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池子

萧公权在《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与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两本书里，都认为中国社会本身就强调人情，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由内而外依照不同程度的亲疏远近关系而来，愈亲近、关系愈密切者，愈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要承担和回报，反之亦然。这也就是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谈到的“儒家伦理本位”或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另外，杨中芳的《如何理解中国人：文化与个人论文集》，也对“自己”、“大我/小我”、“情义”做了一个梳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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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文章，发现这个话题越来越有意思。原来很多大学者都尝试过概括研究。李向平老师在《中国人的“关系—信仰”模式》总结得蛮到位的：

强调人际关系在中国文化或者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的重要性与突出性。除了梁漱溟“关系本位”的观点之外，此外还有费孝通的“差序格局”、 许烺光的“情境中心”、 杨国枢的“社会取向”、 乔健的“关系”、 金耀基的“人情及面子”研究等等，可以统称为中国人的行为、中国社会运作的“关系取向”。

相应的参考书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94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3、Hsu ， Francis L .(许烺光) Americans and Chinese : Reflections on two cultures and their people . New York: Garden City .1970.
4、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见杨宜音主编《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5、乔健《‘关系’刍议》，见杨国枢等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特刊》，第10辑，1982年。
6、 金耀基《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81年。
7、杨宜音《“自己人”：一项有关中国人关系分类的个案研究》，见杨宜音主编《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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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族群显然不等同于中国人，但是可能“算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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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依照你的意见，把自己的田野点归纳得精细而准确是最简要、最规范的做法。

但是，换一个想法，如果从一个个案出发，能说清楚它的普遍代表性和对自己研究而言的特殊性，那这么措辞问题似乎不大。个人以为，学术多在做“差序格局”，某种层次上是同质性关系，另一种参照系里就可能变成差异性为主。既要有点、线的考量，也不失大格局的面研究。问题在于，要交待和分析清楚文章中对两者的取向和权衡。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