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盈：西汉礼学宗师高堂生（修订版·上篇）
本文选自马东盈编著《风雅龙廷——高堂生故里诗文选注》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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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制相传起叔孙，咸阳天子始知尊。
当年早见高堂礼，绵蕞区区何足论。
这是清初诗人、新泰知县卢綋（1610～？）的七言绝句《过苗庄谒高堂先生墓》，诗中所咏的“高堂先生”即高堂生，是西汉初期礼学宗师、中华礼学的传承者。新泰市龙廷镇龙廷村是高堂生的故乡。本文以历代正史与新泰方志资料相结合，对高堂生的郡望籍贯、传礼始末、重要影响、后世传人诸方面的情况略加梳理。
望出齐郡 籍贯新泰
“阀阅齐郡，启姓高堂。”“姓启春秋祖脉远，望出高堂苗裔长。”——这是高堂家族祠庙里常用的堂联。高堂之姓，起源单一，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卿士高傒之后。高傒之先是齐国宗亲，齐文公之子公子高封于高邑，其后遂以高为氏，高傒乃文公孙辈。高傒，号白兔，谥敬仲。史书中多称之为“高子”，为齐之上卿。
高傒迎小白于莒，有立国之功。《史记·齐太公世家》载：“乃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高傒立之，是为桓公。”桓公即位，高傒权居三分。《管子·小匡》载：“国设三军，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国语·齐语》云：“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韦昭注：“国子、高子，皆齐上卿，各帅五乡，为左右军也。”高傒不仅在内主军、主政，对外并曾代表桓公安乱，称盟诸侯。《国语·齐语》载：“鲁有夫人、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嗣，桓公使高子存之。”《公羊传》同载：“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存鲁……鲁人至今以为美谈，犹望高子也。”对此，《榖梁传》评曰：“高子能深执忠臣之义，勉其君以霸。因事制宜，立僖公而盟之，鲁国遂安。以此见，权在高子。高子之为人臣，忠也，从义不从命矣。”高傒平鲁乱立僖公而安鲁，是奉命行事，但盟会以礼当是诸侯国君主间或由君主授权人的事，高子未得桓公授权，“立僖公则盟之”，与盟是违礼的。对此，《榖梁传》并没有指责他违礼，而称之谓“因事制宜”，这样做对安鲁更有利，并能睦邻，是“从义不从命”之举。从这里我们既看到了高子在齐国内位之高、权之重，又能理解他“深执忠臣之义”之心，从而得到了桓公的信任和国人的拥护。
高敬仲的食邑在高堂。高傒去世后，子孙世袭为齐国上卿，其后人有的遂以邑为氏，称为高堂氏。东汉应劭撰《风俗通义》五《氏姓下》：“高堂氏。齐卿高敬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
史记》一二一《儒林传》“高堂生”《索隐》：
谢承云“秦氏季代有鲁人高堂伯”，则“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汉已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
鲁人高堂伯，也就是高堂生，正是高堂氏之传人。
姓氏研究者发现：高堂姓早期活动于山东一带，汉代以来在山东中部形成郡姓望族，以齐郡（今山东淄博临淄城北）为郡望。高堂生，后世或尊称为高堂先生、高堂公。三国时期魏国名臣高堂隆是其后人，《三国志·高堂隆传》称“泰山平阳人，鲁高堂生后也”，即泰山郡平阳县人，高堂生之后。可见，高堂生家族在西汉初期播迁于泰山郡平阳县，即后来的新泰县。明天启《新泰县志》卷之六《人物·乡贤·汉》：“高堂生，博士。详见《传》。”卷之六《人物·乡贤列传·汉》：“高堂生，鲁人。汉兴，为博士，以礼书十七篇授瑕丘萧奋，奋以授后苍，苍以授梁人戴德、戴圣，凡后世言礼者咸宗之。”后附考证文字《高堂生考》：
按《通志》：高堂生，鲁人，而新泰九州属兖。又按十七史及《通志》高堂隆传云新泰人，高堂生之后。据此，则生为新泰人明矣。而《通志》止云鲁人者，岂非姑指其州而未及考其县耶？
清康熙二十二年《新泰县志》卷之五《人物志·汉》：“高堂生，汉兴，为博士，以礼书十七篇授瑕丘萧奋，奋授后苍，苍授梁人戴德、戴圣，后世言礼者咸宗之。龙廷庄有墓，知县卢綋立碑表之。”清乾隆《新泰县志》卷十六《人物·文行·汉》载：“高堂生，汉兴为博士。以礼书十七篇授瑕丘萧奋，奋授后苍，苍授梁人戴德、戴圣。后世言礼者，咸宗之。龙亭庄有墓。祀（文庙）东庑。”高堂生的具体居住地则是今新泰市东北龙廷镇龙廷村。
清代初期，新泰龙廷的“高堂生墓”曾出土“汉礼经博士高堂生”墓砖。清顺治年间，新泰知县卢綋到任之后，拜谒墓前，曾有过调查和讨论。“新泰县治东北龙廷庄西有先儒高堂公之墓在焉”，“余初疑其既失封识，亦莫辨为公茔，而邑庠刘生四聪为余言：数年以前，斯冢适陷，内有石椁，骨骸尽露，状甚奇伟，绝不类今人，椁旁有砖，硃镂其上，云‘汉礼经博士高堂生’……则斯冢之为高堂公，固断断无疑矣”可见，高堂生之墓在新泰，曾经有过较早的实物证据。
继绝表微 言礼最本
高堂生是西汉传授《礼》的开创者，今文礼学的最早传授者。秦始皇焚书后，《礼》已不传，只有高堂生能背诵，并有专门研究。现存《仪礼》17篇就出自他的传授。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有学者指出：“‘今’字说明司马氏写作《史记》时高堂生其人尚在世。可断定高堂生是武帝时期的《礼》博士。”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汉初立高堂生《礼》博士。”其后贾公彦《仪礼疏》卷一《士冠礼》第一：“《汉书》云鲁人高堂生为汉博士，传《仪礼》十七篇。”贾说引自《汉书》，今本无。这说明唐初的《汉书》传本还有高堂生为博士事。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提出：“高堂（生）与田（何）不可考，似乎是生于周末。”有学者指出：“他为了强调今文经的可靠，把高堂生的在世年代大大提前了，但是并未提出证据。”寻绎文献，可能是据《史记·儒林传》“高堂生”《索隐》引谢承云“秦氏季代有鲁人高堂伯”。
《史记》的文字是高堂生传礼的最早记载。此后，历代正史记述多本于《史记》，十分明确。
《汉书·艺文志》载：“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汉书·儒林传》载：“汉兴，然后诸儒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诸学多言礼，而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汉书·儒林传》载：“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后汉书·儒林传》载：“《前书》鲁高堂生，汉兴传《礼》十七篇。”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对高堂生传礼之始末亦有详细的梳理。《宋史》卷二百二《艺文志一》载：“《仪礼》十七篇（高堂生传）、《大戴礼记》十三卷（戴德纂）。”
正是有了高堂生的传述，才为中华文化保存了《仪礼》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高堂生之后，《仪礼》的传承有“五传弟子”之说。但是，文献的记载似乎有不尽吻合的地方。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之后，接着说：“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汉书·艺文志》载：“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后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汉书·儒林传》载：“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后汉书·儒林传》载：“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德为《大戴礼》，圣为《小戴礼》，普为《庆氏礼》，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
当代礼学家彭林先生分析说：“一般认为，高堂生把《仪礼》传给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这就是汉代的《礼》学的所谓五传弟子。但是，《史记·儒林传》所记，在萧奋之前还有徐氏，萧奋之《礼》当得自徐氏，徐氏与高堂生的关系不详。”汉初今文经学主要在地方上传授，按其性质而言，属于儒家私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其所立博士均属于今文经学，标志着今文经学由民间私学转变为朝廷官学。此后，在两汉时期，今文经学基本上也就是博士经学或太学经学。汉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实际为五经7家博士，《礼》也不例外，大、小戴及庆氏3家也都是今文经学，其中大、小戴列于学官，庆氏不立于学官。
高堂生传礼“最本”，乃言其礼学之传未失古经原旨。南朝宋义熙十四年（418），太祖以新撰《礼论》付与太常傅隆讨论。傅隆在上表中说：“……汉兴，始征召故老，搜集残文，其体例纰缪，首尾脱落，难可详论。幸高堂生颇识旧义，诸儒各为章句之说，既明不独达，所见不同，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
高堂生“颇识旧义”，是说他的传述与古礼原本最为接近。当然，由于前代文献残略，高堂生传礼在某些具体条文方面也不尽完整，引起了后人的讨论。例如：唐代圣历初期，学者张柬之与王元感围绕“三年之丧”展开的讨论便是一例。当时，弘文馆直学士王元感著论云：“三年之丧，合三十六月。”柬之著论驳之曰：“《仪礼·士虞礼》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礼周公所制，则《仪礼》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此四验者，并礼经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岂得以《礼记》戴圣所修，辄欲排毁？汉初高堂生传《礼》，既未周备，宣帝时少传后苍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台记》，以授弟子戴德、戴圣、庆溥三人，合以正经及孙卿所述，并相符会。列于学官，年代已久。今无端构造异论，既无依据，深可叹息。”柬之所论，固非虚言。
《汉书·儒林传赞》云：“武帝立五经博士……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田）、《春秋》公羊而已……”有学者指出：“武帝时期，《书》、《易》、《礼》、《春秋》四经大体都形成了影响较大的一派。”“至于《礼》经，情况稍有不同，高堂生虽为传《礼》之祖，但《礼》在他手中并未形成什么完整的东西，直到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才成为体系完整的一家之言。即后氏《礼》，其影响大大超过了武帝时的高堂生，所以班固以宣帝增立博士为界，未举高堂而举后氏。
附件:
马东盈编著《风雅龙廷——高堂生故里诗文选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