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卷·民间信仰伦理的百科全书
——以甘肃岷县宝卷传承为例
二十一世纪伊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护来说，最值得一提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保护。将传统文化（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保护工作作为政府行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壮举。虽然我们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次次政治运动，特别是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亲眼目睹传统文化遭受破坏，留下惨痛的记忆。但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保护得到空前的重视。在短短的时间里，国务院分四批公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四级（国家、省、市、县）保护体系；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设立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等。在这一传统文化生态保护中，中国宝卷文化的保护也被提上日程。2006
年，甘肃河西宝卷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
年，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的乔玉安被确认为河西宝卷的代表性传承人。2008
年江苏苏州的“吴地宝卷”又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扩展名录之中。它的意义不在于保护了几部宝卷文本，而在于宝卷传承得到国家的认同和重视，此乃宝卷传承之幸。
甘肃在中国宝卷传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017年7月在甘肃张掖临泽召开“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民间宝卷学术研讨会”，这是宝卷传承人与宝卷研究者的一次盛大聚会。来自青海、江苏、陕西和甘肃张掖、酒泉、岷县地区的宝卷传承人不仅展示了他们带来的宝卷文本，而且举行了现场展演，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实，历史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早就形成了宝卷传承文化圈。酒泉、张掖一带更是盛行宝卷传唱活动。就是在甘肃的陇南、陇中、陇东等地，宝卷传承也曾十分盛行。至今这些地区宝卷传唱活动不仅被活态地传承下来，而且保存了大量的宝卷文本、宝卷音乐和宝卷传承仪式，这是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认真发掘和研究。
中国宝卷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距今已有将近百年的
历史。其首倡宝卷研究的是郑振铎（1898—1958）。他将宝卷作为
文学的一个类别，写入《中国俗文学史》。大家知道，俗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现象，它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凡歌谣、
曲子，讲史、
话本，宋元以来南北
戏曲及地方戏，变文、弹词、鼓词、宝卷等讲唱文学等都包括在内。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在介绍“俗文学”时，也将古代歌谣、汉代及六朝的民歌、唐代的民间歌赋、变文、宋金的“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民歌、宝卷、弹词、鼓词与子弟书、清代的民歌等统统归入俗文学范畴。其时关于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俗文学与作家文学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这种界限的不清，主要是没有区别创作者和传承者的身份。宝卷的创作和传承，就其文学传统而言，兼有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特点。宝卷无论是宣扬宗教教义（佛教、道教、民间信俗）的宝卷，还是民间普遍传承，通过宝卷形式演唱的历史
故事，民间故事以及善书等，它的作者虽然多是无名氏，但是可以看出宗教宝卷大都是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士所为，而包含世俗内容的（如劝善书）创作者大多出自民间宝卷传承者的传抄和口授。因此宝卷研究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宝卷文本的研究（包括内容、版本的考证）；一是宝卷传唱风俗的研究（包括宝卷传承人、传承仪式、宝卷音乐等）。特别是后者，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田野作业基础之上。这里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岷县张润平在宝卷研究中确定的研究视角。
甘肃虽是边远的内陆省份，但在中国宝卷传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传承的历史十分悠久，而且民间保存了大量的宝卷文本，卷帙浩繁。但是以往的研究者多局限于宝卷文本研究，对宝卷在民间的传承关注甚少。近些年来，随着宝卷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确认和保护，宝卷传承的田野考察开始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使我们对宝卷传承的生态环境有了更多的了解。
岷县的张润平是一位出色的民俗学者，他致力于岷县历史、岷县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的案头摆放着他参与考察和编辑的三卷本的《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可见田野作业的用功之勤。他对岷县宝卷的田野考察，始于2012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所获颇丰。截止2017年，收录登记的岷县宝卷就有603部1286卷。他还对其中的400多部全文进行拍照。张润平的宝卷考察过程是十分艰辛的。他曾跑遍了全县的18个乡镇，还到临近的漳县、宕县、卓尼、临潭、舟曲等县乡镇进行考察，许多时候由于宝卷持有人的不信任，无功而返。从他的考察中得知，岷县至今保存如此丰富的宝卷，不禁令人惊讶。这些宝卷原本散落在民间，而且以活态的方式保存和传承着，成为岷县民间的俗信之一。不同以往的是，张润平在宝卷考察中，将宝卷的传承视为仪式文化，对宝卷文本、宝卷传唱、宝卷传承仪式作全面考察。不仅探讨岷县宝卷传承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和传承源流，而且将岷县宝卷传承的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帮助研究者把握岷县宝卷传承的全貌。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对岷县地区宝卷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不可否认，宝卷传承是和民间信仰密切关联的，特别是甘肃许多地区，历史上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十分盛行。这也是岷县宝卷传承的历史人文生态环境。文本是宝卷传承的载体，而信仰则是宝卷传承的灵魂。没有信仰便没有宝卷传承的社会基础。张润平将收集到的岷县宝卷，加以细心的鉴别、梳理，辑成十卷本的《岷州宝卷系列丛书》第一辑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宝卷文本虽是精选的岷县宝卷，但从中可以窥见岷县宝卷内容和传承全貌。编者选取了岷县最为流行、存量最多、形制比较完备的宝卷文本，辑成《泰山卷》《目连卷》《菩萨卷》《老爷卷》《开山卷》《仙姑卷》《城隍卷》《五华卷》（上下），其中第一卷为《泰山卷》的影印卷，被视为岷县宝卷保存的范本。作为民间信仰的宝卷展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些宝卷佛道相济，修行、劝善、劝孝，充分体现了佛教的“生、老、病、死、苦”观念，道教的阴阳五行观和儒家的伦理“仁、义、礼、智、信”。将日常事物、当行之理，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甚至夫唱妇随宣讲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宝卷虽然宣讲的是宗教教义，实际上是民间伦理的百科全书。这也是宝卷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更值得一提的是，张润平在宝卷考察过程中不仅悉搜宝卷文本，还对岷县宝卷的种类与藏量、宝卷的形制与版本、宝卷的内容特色、宝卷音乐、宝卷传承的仪式化特征（包括文本保存的神圣化）等进行考察和思考。如岷县宝卷的宣诵音乐调式十分丰富，有二十四品、三十六品、四十八品之分。句式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十字句之分。每一品有相应的词牌、调式，这些词牌和调式在宝卷的相应宣诵部分都有提示。如《泰山娘娘宝卷》有二十四品，有二十四种曲牌。宝卷是伴随着音乐进行诵唱的，曲牌的变化，使宝卷内容的宣讲，引人入胜。也更容易达到教化的目的。
岷县宝卷的蕴藏量如此丰富，除信仰的因素外，宝卷的传抄被传承者视为功德之一。宝卷宣诵中一再出现“造卷”、“刊版”内容，强调“造卷”“刊版”的重要性。“刊版”即指宝卷的传抄。许多宝卷都讲到“造卷功德大，刊版福无边。有缘重相逢，无缘隔千里。”“为人若开一副板，胜如念尽一藏经。口念藏经经有数，刊版留经无穷尽。”所以民间无论为父母求寿，求子求药，婚姻丧葬、持斋念佛，访道修行，许愿还愿等，都可通过抄写宝卷积累功德。这种信仰一直流传至今。据张润平考察得知，“文化大革命”中抄录保存的宝卷仅1部，而文革后抄录的有280多部。
宝卷传承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历史上宝卷的传承，主要是宗教职业者普及宗教教义，而民间却将其视为个人修行、养性，劝善、劝孝的伦理教材，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价值、文化史价值和认识价值。今天虽然时代不同了，但行善尽孝的价值观仍然深深留在人们的行为认同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讲，对民间宝卷传承价值的重新认识，保护这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政府的责任。感谢岷县政府和岷县宝卷文化的守护者张润平先生，他的辛苦让我们分享了岷县宝卷文化的魅力。
陶立璠
2018（戊戌）年盛夏于五柳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