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

同 是 民 间 守 望 人——祝贺陶立璠教授七秩华诞

杨  亮  才

         君年七十我七五，
         满头白发犹可亲。
         牵手采风似昨日，
         同是民间守望人。
今年是立璠教授七十大寿暨执教40周年。他的学生和朋友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园集会，以学术座谈的形式为他祝寿，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这里，我看到这么多同学、朋友来给他祝寿，我感到特别高兴，为立璠而高兴。
人总是要老的，立璠也老了，从岗位上退下来了，但大家都没有忘记他。这说明立璠为人好，人缘好，人气旺，很难得。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全家来给他祝寿的，衷心祝愿他如南山之寿，健康、快乐！
我和立璠是30多年的好朋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立璠是1938年3月7日生，属虎；我是1933年3月10日生，属鸡，我大他整五岁。我们是同时代人，故常以兄弟相称。兄弟者，手足也，焉能分开。由于我们有共同的爱好——都喜欢民间文学，属草根派，志趣相投，遂成为朋友，终身的好友。
回想起来，我和立璠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相识的。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即1979年春，我们应西北民族学院(今改名西北民族大学)之邀，共同出席在兰州召开的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会议。在从北京飞往兰州的飞机上，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记得那时他在中央民族学院（今改名中央民族大学）教书。他是钟敬文先生的学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分配到民族学院任教，教汉语言文学和民族民间文学。我认识他时，他已做了十多年的教书匠。但他仍像一位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穿一件蓝的确良中山服，整整齐齐，看上去很年轻。他不多说话，却很热情。在会议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除积极进行学术交流外，还主动协助主办方做会务工作。他为人谦和，不事张扬，常常静静地听别人说话，自己说话也不疾不徐，语气平和，颇有修养。我喜欢处事低调的人，不太喜欢张扬的人，大概是因此缘故，我对立璠的印象特别好。
这里应该多说几句。兰州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在中国民间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兰州会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会议。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影响很大。因为它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乍暖还寒的时候召开的。此次会议聚集了全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精英，大家畅所欲言，把过去压在心头十多年不敢讲、不能讲的话都讲了出来，还制定了抢救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计划。这次会议之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成绩卓著。因这次会议在兰州召开，所以人们就亲切地称之为“兰州会议”。
我和立璠的友谊就是从兰州会议开始的。兰州会议把我俩拴在一个战车上，投到一个战壕里。从兰州会议之后，我和立璠的来往就多了起来。有时开会，有时采风，有时共同承担一个研究项目，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都能亲密合作。我们共同品味过成功的喜悦，也共同饱尝过工作的艰辛；共同受到过同行们的称道，也共同受到一些同志的误解，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
我和立璠都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庆幸的是我们这个学会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如大家所熟知的王平凡、冯元蔚、黄勇刹、段宝林、李瓒绪、魏泉鸣、王克勤、忠录等，都是这个团队的成员。我们人不多，但是做了不少事。主要是因为大家团结，相互信任，努力工作。那个时候，学会召开了不少学术会议，出了不少成果，不少人才。大家公认，那是学会最有生机的一段时期。
但这又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干事多，意见多；不干事，没意见，怪事！这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一次，学会副秘书长魏泉鸣给我和立璠写信，信中对某领导提出批评。信寄到学会，不料被人偷走，私自拆开，送给那位领导，这就给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他们借题发挥，挑拨离间，鼓动领导多次开会，非要把我们打成“反党小集团”不可。谢天谢地，好在气候已不是那个气候，要不，我又要连累我的小兄弟们了。立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至今提起这件事，他还愤愤然。
立璠是一位能人，他一身兼数职：学者、教授、学术活动家、书画爱好者。
立璠作为学者，是一位好学者，有良知的学者。
立璠是从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打出自己天下的。
新时期以来，民俗学逐渐成为显学。论及民俗学研究，中外民俗学界莫不推崇陶立璠教授为此项学术领域中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
民俗是我们祖先数千年以来创造的极为丰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情感、道德传统、个性特征及凝聚力和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以及提高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实施，民俗学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成果累累，人才辈出。如果有一位好事者，把这些有成就的民俗学人开个名单的话，我敢说，在最前面的几个名字中，一定有陶立璠。
农科专家袁隆平说：“搞科学研究，一定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陶立璠教授就是民俗研究领域一位具有百折不挠精神的学者。他有一股子干劲，无人能比，好像世界上没有他办不到的事。他做事忒认真，不做则已，要做就一定把它做好。
我不是民俗学家，对民俗没有研究，不能确切地从理论上说出他的学术成就，但我知道他很努力，敢想敢说，是新时期民俗研究这门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是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立璠做学问的特点是，治学严谨，长期坚持田野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同时注意吸收国内外最新学术理论和研究成果，所以他能写出好东西。
立璠著作很多。《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和《民俗学概论》是他的扛鼎之作，曾作为高校教材，多次印刷。承蒙馈赠，两书我都读过。窃以为，比起同类著作，它要略胜一筹。它的高明处是，理论精，材料新，写得深入浅出，不枯燥，让人读得下去。
值得一提的还有他主编、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俗大系》。《大系》为国家“十五”规划图书，分省立卷，共三十一卷（包括台湾），约1000多万字，4000多幅插图，是我国目前最全面、最权威的民俗志书。这套丛书整整花了他十年时间。没有经费，没有人员，白手起家。从策划、调查、组稿，到出版、发行，都是他一个人在张罗。这套书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好在工夫不负有心人，这套书问世后，在全国影响很大。第一版印了三千套，一下子就卖完了（日本朋友买去销往全球），销路非常看好。学术界对它评价也很高，说好话的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陶立璠先生主编的巨著《中国民俗大系》首次将中华民俗进行全面、整体、系统的整理和出版，从而填补了我国民俗学的一大空白，为我国民间文化研究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系》副主编中有我的大名，是立璠看得起我给写上去的，我无功受禄，这一点得说明，要不我说这些话，就有“王二卖瓜，自卖自夸”之嫌了。
立璠作为教师，是一位好教师，有责任心的教师。
立璠是甘肃永登县人，自幼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会唱“花儿”。1965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以其渊博的学养，讲授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等课程。其中尤以民俗学一门，更是享誉海内外。所培植的民俗学人才甚多，目前国内各高等院校及研究机关中，讲授和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者，不少出自陶教授的门下。陶教授辛勤耕耘、精心培植的果树，今已繁花满枝，硕果累累。按他的学生的说法是：桃子李子一大堆。陶教授特别爱才，每当谈起他的学生的时候，他的脸上挂起了笑容。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说过，某某有出息，某某是个人才，后生可畏呀。看得出，他说这些话，是出自内心的。
不少人知道陶立璠是位学者、教授，但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是个画家呢。
有一次，我到他家里，看到他墙上挂了几幅画，落款是“立璠写”。我说：“这些画是你画的吗？”他回答：“是呀！”我说：“你什么时候又成画家了？”他嘿嘿一笑，算是回答。
立璠是个兴趣广泛的人。他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七十岁了，还学会开车，少有。他退下来后（其实他没退下来，现在还在带研究生），就去上老年大学，主要是学画画。画坛有各种画派，我不知道立璠师法谁，据他说是齐派写意。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我觉得他画得不错。他的画还在日本举办过个人画展，那么多人欣赏，这就证明真不错。我看过他作画，他像个画坛老手，不像是新手，他随便那么一涂，一张画就出来了。一只只小鸡、小虾，跃然纸上，趣味无穷。正如他的老本家陶渊明所说的“此中有真意”，作者把自己融入自然之中，在小品、小物、小虫上寄托深情。正因为如此，立璠的画就有点意思。
立璠对自己的画很在意。有一次在兰州，他去他几个侄子家里，看见他们家里墙上都挂着他的画，他回来把这事告诉我，看来他是很在乎人家对他的画的态度的。
文章是自己的好，画也一样，这就是信心。一个有信心的人，文章和画怎么会不好呢！
此外，立璠还是一个出色的民俗研究活动的组织者。
学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前，纯学会组织，一个也没有；改革开放后，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有学会就有学会领导。学会领导有两种：一种是做官不做事；一种是做学会领导，是为了做事。立璠是属于后一种人。无论是在他担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副理事长，国际亚细亚学会副会长、会长期间，他都是积极工作，并做出了成绩，充分展示了他的组织工作才能。
这里举两件事，都是发生在他担任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秘书长期间。学会成立之后，百废待举。由于十年动乱，造成知识界研究队伍断代。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研究也面临青黄不接。有鉴于此，大家认为，培养人才，迫在眉睫。于是决定在北京举办民间文学、民俗学讲习班。由钟敬文先生挂帅，具体工作由张紫晨、陶立璠和我来做。我因忙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恢复工作，无暇顾及此事，紫晨亦因忙于教学，很少过问，所有工作都落在立璠一人身上。他也真行，从找地方、招学员、联络、到请授课教师等等，几乎都是一个人在那里折腾。这次讲习班参加的有来自全国各地个民族学员150多人，办得很成功。老一辈民俗学家钟敬文、费孝通、马学亮、杨堃、杨成志、常惠、林耀华、罗永麟，中年民俗学家张紫晨、刘魁立、柯杨、陶立璠等都亲自授课，学员受益匪浅。如今活跃在民间文学、民俗学第一线的许多骨干，都是这个学习班的学员。立璠功不可没。
另一件事是，1984年7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在贵州兴义召开首次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人很多，提交了不少论文，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要结束时，大家要我致闭幕词。我因为对神话没有研究，不敢去讲。立璠则熟悉少数民俗神话，他说：“不用怕，讲。”于是由他口述，我作记录，我们二人炮制了一篇讲稿。后来拿到会上一念，反应极好。田兵老先生先是在主席台上打瞌睡，听着听着睡意全消。会后他说：“没想到你们总结得这么好，很有理论水平。”可惜这篇讲稿后来没有收入讨论会论文集《神话新探》，连原稿也不知给弄到哪里去了。
作为一个民间文学、民俗学工作者，一定要深入民间，否则不是合格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工作者。在这一点上，立璠做得最好。他不仅组织学生去，他自己也带头下去。他满世界跑，几年间，他走遍全国各地。他跟农牧民群众交朋友，亲自记录他们的作品，了解当地的民俗。他说下去好，只要有机会，他就不会放过。
记得我们在贵州兴义开完神话讨论会，立璠说机会难得，一定要下去看看。于是我们就结伴来到册亨县一个名叫秧坝的地方。那是一个偏僻的山间小镇，居民以布依族为主，比较贫困。我们落脚在一户布依族农民家里，主人知道我们是来采风的，又来自北京，显得特别热情，一定要宰鸡给我们吃。待我们去阻止时，他已把鸡脖子割断了。客随主便，我们只好吃。那天他家里来了不少人，挤满一屋子。大家讲故事、演傩戏，又唱又跳，热闹得很。立璠也情不自禁地跳起朝鲜族舞蹈《道拉基》来，闻声而来的布依族姑娘小伙一拥挤、一使劲，把主人家的楼板踩塌了。好在那是干栏式建筑，没压着人，有惊无险。权作笑柄，记录于此。
他要决定做的事，一定能做成；别人办不到的事，他也能办到。
这就是陶立璠。
附记：这是在“陶立璠教授七十华诞暨执教40周年座谈会”上的祝辞，收入祝寿论文集时，作了修改，特此说明。
                                                                       2007年3月30日作
                                        2008年4月22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