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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2年01月31日 15:49　来源：新民晚报　　程超寰

　　龙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角须爪、能兴云致雨的神异动物。《说文解字》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繁体字作“龍”。按《说文解字》，“龍”字为篆文象形。徐铉曰：“象宛转飞动之貌。”

　　几千年来，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

　　中药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龙文化的深深印记。

　　在中药的药名中，以“龙”为名者数以百计。有天龙、地龙、海龙，有龙骨、龙齿、龙牙、龙胆、龙眼、龙脑、龙角、龙尾、龙舌、龙须、龙鳞、龙爪，有赤龙、黄龙、青龙、白龙、乌龙，有过山龙、顺江龙、伏龙、盘龙、铺地龙，等等。

　　“龙药”中最有名的要数龙骨。龙骨功能镇惊安神，固涩收敛，生肌敛疮。用于惊痫怔忡、失眠健忘、自汗盗汗、遗精淋浊、崩漏带下、泻痢脱肛、溃疡久不收口等。

　　关于龙骨的来源，古人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神农本草经》认为龙骨“是龙死骨也”，陶弘景则认为“皆是龙蜕，非实死也”。李时珍从《本经》说，曰：“是龙固有自死者矣，当以《本经》为正。”在明代《本草汇言》中，著者描述了他去晋、蜀山谷实地考察龙骨产区的所见：“间尝过晋、蜀山谷，为访所产龙骨之处。岩石棱峭，溪径坟衍，则有垒垒如龙鳞，隐之如爪牙者，随地掘之，尽皆龙骨。岂真龙之骨有若此之多，而又皆尽积于梁、益诸山也。”表达了强烈的质疑意向。现代研究表明，药用龙骨系第三纪后期和第四纪哺乳动物象、犀牛、三趾马、牛类、鹿类等的骨骼化石。日本皇宫正仓院现存我国唐代的药物中有五花龙骨、白龙骨、龙齿等，经研究，均属古代真象属及剑齿象属动物骨及齿的化石。由于历史和科学知识的局限，古人把这些远古时代大型哺乳动物骨骼的化石都看作是传说中的龙的遗骨，故称它们为龙骨。

　　中药伏龙肝为经柴火多年烧结而成的灶底中心土块，俗称灶心土。“伏龙”为灶神之名。灶神，又称灶帝、灶君、灶君菩萨、灶王爷，是民间信奉的五祀之一。宋洪迈《容斋四笔》曰：“伏龙在，不可移作。所谓伏龙者，灶之神也。”称灶心土为“伏龙肝”，是为隐替“灶”、“土”等土俗之称。以“伏龙”隐“灶”之名，以“肝”替“土”之称。《名医别录》曰：“此灶中对釜月下黄土也……以灶有神，故号为伏龙肝，并迂隐其名耳。”

　　“龙”字在古代又是骏马的代称，如龙驹、龙骥、龙媒等。中药石龙刍是一种药草。《本草纲目》云：“此草生水石之处，可以刈束养马，故谓之龙刍。”

　　古人从自身经验出发，对认知的事物往往有各种附会比况。味苦如胆而称龙胆，性滑如葵而称龙葵，叶长如舌而称龙舌，圆黑如珠而称龙眼。它们的药名中都冠有一个“龙”字，但其实与龙都没有什么关系。《本草经考注》曰：“凡药物以龙名者，皆假詑其德以神其效耳。以似骨非骨名龙骨，以似眼非眼名龙眼，以似葵非葵名龙葵之类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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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2年01月31日 15:38　来源：新民晚报　

　　大龙、二龙、三龙、四龙、五龙、六龙……这是在给龙排座次吗？不，这些都是中国的地名。南京市民陈西民对龙情有独钟，十几年来，他走遍大江南北，到处寻访乡一级以上、名字里带有“龙”的地方，并在邮票上加盖邮戳。如今，他已经收集了200多个“龙邮戳”。  

　　有趣的“龙”地名

　　陈西民把200多个“龙邮戳”裱装在两个卷轴上，起名为“龙在中国”。细看这些邮戳，最早的一枚是2000年12月18日盖于南京六合龙袍。“这是我行程的起点，”陈西民说，接下来的十年里，他走遍了全国，行走的目的，就是寻访带“龙”的地名。

　　在这些“龙邮戳”里，有大龙、二龙、三龙等，大龙、三龙在江苏大丰，二龙在东北，四龙乡在四川南部县，五龙乡在浙江嵊泗，贵州大方县还有个六龙镇。此外，还有安徽肥东的白龙、青龙，安徽怀宁的黄龙，贵州的金龙、水龙，河南的火龙，广东的龙头，江苏的龙舌，浙江的龙尾，四川的龙背……

　　印证龙文化

　　300多个乡以上名字带“龙”的地方，陈西民到过的有100多个。陈西民说，去这些地方，并非仅仅为盖个邮戳，同时还可以了解搜集当地关于龙的文化和传说。

　　另外100多个“龙邮戳”，由于时间、经济等原因，陈西民没能去成，但他想了个办法——写封诚恳的信，将邮票寄给当地邮局，请工作人员盖好后寄回来。香港九龙邮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起初不愿意盖，后来负责人知道陈西民的想法后，便帮忙盖了一个。对于陌生人的支持，陈西民心存感激。他表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对龙文化很痴迷，“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中国是一个‘龙的国度’，应该传播龙文化。”

　　今年55岁的陈西民原本在中石化集团管道储运公司南京职工培训中心当门卫，后来改搞绿化。1997年，陈西民开始留心关于龙的知识，但他觉得仅“读万卷书”远远不够，于是想“行万里路”，决心开始寻访“龙地名”，“以印证中国的龙文化”。

　　“龙年到了，我希望能举办一个展览，把这些‘龙邮戳’都展示给南京市民。”陈西民说。　　

　　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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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2年01月30日 14:48　来源：新民晚报　顾云卿

　　壬辰肖龙，大街小巷龙腾不息、龙舞不止，各地还举行画龙比赛，呈现百龙千姿之状。十二生肖唯“龙”世间所无。既然无人见过“龙”，怎么来表现它呢？人们不得不驰骋想象，依据整个社会认知和生活实践感悟，信手涂鸦。龙有角还是无角？有足还是无足？有麟还是无麟？有翼还是无翼？有爪还是无爪？青色还是黄色？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即使是民俗专家、学术权威，至今仍在唇枪舌剑，争鸣不已。真正要繁荣“龙画”，在实践的基础上，一定会有相应理论产生，那就是五代南唐时画龙高手董羽的《画龙辑议》。

　　《六如居士画谱》据说是明代唐伯虎汇辑的一本画谱，其卷三首次收录了《画龙辑议》。他首次提出“三停九似”之说。“三停”是结构学和相面术上的术语，即三个段落或三个部分，“自首至项，自项至腹，自腹至尾，三停也”。“九似”则是“头似牛，嘴似驴，眼似虾，角似鹿，耳似象，鳞似鱼，须似人，腹似蛇，足似凤”。董羽用修辞上“明喻”手法，即A像B，借世间确有其物的特点，移放到世间所无之物身上，使之具象。这“三停九似”确实是一大发明创造，不仅对此前的所有龙画，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归纳，也对此后的龙画创作给了力！

　　后来，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将“三停”改为“自首至膊，自膊至腰，自腰至尾”，而将“九似”中四个部位改作“头似驼，眼似鬼，腹似蜃，耳似牛”，新添了“项似蛇，掌似虎，爪似鹰”，而去掉了“须、足、嘴”的特征，只保留了“鳞、角”两种，使得龙画的理论更加规范和全面。  

　　龙画最早是实用美术，到了东汉才走向艺术化。三国东吴有个画家曹不兴，为讨好孙权家族，画了幅“青溪见赤龙出水”图，图上标明送给当时只有3岁的孙权之孙孙皓。名画家陆探微在秘府中见到此画，尝试将它放置水上，“应时蓄水成雾，累日滂霈”，还真像一条真龙呢！这段轶事，一说明当时阿谀奉承之风已盛，二也说明龙画技法在当年已日臻完善。

　　唐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缺雨尤甚，少府监冯绍正提早在某殿西壁画一素龙，然后再令四壁各画一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皇帝与众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帘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涌涛汹，雷电随起……不终日而甘露遍于畿内”！“画龙致雨”成了统治者乐此不疲的惠民神话。

　　龙画含义，高深莫测。唯物主义者当然可以不信，但宗教和信仰却大有市场。再加上偶然因素(如画龙那天正好有云腾致雨的客观气象条件)，所以龙画自古以来都是绘画界流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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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2年01月30日 10:58　来源：北京日报

    　

    在欧洲历史上，中国龙曾被视为神圣地位的标志。图为1687年欧洲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中所载的孔子画像，此画上方配了一幅中国传统的“双龙戏珠”图案。

　　特邀嘉宾

　　何星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学会常务副会长)

　　王 勇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郑筱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王 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世界各国的龙文化可分为中国龙、印度龙、西方龙三大系列

　　主持人：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从世界文化视野来看，除了中国外，还有哪些国家存在龙文化？

　　王勇:龙年伊始，“龙卷风”裹挟大量中华文化信息在全球兴起，潜藏在一些国家文化脉络中的龙文化要素渐次浮现，一个传承有序且内涵丰富的“龙文化圈”展呈于世人眼前。

　　何星亮：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谈论的龙是一个文化史上的概念。从历史上看，印度、日本、朝鲜、东南亚、欧洲和美洲等地都有龙文化。按龙的特征来看，世界各国的龙文化可分为三大系列，即中国龙、印度龙和西方龙。在这三大系列的龙文化中，中国龙是世界上最早的龙，从目前考古发现的龙形象来看，在距今8000年前的辽宁查海遗址中，出土近20米长的以石块堆塑的龙。西方最早的龙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发现，距今约5000年。印度龙出现最晚，在公元前一世纪(距今2100年前)的壁画中发现龙的形象。从现有的考古和文献资料来看，三类龙的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与水有关：中国龙被奉为主宰雨水之神；印度龙原是佛法守护神和水神的象征，后来成为河、海中的龙王；西方龙是洪水猛兽的象征，是毁坏耕地、房屋和吞食家畜的洪水的象征。印度龙与中国龙的共性较多，西方龙与中国龙差异较大，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文化理念、经济生产和民族性格不同等。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事实上中国文化中的“龙”与西方文化中的龙(Dragon)并非一个概念，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龙”被视为西方文化中的“Dragon”，由此造成了对中国龙文化的一些误读。澄清这些误读以及准确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龙文化，是我们今后在龙文化研究过程中需要重视并予以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为“龙文化圈”的一个重要共项，东亚各国文化中均把“龙”作为“瑞祥”的象征

　　主持人：如何认识中国龙文化对东亚各国龙文化的具体影响？

　　王勇：纵观东亚各国文明史可以发现，上古时期东亚国家的神话中均存在“蛇”信仰。随着中华文明向四周扩散，这些国家的土著的“蛇”向中国的“龙”进化。先看朝鲜半岛，《魏书》记载高句丽始祖朱蒙的母亲为龙神河伯之女。再看日本列岛，绳文时代的粗陶已经出现蛇的造型，距今约2500年前中国的水稻技术及金石文化东传，促使日本从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时代，而新兴的弥生时代粗陶，龙的图案取代了蛇的造型。最后看越南，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大越始祖泾阳王乃炎帝神农后裔，娶洞庭君之龙女为妻而生貉龙王，遂繁衍百越众生云云。东亚各国始祖传说中“龙”的要素，反映出文化归源趋同的心态。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龙是想象中的灵兽，在道教的四方四神说中，青龙负责守护东方。秦汉至魏晋时期，镌刻四神图案的金石器皿传至周边各国，从高句丽药水里古坟壁画、日本高松冢古坟壁画的四神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带有中国道教气息的青龙，已经跨洋过海融入周边民族的意象中。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战国到秦汉期间，龙与王权结合，如《史记》称秦始皇为“祖龙”，汉高祖刘邦是龙体感应其母而生。隋唐时期东亚国家形成册封体系，各国君王均龙袍加身，出则坐“龙驾”，归则居“龙宫”。朝鲜李朝所建的景福宫，即以双龙图庄严；日本平安时代的太极殿，东西以苍龙楼与白虎楼拱卫。不过，“龙”的意象在东亚各国也不尽相同。例如，日本天皇即位时服中国式的礼服“衮冕十二章”，其双袖绣有龙图，但天皇的朝服仅有桐、竹、凤凰、麒麟图，而不用中国朝服习见的龙图。

　　在东亚各国传播较广的大概是佛教中的“龙”。印度佛教中的Naga(译为“那迦”或那伽)，从柬埔寨吴哥窟遗址的造型看当源于眼镜蛇，但在汉译过程中被置换成中国意象中的“龙”。日本高僧空海入唐求法期间，学到密教祈雨的法术，回国后在神泉苑祈雨，从《弘法大师行状绘词》看，他招来的印度善女龙王呈蛇形而无眼镜蛇的冠子，属于印度龙、中国龙、日本蛇的混合体。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在日本、朝鲜、越南的寺院里，无论壁画还是雕塑，均以中国龙为主流。

　　从纵向来看，龙的意象在中国文化中生生不息；从横向来看，中国龙在东亚各国千变万化。东亚各国绘画、建筑、园林、器物乃至诗文、史书中的“龙”，不仅传递着中国文明的基因，也融入了东亚各国民族的创意。作为“龙文化圈”的一个重要共项，东亚各国均把“龙”作为“瑞祥”的象征。

　　印度佛教中的“龙”主要具有佛法守护神和水神的象征意义

　　主持人：印度文化中的龙有何具体内涵和象征意义？

　　何星亮：印度佛教中的龙与中国本土的龙不同，具有自己的特点。印度佛教中的龙主要具有佛法守护神和水神的象征意义。从文献资料来看，关于印度龙最早的记载是龙树于公元二世纪左右所写的《智度论》，书中称：“那伽，或名龙，或名象，……水行中龙力大，陆行中象力大。”

　　郑筱筠：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那迦原形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动物——蛇。事实上，远在印度佛教创立之前，在印度神话和民间传说中，那迦具有神性，拥有神奇的力量，能够幻变为人形，有自己庞大的龙王龙女家族，居住在环境优美的龙宫，并因此而形成了生动而丰富的那迦故事。这类优美的传说广泛流播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印度佛教产生之后，佛经结集者对印度民间那伽故事进行了一种目的性很强的加工和再创作，将之纳入到自己的佛经文学之中。这样的采撷整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汇录、保存民间口头文学的作用，同时也在故事肌体中注入佛教理念，使之在思想、艺术上都带有显著的说教痕迹。此外，印度佛教还将那迦这一庞大的神系纳入到佛教的天龙八部之中，使之成为佛教强大的护法，这极大地丰富了印度那迦文化内涵。随着印度佛教向外传播发展，那迦文化得以佛经故事为载体，开始广为人知，并得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可。

　　主持人：中国龙文化与印度龙文化互相产生了哪些影响？

　　郑筱筠：早在中国上古时期，有关龙的神话传说就在印度这块土地上繁衍传播。及至印度佛典那迦故事经由佛经翻译和口头文学流传等多种渠道传到中国后，Naga(那迦)一词就被创造性地转译为中国的龙，Nagaraja被译成龙王。印度佛典中的那迦文化就被转译为中国视野中的龙文化，随着印度佛教在中国的逐渐传播，那迦文化开始与中国本土固有的龙文化交融糅合，其结果导致了具有混血儿特征的龙王龙女家族及其优美故事应运而生。这些新鲜故事自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六朝时期开始不断涌现，到有唐一代蔚为大观。中国龙文化在接受外来影响的漫长过程中，始终站在华夏文化的本位上，吸取印度那迦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扬弃其中不适合本土社会民情的因素，逐渐演变，终于形成了一个民族化的龙王龙女族群，为中国世代民众所喜闻乐见。例如，兴起于中国六朝时期的“龙王降雨故事”，就是印度那迦故事与中国龙文化交感融合的最初产物。因为中国古代早有龙能兴雨的说法，并且还有水神、雨神等神话传说，故这一类故事的破土而出，既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果，也不能忽视本土文化积淀所作的前期准备；从西域传入的一些相关故事，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中介、引渡的作用。中国龙文化中优美的龙女传说系列更能鲜明地揭示出中印文化的“混血”元素。中国小说里刻画的龙女形象，其前身实即印度那迦故事中的那迦女。寻诸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译出的佛经故事，其间牵涉到龙女报恩、婚配的事迹就点点滴滴，屡有所见。中国本土的故事撰作者致力于总摄、提炼这些原型材料，兼又汲取中国固有的神话故事供给的养分，在隋唐民间传说中举托起了这一妩媚动人的艺术典型，甚至让她逐渐取代龙王，而成为龙类小说中的主角。这类新鲜故事中叙述的龙女形象，摒弃了印度那迦女的野性和宗教气息，被赋予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及丰富的现实生活内涵。

　　应该看到，在中国龙文化的历史积淀层中，佛教文化中的印度“龙”之真实身份是那迦，当庞大的那迦族群以印度佛教为传播载体来到中国之后，与中国固有的龙文化的相似性使之被“易容”，被创造性地转译为中国的“龙”，具有了中国“龙”的身份，从而与中国龙文化结下了深深的不解之缘，并为中国龙文化的“再生产”进一步输送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龙文化的内涵。

　　何星亮：从一些迹象来看，印度佛教中的龙是由中国传去的，经过印度人的再创造，成为“龙王”。中国龙文化传播到印度的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是经西藏传入，另一条路线是西域丝绸之路。后来，随着印度佛教的东传，印度的龙王崇拜随之传入中国，龙王信仰得到迅速流传。

　　西方龙(Dragon)是恶龙、毒龙，是洪水猛兽的象征、邪恶和暴力的标志

　　主持人：在西方文化中，龙具有怎样的内涵和象征意义？

　　王东：以西亚、北非、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中，都存在着历史悠久的龙(Dragon)的形象、龙的神话、龙的传统。但是，中国文化中的龙与西方文化中的龙，具有迥然不同的内涵，不应当简单地用西方眼光来看中国的龙、中国的龙文化。

　　何星亮：西方龙是不是由中国传过去的，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在西方文化中，龙是恶龙，是洪水猛兽的象征。西方龙是一种类似巨型爬行动物，身上有翅口中喷火的怪物，是邪恶和暴力的标志。圣经《启示录》中的龙是魔鬼撒旦的化身。

　　西方文化中的龙，一般认为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出土的5000年前的属于苏米尔人的圆形石印章上雕刻(阴刻)龙，头上有两角，其形象与中国史前时代的龙相似。西方龙与中国龙的象征意义完全不同，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把龙视为恶魔的象征，具体来说：一是在西方辞典或经典的解释中，龙是“恶魔”之意。不仅在欧美的词典中被解释为恶魔，在基督教的经典中也被解释为恶魔。二是在西方神话中，龙也被视为恶魔。杀死龙被视为一种英勇的正义行为，杀死龙的人被称为英雄。三是近代以来，欧洲人、美国人、俄罗斯人把龙视为恶魔。四是在欧美国家的时政漫画中，多用Dragon象征侵略者或敌人。在欧洲近代以来的历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中，有关时政漫画都把Dragon象征侵略者。五是一些西方国家多用Dragon象征国内的竞争对手或敌人，甚至恐怖势力。

　　王东：实际上，在“龙的形象特征——龙的象征意义——龙的历史地位”这三个层面上，中国龙与西方龙有不可混淆的重大差异。

　　第一，中西龙形象的显著差异。中西龙的形象，最初都起源于古代神话时代，都是众多动物原型特点的综合，这是共性一面。根本差异在于，中国龙是唤起人美感的美好形象，而西方龙却是唤起人恐惧感的丑恶形象。中国龙的形象，是美感与崇高的化身；西方毒龙的形象，却是丑与恶的化身。

　　第二，中西龙象征意义的本质差异。中国龙是善的象征，而西方龙却是恶的象征，二者泾渭分明。

　　第三，中西龙文化地位的重大差异。在中国文化中，龙作为善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具有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难以取代的崇高地位。而在西方文化中，龙作为恶的象征，始终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在整个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可谓无足轻重、微不足道。毒龙既没有成为哪个西方国家的文化象征，也没有成为民族融合的文化象征，在西方文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没有占据过什么主导地位。

　　在欧洲文化史上，中国龙曾被视为是中华帝国皇权的象征

　　主持人：历史上，西方文化圈的国家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对中国龙形象的认识有何变化？

　　施爱东：从欧洲的早期历史文献来看，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是《利玛窦中国札记》问世之前欧洲最有影响的中国学专著。此书1585年初版于罗马，用西班牙语写成，书中把龙写作Serpientes，即“蛇”；1588年的法文版，把龙写作Serpens，也是“蛇”。这一个细节凸显了早期欧洲对中国和中国龙的认识。整体上，从欧洲早期的中国报道中我们可以读出三点信息：一是直至16世纪末，欧洲还没有“龙”的专用译名；二是作为一种装饰图案，华美的中国龙纹最迟在16世纪就已经传入欧洲，而且常常被人们奉献给教堂以作装饰之用；三是欧洲人很早就已经了解到这种“蛇”是“中国皇帝的纹章”。

　　17至18世纪，对于强大中华帝国的憧憬与向往，是这个时期不少欧洲人的东方梦想。这时的欧洲人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怀有喜爱之情，了解龙纹的权力内涵，很自然地会对龙产生兴趣，激发美感，将之视作时尚标签。随着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大量传入欧洲，欧洲知识界将中国人看作“高贵的异教徒”，对中国文化进行浪漫联想。例如，韦布说：“中国的神庙和皇宫，大量地使用龙蛇图案，而且总是用相同的序列方式来排布，龙是中华帝国的皇家标志。过去从来没有谁能够解释墨西哥神庙中的龙饰为什么能够如此典雅、伟大和高贵。直到最近我认真阅读了中国历史，这才找到满意的答案。”请注意韦布的用词，他使用了“典雅”、“伟大”、“高贵”来赞美这些龙蛇图案。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中载有孔子画像，此画上方配了一幅“双龙戏珠”图案。此后300年间，这张酷似欧洲哲人的孔子像，连同两条粗糙的戏珠龙，被各种有关中国的著作一再翻印。可见，这一时期欧洲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龙的定位还是非常清楚的，龙是无上权力或神圣地位的标志。1735年，杜赫德明确地将龙升格为“中国人的国家象征”。

　　从明末清初时期的欧洲著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信息：一是最早将中国文化系统介绍至欧洲的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士，出于传教目的，他们在介绍中国文化时采取了“与龙合作”的态度。二是传教士们普遍认为龙是“中国皇权的象征”。三是虽然耶稣会士都是偶像崇拜的反对者，有时也对中国龙小加揶揄，但他们都客观地报道了龙形象在中国的使用状况，并未着意对龙加以丑化，相反，他们笔下的龙形象总是与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紧密相伴。

　　18世纪以后，日益强大的欧洲列国竞相进行海外扩张。随着入华传教团体内部意见的分化，以及各色西方旅行者、商人对于中国人，尤其是对于中国官僚的负面报道的增加，耶稣会士们曾经精心构筑的中国理想国开始坍塌，有关中国的负面形象逐渐成为西方知识界的主流印象。19世纪的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个过于崇尚古制的社会，人们不思变革，不思进取，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状态。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之后，《在中国我们应该做什么》掀起了“征服中国龙”之类的漫画在欧洲社会流行的潮流，这幅漫画上的龙是一条混体龙：从上往下，高高扬起的长辫子、八字胡须、曲张的双手、长而尖的指甲、大腹便便的身躯。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龙头上的辫子就成了象征中国的标志性元素。1880年代以后，俄国、美国、英国、德国的一些种族主义分子抛出所谓的“黄祸论”。以《复仇者》(1900年)为代表，欧美各国都生产了大量针对庚子事变的屠龙漫画。漫画中的“复仇者”是一个翅膀上写着“文明”的天使，“黄祸”是一条中国龙。画面上，手持长矛的天使正模拟“圣乔治屠龙”的经典场景，击杀所谓象征落后势力的中国恶龙。其间，法德两国发行了大量此类主题的纪念明信片。例如，德国明信片《列强征服中国》中，列强士兵全都被画成了圣乔治的模样，个个骑白马，着锦衣，脚裹护甲，手执长矛，招招刺在巨龙身上。

　　由此可见，在欧洲历史上，当16至18世纪中国形象尚未衰落的时候，龙被视为中华帝国皇权的象征——尊贵而时尚；19世纪之后，当中国形象日益滑落的时候，中国龙的形象也逐渐怪诞，并被丑化。

　　在文化交往中，西方对中国龙文化的一些解读存在许多误解

　　主持人：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一些人对中国龙存在着认识上的偏见和误解。那么，主要有哪些误解？

　　王东：真正接近西方Dragon的中文词汇，是专门祸害人的“牛鬼蛇神”。我们中国人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尊重西方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无意对其他民族文化传统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我们指出这种民族文化差异，东西方龙的观念差异，只是为了避免文化交往中的误解。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这种毒龙，与中国文化中龙有着不可混淆的天壤之别。如果西方人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中国人对龙文化的特别钟爱，很容易和无知加偏见的“中国威胁论”挂起钩来。西方个别人士无中生有地炮制“中国威胁论”，其中一条蛊惑人心、似是而非的历史论据叫“赤龙论”，就是说社会主义中国像一条红色毒龙，从东方兴起，必然给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厄运。但是，只要稍微了解一点中国龙文化的人就会知道，这种“赤龙威胁论”是多么荒诞不经，只能说是无知和偏见的产物。

　　何星亮：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大多数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象征动物。古罗马人原以母狼为象征，后改以独首鹰为族徽，东罗马帝国成立后，改为双首鹰为象征。德国继承古罗马人的传统，以独首鹰为徽。俄罗斯建国之后，则继承东罗马帝国的传统，以双首鹰为徽(前几年俄罗斯又决定恢复双首鹰为国徽图案)。南斯拉夫也采用东罗马帝国的双首鹰为徽。意大利则沿用古罗马帝国的鹰徽。英国11世纪以豹作为象征，后改为狮。法国的象征物为雄鸡。波兰的象征物为白鹰。美国独立后采用古罗马人的鹰徽，不过，改其为美洲所产的一种鹰(鹫)，形状与罗马鹰有所不同。

　　我认为，深受中国人喜爱的龙，从形象来看，不仅造型优美，而且气势磅礴，中国各种历史艺术中的龙，大多是飞龙、腾龙或奔龙，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威武不屈。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龙，大多是一往无前，势不可挡，无所畏惧。腾飞是龙的基本特性。21世纪将是中国腾飞的世纪，具有龙的特性，因而，龙是可以代表中国的，没有理由去否定它、改变它。我们对自己国家的象征物应采取理性的态度，不应盲目地迎合或追随别人。

　　把中国龙译为Dragon，不利于中国构建良好的国际形象，应改变这种译法

　　主持人：从我们自身来说，消除西方一些人对中国龙文化的误解有哪些可行的做法？

　　何星亮：西方的龙与中国龙在性质和概念上完全不同，不仅历史上不同，在当代世界也完全不同。然而，中国龙的英文译名“Dragon”是西方龙的名称。把中国龙译为“Dragon”，也就是把中国放在欧美国家、俄罗斯等国家传统文化中的“敌人”的位置上，不利于中国构建良好的国际形象。在中国文化中，龙是神兽，主要是吉祥、喜庆、力量、腾飞的象征。把中国龙译为Dragon，不仅不能表现中国龙的独特性，反而容易使外国人视中国为“恶魔”或“恶魔”的后代，因而中国应当改正一百多年前形成的错误译名。有的学者建议以汉语拼音“Long”或“Loong”，同时也是英语中表示“长久”的单词“Long”或“Loong”作为对中国龙的标准翻译。为了避免西方有些人对中国龙的误解，我认为这是一种选择，应该考虑。

　　主持人：今年发行的生肖龙邮票引发了人们对龙图案的热议。那么，在今天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应该选择和设计什么样的龙图案？

　　何星亮：外国人一看到中国龙，就会想到中国，因而选择和设计什么样的龙图案，是一个关系到能否较好地向外传播中华文化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双龙戏珠”图案与中国人的性格和人文精神较相配。“双龙戏珠”是两条龙戏耍(或抢夺)一颗火珠的表现形式。有一种说法认为，龙珠是龙的精华，是它们修炼的原神所在，所以人们在艺术表达中，通过两条龙对玉珠的争夺，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一，“双龙戏珠”图案生动活泼，喜庆气氛浓厚，适合于节日的象征图案。其二，“双龙戏珠”图案具有“天人合一”的象征意义。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天人合一”，“双龙戏珠”图案上的龙珠，既可象征月亮，也可象征太阳和地球，龙与珠融为一体，这生动地体现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文化理念。其三，“双龙戏珠”图案两条龙尾爪相连，龙头相对，亲密无间，象征中国人的团结如一。其四，“双龙戏珠”图案与西方龙形象完全不同，因为西方龙一般都是一条。这种形象上的明显差异有利于外国人更好地把中国龙与西方龙区分开来，使他们真正了解中国龙和中国龙文化。

　　(主持人：李庆英)

　　主题链接

　　受中国龙文化影响国家的

　　几种“龙”

　　古代历史上，中国龙文化曾传播到朝鲜、日本、东南亚一些国家及美洲等地区。在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中出现了三种龙：

　　一是东南亚龙。在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尼泊尔、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都有龙。中国龙文化传入东南亚要比日本和朝鲜要早的多。越南、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龙凤艺术，明显具有百越文化的特征——龙的头大，有些像狮子或牛，腹粗，尾大，足小。这种龙的形象在这一地区的建筑、服饰、雕刻，以及龙舟、龙舞和龙灯等民俗活动中随处可见。从古代文化史的角度看，东南亚龙文化属于百越文化族系。柬埔寨与中国一样，传说龙是王室的祖先。

　　二是朝鲜和日本龙。朝鲜也很早就崇拜龙，有关于王室为龙的后裔的传说。《魏书·高句丽传》载，高句丽始祖朱蒙之母传说是河伯之女感日光而生。日本很早便有龙，从考古资料来看，日本在公元三世纪便有龙崇拜，在日本弥生时代的遗址中，发现有用土塑的土龙，在弥生时代晚期陶器中，雕刻有龙的图像。

　　三是美洲之龙。美洲古印第安人崇拜也属于中国龙系列。美洲接受中国龙文化要比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要早得多。兴起于公元前10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的商末周初)的奥尔梅克文化被认为是印第安文化的摇篮。奥尔梅克文化中有两种原始龙：鼍龙和螭龙，也就是中国人俗称的大龙和小龙。印第安人神话传说中，火龙和水龙分别代表南北二神。而中国古代神话中，北方水神是水龙共工，南方火神是火龙祝融。中国龙文化在美洲的传播，佐证了中华人种早在远古时期就东渡美洲并带去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事实。 (何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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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2年01月30日 14:24　来源：北京商报

　　规模宏大的祭天、祭地表演，美轮美奂的传统花会十三档走街，热气腾腾的老北京传统小吃，非遗传承绝技的现场展示……刚刚过去的京城龙年春节庙会处处透着浓浓的京味儿。无论是“老北京”到庙会上找寻儿时的影子，还是“新北京”到庙会体验北京的传统文化，百转千回，最吸引我们的仍旧是那些最传统的民族特质与文化。

　　传统文化扮靓京城庙会

　　1月23日上午10时，地坛庙会每年的保留节目“仿清祭地表演”再次在方泽坛准时上演。“大清皇帝”率领文武百官、 侍卫仪仗等百余人身着盛装祭祀，依古制行三拜九叩大礼，祈求地神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祀仪式场面恢宏、古乐悠扬，不仅令现场观众感受“君临天下、万臣朝拜”的皇家气派，也成为人们了解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一扇窗口。

　　在大观园庙会，“元妃省亲”古装仪仗的游行队伍也在大年初一上午华美亮相。在百余名志愿者组成的“省亲”仪仗队陪同下“皇帝”携“元妃娘娘”回家省亲，与游客一同欢庆龙年春节。而在省亲别墅内，多情公子“贾宝玉”变身魔术师，刘姥姥自编自演的一段小快板竟然将“北京精神”编入其中，老故事融入时代元素，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庙会为什么要搞祭祀仪式？据民俗专家介绍，庙会最早就是在祭祀期间举行的商业活动，由于依托寺庙故而称为庙会。因此，春节期间到庙中祭祀、祈福祝愿是庙会的原始意义。在过去，每一处庙会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求子的会到东岳庙去拴娃娃；辟邪保平安的会到白云观摸石猴，因此，从初一到十五才有逛不完的庙会。

　　黄金摊位留给老字号

　　香喷喷的烤串、热腾腾的茶汤、外焦里嫩的炸灌肠、好吃更好玩的棉花糖…… 走一路、吃一路从来都是京城庙会的一大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庙会现场，不少黄金位置的摊位都被京城餐饮老字号占据。实在的价格、知名的品牌，加上黄金的位置，让这些老字号摊位的生意异常火爆。

　　在龙潭庙会，锦芳小吃、都一处烧卖、东来顺涮肉等京城老字号分别占据了餐饮区把角的几个黄金摊位。锦芳这次带来了爆肚、羊杂汤、豆泡汤、丸子汤、面茶、豆汁、酸辣粉、炸糕、奶油炸糕、松肉、炒红果等十余种传统小吃，价格主要集中在5元、10元。虽然几乎每个餐饮摊前都挤满了人，但像都一处这样为尝烧卖排起长队的还不多见。记者看到，都一处摊位还准备了炒肝、炸春卷、素丸子汤等小吃，但游客还是对其国家级非遗美味最为执着。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三鲜烧卖一天就要卖出4000-5000个。在东来顺新东安饭庄的摊位前，游客争先品尝老字号的爆肚、羊杂汤、核桃酪等美食。

　　记者在地坛庙会发现，湖北的孝感麻糖、天津大麻花是这里出现几率最高的摊位，而羊肉串、卤煮、棉花糖是游客品尝的热门小吃。清真老字号东来顺在这里设有两个摊位，靠近西门是东来顺宝景店摊位，主要经营羊杂碎、奶油炸糕、烧饼夹肉等五六样小吃，价位10-30元；靠近南门的东来顺林达店摊位主要卖烤羊腿、羊杂汤、核桃酪等经典小吃。老字号小吃茶汤李的掌门人李越告诉记者，自己家从爷爷那辈起就在地坛庙会卖茶汤。由于沏茶汤用大铜壶，具有表演性质，已经成为传统庙会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今年茶汤李带来了七八样面茶，价格还是10元一碗，一天的销量大概在2000-3000碗。

　　除了知名老字号带动今年庙会小吃品质升级外，很多市民也感到今年庙会小吃在价格上也较往年平实了不少。以羊肉串为例，往届庙会有时要卖到20元、30元一串，今年庙会则普遍在10元三串。

　　原来，今年地坛、龙潭庙会的小吃摊位首次采取了限价竞标，所有参与竞标的摊位都设立了最高限价。如果多名竞价人的出价同时达到了最高限价，则将采取现场抽签的方式来确定最终经营者，因此不会产生所谓的“标王”。据悉，限价后摊位的成交价会比无限价的自由拍卖价格下降至少1/3。用一位参与竞标摊贩的话说：“摊儿越贵，我们卖的东西必须得跟着涨价；摊儿越便宜，卖的东西也就能适当便宜点。”与此同时，地坛、龙潭两大庙会还拿出12个重点摊位，专门面向东城区老字号商家定向招商。据悉，定向招商的摊位价位仅为一般摊位费的1/3左右。对老字号的扶植不仅弘扬了传统文化，也让市民有机会品尝地道京味儿。

　　搭建非遗最佳展台

　　逛庙会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流传下来的宝贵技艺，二者在传统文化上的共通、契合，使得春节庙会也成为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平台。

　　在地坛公园方泽坛北门的民俗精品文化广场上，专门开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场，江苏宫梳名篦、天津泥人张、北京面人、山东木版年画、陕西泥塑……来自全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艺人们在这里向游人现场展示祖传绝技。在专门设置的民间手工艺品展卖区，包括北京泥塑、吹糖人、草编、织布技艺展演、毛猴等传统、经典的民间老手艺不仅让游客大饱眼福，还能满载而归。在首次登场的“老北京文化墙”上，全聚德、张一元、稻香村、东来顺、护国寺小吃、荣宝斋、内联升等一水儿的北京老字号品牌，更是让游人对京商文化有了更深层的感悟。

　　今年的厂甸庙会在陶然亭公园和琉璃厂两个区域亮相。东、西琉璃厂作为“文市区”组织了老字号名店技艺展示、古玩字画展卖、“京华记忆”非遗展和“踩岁”等互动表演；陶然亭公园的民俗区则上演了精彩绝伦的“民间百戏”：京西太平鼓、料器手艺、兔爷、皮影戏等非遗项目表演、展示，让观众大饱眼福、如痴如醉。从京郊赶赴厂甸庙会的于老先生告诉记者，以往的庙会多以游乐和美食为主，今年来到这以文市著称的厂甸庙会，果然很有文化氛围，不仅能感受庙会的热闹和喜庆，还可以了解老北京文化，可算一举两得。

　　从大年二十九到初七，在龙潭庙会的袁督师庙广场，每天都有非遗传统手工艺展示，盛锡福皮帽制作技艺、景泰蓝制作技艺、北京绢人、绒花绒鸟、毛猴制作……抚今追昔，不少上了年纪的市民在这里重温了儿时老北京庙会的记忆。

　　版画、脸谱、皮影、剪纸等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众多项目同样齐聚大观园庙会，除了艺术家们现场为游客表演其精湛的手工技艺，游客还可以亲身体验参与互动活动，直接感受非遗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

　　商报记者 吴颖 徐慧 张笑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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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2年01月30日 13:46　来源：人民政协报

　　奚冬琪

　　一年的辛苦钱，春节得来的压岁钱要怎样花才更有意义？读书学知识成了新时尚。拜年要怎么才更有新意？越来越多的人告别电话、短信，选择更快捷、更有趣的微博、微信拜年。春节出游跟谁玩更有意思？素不相识的网友在网上呼朋引伴团体出行，认识新朋友，玩得更开心。

　　在爆竹声中来到的这个龙年，除了依旧坚守着吃年夜饭、看春晚、放爆竹、拜大年等传统习俗，也有越来越多的过年新时尚，开始在这个春节弥漫开来。

　　图书城里阅读忙:学点知识过新年

　　大年初二的上海书城里人头攒动，挤满了前来购书或看书的市民。

　　保健类书籍向来最受中老年读者的欢迎。“去一趟医院花不少钱，平时不是大病我们都不去医院。”62岁的林阿姨说，不少书本上讲解的都非常详细，对于一些常见病的预防和保健，完全可以靠自己解决。“我最喜欢中医类的书籍，尤其是一些食疗的方子，既能预防疾病，又能让人吃得健康。”

　　少儿书架前，不少孩子正在看书，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捧着自己喜爱的书看得津津有味。过年时长辈们给的压岁钱让他们成了这里的“贵客”，一位姓王的小朋友高兴地告诉记者:“过年时，长辈给了不少压岁钱，于是就过来购买自己喜欢的图书。”据了解，假期里，中外名著、各类教辅和文学类书籍，以及各类工具书卖得一直比较火。很多家长表示，孩子们拿了压岁钱来书店买书，他们十分支持。

　　除了拿了压岁钱来买书的孩子，几位农民工样子的读者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在社科类书架前，45岁的农民工祝兴财正在阅读《如何签订劳动合同》。他告诉记者:自己今年留在上海过年，正好趁着有时间可以抛开忙碌的工作，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比如找找关于传统春节的老故事读一读，在书本中感受春节文化的内涵。既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也可以修身养性。再有就是这两年在外打工劳动纠纷多，看书学点法律知识，就不会被人欺负。

　　龙年拜年新时尚:

　　龙年春节你被@了吗

　　除夕夜，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徐媛看到自己的手机屏幕上显示有一条新信息。她拿起手机轻轻一按，手机喇叭的位置就传出了一个响亮声音:“龙年吉祥，大吉大利，新年快乐！”。徐媛听完后将手机合上。父亲奇怪地问徐媛:“你怎么不跟人家说话就把电话挂了？”徐媛笑着告诉父亲，“这是微信，跟短信差不多，只不过可以将录音发给对方，并且只收取上网费，不收信息费，我和我的朋友们手机上网费都是包月的，所以这样拜年既新潮又省钱。”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微信、微博等新兴通讯方式成为众多市民尤其是青年人拜年的新宠。记者通过门户网站搜索发现，“朋友，龙年春节你被@了多少次？”已成为年轻人这两天在微博中最常被问起的一句话。

　　网友“柠檬小欣”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往年拜年，我至少要用手机一条条地发上300多条短信，经常会花费我四五个小时，按到最后手指都麻木了。如今，我周围绝大多数朋友都开了微博，除夕夜，我按照亲朋好友不同的分组，发了5条微博，总共才写了360个字，并附上了3张个人靓照和两段亲自录制的拜年音频，就把亲朋好友、同学、同事都@上了，整个拜年工作只用了20多分钟。而且朋友们的反馈都特别好，大家说，我用一个小小的微博就把拜年的声音、文字和图像全配齐了，既有诚意、又有创意。”

　　不仅网友自发地用微博拜年，不少政府和职能部门也纷纷通过在门户网站的官方微博，向各自少则上千、多则十几万的“网民粉丝”们送上龙年的温馨祝福。记者在微博上看到，天津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法制处就在其新浪微博上写道:“给全市父老乡亲们拜年，祝大家龙年龙马精神，万事顺意，幸福平安。春节期间我们将加大执法力度，努力为广大市民创建一个文明、整洁、优美的市容环境秩序。”

　　和最近10年风行的“短信拜年”一样，微信、微博等由于科技变革引发的拜年新方式以更加图文并茂，且省时省力省钱、互动性更强的优势，正成为人们越来越喜欢的拜年新时尚。

　　网上结伴自助游: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和鼓励

　　春节，很多人踏上返乡路，而一些人却选择与陌生人一起去陌生的地方过年。记者从一些旅游网站了解到，春节期间，每天都有近百名网友通过网站征集春节外出旅游的同伴。

　　大年初三，网友wenzi带着女儿已经到了云南丽江，和她一起抵达的还有来自其他三个城市的网友，他们在网上结识，有着共同的旅游目的地，于是便组成了一个团。“我们四个家庭分别从深圳、上海、北京、成都出发，在丽江汇合。”30岁的wenzi有个4岁的女儿，“希望通过带小朋友出门旅游开阔她的眼界，而能找到有小朋友的家庭一起游玩，小朋友不会觉得孤单，也更有乐趣。”wenzi说，本来她想参与其他妈妈发起的春节亲子游，后来索性自己发帖征集。现在“团”里的4个小朋友年龄相差不大，出发时间和旅游线路也比较一致，“我觉得这一定会是一次奇妙的旅行。”

　　除夕夜，家住上海浦东的单亲妈妈张女士，打电话约其他5位单亲父母，平时孤独的他们，准备一起过个热闹年。在聚餐后，他们便一起踏上了去三亚的旅途，在那里过一个温暖的新年。45岁的张女士是江苏人，丈夫10多年前去世，母女俩在上海安家，女儿也考上了满意的中学。春节临近，看着身边朋友和家人热热闹闹地置办年货，在上海朋友不多的她羡慕不已。“两个人的春节太冷清”，想到除夕万家灯火中，还有许多和她一样的单亲家庭，年前张女士上网发帖，征集单亲家庭一起过个热闹年。“相同的经历，让我们有更多共同语言。”家住杨浦的李女士也离婚多年，独自带着上高中的儿子生活。“大人需要倾诉与鼓励，孩子也需要喜庆热闹的氛围。有很多新朋友一起玩，孩子肯定很高兴。”看到帖子后，李女士马上打电话报名参加。张女士说，她希望众多单亲父母能结成固定圈子，交流育子经验，生活上互相鼓励，以积极的心态开始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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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国明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4月18日 20 版)

     

    美国《新闻周刊》封面（1991年）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龙意象的探讨也成为跨越中西文化的一个课题，它们的相关性和差异性正在引起人们的巨大兴趣。而龙在西方文化中的发生及其演变似乎始终与东方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龙之奥秘实际上是在多种文化的交流和想象中形成的。


　　街头遇龙

　　纽约读龙，出于一次偶然相遇。

　　上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逗留期间，时值美国大选之际，非常热闹。有一天从一堆废弃的报刊边走过，一本杂志封面引起了我的注意，捡起来一看，是当时的民主党总统竞选者克林顿。他一副西方古代武士装扮，正在奋力斩杀一条毒龙。

　　这幅画吸引了我，也使我开始思考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异同。很难说清这幅画的全部含义，尤其是克林顿所面对的恶龙，出现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到底暗示和象征着什么，对于任何一个初来乍到的华人来说，也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明了的问题。况且，你一转身，或许就能看到唐人街华人餐厅招牌上龙的形象，那似乎早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标记，在招揽着全世界的食客。

　　早就有人提出质疑，把中国的龙与西方的“龙”(dragon 或 serpent)等同起来并不恰当，这不仅从词源方面找到差异，而且就意象方面来说也不难看到不同。但是，由此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无视它们之间的类似之处，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文化和语言的认同从来就是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只有不断交流和沟通才会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的意识，造就某种共通的类型和符号。就此来说，即便在特定的文化与语言内部，意象和词语的涵义也是不断变化着，不仅不断有所增添和删减，而且可能衍生出全新的语象。所以，从“dragon”到中国的“龙”不仅是一种充满想象和建构的语际翻译和转移过程，而且是一次充满生动、精彩和惊险情节的、跨文化的探秘之旅。而就此而言，中国的龙当然不会溜过西方学者的眼帘，他们甚至比中国学者更具好奇心，从来没有懈怠过对于东方之龙的探求。

　　于是，很多龙的故事也就应运而生，它们往往来源于东方的神话传说，加上西方的联想、渲染和理解，然后出现在现代文化的橱窗里。不过，作为一种文化想象和探索的产物，东方对于西方人来说，最初是一种神秘的存在，是一种等待解开神秘面纱的对象，而更何况连中国人也觉得是“见首不见尾”的龙了。而所谓“中国龙”的想象以及西方词语的确定，经历过更复杂的演变和变形，跟西方古老的“dragon”自然存在着遥远的距离。就此来说，尽管龙是一种跨文化意象，但是西方最早的龙意象，似乎并不一定与中国有关。倒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龙，很早就引起西方的注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因陀罗和弗栗多的故事》(Indra and Vritra)。

　　据说，这个故事早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就被记载下来了，相信之前已经在印度流传好几个世纪。传说中的因陀罗和弗栗多是两条海龙，也是自然之神，专门掌管世界上的雨水，因为水非常珍贵，所以它们的权力很大。在世界还没有开垦之前，因陀罗(Indra)是大神，掌管着天下的雨水，但是弗栗多(Vritra)爬过山峰，把所有天国里的水吞进了肚，想用水淹没地球，为此因陀罗必须摧毁弗栗多。经过一场大战，因陀罗战胜了弗栗多。恶龙垂死之机，从山坡上翻滚下来，断成了好几节，把天堂里的水都释放出来了，于是河流产生了，河水滚滚流向大海。这时，因陀罗的太阳战车升上了天空，世界迎来了第一个新的黎明。

　　没有资料确定印度神话中的因陀罗和弗栗多与中国的龙意象是否有某种亲缘关系。文化和语言的隔绝已经把它们分离了，赋予了太多的差异和误读。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全球化的文化传译如今又把它们连接到了一起，如今已经进入儿童读物之中，成为新的约定俗成的符号和意象。

　　不过，水可能是把这则印度神话与中国龙文化联系起来的元素。世界的开端就是水源的形成，而龙的身体就是河流的起源，这多少与中国人的观念类似。至今中国人还把黄河长江看作是两条巨龙。而中国古代，至少在商周时期，黄河领域的中国人已经形成了以祈雨为目的的宗教仪式，龙作为既定的祭祀对象受到崇拜。人们怀着一种崇敬、恐惧、乞求的心情向龙献上各种供品，顶礼膜拜，并以虔诚的舞蹈方式来讨龙神的欢心，希望得到它的恩惠和保佑。后来，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龙的象征意义不断变化和更新，但是这一基本意义依然保存着。

　　所以，西方文化中原生的龙，到底何时何地产生，最初是怎样一副模样，换句话说，除了来自印度的龙，西方是否有自己原生的龙意象呢?其原型又从何而来呢?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我的头脑在急速运转着。

　　寻找“龙种”

　　从英语词源字典上查到，dragon一词的来源也颇含混：一种说法源自于古希腊，指一种海怪，类似于大蛇，所以常常与serpent、great sea-monster相提并论;还有一种说法是来自外地外族的词语，很可能是从中东或其他地方传入的词语，最早在古日耳曼或法语中都有使用。

　　这个答案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不过，这并不影响西方的龙进入中国文化。尽管大多数人并不在乎中西文化的区别，但是很多人还是记住了卡尔·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里的“龙种”绝对不是中国龙的蛋，而是西方文化中的龙的产物。

　　而使人感到欣慰的是，这里所提到的“龙种”是一种正面的指认，突破了西方传统文化中一般对于龙的负面想象。这似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观念的某种叛逆精神，也表明马克思对于西方古典文化、尤其是希腊神话传说的一种新的评价和汲取。

　　这句话实际上出自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写给保·拉法格的信，其借用了马克思的口吻对于当时德国一些“伪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讽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海涅的原文，我一时没有查到。但是，这句话提醒我们要注意西方神话传说中的文化资源和传说。不论如何猜想和解释，“龙”(dragon)在西方文化中都不是一种陌生的动物，它在西方人接触到中国龙之前似乎早已经有所认识。

　　根据书面记载，龙种的故事来源于希腊神话，记述了底比斯城(Thebes)创建的经过，这个名为“卡德摩斯与金龙”(Cadmus and the Golden Dragon)的传说在西方几乎家喻户晓。据说这个故事在希腊时期就很流行，因为它与希腊名城底比斯的建立密切相关;而卡德摩斯就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古希腊英雄。

　　相传很久很久之前，古老的腓尼基国国王(King of Phoenicia)的女儿失踪了，国王就派自己的儿子卡德摩斯去寻找。卡德摩斯在预言家奥克勒(Oracle)的指引下，追随一只神圣的牛，最后来到一片树阴中间。这时，卡德摩斯和同伴们都又累又渴，就派几个人去山涧取水，结果他们都被守护泉水的一条金龙杀死了。于是，卡德摩斯与这条巨大的金龙展开大战，最后杀死了巨龙。而就在这时候，卡德摩斯听到天上传来一个声音：“把这巨龙的牙齿种在地上。”于是他拔下龙牙，挖开地面，种下龙牙。没想到不一会儿，大地开始活动起来，一下子出现了一大片武士。惊恐之下，卡德摩斯就向不同方向投掷石头，引得他们互相残杀。这场战斗很残酷，最后只剩下五个战士。其中一个说：“罢手吧，否则我们就死光了。不如结束这场愚蠢的战斗，重新选择我们的命运。”于是他们放下武器，拥戴卡德摩斯当他们的首领。之后，遵照神的旨意，他们就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新城——这就是底比斯城。

　　这或许是龙在西方最早的文化记述，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版本，在细节上也有诸多不同，但是卡德摩斯杀死金龙的主线基本无变。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考察，卡德摩斯的传说是发生在特洛伊战争之前的神话，显示了爱琴海文明时期腓尼基文化与希腊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并由此为西方文明带来了最早的文字——腓尼基字母。这一时期或许还可以称为西方文明的“前希腊时期”。而还有学者称，日后卡德摩斯和哈莫尼亚的婚姻正是东西方文化交接的象征。

　　所以，在西方文化史上，卡德摩斯一直被视为文明的奠基者和英雄——这一点不仅在希腊底比斯最早的太阳神庙铭文上得到证据，而且也能从如今竖立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门前的铜像上获得证明。

　　还有一种不确定的说法，就词源学上来说，卡德摩斯又有“东方”和“光亮”之意，这或许也为西方文化中的“启蒙”(Enlighten)在观念上埋下了伏笔。

　　龙之镜像：中西文化的应和

　　那么，西方最早的龙到底从何而来?倒是学者苏三在《难以置信：殷商与腓尼基人》一书中语出惊人：

　　谁是卡德摩斯?Cadmus在希腊语中就是“从东方来的人”，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根源在希腊以东的地方，或许在中东，或许应该是亚洲人。他们使用的语言是腓尼基语，而腓尼基(Phoenicia)的意思在希腊语中也可以是“凤凰(Phoenix)之地”、“太阳升起的地方”。尽管我们不能说腓尼基人来自中国，但是中国正在“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且，中国自古就是“凤凰”的崇拜之地，龙凤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图腾，可以说中国是龙凤的故乡。尤其就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人与腓尼基人高度一致：龙的传人，凤凰的崇拜者。我当然不会认为中国就是腓尼基的发源地，但我并不想绝对排除这个可能，目前可以肯定的是，3000多年前的腓尼基文化肯定对中国有过影响。

　　这里是有某种应同和巧合，但是据此就断定西方之龙来自中国，恐怕还不够令人信服。我倒是倾向于另外一种想象，不能完全排除中国龙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至少其中也有西方龙的影像，龙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成果。

　　由此，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思维方式，“龙”之谜，并非是在一种单一和封闭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也不可能在这种文化视野中解开，这实际上是一个跨文化的课题。

　　如果说，西方之龙可能产生于东方之域，而且比较可信，那么，在封闭的文化史观和框架内，必然会形成西方文化中一个心理情结，即对于自己本原和来历的困惑，促使他们不断追寻自己的文化之根，不断向东方张望和探索。

　　而从词源上追究，卡德摩斯所寻找的妹妹的名字欧罗巴(Europa)此后成了欧洲的符号，暗示了西方文明拓展的成果。还有很多令人称奇的细节值得回味，例如，卡德摩斯令自己同伴去取水的泉(Castalian Spring)即是“诗意或灵感之泉”，这或许使我们想到中国的《文心雕龙》。再例如，尽管卡德摩斯屠龙意味着一种叛教行为——因为这龙是战神阿瑞斯(Ares)的侍从，但他却从众神那里获得了自己的爱妻哈墨尼(Harmony)——也就是“和谐”的意思，自己最后也变形为一条龙。

　　就西方的这条金龙来说，占据着水源是能够引起东方人联想的特征，说明它或许与东方的龙也有某种亲缘，而人与龙为了水源而战，与印度神话中的龙也有相通之处;虽然并没有资料表明西方和东方的龙在神话中彼此相连，但是正如中国贵州龙的发现所告诉我们的，海水在亿万年之前确实是连成一片的。无论人们以后如何解释这种文化现象，都不能否认其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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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琴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4月11日 15 版)

     

    2012年是龙年，一张中国龙的邮票，引起人们的争议，反对者认为这种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形象令人生畏;邮票设计的主持者却认为邮票虽小，却是国家的名片，这是表现中国的威严庄重，有点凶实际上是信心和力量的表现。争议实际上已超出构图的本身，而是崛起的中国以什么样的面目走向世界，一张小小的邮票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龙，这传自上古的图腾，飞越数千年，在新世纪又将以何等的价值与现代文化接轨，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龙的多元复合，是中华文化本色的体现

　　龙，在古代中国人的信仰中是最神异的灵兽，对炎黄子孙世世代代有永久的吸引力。这来自上古的图腾崇拜，何以千秋万代传衍不息?这是因为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内涵博大而又最富魅力的形象。

　　这魅力首先来自中华民族富有追溯始祖和共祖的传说，在各种传说中以龙的传说历史最悠久，覆盖面最广阔。

　　我们的祖先自有图腾崇拜以后，龙就成为比较早的崇拜偶像。那兽面蛇身的形态，在甲骨文、金文和青铜礼器中都有栩栩如生的造型，可以说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对龙的记载和崇拜。《说文解字》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对“龙”的释义也是描述龙的形象和神奇，这是造字者对龙充满敬畏心理的反映。这一崇拜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在河南濮阳发现6000年前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图案，那昂首、曲颈、弓身、飞腾的姿态，获得“华夏第一龙”的称誉;蒙古翁牛博物馆馆藏6500年前雕工精细的龙形玉器;辽宁兴隆洼还发掘到七八千年前用石块堆塑龙形的遗址。从这些遗迹可以推知，这能上天入海，威力无边的龙型，几乎与中华文化一样古老，仅仅用实物可资证明的这一崇拜在中国至少已有八千年的历史。

　　在传说中的龙崇拜比这更遥远，每个古老民族都有关于万物创生的神话，在中国开天辟地的是盘古氏，《太平御览》记载这一神话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绎史》中记述盘古死后化生万物：“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络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随为珠玉，汗流为雨泽。”按这种说法，宇宙本是混沌一片，从有盘古氏后才开出天地万物。“盘古何神兮立天地?巨灵何圣兮造山川?”唐诗中就有这样的诘问。为什么盘古有那样大的神力?因为他超越常人，是一条龙。人们把这样开天辟地的伟大形象赋予了龙，是对龙推崇至极的表现。

　　龙在远古受到这样的尊崇，是因为先人们把它视为生命的来源，中华民族以炎黄为始祖是悠久历史的共识。古籍记载“轩辕(黄帝)黄龙体”，神农氏母亲见到“神龙首”有感而“生炎帝”，因此神农氏又称神龙氏，炎黄二帝都是龙的后代。龙的传说不仅在史前盛行，自华夏族形成国家伊始就开始了龙的传人史。蛇与龙在传说中本是两位一体的形象，人面蛇身的女娲与伏牺交尾的壁画已广为人知。第一代王朝夏的国君禹，姓姒，即已，已即蛇。禹字从虫，虫与已同，即与蛇同，《初学记》说鲧死后“三岁不腐，剖之于吴刀，化为黄龙，是用出禹”。禹是中国的第一代君主，也是龙的第一代传人。

　　有关龙的传说在少数民族地区也相当丰富。西南是巴蜀人的故乡，“巴”字，《说文解字》释为“虫”，“象它(蛇)”;“蜀”字的含义是“人首蛇身”;传说西南哀牢人是少女沙壹与龙感应怀妊而生的后代;在唐代立国的南诏又称龙尾;大理国的创始者段思平在传说中是龙的后代;彝族有《祭龙经》，尊崇龙蛇是彝族传之久远的风俗。种种资料，不论是考古的、文献的、口耳相传的，都反映了在中国的许多地区有相似的龙崇拜。

　　古人习惯以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来表达地域和空间观念，黄帝起自黄河流域，地处中原地带，对周边地区处于中心的位置。五方氏族聚会，古语称“五龙聚会”，黄帝居其中。这居中观念的形成，表现了黄帝在与地方氏族的联合中取得中央共主的地位。共主与共祖，相得益彰，以龙崇拜为中心，勾画出了中华民族联合的雏形。

　　在民众的心目中，龙的显贵首先是因为它是威权显赫的帝王象征。秦始皇自称祖龙，汉高祖自认是其母与龙交合而生，唐太宗自诩真龙天子，什么“龙颜”、“龙体”、“龙种”、“龙子龙孙”、“龙袍”、“龙座”、“龙床”等等，几乎成为皇帝体貌和生活用品的专用名称。龙，自秦汉以后就被统治者利用，成为皇帝和皇权的符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然而，龙的贵族化并没有取代它的平民性。龙，还是一代俊杰的美称，诸葛亮出山前自称卧龙就是一例;高才俊逸的风度被奉为“龙章凤彩”;雄劲刚健的美文雅称为“龙文”;科举会试中及第称登上“龙虎榜”;“望子成龙”更是天下父母的普遍心态，这说明“龙”又是对杰出的人和事的赞誉。龙，并非是帝王的专利。

　　由此可见，龙是不凡的又是平凡的，平凡到十二生肖中的一种，在茫茫人海中的我、你、他都有可能以龙为本命年。百家姓中的龙姓，不乏有市井人家。南方水上居民称为“龙户”，农民遮雨用的蓑衣，又称“龙具”。以龙命名的草木瓜果，菜蔬药材，如乌龙茶、龙舌草、龙血树、龙爪槐、龙爪花、龙涎香、龙眼等等屡见不鲜。江河湖海，城镇乡里以龙命名的也不少见。各种以龙为主题的庙会、祭堂、仪式、戏曲、话本、吉祥物以及舞龙灯、划龙舟等等举不胜举，种种事象充分显示了龙与平民的亲和性。有关龙的形象、传说和寓意，已融进中华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休闲娱乐之中，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由此可见龙的显贵，并不在于帝王的影响，而是因为民众先有了龙的崇拜，尔后才被帝王附会，用以提高自己的身价。作为精英文化中的各种流派，对龙的解释和研究，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龙，被儒家奉为“仁兽”，作为帝王之象;道家的太上老君凭借青龙，上天入地，穿山涉水，龙是神仙的助手;佛教传入中国带来龙王、龙宫的传说，富有平民情调。因此研究者认为，有宫廷龙、民间龙、政治龙、艺术龙、儒教龙、道教龙和佛教龙之别，种种说法表明，从贵族到平民，从世俗到宗教，都欣赏龙、崇拜龙。龙，已成为全民共赏的文化象征。

　　但是这样一种全民共赏的文化象征，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且看龙的造型：牛的耳，鹿的脚，虎的掌，鹰的爪，蛇的体，鱼鳞身，口中还吐出须，这是什么动物?中国找不到，世界没有。可它在中国传之万年，竟然拥有那样茁壮的生命力!为什么?这天上飞的，陆上跑的，水中游的都集于一身，海陆空的性能全都具备，这无所不包的形象，展现的是民族蕴有的潜在能力。所以神话传说它能呼风唤雨，行云播雾，吹一口气就是风，吭一声就打雷，睁一睁眼是白天，眼一闭就成黑夜，这是什么境界?是宗教境界。中国龙创生在原始人的图腾崇拜中，这是人们从万物有灵的信仰，进而确信自己是某一生灵的后代，并以这生灵为自己氏族的图腾，以与其他氏族相区别，这种带有群体性、识别性的生灵崇拜是氏族社会普遍存在的原始宗教信仰。古书记载有关黄帝是“人首蛇身”，炎帝是“人身牛首”的传说，实际上是不同氏族的图腾标志，当信奉牛、虎、鹿、鹰、蛇、鱼等图腾的氏族走向联合的时候，这些标志也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多种图腾的统一，也就是提取牛、虎、鹿、鹰、蛇、鱼等主要特征，加以扬弃和改造，重新组合成新的形象，这就是“龙”。这样的龙在地球上并不存在，也不可与世界上任何生物相比拟，正如闻一多所说，龙是“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

　　毫无疑问，此种构想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文明的前夜，即以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创造了有别于自然龙的复合龙，虽然它在世界上从不存在，但它的综合性和多元性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的。

　　龙，就是多元相容的一大创造，龙的本身不仅兼容了多种飞禽走兽的形态和功能，连龙的后代也是多元相容的。中国古代有龙生九子的传说，这九子各有各的个性和爱好，明代学者李东阳在《记龙生九子》一文中说：“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这九个儿子有好音乐的、好行文的、好诉讼的、好冒险的、好负重的、 好动的、好静的、好打架的等等。这个被中国人视为神圣的龙，并不要求儿子像自己一样成龙，而是任其自由发展，各行其事，这是多么宽容博大的胸怀! 这虽然是一则神话，但在民间广为流传，并附会在人们无比崇拜的龙身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反映。

　　龙文化的主体精神是包容

　　中国龙的复合形态，是中国人运用综合思维对多种生物兼容并蓄的成果，也是中国人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初具的文化风格。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经过各种学说和流派的包装和发展，龙的造型愈来愈加多样，功能愈来愈加复杂，内涵愈来愈加深厚，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龙文化。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龙文化也不免有良莠混杂的情况，但毫无疑义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兼容心理和综合思维方式创造了中国龙的独特形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博大而又最有魅力的形象。

　　综合的基础是兼容，这是多元互补的思维方式，它的能量大于简单的个数相加，因为这是对单个优势进行了再优选的组合。经过综合的虽然已不是初具的形态，但初具的形态却在综合中得到升华，优势互补增强了个数相加的效应，产生了新的飞跃。龙，就是多元相容的一大创造，这多元性使得它具有汇百川而入大海的气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博大而又最富有魅力的形象。所以综合并非如毛泽东所言，是一个吃掉一个，而是多元相容，创生新的形态。兼容与综合是龙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中华文化的元色。弘扬中华文化的原创精神和本色，是走向新世纪，应对国内外事务的重要思路。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具有人类性，不论在东方和西方，人们都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改造自己，都需要有吃穿用的生活方式，只是在生存方式和内容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传统。当今处在全球经济发展一体化，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潮流中，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已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文化可以超越国界和民族界限互相交融和认同。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各民族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与自然环境的冲突，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过剩、土质劣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竞争与合作，求异与趋同，冲突与秩序，使得各地区的关系愈来愈加复杂化。这些问题的缓解，需要全球各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继承、发展人类的优秀文化精神，形成现代新型的伦理观念。全球化将人们紧密联系一起，网络使陌生人相互交往，因此台湾提出第六伦的观念，即在传统的五伦观念中增加对陌生人的相处之道。

　　这新型的伦理观念，旨在认识人类命运的一体性，日本古代诗人长屋说得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人类的共同利益，使我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推广现代生态意识，调节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东方文化中重视社会伦理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提供了协调人际关系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丰富资源，东方文明将以西方文明不能代替的魅力，在新世纪为人类的和平、发展、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1995年11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28 届大会通过《宽容原则宣言》，宣布每年11月16日为“国际宽容日”。2009年11月16日国际宽容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再次呼吁，在相互理解和尊重他人的基础上建立宽容的生活方式。促进宽容是联合国实现和平、预防冲突、促进民主化和人权所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宽容的基础是相互理解，尊重他人，善待他人，中国龙文化的包容性与联合国的宽容精神天然合拍，这是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机遇，岂能在邮票上宣扬以凶示人?

　　“有容乃大”方为龙，这是中华文化的元色，是古老而又最具有现代价值的民族精神!

　　包容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

　　中华民族是现代概念，是在20世纪初现代民族意识生成后形成的。但是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融合的大趋势，已从科学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包容性体现在生理上是血脉的融合。据新华社2010年 2 月7日电，最新科学研究发现，当今中国实际上已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在现代生物学的检测中，汉族不再具备专有的DNA。同年2月22日《光明日报》报道，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张海国教授领衔的《中国全民族肤纹颁布格局》科研成果公布，中华56个民族的肤纹特征表现各民族肤纹基因相似，有很强的融合性。

　　这两项研究成果表明，当今中国人已不再具有纯汉族的血统，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融合了各民族的血脉，汉族已不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文化认同。从历史上考察，这汉族的观念并不明晰，一般认为汉族人，是指住在中原地区的居民，主要集中在河南、山西南部、江苏西部和安徽西北部的居民，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定，西周建都在西安，无疑是汉族。但是，同样诞生于陕西的秦人则被定义为“戎”，非汉族。报道还举证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说：“据研究，现在的客家人倒是很纯粹地继承了当时中原人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历史痕迹，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原人，但他们现在只能以少数族群的形式存在了。”因此汉族只是一定时期的区域概念，并不具有固定的含义。由于历史变迁和民族迁移，中原人向南移，与周边民族不断融合，如今再也找不到纯粹的汉人了。

　　历史上强调夷夏之别，主要是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达，形成华夏优越感和少数民族入侵，使中原王朝屡次遭受亡国之痛，固化了汉族的政治观念。现实社会的发展却使各民族文化大融合，促使汉族混血，不再有纯种汉人的存在，如今自然科学的鉴定已经充分验证了这一事实。

　　这一证明可以消解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争论，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自认是蚩尤的后代，而蚩尤自古以来又被认为非汉族一系，因此少数民族要不要认同炎黄子孙一说，这几乎成为炎黄研究中的一大难点。如今生物学和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在血脉上已是一家人，而这两门科学在21世纪分别处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前沿，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最先进成果表明，中华56个民族在血缘上已融合为一大系统，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从对祖先的多元崇拜，转向对炎黄子孙的认同。这有助于淡化民族观念的政治性，消解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中华民族以包容精神在中国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不论王朝兴亡，国运盛衰，中华文化都能在不断的吸收和融合中生生不息。这里有立足本土创造的儒、道文化，也有取之于异邦在中国弘扬的佛家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古代泉州有十大教派长期共处，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富集外来的文化因素，是中华文化昌盛之源。

　　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中，全国有27个城市征集城市精神。北京即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北京精神，上海、福建以海纳百川为城市精神，包容愈来愈被各地城市认同，这是最能体现时代的中国风格。中华民族曾经以包容的精神成就了古代文明的辉煌，并以自己的创造，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在世界文化中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形象，岂能在当今提倡包容的时代，冒出一个张牙舞爪、令人生畏的面目，去面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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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力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23日   19 版）


龙票（1988年版）


《圣乔治屠龙》 拉斐尔 作

    龙是个神异动物，象征东方奇趣，在寻求普遍的意象中常被误读。如同其他文明，作为一种修辞意象，龙在中国传统里自古有之。在欧洲，按基督教伦理，龙是绝对邪恶的化身，但也逐渐摆脱神学的桎梏，给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以灵感。至于中国龙，它是欧洲龙的表亲，4000年前就出现，后经丝绸之路抵达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和荷兰，以其神奇玄奥滋润了洛可可艺术，成为漆器、铜雕和纺织品的艺术装饰。中国人始终将龙视为自己的祖先，今岁正一齐欢庆龙年。然而，在中西跨文化对话中，西方与中国之间往往成了“聋子对话”，尤其在地缘政治领域里，有时竟表现为一种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

    依据中国星象，世界现今进入龙年。在中国人眼里，龙年大吉，生于龙年的人前程无量。卢梭、圣女贞德、鲁热·德·利尔、热拉尔·德·纳尔华、阿波里奈尔、让·伽班，还有格瓦拉、高尔基、尼采、康德和弗洛伊德等伟人都生于龙年，出类拔萃者不胜枚举。前不久，法国过了“情人节”，基督教传说里，有圣乔治屠龙救美的轶事，其情节见于多幅欧洲宗教绘画。可依中国星象，龙喷火吐激情，常喻为一见钟情。火龙戏珠，让情侣终成眷属。与西方孽龙相反，中国龙乃是情侣益友。东西方的龙状态悬殊，实为文化差异所致，必须予以重视。在法国，当一个居民小区的住户对门房不满时，就会泄愤道：“简直是一条恶龙！”在北京，颐和园由龙守门。天庭的护卫为“青龙”。各国风俗不同。

    相传中国道教大哲学家老子200岁时住在一座深邃的山洞里。一天，中国道德先贤孔丘去造访他，回来对弟子们说他在深洞里看见了一条龙。后来，孔子自己对人寰失望，化为一只凤凰飞升上天，一去不返。中国大地上，只留下神龟顶祖碑。无独有偶，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也自诩为龟。他认为乌龟虽然爬得慢，但行动稳重。其实，神龟为龙生九子之一。在成型的不同阶段，龙呈现不同面貌，分别为蛇、鲤鱼和龟。着实需要进行一番研究，才能破解龙族之谜。

    中国许多民间故事里，龙族生活在人寰。唐朝时，有一则关于洞庭湖龙王娇女的传奇。龙女嫁了一个专横暴戾的龙婿，备受其夫虐待。一个名叫柳毅的年轻书生途经彼地，得悉龙女不幸，为其向龙王传书求救。美丽的龙女得以摆脱困境。为感谢勇敢的传书人，龙王将公主改嫁给他为妻。

    中国龙富于人情，绝非如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毒龙那般无道可怖。由此，华夏产生了龙文化，传播到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邻国。

    2009年5月，巴黎《阿拉丁》杂志公布了一套龙的照片，其中有两只脱壳而生的小龙宝宝。确实，人说中国古代龙是卵生，几经蜕变才最后成了“应龙”，其间历时3000年。按中国神话，最早以《易经》占卜的伏羲生于一个群龙聚首的沼泽。这个中国人的祖先貌似一条蟠龙。中国人的另一位祖先大禹就是依靠龙来治服洪水的。天龙育有九子，传种为中华民族。

    龙生九子，各司其职。长子酷爱音乐，形象雕在中国传统乐器上，称之为“龙头琴”；次子常为剑柄之饰，鼓舞从戎武士；第三子警惕性高，与凤凰、狮子、天马和海马等十种神兽，鱼贯踞于北京紫禁城太和殿顶角，据说只有该殿能享有此等特殊装饰；第四子的神像见于叩门环和钟壁上；第五子貌如雄狮，常饰香炉和宅邸大门，与西方十二星相中的狮子座相当；第六子呈龟相，为龙族里的赫丘利，曾助大禹治水，也是一位寿星；第七子能辨善恶，用角明察罪犯，但形状似虎，见于衙门和监牢；第八子司文学，装潢于石碑两侧；最小的第九子像鱼，按佛教教规卧在雨神的座底下，或高踞屋顶抵御火灾。瞧！这就是龙生九子，反映中国传统社会依照宇宙规律治理的宏观。

    中华民族以能当龙的传人自豪。龙的象征性极为重要，其造型美为所有华夏子孙认同，无可辩驳。中国龙由数种动物图腾融合，诸形纷呈，又为鲜明个性表象，御时蚀而终古不衰，显现万象玄兆，深蕴魅人寓意，为肖像艺术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花样。

    龙上天入水，腾云驾雾，态势奋迅，飘逸浪漫，催人沉浸于诗意的梦境。它有阴阳交合的神力，均衡宇宙，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因而以特有的曲线身段柔韧地活跃于赛龙舟和舞龙等民间庆典，用毅力与智慧保护人类，备受景仰。中国天子的龙袍皆绣九龙，予示吉祥繁荣以及内智与精神的升华。

    历史事实表明，中国的龙文化借精美刺绣织品从丝绸之路西渐，远播至欧洲。途中，它影响中东的拜占庭，由彼到达意大利、德国、荷兰、西班牙和法国。在这一漫长的旅程里，龙失却了神话象征，而凸显锦绣装饰价值。13世纪末为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痴迷东方主题，跟亚洲繁盛的贸易已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意大利丝绸制造商适应局面，在威尼斯采用龙象生产兰帕绸，仿效了中国活泼自然的不对称图案。到16世纪，中国龙远游法国，飞腾至瓦鲁瓦宫廷的绣毯上边。博韦织造厂的中国工艺品驰名遐迩。其他工场迎头赶上，纷纷接受中国龙象，推出更新颖、生气勃勃的装饰，突出的当数戈布兰织造厂生产的大型挂毯。由于法国和意大利织工的不懈劳作，中国主题产品一直风行到公元1730年，其中以龙象最奇异，用来点缀豪华的室内家具装饰，如卢昂彩陶作坊出产的瓷瓶或尚蒂伊作坊的彩盘。

    龙为人潜意识驰想之产物，反映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公元7世纪，挪威的威金人将龙体刻到船首或雪撬上，为自己助威，吓唬敌人。在欧洲，中国龙品格出众，影响深远，迄今仍显现在烟壶等民间艺术品表面。不过，希腊陶器上的龙形象更近似于蛇，具有相当复杂的象征，含英咀华，风姿或带隐喻，或旨在传教布道。

    依据基督教教义，龙跟导致原罪的蛇同宗。在中世纪的宗教画里，它盘踞智慧树上，诱惑亚当和夏娃。圣约翰《启示录》中，它是绝对恶的表象。撒旦恰以赤色火龙之形出现，七个龙头喻示七宗罪，十个龙角表明漠视摩西十诫。天使长圣米歇尔用长矛制服恶龙，将之踩踏脚下。

    在巴黎逗留期间，我闲暇时常携妻到塞纳河畔圣米歇尔广场散步。那儿的喷泉上竖立一组青铜雕塑《天使长圣米歇尔镇孽龙》。驻足这座雕像前，我联想当今艰危的国际局势。在扯着“人道干预”大旗的西方“人权主义分子”眼中，天使长圣米歇尔喻示西方强梁，而龙即为中国。这些“人权主义分子”应是蛮有教养的，可竟然不知中国龙惠及全球，无视龙存在于各类文明之中，包涵各种不同寓意，不同人对之感受殊异。

    龙的神力支配宇宙自然万象，从祥云瑞雨到海龙掀动飓风，无所不至，无坚不摧。在古埃及，帝龙代表阿彼托斯的永生神祇奥希利斯，此神祇年年让尼罗河水泛滥，浇灌两岸沃壤。在古希腊，每当谷神德墨忒尔让特里普托莱姆王子在世界各地撒播麦种时，总让播种者驾驭一辆双龙牵拉的宝车。威尔士传说里，克尔特人尊崇龙象，亚瑟王打的就是红龙旗。龙的形象穿越时空，从北欧异教徒的绘画，传至公元11世纪法国的“巴耶挂毯”，叙述1066年诺曼底公爵纪尧姆征服英伦三岛的战绩。在哥伦布之前的美洲，阿兹特克大地女神长着双龙头，兼“吉祥”与“凶兆”两面，展示大自然祸福互依的辩证面貌。

    即使在中国，人们也并非只敬奉独一的圣龙，而相信龙中有龙。对普通百姓说来，一方面有圣德仁龙，另一方面也有作孽的恶龙。民间传说里，人们往往还戏谑龙王。唐朝有“张羽煮海”的趣事。一位名叫张羽的俊俏年轻人跟龙王公主相恋，要求龙王将女儿许给他为妻，遭到龙王顽固拒绝。年轻人并不屈服，从一女妖处讨得煮海秘方，即付诸行动，致使海龙王难耐海水沸腾，终于不得不将公主许配给他，成就了一对异类的美满姻缘。这个故事里表现出一种宽容，为孔子思想的特点。龙既非绝对善，亦非绝对恶。可见，宇宙中从没有绝对的楷模。大作家巴尔扎克曾断言：“世上一切都具双重性，是互为矛盾的。”

    对比起来，中西两种文化或为同质异向。一是以人天合一为特征的中国文化，或曰“龙文化”；另一是以犹太—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现今有一种趋向，即要在全世界普及西方文化。吾侪觉得，不应该强迫东方人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东方人从不曾参与制定这些教条。尤其不应将西方的观念视为“普世价值”，因为它们脱离另一个世界的历史发展现实。何况，在一些西方国家里，出现了民主的异化。中国先贤老子阐明宇宙的规律，指出：“道者反之动”。不慧确信，世上谁也不能违背此道。

    近日，我读了帕斯卡·波尼法斯刚出版的一本书，名叫《善于赝造的法国知识分子》。这是一位法国作家对自己国内一些“教师爷”提出的尖锐批评。

    在不同文明的跨文化对话中，需要的是承认对方，彼此尊重。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克洛德·勒鲁什不久前说：“只要相互交谈起来，一切都会变得十分简单。”事实上，勒鲁什导演说得在理，历来人同此心。

    这方面，也应该遵从历史约定俗成的现实。不久前，中国报界掀起过一场争论。有人提出在中国对外交流中，宜将西方语汇里采用的“dragon”一词改用汉语拼音“long”，以消除西方人对中国尊龙为偶像的反感情绪。细思量，这一想法缺乏根据，不甚符合语言“约定俗成”的规则。对不懂汉语的人，拼音“long”没有任何涵义，且失去中国“龙”丰富的修辞学意象及奇异色彩，动辄得咎，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中文里有句成语叫“叶公好龙”，揶揄人类情感无常。故事说，从前有位姓叶的老书生，扬言自己好龙，家中门窗、大梁、屏风、家具和器皿物什，无处不见龙象。天龙风闻此事，对书生的赤诚惊喜不已，遂决定来拜访这位下界的崇拜者。于是，一个良辰吉日，龙与书生邂逅。孰料，叶公一见“龙颜”，吓得魂不附体，惊呼：“妖怪来了！”“是我呀，我就是你日夜萦怀的神龙啊！”天龙如此回答，它只刚刚在窗户露出鼻尖，长长的整条龙体还拖在屋子外面。叶公浑身发抖，慌乱应对道：“我崇仰的是您的图像，不是有血有肉的真龙哪。行行好，您请回吧！”

    这则哲理小故事表明，人忱于遐想，难面对现实。本性如此，自不必苛求。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觉得龙是个稀有的优异文学修辞格，应该在人生哲学中有其位置。总之，中国龙是一种循环思维的造物，相当于西方十二星相里充当保护者的狮子座。神龙不受任何束缚，能带给所有人好运。

    人类的好运，大约在于有朝一日能够一齐生活在一个“大同世界”里，那是孔子梦寐以求的各族民众团结一致的另一个宙宇，另一种秩序，一个男男女女都尽享平等、幸福生存的“他乡”。尽管遥远，但它总滋润着不畏途者的梦境，鼓舞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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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2年06月26日 14:35　来源：深圳晚报


龙年邮票被指为“凶神恶煞”引争议。


中国龙(一)


中国龙(二)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把“龙”译为英文的“Dragon”，然而在刚刚过去的龙年端午节当天，台湾著名出版人、民俗文化家黄永松做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时却提出：以龙的传人自居的中国人所崇拜的龙图腾是一个创意设计作品，它与西方凶兽dragon完全不同。

　　多少年来，龙是中华民族共同敬奉历史最久远的图腾神，然而，龙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起源的？各种观点却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有人说它是一种神异动物，有人认为它是云、闪电等自然现象的具体化和生物化，也有人认为，它是远古先民对恐龙的记忆，并因恐惧恐龙而产生龙崇拜；甚至也有人认定它是由西方传入的。

　　在对龙文化的长期研究中，黄永松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龙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设计，而这个伟大作品的始作俑者，就是黄帝。

　　不是“Dragon”

　　而是“Long”

　　在黄永松的电脑里，珍藏着海量的与“龙”有关的各种图片，从考古发现的距今8000年多前的龙造型，到各个朝代的玉器雕龙和服饰图案，应有尽有，不一而足。黄永松说，只要稍稍关注一下中国龙八千年来的逐渐演变，仅仅从外形上就可以看出：中国龙就和西方龙明显不同。

　　“中国龙，除应龙以外都没有翅膀，头似驼、角似鹿，是集合了多种动物而设计出来的文化形象，西方龙则是蝠翅，鹰头或者兽头，兽身。”

　　外形的不同还是次要的。中国龙和西方龙最本质的区别还在于它究竟是善还是恶，而这也正是黄永松希望为龙正名的关键所在。

　　今年年初发行的一枚龙年邮票因为被邮迷们指为“凶神恶煞”，一度引发众说纷纭。票面上，一条大龙正面朝外，双目圆睁，怒口大开，仿佛正在嘶吼。“一脸凶相！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吓人了？”“它在向谁怒吼发威？”不少邮迷大为不满，不过也有人表示支持：“中国龙正需要这种霸气”。

　　黄永松认为，设计者显然不够了解中国的龙文化：西方“dragon”喷火守财，为恶多端，是被圣人剿杀的恶兽，而中国龙却为人间慈悲降雨，是圣人赞许的瑞兽，因此以往的中国龙形象往往避其正面，而以侧面示人，呈游动之态，以喻其行云布雨之恩泽。

　　“制作龙、凤等工艺品的民间工艺师有一句口诀很说明问题：龙愁、凤喜、狮子笑。中国龙的形象一直是双眉紧锁，但这绝对不是凶，而是愁。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一个家庭中父亲是龙，母亲是凤，父亲是力挑千钧的一家之主，因而时常面露愁容，神色深沉，不像母亲那样慈祥随和，经常面带笑容。”

　　黄永松说：“中国人以龙的传人自居，而中国龙在西方同样发音Dragon，这就使得西方人一下子联想到基督世界的那种恶兽，产生不好的印象。当今中国经济腾飞令世界瞩目，正所谓飞龙在天。今年是龙年，正是我们应该为中国龙正名正音的时候。”

　　土生土长八千多年

　　中国龙不是舶来品

　　黄永松说，有太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龙不仅是“土生土长”，而且历史比西方龙要古老很多，所以不可能是西方传入。

　　黄永松的电脑中有一张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图片。图片中，石块与陶片堆出了一个清晰的S形龙形，龙首部位放着一个野猪头骨。他说，这就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龙的形象。距今已经8000年历史。

　　“在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原始部落广场中，也有一条19.7米的红石块砌成的龙，距今也有7400年的历史；最早的玉龙也出现在内蒙古，有5000多年的历史。”

　　“这些考古都否定了‘中国龙是西方传来’这种假设。一方面，中国龙有自己独立的起源已成为定论，而且年代远远早于西方龙；另一方面，中国龙也有独立的演进过程。”黄永松说，商代之前，龙的起源因为没有文字记载，都是考古引发的假说，而此后龙进入了有史可考的时代。在8000年漫长的演化中，龙从最初商代以前的无角，到商代后有了角，到唐代兼有兽身与蛇身，再到宋代统一为蛇身，至此龙的定型大功告成，之后各朝只是微有调整。

　　西方龙的起源和演进则完全不同。黄永松告诉记者，西方的龙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以恶为主，古希腊龙称之为Drakon，是英文dragon的前身。

　　黄永松说，Dragon最早是凯尔特人的崇拜对象，中世纪维尔京人将自己的海盗船船首雕刻成Dragon的样，而基督教的诞生，使Dragon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宗教往往将原始神物贬低丑化，比如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后，就将原来土著神阿修罗‘贬’为恶魔。”

　　在西方传说中，龙是“海洋中恐怖的生命，具有祸害人，被神消灭的命运”，有很多恶龙的传说。而在西方的英雄史诗，如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日耳曼神话中都有英雄屠龙的故事。

　　龙是创意设计作品

　　设计师是黄帝

　　而这个作品的设计者，正是黄帝。

　　黄永松告诉记者，史记有记载：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学者们认为，“合符”一意是灭蚩尤后合兵符，另一意则是会盟各部落创造共同的图腾，因此后世才有“画龙合符”的传说，而几年前，河北省徐水釜山顶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则印证了这一点。

　　200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韩立森带队，在釜山山顶黄帝庙遗址发掘出了明代的建筑基础和明代崇祯年碑额，金元的建筑残构，唐代陶器碎片，以及距今3500年的商代绳纹陶片，并在其下一米处又挖出残碑，残碑上有残字“黄帝时诸侯合符即(此)……最著龙之先”。

　　“通俗地说，‘合符釜山’是黄帝融合各部落的第一次‘建国大会’，它是中华民族的创元盛事，也是中华文化自觉的原点。”黄永松说。

　　“那个时候各部族都有自己崇拜的图腾。黄帝就让各部族带来自己的图腾动物。有的部落带了鱼，有的带来老虎。黄帝拿了一个笼子把这些动物放在里面，龙的发音就是从这里来的，也是聚集在一起、团结和谐的意思。黄帝和他的大臣很聪明地把主要的动物特征搬出来，集合成了我们今天龙的图像。”

　　南宋罗愿《尔雅翼》说龙的形态有“九似”，即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而黄帝等人共创的图腾龙，也逐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符契，成为中华民族大融合、大统一的标志。

　　记者 陈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