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

耄耋之年忆丙兄

陶立璠

2018年7月11日，微信噩耗从德国柏林传来，丙安兄去世了，享年90。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尽力在朋友圈中搜索，想证实这是误传。而越来越多的消息证实，丙安兄果然走了，走得那样匆忙，不留痕迹。从此民俗学界失去一位真实的“90后”（从来都如此戏称），我失去一位知己学兄、学长，怎不让人沉浸在万千思念与回忆之中。
今年6月，我去浙江舟山花鸟岛休闲。那是东海尽头的一个小岛，环境十分优美。每天免不了要晒自己的活动照片到朋友圈。丙安兄远在德国，每天也在朋友圈里晒他的行迹。常看到一位瘦小的老头，站在德国的大街上，蛮有精气神。他在拜访德国勃兰登堡州的养蜂学会，研究当地花卉植物，参加当地跳蚤市场和在超市购物，他还在朋友圈感叹柏林的“冷夏天”。就这样，我们在朋友圈互相欣赏着、调侃着，彼此赞美对方的“帅”。退休生活闲散有趣，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当时还想，他不久就会从德国探亲归来，带回田野采风的硕果与我们分享，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就此隔洋相望，他却长眠于异国他乡。
和丙安兄的相识、交往有将近40年的岁月。一路走来，总是得到他的相扶相帮。我们彼此以兄弟相称。因为我们是校友，他又是我的学兄，关系自然十分亲切。40年来，我们有许多见面的机会，开会或到外地考察，每每总要利用晚上空余的时间，在他的房间里神聊。聊人生、聊学术。听他讲坎坷人生，讲学术见解，每每总是兴尽而归。
在我们同辈的学者中，丙安兄是历经磨难的一位。但在事业的道路上，他又是一位勇往直前的学者。他的热情、幽默、智慧和渊博的学识，感动和感染过许多人。不止是他的弟子，就是民俗学同行，也都格外的尊敬他。在我的心目中，丙安兄是“文化大革命”后，抚摸着满身的伤痕，以“解放”之身，重新走上他所垂爱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之路，勤奋研究和教学，一发而不能终止。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民间文艺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恢复和重建过程中，他不仅领衔参与了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而且在辽宁大学首先开设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课程，筹划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当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园地还是一片荒芜时，他努力开拓。上世纪80年代，他的《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和《中国民俗学》先后出版。这在普及民间文学、民俗学知识和理论，培养民俗学人才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可以说在两门学科的建设中，他的努力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俗学出现过“黄金时代”，也是和丙安兄等民俗学同仁的奉献分不开。回顾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历程，不能不说他同是一位先知、先觉、先行者。
丙安兄的阵地不在北京，在沈阳。不在中国民俗学阵地的中心。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事业。立足沈阳，放眼全国，同样编织出中国民俗学情感的、学术的网络。特别是他的晚年，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统村落保护中，占据了学术和实践的制高点。担任国家非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奔走于全国各地，指导、督查保护工作。当他年届90高寿时，获得中国文联民间文艺终身成就奖和2017年度非遗人物奖，这是对她一身奉献的国家肯定，实至名归。
和丙安兄将近40年的交往，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中国民俗学的恢复和重建如果从老一辈民俗学家算起，改革开放40年来，人才成长，已经到了第四代。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是规律。回想20世纪80—90年代，正是中国民俗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老中青学者形成的合力，撑起中国民俗学的大厦。当时有许多重大的学术工程在一一推进：《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编辑、出版，高校民俗学人才的培养，中外民俗学者的联合考察和研究全面展开，这些都留下丙安兄的坚实的足迹。丙安兄还是以民俗学者的身份，最早走出国门的学者之一。中国民俗学者和国外民俗学者的对话，留下他的身影。记得1996年我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艰难地筹备召开“面向21世纪的东亚民俗文化国际会议”，丙安兄得知后全力支持。9月会议召开时，他正在德国访问，还专门发来贺信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这次会议的直接结果是东亚各国民俗学者积极倡议成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之后每次见面，他总是关心学会的活动。大家也许还记得2004年的中韩“端午申遗”之争。21世纪伊始，中国有两项工程引起社会巨大的反响。一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一是文化部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即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丙安兄被文化部聘请为全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那时，中国正在筹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尚没有建立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他从韩国朋友那里得到准确消息，韩国准备向联合国申报端午祭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感到十分焦急，便给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发出一份急件反映情况。他发送这份“急件”的目的是呼吁各省一起好好过“端午节”，保护好“端午节”，并建议尽快通过立法保护中国的传统节日。没想到这份“急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保卫端午的万人签名活动，指责韩国是“文化侵略”，端午申遗成了敏感的话题，并引起韩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注和不满。此风稍事平静后，2004年6月，正值中国的端午节，韩国的端午祭，韩国江陵举办国际观光民俗节，国际亚民俗学会在那里召开第7届学术大会。那一届我是学会会长，邀请丙安兄作为中国学者出席这次大会，丙安兄愉快地答应了。没想到他的签证却遇到麻烦，因为误解，韩国方面借中韩之间的“端午申遗之争”，迟迟不发给签证。后经过我们多方解释，直到出发的前一天才获得签证。应该说，虽然受到中韩“端午申遗”之争的影响，但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学者参与了韩国端午祭的全部仪式过程，丙安兄作了主体讲演，通过中韩学者的交流，顿释前嫌，大家明白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共享性特征。其实这也是丙安兄“急件”的初衷，他并非反对韩国“端午申遗”。
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也被聘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和丙安兄一起投入非遗保护工作。我们每年见面数次，或在考察途中，或在评审会上。他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自然担负着更为重要的任务。从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非遗代表作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算起，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走南闯北，殚精竭虑，身体力行，为保护工作出谋划策。非遗保护工作既有理论问题，也有实践问题。丙安兄关于非遗保护的许多见解，都反映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2010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社）这部著作中。非遗保护工作又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文化建设工程，从普查、申报、认定、保护、传承，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民俗学理论去指导。记得在文化部非遗司组织的评审会上，作为副主任的他，总是瞪大了眼睛，到各组听取审议意见。遇到问题，也总是力排众议，坚持按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精神办事，从不含糊。在非遗保护中，有的地区想把女娲信仰拟定为中国的“母亲节”，他坚决反对；有的地区将“七夕节”拟定为中国的情人节，他同样反对。由此，几批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的审定，进行得很顺利。
丙安兄是把民俗学事业看得比生命还贵重的人。以致他身患癌症，也从来不曾向友人透漏。记得去年我们曾两次在天津相遇，参加冯骥才文学创作与文化遗产国际论坛，参加天津《妈祖文化志》复审会议。其实这样的会议他可以不参加，但应朋友之约，两次会议都是只身前来，而且自始至终，用心听会，热情发言。丝毫没看出他有恙在身。我们都担心他，毕竟是90岁的人了，问他为什么不带家人或助手陪同前来，他却淡淡地说“嫌麻烦”。他就是这样，无论对待朋友还是民俗学事业，总是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
如今我也到了耄耋之年，这个岁数的人是非常念旧的。特别是失去挚友时，会念起往日的岁月年华。于是断断续续写了如上的文字，借用鲁迅的话说，算是“为了忘却的记念”。
     

                         2018（戊戌）年7月18日
于五柳居

附件:

丙安兄在德国街头





在天津

陶立璠

谢谢车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