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达尔罗斯（Carl Dahlhaus）说“‘本真性’是一个自反的词；它的本质是对其本质的不本真”
我觉得得从这个角度切入本真性的思考，恐怕才能真正离“本真”、离海德格尔的“本真”近一点儿。
从查尔斯·泰勒的《本真性的伦理》来看，本真性也如达尔豪斯所言，这个词本质上是个人的内部伦理的自反性。
换言之，这不是外部评价的尺度，也不是他者可以作要求的一个界面，它取决于自我的定位，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规约。
如果放弃从主体的角度来观照，那么讨论本真性就意味着一种客观主义的文化霸权。
那么，本真性能否作一种外在的标准，或者群体内的共享性标准呢？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本真性是一种道德律，意味着这是一种群体内部普遍追求和自我鞭策的方向，也就是说群体内部可能永远无法达到本真的临界点，但是可以通过内部的自我规约和互相监督，不断趋近于这个界面。
就此而言，本真性是定义“我之所以为我”的最佳法则，是一种值得鼓励的道德原则。我坚持认为，本真性在自称范畴是有意义的，超越自称时的他称判断就非常可疑。
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把学者（当然，学者内部也有立场的差异，尤其是非遗保护者与民俗学者之间的不可归约）的学术立场强化在主体的自我道德约束之中，而认定主体内部不存在“本真性的追寻”。
我觉得，这个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学界非常纠结，是因为在中文与英文之间，存在着一个语言的转译问题。
也就是Talal Asad说的“文化翻译”或者刘禾的“理论的旅行”。
因为英语里的词汇往往是一对多，而中文却是一对一的。authenticity可以翻译为本真性，也可以译作原真态。但是在中文中，本真性和原真性的差异性恐怕就值得琢磨了。
我是觉得，这种纠结多数是存在于概念史或者观念史层面，而实际操作中这个问题就不见得非常重要：
1、对于主体而言，他的生存需要会根据技术、材料的变革，不断调适主体对所拥有的技艺的外在物化形式进行改良，以达到最优选择；
2、不同主体之间对于本真的理解存在差异，但不代表着群体内部没有本真的公约数，最终必然会有一个历时的淘汰机制，最终会使本真的原则得以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