室的形象会大受打击。但实验室却选择勇敢地调查，这位明星学者在二○○二年分别致函给刊登过桑恩论文的期刊，告知它们资料都是虚假的。它的高级副总裁写道：「我们对科学的荣誉操守极为重视。」

　　二○○二年《科学》决定撤回了桑恩的八篇论文。二○○三年《自然》也撤回了七篇。但最值得鼓掌的，却是桑恩的母校。

　　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自然》的社论报道，康斯顿大学决定褫夺桑恩的博士学位，并在声明中说：「他滥用了这张进入学术世界的入场券(指博士学位)，而且所用方法是如此存心不良及不负责任，他放弃了对学术的献身，博士学位的尊严受到危害，……科学在公眾眼中的公信力被破坏。」

　　洋人对学术腐败立场如此鲜明，中国学术界却是首鼠两端，一部分人甚至要把它合理化，要学术规范走所谓「中国模式」，这如何对得起坚持学术操守的研究人员?

　　为什么学术界对学术腐败必须採用十分严厉的态度?这问题有经济学的解释。学术界大部分的基础研究成果都只是对公眾可能有贡献，对个别的公司作用有限，所以公司不大愿意出钱负担学术研究的费用，学界中人的收入回报与其付出的代价及时间相比，其实十分菲薄。

　　支持他们工作的动力，是来自其求真精神及发现新事物的乐趣。若有害群之马出现，殃及池鱼，使自己辛苦得来的学术成果受到社会广泛质疑，他们必不高兴。所以一见学术腐败浮现，正直的学者都要与其划清界线。严厉惩处，正是提高学术腐败的机会成本的方法。

　　基於上述原因，西方一流学府对学者的要求极高。他们要想获得终身教职，便必要过五关斩六将，文章要在权威刊物出版，接受审稿人大量吹毛求疵、甚至无理的质疑。经过这种洗礼，他们对学术纯洁性的执着往往十分强烈，抄袭偽造等行为，死也不肯做。

　　香港学术界可为内地借鑑

　　但是，中国的学术腐败为何如此普遍?学术是非的观念在一部分人中又如此薄弱?除了学界的晋升体制不发达、被发现「造假」后又无惩罚外，其激励机制亦大有问题。内地大学往往用奖金或房屋等方法鼓励学者投稿。

　　清华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若能在《自然》或《科学》出一篇文章，可有五十万元奖金。小儿今年有一篇论文在《自然》刊登，他听到内地五十万奖金后羡慕不已，这已是他当学生几年的收入了。上述武汉大学的研究也有发现，在内地偽造论文的生意，在去年市值约十亿元。

　　造些假资料，包装成一篇惊世巨著，有望可得大额奖金，总会有人肯鋌而走险。但如此一来，国际上的权威刊物却要常常把内地学术腐败拿来当话题，加以防范，中国学术界又情何以堪?

　　科技水平对一国的国力影响重大，而学术腐败肯定拖慢科技发展。中国如何才能摆脱学术腐败的羈绊?《自然》的编辑们认为，法律惩处作用不大，因为法律界中人根本不懂学术问题。互联网使「造假」容易暴露出来，但网民科学知识不足，常会在不同阵营互相指责，做不到毋枉毋纵，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倚靠学术界本身建立机制。

　　在这方面，香港倒可以做到重大贡献，香港学界远为洁净，而且对建立现代学术规范经验丰富，我未听过外国期刊会对来自香港的论文抱有特别戒心。

　　香港学者与内地学者交流频密，回内地帮助建立实验室的人如过江之鯽。香港学术界的规范，在中港两地学术界的长期来往中，应可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本文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http://bbs.cenet.org.cn) 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04&ID=415432

笛威辛亢

坚守中国人的学术良知。
只能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