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

写入改革开放30年档案的“傣族姑娘壁画”风波

袁运生壁画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1979）（资料图片） ■袁运生生于1937年，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系。后任教于中央工艺美院、中央美院壁画系。1982年起应邀访美并任教于哈佛大学等几所大学，1988年起在纽约当职业艺术家。1996年9月回国，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教授。

今年，袁运生终于在北京推出了个人画展。个展对于一个画家本身来说，可能只是能力的展现，然而，在改革开放的第30年里，这样的一个画展让人不得不再次想起曾经在北京喧嚣一时的事件——1979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由袁运生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所引发的风波。 　　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意义上的视觉冲击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 　　一定还有人记得画作《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也就是当时所谓的“首都机场人体壁画”，这幅壁画远比“袁运生”这个名字知名得多。 　　197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的壁画创作——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圆满结束，成为粉碎“四人帮”之后美术界的一个重大成就。袁运生参与其间的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大胆画入了3个正在沐浴的傣家女，一面世便激动四方。海外有新闻媒体这样报道：“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当时，邓小平到机场参观时，也对此次壁画创作给予了肯定。然而随后事件的发展却陡然逆转，最后以立起一堵墙封住有人体的部分而告终。《北京青年报》曾刊文认为，这场“傣族姑娘壁画风波”已经写入了中国美术史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档案之中。 　　有人说，“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意义上的视觉冲击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而1979年首都机场傣族裸体女子壁画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莫名冲动”，从中国人对美术的鉴赏上分析，人们将壁画事件与1979年北京中国美术馆外小花园中“星星美展”的人头攒动， 1981年全国青年美展中《父亲》的逼人之势，以及1988年底人体大展售票处门口排起的长龙这些事情相提并论。 　　我们一群人还雄心勃勃要以此振兴中国的壁画运动，可没想到后来闹出很多风波 　　据袁运生回忆：“1957年我刚大学二年级就被打成右派，所以‘四人帮’垮台之后我极为兴奋，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时候我天天加夜班，没有任何别的考虑，只是觉得22年了，我终于画了一张壁画。我们一群人还雄心勃勃要以此振兴中国的壁画运动。可没想到后来闹出很多风波。”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画人体，而且画在首都机场的壁画里，袁运生在作画之初也想到过可能会引起争议，但绝不是后来发生的这样。当时袁运生特意选了一天大家开会，他一个人在单位一个下午就把那3个人体全画了，为的是不让别人承担责任。但没想到—— 　　后来的解决方法是在这个画前用三合板立了一堵墙。袁运生的哥哥袁运甫，也是当年首都机场壁画创作集体成员之一。1990年他从国外弄回一些非常昂贵的壁画保护液给机场壁画都涂上一层。轮到这幅画，他问机场人员：“这板底下的部分要不要涂？”机场方面说“拆吧”，就这样拆掉了。而袁运生1990年回国在机场看的时候，就那一块儿跟别的地方颜色不一样，显得特别新鲜，形成了很戏剧化的效果。 　　那之后，袁运生离开中国14年，不能不说是受到了风波的直接影响。“我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开始被说得好得不得了，从邓小平到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都是肯定的”，袁运生说，只是当时美术界和群众的观念有出入，直到把它上升到“我们是要一个傣族，还是要一个画家”的荒唐层面，最后搞成解决起来非常麻烦的民族问题。袁运生受到打击后，觉得这样下去自己不知道会浪费多少年，于是便去美国找一个空间，全身心地画画。 　　他们的想法在改变，他们的眼光、手法与30年前的学生们都不同了 　　尽管当时的遭遇让袁运生愤愤不平地走出国门，但是1996年，在改革开放近20年的时候，他还是回来了。“我迟早都会回来的，我没有想一辈子待在外面”，袁运生说，“1996年时机成熟了，我知道当时国家的变化很大了。” 　　袁运生的画在国外一直卖得不错，但回国这么多年，却没有卖过几张。他没有画商，也没有固定的画廊，原来在美国经常买他画的那个收藏家，关系也已经断掉了。那么现在是什么能给他带来满足？“比如说带学生。去年我带学生去了西北，然后到四川、湖南、湖北，我看到他们的想法在改变，他们的眼光、手法与30年前的学生们不同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提高，我就非常高兴。我觉得作为教员，我做了能做的可能是最好的事情。”另外，在画画上，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袁运生觉得，在现在的中国，越来越能表达清晰。 　　将工作重心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统文化与现代美术教育的承接上 　　在完成《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这幅机场壁画的时候，袁运生还是一个年轻人。当时，他所持的观点和对艺术的态度和现在的年轻人相比可以说截然不同。他认为，像油画这样的艺术的中国化一直是缺少基础的，这与苏联当时的影响关系很大，苏联的一整套体系是西方体系的一部分。多年来，我们缺乏整体的文化思考和清晰的文化意识。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处理，文化问题也不例外，因此这些问题就不可能被思考。而对于现在已经思维西化的新一代，要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觉，也是需要时间的。 　　袁运生现在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统文化与现代美术教育的承接上。他说：“我一直觉得我们过去的整个美术教育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古代文明在艺术上的了解太少、太局限，从而导致想要生发出现代中国艺术的格局很困难。很多人‘崇洋’，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到的画册多数是西方的，而自己去考察的机会很少，也没多少兴趣——如果自己没有在国内考察，是不会产生兴趣的。我回国以后差不多每年去一个省，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省基本上都跑过了。中国古代艺术的考察工作很重要，否则不能说知道中国的过去。每个省我要跑二三十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仔细去看，拍很多资料，比较不同时期的变化。每次我都会带学生去，他们一开始不太理解，不知道去那些地方做什么。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不理解，过几年或许看法就会不同。只有真正去过了，并且作了一段时间研究之后，你才会发现中国古代艺术文明里面的资源非常丰富。确实，他们后来也都很感激我当初带他们去了那些地方。” 　　当一个人从小画西方雕刻长大，把其奉为经典，他往往就没有文化的自觉意识，自然会产生‘崇洋’的观念。中国地域如此辽阔，历史之悠久，文化成就之高，在改革开放已经30年的今天，画家也好，整个艺术界也好，甚至于所有的国人，是时候自觉地去创造自己的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