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池子

这种观念是很难移除的，对于“他者”的猎奇是因为存在“差异”与“不同”，惯常的、历历在目的对象很难引起常人的兴趣，特殊的、罕见的，成为新时期的一种“风景”而被“发现”，早期的民族志田野作业点的选择，很大程度上由这个观念主导着。与此同时，即便在同一个民族内部，也会有一些针对少数族群或者弱小分支或进行丑化，或加以人为的“想象”的行为。

对此，就像格尔兹所提倡的，尽可能多关照一点“地方性知识”，理解和描述他们自身对外在文化的回应方式，而不是越俎代庖地脱离研究对象来阐释和建构一种文化机制。此外，对“他者”应该保持一种尊重，意识到即便是以现代化都市文化作为参照系而显得“落后”，也并不妨碍少数族群自我书写。少数族群、“遗留物”也有自己的历史和时间纬度，他们也同样是活态的，而非静止与沉默。

南池子

看到上面列举了很多例子，多数指向少数族群为了自身的发展如何“攀附”新的、更具实力的文化资本（布迪厄），其实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也有一些文章是在反思“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同样也是很晚近的一种国族式“文化攀附”。

文章目录尚在整理中，过两天方便的时候补上，暂时挖个坑。

南池子

王明珂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一书的结语部分写了一节“符号与结构之间：模仿与攀附”，又《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3分册。以上，是为该氏“攀附”观点的纸质版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