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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本周日上午举行

中新网  2009年07月13日 07:32　来源：京华时报

　　昨天下午，北京大学发布讣告，宣布季羡林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点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而目前设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的灵堂，从昨天起到17日，接待来自社会各界对季老的缅怀追思，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开放。

　　昨天11点半，治丧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常务副校长林建华、党委副书记张彦、杨河和校长助理史守旭胸戴白花，第一组向季老鞠躬致意。而北大校长周其凤由于目前人在台湾，无法赶来祭奠。

　　在追思会开始前，闵维方表示，季老很多朋友和学生、仰慕者有的远在国外，所以决定把追悼会的时间安排在19日，给出充足的悼念时间。

　　灵堂开放的时间将持续到17日，每天开放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但是灵堂工作人员表示，如果5点以后仍有人排队祭奠，灵堂将再延续一小时。昨天灵堂就一直开放到下午6点。

　　北京大学通知，在遗体告别会上有送花圈的单位和市民请与治丧办公室联系。(电话：62751201、62751301；传真：62751207)

　　-现场

　　悼念者提前排队

　　虽然灵堂要在中午才开放，早上8点起，就有不少老教师到灵堂外耐心等待。11点15分，离开门还有 15分钟左右，百年讲堂广场上的人自发组织起来排队。队伍排出了四五十米。所有的人都在耐心等待，很多70岁以上的老教师都坚持着的排在队伍里，“我希望能慢慢地随着队伍往前走，沉下心来，想念季老。”一位老教师说。

　　排在队伍第一个的张同学是阿拉伯语系大一的学生。对他来说，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季老，也没听过他的课，但是同在外国语学院，季老一直是他的精神偶像。在队伍里，还有捧着鲜花的儿童，一名5岁的小朋友告诉记者，她虽然不知道季先生是研究什么的，但是妈妈告诉她，是名非常了不起的爷爷。

　　学生磕头吟诗谢恩

　　11点半，学校领导首先对季老鞠躬吊唁，之后吊唁者按照队伍陆续排队进场。在吊唁的队伍中，不乏情绪失控的人。有人红着眼睛，有人抹泪不止，更有人直接跪下磕头吟诗。

　　张敏的父亲在解放前是季老的助教，1948年，季老曾经出钱帮助他父亲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得知季老过世的噩耗，在上海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嘱托张敏到季老像前磕头谢恩，“我今天磕了6个头，3个是替我爸爸磕的，其他3个是我自己要感谢季老小时候对我的教育。 ”他在磕头同时还大声吟诗道：“举世闻名学问深，毕生研究东语文，太平洋水千万里，不及季老教我深。”

　　除了张敏，还有不少人都直接在季老照片前下跪，他们很多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季老，是他的徒孙或者只是受过他作品的感染。

　　家人低调入场祭拜

　　12点40分，头发花白的季老之子季承和妻子身穿一身黑色出现在灵堂门口，妻子怀中抱着季老一岁左右的幼孙，身边跟着季老第一任秘书的儿子李小军。季承在签到本上写着“季承并马晓琴幼孙宏德哭拜”，然后来到父亲的像前鞠躬。他的妻子把怀中的幼子放在地上，让孩子给爷爷磕了一个头。

　　季承没有回答任何记者的问题，反而拿出自己的相机，仔细地把灵堂每个角落和众人吊唁他父亲的场景拍摄下来，然后和家人一起迅速离开灵堂。

　　和季承一样低调的还有季老生前关系密切的弟子钱文忠。下午4点半，他步履快速地走进灵堂，跪下来连磕9个头，特别是最后一个头，磕的时间大约有3秒钟，然后起身迅速上车离开。他离开的时候，没有和在场的季老其他学生打招呼。

　　外国学生前来吊唁

　　在吊唁的队伍中，一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特别引人注目。这个地道的外国姑娘现在有个中文名字刘莲娜，她现在是对外经贸大学的一名留学生。昨天，她是随自己的中国丈夫一起来祭奠大师的。

　　虽是外国人，但是对季羡林她并不陌生，“我家里有很多季老的书，我都在看，我非常尊重他做人的品质。”

　　-追忆

　　梵巴语传承者怀念恩师

　　昨天下午4点，吊唁的队伍里出现了一支很特别的队伍。队伍的最前面，是十来名白发苍苍的老人，而队伍的后面，是几名正在读书的北大学生。

　　张保胜老人告诉记者，他是1960年入学的东语系学生，这次来的老人都是和他同一届的东语系学生。在这十多人中，包括张保胜在内的4人是梵巴语专业，也就是季老的嫡传弟子。他们这一届是季老在解放后招收的第一届梵巴语专业学生，当时共有17人，季老亲自给他们上了5年课。如今，这十多个人有的已经离世，有的已经转行，剩下继续研究梵巴语的寥寥无几。

　　排在队伍后面的学生是梵巴语今后的希望。梵巴语教研室教授段晴告诉记者，目前北大有三名梵巴语的研究生，而本科生今年刚刚毕业。段晴说，梵巴语永远不会是一门显学，它永远是一门象牙塔的学问。它很难，要求学的人聪明而且要耐守清高。

　　季老有雅号“三必先生”

　　北京大学社科部部长程郁缀昨天也排着长队祭奠季老。他告诉记者，季老曾经被同事封了个雅号叫“三必先生”。当时他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但是文科工作会议他是每回必到、每回必发言，而且每次发言都有新意。他曾主张中国的文化已经“拿来”很多，是要“送” 出去了，这个理念和如今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方针是一致的。

　　另外，季老一直反对对文科采取量化考核的办法，他认为应该注重质量。如今北大文科建设也正在沿着这个思路进行改革，已经在中文系等院系中试点用代表作制度取代过去的论文篇数的考核，提出“精品意识”。

　　程郁缀表示，虽然季老离开，但是国学将继续搞下去，并且将以季老为榜样，把国学继续光大。

　　季老自传挽救女孩生命

　　一名戴着眼镜、二十多岁的女孩在离开灵堂后抱着季老的书哭得不能自已。这名叫李飚的女孩告诉记者，自己是名佛教徒，在两年前已经皈依，本来遇到生老病死不应该哭泣，可是她实在无法控制。她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季老，但却一直认为和他“神交”，“其实季老可以算是我的救命恩人。”

　　原来，李飚在一年前因为失恋，痛苦得不能自拔，甚至一度想自杀。当时她看了季老的《我这一生》这本季老的传记，才知道季老在“文革”期间也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但是后来能够勇敢面对。季老的经历给了她很大的启发，陪伴她走出了低谷。所以她昨天特地带着这本书，来感谢和怀念季老。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周逸梅 卜昌伟 王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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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一位老知识分子远去的背影

□ 周庆安 (清华大学教师)

中新网  2009年07月13日 08:44　来源：新京报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

　　7月11日，98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辞世了。

　　国有一老，如有一宝。季羡林先生因为他的国学学养和真诚人格，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尊重，如今他驾鹤西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我们曾经有许多次机会向季老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场合向这位大师表达过敬意。但是当季羡林先生真的告别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曾经表达敬意的真诚，以及老人接受敬意时的心情；我们也会忐忑地想起老人面对晚辈做的错事和傻事，满脸宽容背后的无奈。此刻，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追忆、怀念和学习。

　　我们追忆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在追忆一个大师辈起的年代。人们往往用自身的勤勉来作为成长的理由；但是有的时候，环境能够决定给予人们更多成为大师的机会。这种环境并不能简单的用贫穷或者富裕来概括。大师辈起的年代，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也是一个尊重知识、宽容“异端”、追求平等的年代。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知识界在不断与历史争夺这种机遇。而令我们景仰的学术大师们，恰恰就产生于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中。

　　我们怀念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怀念一个“以学术为业”的群体。无论陈寅恪、傅斯年，还是钱钟书、季羡林，这个群体中每一个人都是以一种偶然出现，而走向一种必然。马克斯·韦伯说，在失去了神圣性和价值统一性的世界上，以学术为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的思考。当然，所有的独立思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冷静的观察。今天的多元化社会，铸造着多元化的个人，终生以学术为业，并且能从其中找到乐趣和力量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

　　我们学习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学习一种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品行。无论在“文革”年代、在改革开放中、还是功成名就的晚年，季羡林都在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进行反思；无论在佛学、梵文还是宗教的学术领域，季羡林都在将一个问题执著地研究到底。这是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行，也是一种有现实意义的品行。尤其在当代中国，象牙塔中也不平静。商业主义和权力文化空前做大、浮躁悸动的情绪蔓延，季羡林先生用他自己的言行给我们提出了汗颜的问题。

　　追忆是为了记录，怀念是为了寻找，学习是为了再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很简单，他们已经放弃了所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自觉，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象牙塔中传道授业。但是知识分子又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创造文化、重建价值的一个群体，也能够引导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制定对话和交流的规则。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永远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行为规范？

　　季羡林先生走了。大师难再，修齐治平恐成绝响；后生可畏，慎笃勤温似已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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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离我们如此之近 季羡林带走无人可及的绝学

中新网  2009年07月13日 08:47　来源：新京报

　　大师离我们如此之近

　　他每每放下身段，像一位邻家的兄长，用体贴入微的观察，将家长里短、生活琐事传神地表现出来，又不失机地幽他一默，在调侃中见轻松、诙谐中寓说教，浑然天成。

　　季羡林先生走了，带着一身无人可及的绝学走了。

　　本来，季先生所做的学问极为小众。先生所学梵文的原产地印度，现在能掌握的人已是凤毛麟角，20世纪 90年代中期印度曾统计，全国懂梵文的只有2000来人，而季先生不仅将此文字学得精妙，而且对已消失的文字如吐火罗文的研究也颇具心得。他和金克木等先生所开创的印度学学科，到现在已是桃李齐芬芳了。印度政府能把国家最高的“莲花奖”授予先生，在中国，唯其一人而已。

　　如果对季先生的为人为文做一番评价，则一言以蔽之，于平淡中见奇绝。印度文学中有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呵婆罗多》，先生以一人之功将前者译出，使我们一睹印度文化的根基。其翻译的梵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又是那样明白如话，很适宜搬上舞台演出。

　　先生学贯东西，深得洋文三昧。可看先生撰文，其中国功夫真是了得。其散文结构之完整、人情之细腻、语言之鲜活，与板起面孔、文法颠三倒四、舌头没捋直的作者有天壤之别。他每每放下身段，像一位邻家的兄长，用体贴入微的观察，将家长里短、生活琐事传神地表现出来，又不失时机地幽他一默，在调侃中见轻松、诙谐中寓说教，浑然天成。

　　季先生的学问又是尖端的。他的《糖史》研究出了中印文化交流乃至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问题。他和同事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为我们阅读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打开了一道门。然而先生觉得这样还不够，竟做出了古文今译这些有的名家大腕不屑于做的事来。他带领同事用白话译出《大唐西域记》，并且不挂虚名，亲自操刀译出两卷。

　　季先生又是勤奋的，当很多江湖上的成名高手只动口不动手时，先生的著作从不假手他人，笔耕不辍。守着北大，应当有读不尽的书了。可在1996年，我们一批中国学者访学印度时，先生仍委托学生代为买书。我们到达印度的第二天，就坐上“蹦蹦车”，直奔老德里为其淘书。先生学术视野之开阔、阅览图书之丰富，可见一斑。

　　季先生的大师风采，在我和其唯一的一次会面时已有领略。记得访印回国后有问题请教先生，到先生家后全无初次相见的拘谨与生分。先生还津津乐道地回忆起访印时看到的当地人表演的瑜伽，说印度人把一个入定的活人给埋起来，然后代表团就去别处参观了，几个小时后回来，把人挖出来一看，居然无恙。先生叙述起来啧啧称奇。以先生之智慧，对这种事还是有判断的。只不过他用这种趣闻逸事，引发谈论我们共同关注的国度。当谈话结束，先生不仅将我送出家门，而且一直送到楼外，指了一条沿着未名湖出去的小路，目送我远去。这时，我感到一个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的大师形象高大起来。

　　大师虽走了，但他的为人为文，依然让我们感觉那样近。

　　□毛小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印度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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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人生：不重浮华，晚年更远离虚名

中新网  2009年07月13日 15:50　来源：钱江晚报　

　　那些先生留给我们的博大遗产……

　　不完满的才是人生

　　2009年7月11日早晨9点，季羡林止步于98岁。听闻此消息，仍是深感愕然，虽然众所皆知，季老因病已卧榻数年。而在我们的脑海中，他还是95岁的“红衣少年”，他说自己“身体很好，要活到150岁”。

　　我们敬仰季羡林老先生，是因为他的思想就像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却像一目见底的清水，大德大智隐于无形。

　　“我现在觉得，人真是一个奇妙的动物，人的一生也多半是奇妙的一生。你想走的路，有时无论如何也走不上。你不想的路，不知不觉之中，不管有多少曲折，最终还是要走上。”

　　幸运农家子，屡遇名师

　　季羡林的家乡是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康庄镇官庄，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季家当时的下一代孩子中只有季羡林一个男孩，叔叔与父亲经过反复的商议、筹划，终于共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季家的这根独苗苗培养成人。鉴于叔父在济南有稳定的收入，于是兄弟俩决定把小羡林从官庄带出去，离开农村，送到济南去培养。

　　季羡林在故乡只呆了6年，但是故乡的姣好，还有故乡的贫穷，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叔父的接济，季羡林在济南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5岁的时候，季羡林考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山大的校长就是当过前清状元的王寿彭。在王寿彭的影响下，山大附中的老师尊孔成风。这所高中的老师们，古文水平是极高的，尤其教国文的王老师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他布置的一篇作文《读〈徐文长传〉书后》，季羡林写得下力，他给的批语是“全校之冠”。从此季羡林的所谓虚荣心一下子就被提起来了，再也不愿意有不好的成绩。于是，他一改过去贪玩不用功的习性，开始用起功来。第二学期，他又得了甲等第一名。

　　中学时，季羡林喜欢上了英语。他沉迷于此，进而喜欢上了外国文学。他和80多个高中同学，北上京城投考大学，结果只有3人高中，而他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他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由于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他更在心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负笈德国，十年留学路

　　从清华毕业回济南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员之后，由于“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清华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季羡林立即写信报考，结果被录取。

　　初到德国，以前朦胧中想学梵文的念头在这里逐渐清晰了。而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当时就是德国，这里有世界著名的梵文学者。于是，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瓦教授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尽管选读梵文的学生只有他一个。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完成两个学业准备回国的季羡林被阻隔在德国。那个时期，他的学习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季羡林在德国整整呆了十年，这十年也成为他学术的春天。

　　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1945年，二战结束，季羡林婉言谢绝恩师的一再挽留，回到祖国。

　　1946年回国后，季羡林立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创办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他只有35岁。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解放后，季羡林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生的对立面是死。对于死，我们也基本上是被动的。我们只有那么一点主动权，那就是自杀。但是，这点主动权却是不能随便使用的。除非万不得已，是决不能使用的。”

　　十年文革， 牛棚杂忆

　　“文革”时，季羡林最初是逍遥过一阵子的，后来由于看不惯北大“老佛爷”的倒行逆施，于是发了牛脾气，“自己跳出来”，反对“老佛爷”，结果被抄家、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当他把积攒多时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一眼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准备越墙而出到圆明园去的时候，红卫兵突然来敲门了。他被押去挨了一场十分激烈、十分野蛮的批斗，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痛苦中他一下子得到“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于是，为着适应不断的批斗，他竟然想出每天站在自家阳台上进行“批斗锻炼”：“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泪为止”。季羡林后来写道：“这样的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

　　从“牛棚”出来后，季羡林被勒令看楼门，守电话，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他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他想到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梵文写的《罗摩衍那》。他就晚上把梵文译成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守楼时，脑袋不停止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季老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没有“文革”，两万多颂、8卷本的《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不重浮华，晚年更远离虚名

　　1978年季羡林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从1978年至2002年的二十四年中，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约略统计，季羡林撰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一部学术著作。

　　2003年2月，季老心肌衰竭第四次入住解放军总医院。从此，老人再也没有离开这里，再也没有随便走下那幢白色的病房大楼了。

　　2006年，季羡林先生在95岁高龄时，郑重请辞三大桂冠，远离虚名。“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这是季羡林老先生在新出版的《病榻杂记》中写下的文字。这里的三顶桂冠是指：“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个称号。

　　那一年，季羡林仍对自己信心满满：“我身体很好，现在目标是要活到150岁。因为中国国富了，民也强了，经济、科技都发达了，‘神五’、‘神六’也上天了，我要再多活几十年，活到150岁！”

　　去年字画门事件扑朔迷离，最终成为罗生门，很可能将不了了之。不过，对于季羡林而言，一个最大的收获是儿子浪子回头，终于与孙子承欢膝下。作为季羡林先生的爱徒，钱文忠透露，季羡林最后两个月过得很幸福，一直有儿子陪在他身边。

　　季先生终究没有实现自己“再多活几十年”的美好愿望，或许就是如他所说“不完美才是人生”。

　　-本版撰述：本报记者 陈进红

　　-季氏人生说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

　　“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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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一生十大学术成就：西学东传 文淡如菊

中新网 2009年07月13日 16:02　来源：钱江晚报

　　那些先生留给我们的博大遗产……

　　西学东传 文淡如菊

　　季老早年留学欧洲，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

　　季老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他研究翻译了多部梵文著作及多部外国经典名著。

　　季老又是散文高手，一生笔耕不辍，晚年即使身居病房，每天仍坚持读书写作。

　　“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修习梵文为解中印文化渊源

　　翻开《季羡林文集》可以读见这样深奥的题目：“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梅呾利耶与弥勒”，“浮屠与佛”，“列子与佛典”等等。这正是季老毕生所致力的学术领域，梵学及佛学。

　　季羡林认为，“不研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而研究佛教肯定要学习印度文化，于是在留学德国时，在哥廷根大学，季羡林选择了梵学，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季羡林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修习梵文，季羡林从此踏上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之路。

　　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季羡林回忆了选择梵学原因，“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现。这就得非读梵文不行。”

　　季老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历史久远，尤其“佛教于公元前传入中国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扩大其影响，不但在群众中流行开来，而且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思想核心之中，如果不是佛教传入中国，中国的哲学发展将会迥然不同。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博大精深的印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也随之传入进来，所以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现象，十分突出，令人难以忽视。”

　　几十年来，季先生对中印文化交流不仅作了大量细致认真的研究，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独辟蹊径，发前人之未发，有不少很有历史价值的著作问世，其影响巨大，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做了很多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实事。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

　　散文随笔独显淡泊之魅

　　季老一生笔耕不辍，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他喜欢写随笔，散文。在晚年，他不光是学问完成了冲顶，散文创作也进入了一种“化境”。其实，更多的人是从他的散文中了解到季老的为人。

　　季老写的散文，别具一格，在中国20世纪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可读性很强，已为世界所公认。提到季羡林的散文，无人不交口称赞。他既擅长抒情，又擅长写景，偶尔还用典引诗，使文章耐人寻味，给人以无限的美感。

　　因此，读他的散文，既会被他那高尚的人格力量所震撼，又会被那些散文佳作的艺术魅力所陶醉。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择善固执”，在文章中均有体现，为众人所称道。

　　比如，在《大放光明》中，他用“目中无人”来形容自己得了眼病看不清楚人，用“不知天高地厚”来形容走路时的“一脚高，一脚低”，这种比喻的天才和幽默的风度让人不禁莞尔。

　　更妙的文字在那篇《八十述怀》中，老先生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

　　这些十分流畅、一气呵成的四字句非常讲究对仗的工整和音调的平仄合辙，因此读起来铿锵有力，既顺口又悦耳，使人不能不想起那些从小背诵的古代散文名篇；紧接着，先生又用了最后四句非常“现代白话”的句式，四句排比并列，强调了节奏和复沓，与前面的典雅整齐恰好构成鲜明的对比，读起来就跟音乐一样，美不胜收。

　　“我的学术研究冲刺起点是在八十岁以后。”

　　耄耋之年冲刺学术研究

　　如果用百米赛跑来比喻季羡林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的话，那么，可以说六十七岁(1978年)以前，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干扰，只跑了二三十米；六十七岁以后的日子，则跑完了最后的七八十米。而在最后的七八十米跑中，从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则是他的冲刺阶段。

　　在这十年里，耄耋之年的季老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学术著作：《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和《中国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这三部巨著的完成，了却了季老平生的心愿，也可以说给他六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季老写《糖史》需要搜集大量古书上的资料，可是，这些书现在尚未输入电脑。季老只好采用最原始，最笨的办法，找出原书，一句句地读下去。为了写《糖史》，季老用了两年时间，天天跑北大图书馆，查《四库全书》，硬是把一部《二十四史》翻了一遍，详细摘引出其中的宝贵资料。

　　季老在回忆这段工作时曾写道：“我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糖史》写作完成以后，季老又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的写作。刚想休息一下时，《中国佛教史》的写作任务又找门来,因为有一部分内容国内只有他一人能写。

　　耄耋之年的季老，仍然“焚膏继晷”地进行学术研究“冲刺”，完成了几百万字的重要学术著作，这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在世界学术史上，恐怕都是一个奇迹，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本版整理：本报记者 李玲玲

　　-季氏治学说

　　“我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我非常平凡，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一个人干什么事都要有一点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没有这个劲，我看是一事无成。”

　　——季羡林

　　季羡林一生十大学术成就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1) 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 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

　　(3) 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 1980年又就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进行研究，发表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 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等文，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曾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6) 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0年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 比较文学研究——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 东方文化研究——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

　　(9) 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曾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 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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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温和改良主义者季羡林的精神遗产

中新网  2009年07月14日 08:00　来源：中国青年报

　　“容忍”，温和改良主义者季羡林的精神遗产

　　季羡林先生遽归道山，身后留下上千万字学术著作，堪称季老最可宝贵的学术遗产，有待于后人承继遗绪，薪火相传。而作为一位民国时期留学德国，归国后致力于东方学研究，教书育人数十载的现代知识分子，季老的精神遗产同样值得重视。特别是像季羡林先生这样经历了近百年沧桑岁月的学者，不失为洞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与精神历程的典型，有心者更不能不有所关注。

　　在这方面，相关论述已经不少。只是此时此刻，似有进一步求解之必要。譬如有学者给季羡林先生作传，为他的一生提炼出八个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将他看做清华、北大两所著名学府的精神象征。还有人认为，季羡林是北大精神亦即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这些观点自有其道理在，不过稍嫌粗略，缺乏更为清晰具体的界定。个人感觉，求解季羡林先生一生的精神依归，可能还需要从他个人文字里寻求答案。

　　季老晚年留下大量随笔，不乏对时代和人生的感悟与反思，或可见证他的思想嬗变与精神历程。而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季羡林先生大半辈子所践行的人生哲学，主要是两个字：容忍。这两个字既是季老的处世方式，也是他学术人生的精神所在。

　　1946年，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经陈寅恪先生力荐，他被北大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其后，季羡林在北大度过了3年“毕生难忘的岁月”。由于工作和学术上的关系，在这期间季羡林和胡适先生过从甚密，常有当面交流请益的机会。1999 年，季羡林访问台湾，专程前往南港拜谒胡适的陵墓。他后来回忆道：“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看来，彼时彼刻季羡林心情万分复杂，欲言又止。

　　季老内心的秘密并不难解读。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激荡，多位知识分子先后遭遇“华盖运”，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完俞平伯批胡适，最后批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陈寅恪头上。在一系列批斗面前，季羡林保持沉默，“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 ”。晚年忆及，他说：“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回忆陈寅恪先生》)但是，仅仅保持沉默而不能为这些他所熟悉的师长们辩白，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有所愧疚。这大概就是他站在胡适墓前，感到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一个缘故。

　　保持沉默，既是不妥协，却也是一种容忍的态度。季老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过的——在频繁的“政治运动”面前如此，对发生于身边的人事亦如此。比如去年发生的“藏画盗卖风波”，季老事前并非不知情，后来也称“丢画两三年了”，可他刚开始并不愿积极寻求答案；对于“身边人”的一些“小动作”，他甚至还刻意装作没看见。季老曾说：“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忍者，相互容忍也。”毫无疑问，容忍确乎季老所践行的一大人生哲学。

　　季羡林先生早年求学于清华，回国后又在北大教书数十载，清华、北大的人文精神自然在他大脑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季老讲过，自己一生中碰到了6位对他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在国外的有两个人，即他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4个人，即冯友兰、胡适之、汤用彤和陈寅恪。概而论之，对他的治学方式和人格精神同时带来深刻影响的，非陈寅恪和胡适之莫属。

　　陈寅恪先生是季羡林学术和人生道路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榜样人物。由于在清华期间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才会动了主修梵文课的念头。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正因如此，陈寅恪所汲汲追求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可能不对季羡林产生人格感召作用。

　　季羡林在北大展开学术和教书之旅，也和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不无关系。胡适对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颇为欣赏，直至晚年还曾评价：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在这位大学者面前，季羡林“经常如坐春风中”，胡适之的人格魅力，也为季羡林所津津乐道。胡适曾云：“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晚年胡适又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于追求自由的同时保持容忍的精神，这也正是季羡林重要的人生写照。

　　但总的来说，这种容忍精神超越了季羡林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乃时代使然，也是个性使然。当然，季羡林总是在容忍，有时候却也遏制不住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在动荡年代，他对批判知识分子的行为保持沉默，对加诸自己头上的不公平待遇保持沉默；到了晚年，当历史的教训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他却愤然写出反思大作《牛棚杂忆》。还有，季老晚年多次提出要还自己“一个自由自在身”，这同样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清醒认识。

　　也许季羡林先生从来就没有忘却前辈学者、师长们的教诲，不敢丢掉清华、北大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只是出于时代和个性缘故，他更多是以一种容忍的姿态走完自己的一生。还应当指出，季老本人对这种容忍精神并非持悲观态度，甚而含有积极主动的意味。大概季老总是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对于社会天翻地覆以及个人荣辱起伏，方才能够保持一种宽容和忍耐的乐观精神。这恰和胡适之先生晚年提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的思想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语见诸胡适《容忍与自由》(1959年)一文。胡适在文章中提到：“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这番话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正逢台湾地方当局借机打压胡适、雷震等人发起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此胡适认为杂志“应该检讨自己的编辑方法是否完善”。有论者指出，这篇文章既是胡适对台湾当局的一次“ 上谏”，更是“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对同志们发出了一种规劝，指明一条‘温和’的道路，以期获得政府的‘容忍’”。(楼魏华，《书屋》2001年第 9期)

　　季羡林所持容忍精神的境界，或没有达到胡适先生所言的地步。他只是在容忍时代加诸个人身上的种种不幸，同时期待着，这种容忍最终能够等到和换来社会的进步。这体现和表达了季老的一种心声：对这个时代多一些容忍和耐心，社会总会朝着更好的方向渐进发展。说到底，这种容忍精神是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这就是季老留给这个世界的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

　　魏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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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季先生爱吃冰激凌 乌龟"丢"了吃不下饭

中新网  2009年07月14日 15:18　来源：中国文联网

　　我是1984年到北大学习的。后来很长时间都在做季老的助手。听到季老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外地开会，非常震惊，心里非常悲痛。

　　季老经常强调做学问要有世界眼光，但也不要妄自菲薄。北大从“五四”开始，有人提出的“打倒孔家店” 在这里进一步发展、这里有学者追求全盘西化、有学者倡议废除汉字，这些做法季老非常反感。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学术没有什么新老之分，如果国外的知识也这样，古希腊的文化也可以不要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妄自菲薄，对自己古代的经典断然地否定和排斥。西方国家对待古代文化经典恰和我们相反，他们在古希腊文化中找到源头，续接上他们的现代性。

　　季老对中国文化非常重视。他经常说，中国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包括思想文化、艺术文化、民间文化。他反复强调民间文化固然重要，但更要重视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固然重要，但更要重视思想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博大精深，比如儒家思想讲求刚健清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比如道家无为、不与天下争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大家都很功利、人与人之间竞争激烈，人对自然无限索求。所以季老非常喜欢陶渊明的“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喜欢老子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喜欢庄子齐物论的思想。对于佛教，季老非常重视玄奘的精神，反复提出中国一定要树立玄奘的精神。现在大众文化树立“小沈阳精神”，通过撒谎、通过作弊达到目的，我觉得很悲凉。玄奘取经没有什么丰厚的报酬，也没有什么高官职位等着他，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艺术文化方面，季老非常强调琴棋书画的修养。季老自己就写书法，有不少书法作品。他也喜欢画画，和范曾是好朋友。他在世的时候对我说：“你画的鱼有神游的味道，我很想要一幅作为生日礼物。”我现在很愧疚，因为太忙了，那个画是工笔画，要好几天才能完成，所以一直没有给他，很遗憾。季老也很喜欢听音乐。记得有一年中秋节，我到他窗外的“季荷”旁边拉《二泉映月》 ——他室外有一片自己栽种的荷花，所以叫“季荷”——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学校昨天晚上广播了《二泉映月》，播了三遍，真好听。我说那是我拉的，祝您中秋节快乐。季老对艺术文化很重视，所以他特别强调北京大学必须要有艺术教育。他认为没有艺术教育培养出的学生是干瘪的学生，缺少艺术的人生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被异化了的人生。

　　关于民间文化，季老对节日文化，比如春节、端午节，还有日常习俗，比如孝心、仁义礼智信等等都很看重。在这些方面季老一向身体力行。季老夫人年龄比他大，而且没什么文化，但他和夫人却能白头到老，让很多人很感动。他总是给同事以尽可能的帮助。在此我讲一件小事。北大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教授跟季老一直有矛盾，季老就跟我说：“我做系主任和副校长时都力求尽可能多地照顾这个老师，职称让他先评，教授让他先当，但他还是有意见，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尽到我的心意，他不能理解就算了。”这些事他都是对自己委曲求全，让别人感觉更舒服些。

　　对于做好中国学问，季老特别强调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都必须做好，少一条也不行。在做学问方面，季老讨厌望文生义，随便瞎说。

　　做好中国学问的同时，季老也强调要汇通中西。他告诉很多北大青年学者，包括我，要把外文学好。他本人就懂多种外文。他对不正的学风很反感，要求不管别人怎么做，我们要坚持北大的学风。

　　季老做人给我一个深刻印象是心怀天下，“至广大而见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他乐于奖挹后生，支持年轻教师，比如我评职称、发文章，季老都非常关心。更年轻一些的学生，比如我的访问学者、博士生、硕士生，他们毕业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去看看季老。但季老太忙了，可能不方便见。我给季老打电话，他总是说：“马上过来吧。”我们十几个人就一起过去，围着季老谈话。季老精力毕竟有限，时间长了，他的秘书就提醒，要在15分钟内结束谈话。季老却反复说“没关系，没关系”。这样的大教授能和大家欢聚一堂，谈论这么长时间，而且告别后学生们都走了那么远还在招手，让同学们非常感动。

　　另外一点，季老对小花、小草、小猫、小狗非常有爱心。他养了一只猫，每次我去猫都趴在我的膝盖上。季老就说：“你是好人，猫能看出谁是好人。”他还喜欢养小乌龟。有一次他家里养的三只小乌龟有一只爬丢了，季老就吃不下饭，担心乌龟会死掉。后来我就到市场上买了一只相似的乌龟给他送去。季老像孩子一样很开心。没想到第二天丢失的那只小乌龟又爬了出来，四只小乌龟待在一起，季老就很疑惑，“怎么会多了一只呢？”后来我只好坦白了。有些人觉得像季老这么大的学者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但季老实际上既具有慧眼，又有童心。我觉得光有慧眼没有童心的人是很可怕的。

　　生活上季老极其节俭。在德国留学十年后，季老喜欢上吃冰激凌。但他家的冰箱很差，吃不完的冰激凌放在满是剩菜剩饭的冰箱中总是串味，有时是辣椒味的，有时是咸菜味的。他的秘书、朋友就买了个小冰箱让他专门放冰激凌，他知道后勃然大怒，觉得怎么可以随便花钱。季老家里的衣服、皮包、帽子、雨伞全是破旧的。我有次去看他就说，先生您这样有损国际形象。他哈哈大笑说，不会的，反而会为中国形象加分。

　　季老是一个学富五车、汇通中西的学者，在思想文化、艺术文化、民间文化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但又是那样的朴素。季老是我见过的人中的慧者。

　　(作者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北大书法研究所所长，本报记者金涛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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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季羡林为什么说他“不是大师”？

2009年07月14日 11:20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7月14日电香港《明报》14日刊出署名文章说，季羡林为什么说他“不是大师”？别人用加法来介入社会，老去的季羡林用的却是减法，要把强压在头上的浮夸荒诞摘走，与其说是争取个人心灵自由，不如说是欲对社会有所启蒙。这才是季羡林的真精神、大精神。欲纪念季羡林，理当表扬和发扬其自重和进取精神于治学、做人、接物，皆如此，才是还其本来面目的正途与大道。

　　文章摘录如下：

　　季羡林先生病逝，香港传媒予以广泛报道，可见其分量之重。这样说，当然不是意味香港传媒相对于内地同业有什么特殊分量，而刚相反，正因香港传媒平素比较不重视学者和作家的生死大事，一旦大报特报，新闻里的主角便必是具有显着社会地位或文化意义之“重要人士”。

　　香港传媒这回是大报特报了，方向正确，但遗憾的是，从电子传媒到平面媒体几乎毫无例外地摆了一个可大可小的乌龙，其“小”者在于，该乌龙彻底违反了季羡林先生的病榻心愿，死者泉下有知，恐怕犹有不安；其“大”者则是，该乌龙或许阴错阳差地“羞辱”了季先生，恭维变成嘲讽，对死者构成了不敬。

　　什么乌龙？

　　那就是，从电子传媒到平面媒体几乎毫无例外地用了“国学大师”4个字来形容、描述、总结季羡林先生的文化地位，而这个头衔明明是季先生于2002年所郑重推辞的，当时已是内地学界的大新闻大话题，香港传媒昧而不察并沿用至今，未免稍稍落后于时势。

　　立志“三辞”

　　一辞国学大师、二辞学术泰斗、三辞国宝

　　话说2002年10月，季羡林先生已经住院接受治疗，病榻中，依然笔耕不断，写了一篇连一篇的长短文章，其中一篇《在病中》，被收录于2006年出版的《病榻杂记》书内，季先生透过铿锵有力的文字向世人清楚声明，他立志“三辞”，一辞“国学大师”的大桂冠，二辞“学术泰斗”的大头衔，三辞“国宝”的大封号。

　　对于大桂冠，季先生是这样说的﹕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季羡林先生当然不是自谦，反而，他是自重，因为“国学”是一门独有所指的研究领域，季先生学问成家数，但其家数，另有怀抱，绝非在“国学”门墙之内，如其所述﹕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它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基于相同的自重心情，季羡林先生拒不接受“泰斗”和“国宝”的两顶帽子，对于自己的立身处世，他有一套自我评定的标准和结论﹕

　　“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形中。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它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剎车。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上面抄了一堆季羡林先生的文章，用意当然不是在于填塞字数或调侃香港传媒。我想强调的是，季先生在垂老之年即使躺在医院病床之上，仍对官场和社会的浮夸荒诞有所不满、有所不爽、有所不屑，因此不惜透过“三辞”以示抗议。

　　自重和进取

　　永垂青史

　　这篇“三辞”文章，有人说是显示了季羡林先生的“虚怀若谷”，这真矮化了季先生。季先生之虚怀若谷，主要显现于其治学态度之上，跟该文无关；该文所真正显现的其实是季羡林的“积极进取”甚至“批判反击”，他老了，无力再站出来以行动推动这个推动那个了，但是他仍然能够经由拒绝这个拒绝那个以求精进；别人用加法来介入社会，老去的季先生用的却是减法，他要求把强压在头上的浮夸荒诞摘走踢走，在此行动背后的微言大义和心理动机，与其说是争取个人的心灵自由，不如说是欲对社会有所启蒙。而这，才是季先生的真精神、大精神。

　　当下中国，“大师”横行，“泰斗”满天，“国宝”遍地，再对季羡林先生冠以诸种名号，极容易沦为羞辱而非敬仰。欲纪念季先生，理当表扬和鼓吹其自重和进取精神，于治学、于做人、于接物，皆如此，这始是还其本来面目的正途与大道。(马家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