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

酒文化结出酒“烈士”
时间： 2009-12-15 07:31    来源： 钱江晚报    作者：    编辑： 方云凤
　　我们不一定见过烈士，但一定去过烈士陵墓。每年的清明节，还身披着红领巾的我们，曾瞻仰过他们，向他们敬过礼。长眠于斯的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浴血牺牲，是先辈，是烈士。
　　和平年代也有烈士，勇斗歹徒牺牲的人民警察，舍己救人献身的大学生们，最近，一位因喝酒身亡的交警中队警长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
　　该警长陈录生是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交警中队的，因受邀与某村领导应酬，席间喝了大量洋酒醉酒而亡，竟然被上报因公牺牲，甚至还要被评为烈士！
　　难道某村领导是国外派来的特务、间谍，他赴的是鸿门宴，喝的是断肠酒？当然不是！陈警长在这顿饭局上应该喝得很尽兴，因为人家给他们准备的是XO洋酒，每瓶价值2000块钱以上，村领导频频敬酒，陈录生酒量很好，遭到众人围攻。喝得很壮烈，很开怀，于是就这样一醉不醒来。
　　陈录生的领导，西乡交警中队的队长谢飞勇称申报烈士，也算是给陈录生一种名誉的补偿。其家属认为，称陈录生是因公牺牲无疑，他受领导之邀，为了洽谈工作而去喝酒应酬，是因公而亡，理所当然是烈士。
　　喝酒是工作，应酬是工作，那么交警中队到底是干啥的？谢飞勇称喝酒应酬是国情所致，每个单位都会这样处理。好一句国情所致，还真是酒后吐露的真言。酒桌上你来我往，攀关系，套近乎，你应酬我，我应酬你，已经是一些单位的生存常态。尤其到了年底，活越干越少，酒越喝越多，多喝酒，多关照，这么一来，不喝死几个才怪呢！不是每年都有官员在酒桌上倒下的新闻么？
　　针对这一在酒席上开展工作的特殊国情，重庆市政府日前出台了一项暂行规定，其中的第十三条规定大意如下：若职工是因单位或领导指派而喝“招待酒”致伤亡的，即可算作是工伤。陈录生要是在重庆工作该多好啊，因公伤亡，申请烈士也可以多点底气。不过这么一个壮烈法，跟其他烈士并列，人家会不会有意见？
　　谈事就得吃吃喝喝，这样的国情其实是种陋习，是结在贪污腐化藤上的恶果，这种陋习不根除，还会有更多的“酒烈士”出现。

陶立璠

羊城晚报：“醉死烈士”般的不堪，何处是休止！2009年12月15日 14:57　来源：羊城晚报　　官员这里那里吃吃喝喝可以台面化：“这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而是我们的社交活动自由”。权力不加约束,这样的台面化还会大摇大摆地存在。

　　“酒烈士”年年有，今年来得真。往常说“酒烈士”，不过指喝公家的酒而壮烈献身，今年深圳有一个交警喝公家的酒死亡，却是真正地申报起烈士称号。

　　如果申报通过，中国就要诞生一个名正言顺的“酒烈士”。当然，很可能申报不能通过，但能够为醉死的警察申报烈士，仍然足以说明观念的革命已到了何其彻底的程度。

　　从报道看，如果不是家属与深圳宝安区西乡交警中队对死者的赔偿发生了争执，从而将灵堂设在交警中队门前，连续多日祭奠，闹出很大动静，使交警中队无法工作，附近居民不得安生，我们大概不会知道深圳有交警死于醉酒，更不知道醉死进入了烈士申报程序。静悄悄的，说不定历史上首位名正言顺的“酒烈士”真的就会产生出来。


　　现在我们知道，醉死事件是交警中队5名警察和3名协管员前往麻布村与全体村干部喝酒中出现的意外。家属认为，死者陈录生是因公牺牲，理当为烈士，要求赔偿480万元。中队认为，陈录生非因公牺牲，但为了从名誉上弥补，多争取一些抚恤，还是上报为商谈工作中因公牺牲，并申报烈士，但赔偿达不到家属要求。

　　显然，在家属和单位之间，“公”有着不同的解释，家属所说的因公说的是受单位派遣，即程序上因公；单位说的因公，是商谈工作，即内容上因公。然而，单位不认可醉死者因公，并没有影响到其向上欺骗，这种组织性的谎言被称为“中国国情所致”。

　　从理论上说，家属主张醉死者对因公的理解，要比交警中队的理解更加合理。一名工作人员受单位(多数时候就是单位领导)邀约或派遣而喝酒致死，应视为工作伤亡事故。前几天重庆修订工伤事故标准，使因工作安排而喝酒发生的伤亡纳入工伤范围。管住公款吃喝，不应以剥夺被安排喝酒的人获得赔偿的权利为武器，而是通过约束权力的经费支出行为来实现。

　　如果醉死的交警是因为受到中队安排或派遣前往，应当获得工伤致死的待遇，这是个人因工作而产生的权利。但是，烈士，却是从何说起？西乡交警中队并不认可陈录生因公而死，却为之申报因公死亡和烈士待遇，没有骗人的愧意，坦然而行，连执法机关都骗人不以为耻，这是怎样的“国情”？

　　烈士，全称为“革命烈士”，是革命话语下的一种荣名，为新中国的一种荣誉追授制度。按老话讲，这属于一种“谥号”，例有“谥法”。《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可以算是“烈士”的谥法。可授予烈士的情况，依条例有五种，三种是“对敌作战”而死，一种是执行革命任务时死于敌人之手，一种是“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

　　喝酒而死，符合哪一条？为醉死者申报烈士，可谓敢想。称号对应着待遇，拟申报醉死者烈士的单位的首长坦然解释：“我们谁不愿意警队里有个烈士？我这个当领导的也脸上有光啊，这也能够多给家属争取点抚恤”。

　　无论一个人对“革命烈士”这种国家荣誉制度的意识形态有何态度，看到醉死者进入烈士申报程序，都能够得出一种共识，那就是包括烈士这种最高级别的一般褒扬制度在内，政权所立下的荣誉制度已被视为纯粹的利益机制，而政权设立荣名所意欲倡扬的精神意义则悄然消失。

　　深圳这起醉死事件，醉资是一个村支付的，村属于自治单位，这样的支出是否合理，应被村民追究，但执法单位西乡交警中队一队人马接受吃请，则是无可疑义的腐败。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财政收入被权力部门用于相互宴请，官员们交叉设宴赴宴，不亦乐乎，或者官员们接受商家或私人宴请，权钱交易。这些行为在中国，司空见惯，不仅不被作为腐败问题，甚至没有丝毫愧意，吃吃喝喝已经可以台面化了。

　　官员这里那里吃吃喝喝可以台面化：“这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而是我们的社交活动自由”。权力不加约束,这样的台面化还会大摇大摆地存在。 刘洪波

陶立璠

张敬伟：醉酒烈士让人拍案惊奇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15日08:21  重庆时报
　　作者：张敬伟

　　近日，深圳市西乡交警中队的内部人士爆料，该警队一名警长与领导在酒楼应酬醉亡。警队随后将其上报因公牺牲和烈士，称主要是想从名誉上弥补他，为家属多争取一些抚恤。(12月14日《环球时报》)

　　醉死交警申报烈士，这一事件简直怪异得让人拍案惊奇。这其实也隐喻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吃喝玩乐已成为一种常态。泡在美酒里的官员，酗酒而死的虽是个人，折射的却是权力场中集体的酒精中毒。客观而论，醉死的年轻警长确实让人同情，其本人或真的无咎。但是他以执法者的身份酗酒而死，已经使其死的价值大大贬值。至于那位为其申报烈士的中队长，看似体恤下属，实际上却是导致警长死亡的罪魁祸首。要不是这位中队长所邀，警长也不会遗憾赴死。

　　交警醉死由悲剧演化为讽刺闹剧，恰恰源于这位中队长的倾情演绎。他演得越卖力，表现得越江湖，这起事件就越荒唐，官场就越显讽刺。如果这场应酬真的姓“公”，那交警豪饮洋酒就只能证明是一起相当严重的高消费活动。公款吃喝本是违反纪律的行为，不受惩处已是万幸。如今出了问题、赔上了性命，又怎能算是因公牺牲？如果是私人应酬，高消费倒没有问题。但如此醉酒而死，又如何能够申请烈士？

　　吊诡的是，这位中队长偏偏公私不分，非要将这件提不到台面上的悲剧变成光明正大的光荣事件。神圣的烈士，在这里却以沽名钓誉的手法成就抚恤之名，成为权力犒赏的“马甲”。一句轻描淡写的“并无不妥之处”，则更揭示出官场随处浮荡的庸碌、麻木和轻佻。

　　无论怎样的死亡，人的生命消逝总是件悲哀的事。可是，悲哀和同情并不意味着给予逝者死后哀荣。轻如鸿毛或者无意义的死亡，如果将其视作因公牺牲而变成“烈士”，则是对高尚的亵渎，对平庸的追捧。

陶立璠

这种事多了，就当听了悄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