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葵

为富不仁，是句老话，但谁也没把它当成一个学术问题研究过。今天日经新闻报道了一个美国学者的调查，他选取了诸如开车是礼让行人、玩游戏自报成绩、优胜者可以获得奖品、给服务员小费等项目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越是有钱人道德感越差。那些富豪们不但开车野蛮，而且为了区区奖品，谎报成绩，也很少给服务员小费等。这个学者认为原因是人有了钱，对社会的依赖性就弱，慢慢养成自我中心的心理。对他人的关心就主要集中在利害关系上。
      这个研究如果按照学科分析，最接近社会学。因为它关注的是当今的社会现象，用的是问卷调查、统计学等方法等。不过，角度和方法稍微改变一下，就可以做出一个民俗学式的研究。比如对富人阶层的"日常”进行民俗志的研究，对他们的个人史进行访谈纪录，从中析出富人的行为和心理模式。而且富人有他们独特的群体，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也有独特的传承方式。这些都应该是民俗学可以施展身手的地方。

王晓葵

如何接近研究对象，当然是最重要的问题。即使不能挤入富人圈子，成为他们的一员，也应该有别的方法。这也是考验一个学者的研究能力的问题。不然，研究黑社会、研究妓女的生态的人，是不是都要变成同类才能调查研究呢。其实，我举这个例子更大的目的是是觉得民俗学的视线不应该局限于村落、传说，而应该关注更多现实的问题。比如最近看到一本日本学者写的《选举的民俗志》，用民俗志的方法分析日本选举时选民的行动，从中可知看似非常西方、非常现代的选举制度里，潜藏着农村社会的人情世故、利益交换、家族连带等传承的要素。还有一个民俗学家研究战争民俗学，本来民俗学是不擅长处理类似战争这类“事件”的。因为它关注的是更长时段的“日常”。但是，战争必然对“日常”产生影响，比如战死者的祭祀和丧葬习俗，都和一般死亡有所不同。通过对战死者丧葬习俗的分析，可以看到一个原本的民间习俗是如何和国家权力、社会变迁发生影响的。
    象选举、战争这样的宏大题材，过去都是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处理的对象，民俗学好像有意无意回避这些。结果给人的印象就是民俗学家要么就是到农村访古搜旧，要么就考据、介绍年节礼俗，做一些文化考古的工作。这样下去，根本无法改变民俗学的边缘性的地位。所以，无论从学术策略的角度，还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都需要对当代社会进行“正面突破”的民俗学式的研究。

王晓葵

说到农村的选举，我想到1993年去泰国东北部农村调查的情景，我调查的内容是农村选举中“买票”贿选的情形。在文献调查研究的时候看到的材料是泰国最发达的地区曼谷的国政投票率远远不如东北贫困山区的农村高。一般的政治学理论认为收入、教育水准、城市化程度和政治的参与度成正比。但是，上述的事实却呈现出相反的结果。当地的研究者告诉我，贫困农村的村民谁给钱就选谁，对他们来说，选举成为一个获取收入的机会。这当然就很容易解释投票率高的现象。我当时希望把贿选的资金来源、分配方式、相关的人际关系等都做一个详细的调查。但是因为时间、语言的问题，只作了一部分村民口述的访谈调查。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遗憾。
    回头看中国农村的村长选举，牵扯到的人情、血缘关系、利益收受等因素一定不少。这些一定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民主建设。如果把现在村长选举作为将来中国民主选举的训练场来看，其中的各种细节的调查分析，都会成为宝贵的资料。从民俗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诸如《某某村长诞生的民俗志》，我觉得就是不错的题目。如果民俗学界能提供几十部、甚至上百部中国农村选举的民俗志式的研究，将来在中国民主制度设计的时候，一定会受到重视。到那个时候，民俗学的价值就会逐渐得到理解和认识。

王晓葵

谢谢你的提议。不过我觉得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从自己的家乡做，不一定要有什么组织。有疑问、心得可以在网上讨论。这样恐怕更容易体现出研究者的个性。

[ 本帖最后由 王晓葵 于 2012-3-27 21:3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