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过年回家，我所见的农民与农村
来源：萧三郎的博客
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十余年，无论是学界的一些学者专家做出怎样的学术分析（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论文，从社会学到传播学，充斥大量刊物的版面）和惊人高论（如农村土地私有化等），还是政府的一些政策举措，但似乎都与真实的农村相距甚远。“农村”正在逐渐沦为一种话语分析的方式，成为这个喧嚣时代的一种陪衬。就像财主家办喜事的时候，总会叫上几个穷亲戚一样，诺大的荣国府也有几个破落的远房，当然，这些装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关爱。
盛世之奥运会与农民何干？金融危机、股市楼市低迷貌似闹得城市里是人心惶惶，而在农村，一切似乎并没发生过。该赌博的还赌博，该打女人的还继续打女人……
前些年，《中国农村调查报告》一纸风行的时候，我也看了，并且是在其还没有出单行本，还没有红火的时候，在《当代》杂志上看的。看完之后，也并不为然，因为，作为一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人，我认为这本书，距离真实的农村仍然很远。当然，若说两位作者是用农村这个题材而行沽名钓誉之事，有乱扣帽子的嫌疑。但是，我也可以很直白地说，这本书中的诸多内容，只是一种常识。在农村，大家都知道，只不过，这种常识，许多人不知道罢了，于是也就成为了一种“有力量、有勇气的文字”。
当然，在这里，我要声明的是，我说的农村，是我的家乡，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地方。至于你若拿华西村来作为中国农村的证明，我也不与你争辩。
好吧，接下来，就将陆续写上这次过年回家的一些见闻，也希望可以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农村。对于一个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学习并工作的人而言，既是一场寻根之旅，也是一次悲壮的返乡，更是从后现代进入了前现代，从21世纪进入了中世纪，个中滋味，有愤慨，有悲凉，有心酸，有无奈，不一而足。
一、早婚
不得不先从早婚这个事情说起，这也是最让我震惊又感到悲哀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农民的愚昧，是农村的落后。但无论用怎样的字眼，这些事情的确是在农村发生了。
根据我国的婚姻法规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
可是在我们村，1991年出生的一个男孩，准备在正月里结婚了（这个男孩，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县另一个女孩，女孩的年龄我不知道，回家后过一次，那天很冷，其围着围巾包裹着脸，没看出具体年龄，但我想，应该不大，因为在我们那，结婚的很少有女的比男的大），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相当地震惊，当然更震惊的还有，这个女的，还在冬天里打过一次胎（由此也反映，农村青年人的避孕知识的匮乏）
回去之后，打听了一下，在我们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结婚的一般都在20岁之下。很少有超过20岁还没有结婚的，除了在外读书的之外。不然，过了这个年龄若不结婚，也就意味着可选择性很小，或很难找对象了。
有一天，我遇见了前面所说的那个男孩（在我读书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P孩，并且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问其，结婚领证了没？他说没有，我说，没领证你就结婚啊。他说：不碍事。我问：那以后生孩子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呗。
所谓的到时候再说，也就是请客送礼花钱修改年龄，补办结婚证，不然怎么给孩子办准生证和户口？
又有一天，和我们村的大队书记一个桌子喝酒，我问他农村的早婚事情，他说很普遍，不仅我们村，在我们县，甚至隔壁的几个县都是这样。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没办法管。
“想管也管不了，这些孩子结婚之后就常年在外打工，找都找不到人”，这个书记如是说。
早婚，在我们那里，现在可谓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或曰是产生了群体仿效反应，一个看一个。你20结婚，我就19结婚，你19结婚，我就18结婚。基本上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在父母看来，早点给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点完成了任务，也免得其在外面打工学坏了。
我们村的一个女孩，年龄就在19岁的样子，年底的时候，回家办了婚事。而孩子已经几个月大了。和男人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
结婚证无法证明婚姻，只有在村里办了酒席之后，才是结婚。
因为早婚的现象，回去之后，父母每天都在逼我结婚。按照他们的话说，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结婚，在村子上，他们就被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被人嘲笑。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早婚的现象了。
至于上面有人说要交代背景，我们村，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县的一个很普通的村，就像那片土地上的许多村庄一样。千余人左右，全是一个姓氏，有四个房系，有点像宗法制的乡村，人均4亩地左右，除了田里的收入之外，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另外，很坦言地说，村民的生活并不是很穷，在我们村，这几年就竖起了几座两层小楼（造价一般在15万左右），有人还买了一部夏利车（6万左右），当然，村子里穷的人也很有。
二、早育和晚育
早育很好理解，因为前面所提到的早婚现象。在农村，一般结婚后一年内就会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内没生孩子的，就会被嘲笑，被歧视。（我们村的一对夫妻，结婚四年多了，没有孩子，男的就经常殴打女的，不过，据说，女的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而男的死活不愿意去检查）
农村的这些女人，可以说是没有青春的，在结婚、生育之后，很快就变得苍老。刚20岁出头的女子，衰老到像四十岁一样。
听说，村上一个女子，年龄刚20，08年春天结的婚，冬天里，小产了一次。
在农村，一向都是结婚之后就很快要孩子的，晚育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貌似头胎是男孩的，不允许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几年，这些头胎是男孩的，并且已经结扎过的妇女，纷纷去重新做手术，然后再生一个。
隔壁村的一女，今年已经40，儿子94年生的，今年已经上初三了。去年又生了一个男孩，这次回家看见了，才1岁大。
90年代计划生育抓紧的时候，农村的妇女都要强迫去结扎，我一直认为，结扎是一种很不人道的事情。但仔细想想，也没有其它办法，不然如何控制生育？你没法指望农民去用安全套，去算安全期，去吃避孕药。
可现在呢，这些结扎过的妇女，而且都接近40岁的年龄，又纷纷去再做手术，再生孩子。
父亲说“这几年，一个看一个，大家都生了。”
一天早晨，村西边的路上走来一个步履蹒跚，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我不认识，问母亲是谁，母亲对我说是某某。本来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可她的女儿，三年前因病死掉了，（当时回家的时候，我曾经路过她的坟，死的时候才十五六岁的样子），家里只剩下一个男孩了，于是又去做手术，现在又怀上了。
可她的年龄呢？我没问，不过根据我的推测，应该在45岁之上了。
这就是农村，真实的农村，45岁的女人和18岁的女人，共同怀孕待产。这也就是新农村，有了网恋，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龄产妇，可以说是与城市接轨了。
在村口的那个房子的一面墙上，赫然粉刷着一行防治艾滋病的大字（具体的标语内容忘记了）。
三、死亡
每次过年回去，我都会问父亲，这一年，村里死了谁。整个村庄都在老去，村子里的那些我熟识的人，长久地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都会在某个我所不知道的一天死去。当然，我也会和他们一样死去。墓地，我都选择好了，包括我父母的，和我自己的。都将会埋葬在那块如今满是青绿麦子的田里。
而我从来不关心，这一年，有哪些新的生命在村子里降临，因为他们都与我无关。起码与我的记忆无关，
08年，我们村子里死去了三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除了那个女人，是因为偶然事故，从我们村一户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楼上掉下来，摔死的之外（摔伤了头部，不治身死），我想说得是那两个死去的男人。
两个男人，死去的时候都才60左右，一个59，一个60出头。都是因为突然被检查出来得了癌症晚期。然后，在熬了不到半年后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们都是村子里做农活的很厉害的人，当然，没有医保的他们，不会去想着检查身体，就像是自然界的动物，安静地存活，安静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袭来。
在农村，经常会听见这样的一种幸福定义“有吃有喝，没病没灾”。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意味着死亡，因为，每每总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就是等待死亡。
08年死去的这两个男人，那个60出头的，我不是很熟悉，暂且不提。而这个59岁的男人，则是需要说一下。按照辈份，是我爷爷的父亲辈。
他有兄弟两人，他是老大，家里有个磨香油的磨坊，他家的麻油，在远近十几里都很闻名（手工制作的那种，炒了芝麻，用石磨磨制出来的、然后三斤芝麻换一斤麻油）。
年轻的时候因为穷没娶上媳妇，后来在80年代，买了一个云南的女子，后来，在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之后，跑了。之后，他就一直抚养着自己的女儿，单身生活。
他的弟弟，娶上了媳妇，有两个孩子，不过，在我读初中时候的某一个夏天的午后，在自家的梁头上吊自杀了，据说，死的时候，穿了一身白色衣服，自己亲手做的。
在他的弟弟死后，村上的人本想撮合他和弟媳妇组成一个家庭，但因为年龄相差较大，弟媳妇没同意，后来，弟媳妇又招了一个男人进门。
如今，他也死去了，死于胃癌。夏天被检查出来，元旦的时候死的。
暂且不去叙述村上的这些往事，毕竟在死亡面前，所有文字都是轻浮的。（初二那年，我们村一年之内，有三个年轻女子，喝农药自杀了。恰巧的是，她们的坟，分别在在村子的三个方向上，一时间人心惶惶，说剩下的那个方向上，还会再有一个）
年前的一个午后，我去田里溜达，远远地看见一座新坟，上面还有几个花圈。回家之后，赶紧问父亲，那是谁的坟。
不知道，下一年回去，村外的田间又会多出几座坟来。
说到死亡问题，顺便再提一下火葬问题。之前政府强制实行火化，这也使得，在我们县的厂纷纷倒闭之后，火葬厂竟然存活了下来，据说效益还不错。初三的暑假，曾经作为娘家人，去过一次。
但是由于农村的习俗，虽然火化了之后，仍然要用棺材，讲骨灰盒放进里面，然后办丧事，下地。
后来呢，这里面就产生了猫腻，只要出钱（据说是好几千，当然数额多少，也要看是否有人），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厂收了钱之后，也会出具证明。（查也查不到，除非开棺，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造成警民冲突）
当然，若是有权势的，不交钱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尸体，直接下葬。
之前几年，还闹得要在村里设置统一公墓，安放骨灰盒，后来也不了了之。现在，基本上都是埋在自家的田里。成为乡村田间的一种点缀。区别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将坟头堆得很高了。
火葬，原本是为了节省耕田，现在看来，起码在我们县，成为了一种形式，甚而成为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
竟然连死人的钱都挣
四、教育
据官方消息说，目前大学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年前，参加一场婚礼，酒席上与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年龄都在40—50左右，我全不认识，喝酒，开始聊天。
桌上一个人，掏出一款手机，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计价格也就几百块钱左右。另一个人问：刘主任，这又是从哪里搞来得新手机？那个叫刘主任的说是某某送的，校长一个，他一个，后勤主任也有一个。
那个问话的人，笑着大声说道：腐败啊，党都是让你们给毁了的，看来我要退了。
然后众人继续喝酒，吹牛，我在旁边安静地听着。
一个中年老师，刚做过手术（据推测，估计是痔疮一类的），说自己前几天喝酒，只能站着，说“我现在就像孔乙己一样，站着喝酒”。众人大笑。
孔乙己，这个词让我当时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农村也许常有，而鲁迅却没有。
这些就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老师，我有一些高中同学，后来去读了师范专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师的，大多出去打工。当然，没有关系农村的这些学校也很难进。
后来我放开了和他们喝酒，肆无忌惮地说着一些粗俗的话，最后我醉了。
虽然，农村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基本上，这些都是空谈。大量的农村孩子辍学，或是熬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
隔壁的一个邻居下的一个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学没有毕业，身体都还没长成，在外打工已经一年。春天的时候去采茶，后来去了南通的一个家庭工厂内，做箱包的，包吃住，一个月500元钱，从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点多开始做活，我问她，晚上什么时候结束，她说不一定。有时候都到10点多。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麦子后她去的，大半年挣了2900块钱回家。
2900元钱，一个15岁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并没有一句抱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她们是认命的孩子、顺从的孩子。
她才15岁，头发也拉直了，有点都市的影子，只是那双手，粗糙的像个老人一样。都是伤口和茧子。
15岁的年龄，所谓的花季雨季的岁月，所谓的青春，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呢？
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机号码给了她，让她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
在农村，经常流行的一句话是“读书不读书都一样，反正都是打工”，或“读大学又怎样，出来还不是打工？”
很汗颜和惭愧地说，我是我们村上这十年来，也可以说是自78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考取重点大学，第一个读研的人。可就这样的一个诺大的村庄，近十年内，算我在内，考上大学的（本科）也才三个人而已。（说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铁屋子里，没有醒来的人一样）
回家最怕的是别人问我工资多少，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在上海（上海对于他们，成为了一种文化想象，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大城市）读了所谓研究生了，毕业后，起码也要上万元的工资，还会有人给你分好房子。
若得知消息，我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看读书也没什么用，XX初中没毕业在外面打工，一个月都好几千。
对于这些，我能争辩什么呢？
我们县高考升学率之底，很难想象，估计是安徽最差的一个县了。全县人口是80多万，08年参加高考的只有7千多人（还包括大量的复读生在内），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余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复读生占了大多数，（我是2000年高中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一直复习到2004年，才考取一个省内本科，）
小学教育差，导致初中教育差，然后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竞争中，完全没有实力（考上稍微好的一些大学的，也都基本上是县城的孩子）
我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县里一个高中当老师，今年带高三毕业班，年后，去和他喝酒，他说，班上70人（文科班），学校给他的基本指标是一个本科，三个本科是超额指标（只要分数够三本就行），我问他估计能考上几个，他说最多也就五六个人左右。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无非复读，或是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子
因为是高三，初四就开学了，初四上午，我同学非得让我去给他班上的学生们说上一些什么。让我给那些孩子勉励一下。
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孩子，我无法给他们说启蒙，说自我救赎，只能给他们描述大学的美好生活，勉励他们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说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学习。
目前在我们县，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了许多，不仅县城里，乡镇了也有许多。培训的技术，无外乎缝纫，电焊等。然后，就将他们输入沿海的一些工厂内。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看来，这才是人生的正确道路。（读高中，花钱又不一定考取大学，考取了大学也没啥用）
我也并不认为，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但我想,读了大学之后，无论怎样，起码可以认清自己，认清一些这个社会，不会再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
当然，这里又存在着一个启蒙者的悖论，究竟是清醒者痛苦？还是沉睡者痛苦？是该让他们睡去，等有一天，他们自然地醒来，还是把他们叫醒？叫醒之后呢？
那天，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我对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说，我不期望你们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我也不希望你们沦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们能够在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
父母有时候也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你去读书呢，不然，现在我们也就可以抱孙子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闻此，我很难过。因为父母说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正在农村流布的观点。
五 农村低保
在农村，有许多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就如低保来说，刚才百度了一下，看到这样的官方消息：
通过个人申请、评审评议、审核、报批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制度在实施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审批，由乡镇、村委会具体受理。
申请农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户主向乡（镇）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组织民主评议提出初步意见，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意见，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申请和接受审核的过程中，要求申请人如实提供关于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况等信息，并积极配合审核审批部门按规定进行的调查或评议，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反馈审核审批结果，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原因。
而在我们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几岁的孩子，全都享受着低保，有许多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在享受着低保，而我的爷爷奶奶，今年都八十多岁了，却没有低保。（当然，以我们家的状况，赡养爷爷奶奶不成问题，但这件事，让人委实很生气。）
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
所谓的申请、调查，公正都成为了纸面的笑谈。
低保成为了权力这个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大队书记想给谁就给谁，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
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为了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我家没有，虽然，我爷爷今年85、奶奶80了。
我写这些并非是品头论足，而只是想写一下我所见的农村情况。对于我本人而言，也没有要一味地洗褪自己身上农村痕迹的意思。无论面对谁，我都坦言，我是农村出来的。
此外，我也并非说是要让农民全涌入城市（某些学者所谓的在城市形成贫民窟的观点，实在是笑谈），但你也不可以坐视农民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然后被咀嚼一番、榨干了青春之后，成为渣滓。
没有人有权力，有何正当的理由，可以堂而皇之说，农民就应该为这场国家现代化运动做出牺牲。
他们生而为农民，不是合法的理由。
六、农村的政治问题
“我身上有两颗子弹，一颗留着保卫我自己，另一颗留着参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们村一个70岁的老人站在我们家门口，所说的话。
他什么职务都没有，连党员都不是，经常热衷于参与村上的事情，诸如核查村委会的帐，去县里上*访等等。
我父亲说这个人现在还经常在家里写东西，我问都写的是写什么？
——还能是什么，都是那些大道理呗。
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马列的书，但他经常会把马克思挂在嘴边，说起话来振振有词。
“农村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问题，这个社会已经变了80%”，我拿出手机，将他的这些精辟的语言记录下来。
从县城里坐车回家的时候，在路边的一个村口，赫然挂着一个大红条幅，在冬日的村口，显得特别醒目。条幅上写着：村民直选，是建设乡村基层民主的重要保障。
看到这样的条幅，我哑然而笑。民主，直选，多么诱人的字眼。
回家之后，问父亲，在选举的时候，拉选票的现象特别严重。“选举不过是走个过场，上面让谁干，就是谁干”，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大队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占据了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戏称其为“胡书记”，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
此外，还有农村的发展党员问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大队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了培养个人亲信的渠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也就意味着其无法进入政权，再这么折腾，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捣。而当权者随便安排一个罪名，就可以将其搞定。
当年我们村有个光棍汉，特别地仗义执言，经常一个人去县里和市里上*访，反映问题。他在路边的沟渠里挖了一个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时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里取水打农药。别人都给用，就是不给大队的几个干部家人用，为此还打过一架。后来，他领养了一个别人遗弃的女婴。一个光棍汉领养一个女婴这样的事情，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村里硬说其违背了计划生育政策，还让镇子上的派出所将其带走了。不知道其在里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来后，变得老实多了。
“喝纣王水，就不能说纣王无道”——这是父亲经常教育我的一句话。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说一些稍微愤慨的话时。
七、土地问题
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每亩660个平方），95年的时候，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
95年动过土地的时候，说是30年内不再动地。
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来，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剂良方，这次回家，和村里的一些人谈到此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土地兼并。（我和他们说，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买卖了，他们说，那很快就有人卖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干的人。）
“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
其实，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的热情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们家曾经就种过近10亩的棉花、也种过近十亩的薄荷，和三五亩的西瓜），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
虽然没有土地买卖，但在农村可以租土地来耕种（300元/亩/年），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
再说一下，去年的卖地问题。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貌似是从许昌到宿迁的），修路要占用农田，这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
前一种的价格是18000元/亩，后一种的价格是12500元/亩（价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后的水塘还可以用来养鱼获利等，但我怀疑这个差价被承包商私吞了）。
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我们家的土地被划了4.5亩）能够卖地的，都很开心。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
至于说土地抛荒的现象，我们那里没有，因为自己不种，可以承包给别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前戏吧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关于这次修路卖地的问题。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
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于是就有人提议说要把这些卖地的款拿出来村上平分，然后再重新分配土地。这是平均主义思想呢？还是集体主义时期思想的残留呢？
这样的提议当然不了了之，但的确很吊诡，值得反思。
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了农民的束缚，成为了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
艾青说：“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而如今，这块土地也许正在沦为鸡肋。
八、文化问题
我一直认为在农村/农民那里，不仅有政治、经济问题，而且还有文化问题。暂且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我认为，这个文化问题，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形式，影响着消费行为的选择，也影响着他们的人生选择。
我也一直很困惑，农村的文化是什么？有没有农村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在农村发挥着作用？
都说儒家文化在影响着国人，但在农村，你很少能够看到仁爱、看到友善。你所能够看到的只是自私与贪婪、愚昧与无知，看到的只是争强好胜、看到的是勾心斗角。那些质朴纯真善良的农民哪里去了？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
打架、吵架、通奸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尤其是春节里，因为赌钱、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后是闹的头破血流。
有的人喝了酒之后，可以绕着村，骂一圈，想骂谁就骂谁，语词低俗。谁家兄弟多，拳头硬，谁就可以欺负乡邻。
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留着长发，染了颜色，并且还带了耳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说自己喜欢的人是李宇春，在课本前面写上“非主流”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不知道WTO，但知道麦当劳，知道网恋，会用qq找女朋友。
农村没有报纸，基本上每家一户电视，最近两年刚通了有线电视网络（许多人家因为收费，而不装有线）。县电视台里永远都在播放着性*药和丰胸广告，用词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几年，我们那里（基本上隔壁几个县都是）还兴起了一种很另类的唢呐文化。遇到红白喜事，基本上都会请一个唢呐班子到家（谁家不请，就没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时候，唢呐班子吹的真正的唢呐，有好多种乐器、都卖力地演奏。而现在，只有三两个唢呐，配之以电子琴。
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些唢呐班子都会请一个女人，年龄一般都在三十之上，姿色稍微有上两三分，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浓妆艳抹，登台高唱一些黄色小曲，说一些低俗笑话，然后和一个搭配的男人打情骂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性爱”为主题。有些时候，还会玩脱衣舞游戏。（我都在台下看过脱胸罩，脱内裤的 ——非全裸，不是从里面脱，就是从外面脱得剩下三点为止）。
台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处，都齐声叫起好来，或高喊着“脱啊、脱啊、脱啊”。即使是丧事，也会有这样的演出，无论是亲人还是村人，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的悲伤。若不脱，众人都会说这个唢呐班子不行，不过瘾。我想，鲁迅笔下的看杀人事件，也莫若如此。
前面有人说到信仰问题，的确，基督教最近几年在我们那里（不仅是我们那里）很兴盛，尤其是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每到星期天，都是去做礼拜的。
九、关于教育再补充几句
以身作则的说吧，从小时候，父亲就告诫我，农村人，要想跳出农村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二是考大学。那个时候，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保障，意味着洗干净泥腿子，进城做个“体面人”。
可现在呢，很少有人再有这样的想法了。
那个时候的农村，相比较现在，真的很苦，几十亩的麦子，都是用镰刀玩着腰一刀一刀割的，打场是用牛拉着石滚碾的，十几亩的薄荷，要不分白天黑夜地用大铁锅熬上好几天。
我读初中时候，成绩好的同学都去考中专了（97年左右），那个时候，农村人还满足于中专，因为高中并不代表着大学，而且还要多浪费一些钱（那个时候，我们村有两个高中生，一个复读了好几年也没考上，回家后先是搞养鸡，失败后外出打工了，一时被村上传为笑柄，另一个是学体育的，也是复读了几年，终于考上了省内的一个师范专科，毕业后，竟然去了中学做数学老师了，真是一件比较神奇的事情）。
由于我们县的高考升学率较低，就有很多人去读一些职业或民办学校（尤其是集中在西安和江西南昌这两个地方，那两年，这些学校简直是去高中门口抢人，招生了一个都有提成的），农村人不懂，反正以为都是大学。这些学校毕业之后，无疑还是打工，于是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所谓的大学的神话了。与此同时，一个个外出打工的神话也在迅速地膨胀和传说开来，“某某高中没毕业，外出打工，一个月八千块。”，我当然，相信，这其中有的是真实，但我更认为，虚假要大于真实。
说一个笑话，前几年，后面村上有个男生考取了北华大学的国防生。他们家连放了两个晚上的四场电影来庆贺，还制作了大红条幅挂在门口。周边几个村的人都在议论纷纷。
“——北华大学是什么大学？”
“——谁知道，估计是北京清华大学吧？厉害”
“——啧、啧、听说人家这个大学不仅要钱，而且还给钱”
这些都是回家之后，我听父亲转述的。
以前，我总是坚持启蒙论调，认为改变农村的根本在于教育。要让农村的每一个孩子都觉醒，都认识自己，认清这个世界。然后，一切就会好了。可现在呢？与其谈启蒙，不如谈救亡。破败的农村，该是需要一种拯救了。
的确，现在很少的大学毕业生读书后会愿意回去建设家乡。你可以指责是忘本，是没有良心，当然也可以指责我。但谁又理解这其中的苦衷？（这次回家听说，目前正在选派大学生到基层任村官了，我恐怕这政策虽好，但估计又是半途而废，流于作秀，农村的工作，岂是一两个书生可以胜任的，农村的水很深！）
我一个同学，大学本科毕业，最近很想回县城做生意（我们县城，目前就像是80年代初期的深圳一样、一年开个批发部也有一二十万的收入，而我们县城的房价，目前是1500/平方米左右），但其父母死活不同意，认为这丢面子。
就像我，坦然地说，四年前，当我从家到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在我的身后，就像一颗腾空而起的蘑菇云一样，有一个正在膨胀升起的神话。常说，历史的洪流在裹挟着个人前进，就是这种感觉。我无法回去，戳破那个神话，即使我在外面活得是怎样的辛苦。我想，起码给后来者，留一点希望也是好的，倘若我也回去了，毫无疑问，我在众人眼里就是一场悲剧。将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反面教材，读书无用论的案例。
这是该叫做偶像的黄昏？还是悲剧者的诞生？《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说真话的孩子，有的时候，也未必是值得赞扬的，姑且不论其下场如何。
当然，你也可以指责我的软弱。这次回家，有时候半夜里蓦然醒来，总感觉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沦为魏连殳、吕纬甫一样的人物。
不是不想回去，而是走得太远，没有回去的路了。当我转过身去，发现身后已经没有一条可以回去的路——以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十、农村的生活
有许多人都说到农村的赌博问题，的确，我们那里也很多，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外出打工的人挣了钱回去之后，就聚在一起赌。赌的很厉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挣的钱都输掉。各种赌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妇女老人都参加，从掷骰子，到麻将、牌九、斗地主、炸金花。
说到赌博，就不得不提抓赌问题。我们镇上的派出所，简直就把抓赌当成了一种创收方式。无论是赌多大的（就连五角、一元、两元金额的掷骰子也抓，我老妈有一年冬天就因为掷骰子，而被抓了一次），是在赌的还是在旁边围观的，统统抓进去，然后通知家里拿钱赎人，这简直就是违法，但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当然，若是有点关系的，打声招呼，就没事，也不敢抓。
农村的假货问题。中秋回家的一次，我在村子的商店买了一瓶可口可乐，竟然是假的。据我回去的同学说，村里的店就连牙膏，洗衣粉都是假的。我父亲说年前我们村一户人家办喜事，用的烟酒都是假的。村上的人现在都懒了，连馒头都懒的自己蒸（我们那里是以面食为主），村里的小店里，啥都有。从馒头到日常用品，肉类瓜果蔬菜，桶装的饮用水，还代冲煤气，代缴电话费。这次回家，听说隔壁有个村，还开了一个超市（对，自选超市，微型家乐福，现代化的在农村的在地化例证）
两个人命不值钱的例子。其一，是我们后面村的一个老人，念过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会算命测字打卦，懂一点孔孟之书。经常在赶集的时候，去镇子上给人算命，虽然八十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在去上集的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了，然后死了。最后，两家私了，肇事者赔偿了1万块钱。回家，我问父亲，怎么才这么少的钱，我爸说“他都八十多岁了，还能活几年？”——生命的价值，是用年龄来衡量的。
去年，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村上，一个女的，年龄是60多岁，去村里的医务所打针。针头还没拔出来，人就死了。这明显属于医疗事故。最后，赔偿了4万5千元私了此事。
试想这两件事，若放到城市，会怎样处理？
农村的生活，似乎仍然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在后现代与中世纪之间夹杂，像一条没有目的的河流，恣肆地奔放，谁都不知道终究要流到哪里，当然，作为农民的他们，也从来不会去关心这些。
十一
多谢各位耐心读者，至于农村的其他诸多一些问题，诸如社会治安，留守儿童等等，我暂且没有去谈，但我想，我已经说的足够多了。原以为，我所说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但就是这样的一份常识，在许多时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头换面，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包装起来，告诉给国人。
是的，无可否认，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政府那里，农村问题目前正在得到重视。对此很是欣慰，但这种重视，也是恰恰反映了问题存在的客观事实，以及紧迫性。
仔细看了诸位的回帖，有人认为这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阵痛”时期，但我想还需要先深思一下，这样的“阵痛”是否就可以带来一个大家所期望的未来？此外，为什么要让农民来承担这种“阵痛”？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农民吗？因为生而为农民，就必须要到城市里出卖劳动力？就必须从事卑微的工作，就应该是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吗？就必须要为现代化作出牺牲？
一代人牺牲了，另一代人接着牺牲？前仆后继地成为路基，成为金字塔的底层？以承托起所有的伟大蓝图和远大理想？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改革的合法性早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被确立下来，的确，我也承认，改革开放决策的正确性和历史必要性，但是否就应该一味地高唱赞歌，而不去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呢？
在农村，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言论，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前三十年时期的人在感慨“这个时代变了，社会风气变了，人心也变了，要是在毛主席时代，都要拉出去枪毙。”
我也一直认为，人不是动物，物质上的富裕不可以成为精神上贫瘠的理由。二者之间没有直接可换算性。不要以为让农民吃饱肚子，住上房子，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了。
有人反驳说，相比较之前吃不上饭的时期，农村现在是很好的了。是的，这无可否认，但我们难道仅从时间层面看问题吗？若是相比较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农村，岂不是更应该载歌载舞地欢庆呢？
所有的解决方案，都说将来会好的，等待产业升级，等待国富民强。好吧，等待吧，姑且不论这是否是一个空头承许诺。起码，我爷爷是等不到了，我父亲不知道是否能够等到，我那些仍然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兄弟姐妹呢。
他们看不到希望，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希望。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每一次回家，心情都会很悲凉，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家乡是不是就是我儿时的家乡，是不是就是常在我心中挂念着的并有时候魂牵梦绕的家乡。
我承认，写出这些文字，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是在“揭丑”，当然，我也可以用另一个笔法，将我的家乡描绘的温柔而甜美，勾勒的诗意而梦幻，有蓝天白云，有原野苍穹。但这无疑于阿Q不敢正视自己头上的癞疮疤一样。
鲁迅先生说，掘心自食，乃知本味，这就是我所见的农村。诚如诸位所言：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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