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7-30 作者：王乐 来源：文汇报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 我们的很多行为逻辑，正是从那个遥远年代而来 图/莫非
◆广受瞩目的清华简，其第三册整理报告有望在年内向学界发布。清华简对现有学术观点提出了哪些新说？不断出土的大量地下简帛文献将对学术史产生怎样的影响？它与社会大众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围绕这些话题，本报记者对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做了专访。 本报驻京记者王乐
简帛材料为今世学人提供“新发现”
文汇报：整个20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似乎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自20世纪以来，国内各地有关简帛的发现累计有100多次，出土的地点涉及17个省区，出土简帛更是达到了30多万枚，内容极其丰富；最近这些年来，全国各地仍陆续有大量简帛材料出土，同时与出土简帛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渐次公布。您是学术界公认的简帛研究领域权威学者，简帛研究领域的哪些工作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学勤：近年来，简帛材料不断出土，国内的简帛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不仅仅每年都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面世，很多高校与科研单位还专门成立了简帛研究的学术机构，组织起了专门的课题研究。在近些年的研究工作中，出现了几个极其重要的考古整理发现，按年代排序依次为：1993年出土、1998年发表整理报告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简”，1994年入藏、2001年开始发表整理报告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及于2008年夏天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简”。这三批重要的竹简材料得以重见天日的时间不同，所涉及的领域也各有不同，但书写年代却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内容均为其时重要的典籍，且涵盖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不同侧面。随着整理研究与讨论的不断深入，很有可能改写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史、学术史与思想史。
文汇报：近年来，随着“郭店简”“上博简”特别是近来走进人们视野的“清华简”等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出土文献研究似乎已不再是学术圈里的“智力游戏”，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对此充满了求知欲。我注意到，您在清华简入藏清华园不久所写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一文中，以“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为标题，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能否就此向我们的读者作些解读？
李学勤：“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语出王国维先生1925年7月在清华园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一著名的演讲文稿后发表于《清华周刊》，并收入赵万里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
众所周知，竹简与帛书是中国早期书写的载体。在古代中国，自商代起始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简帛成了那个没有纸张和纸张的使用尚不普遍的年代里最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简帛作为通用书写材料，使用至少有2000年。古代的简帛，数量是非常多的，但由于其材质容易损毁，埋于地下难以保存，所以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发现商代简的实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简帛书籍，只能追溯到战国时期。
王国维先生指出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其实是根据他自己在研究甲骨、金文以及简牍等方面的经验体会，敏锐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研究途径。具体说来，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简言之，就是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所以“郭店简”“上博简”与“清华简”等出土，无疑为今世学人提供了“新发现”，这恰恰是我感到激动，并以之作为标题的原因。王国维先生首创并大力倡导的这一“二重证据法”，为出土材料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文汇报：清华简的第一、第二辑整理报告都已经向学术界公布，作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整理研究团队的领衔科学家，请您介绍一下清华简为“新学问起”带来了哪些新发现。
李学勤：王国维先生在演讲最初提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后，列举了“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孔壁中书，是为西汉前期在山东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这些书籍应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16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古文尚书》。有关今古文《尚书》的争辩，自西汉晚年至今仍未定论，孔壁中书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
汲冢竹书，则是西晋初在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中发现的竹简书籍，时间约为公元3世纪西晋咸宁五年。竹简上献朝廷，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其中一部史书被定名《纪年》，即著名的《竹书纪年》。惜自唐代后散佚，现已无全书，仅零碎佚文传世。王国维所讲此二项“最大发现”均为战国时期竹简书籍，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论《古文尚书》还是《纪年》，今人已见不到原貌，成为学界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在清华简整理与释读过程中，我们恰恰看到了竹简中有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可谓是在2000年后首见，此外还有近似《竹书纪年》的史籍，这些都为有关《尚书》与《纪年》中一些长期争辩且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佐证，仅此一点已经让我和团队中的很多人激动不已了。
清华简整理报告第三辑将收入西周两种重要诗篇
文汇报：不久前，您根据第二册整理报告《系年》对秦人始源这一一直以来困扰学术界的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您能解释一下其间的来龙去脉吗？
李学勤：我们都知道，西周覆亡、周室东迁以后，秦人雄起于西方，先是称霸西戎，随后自西渐次往东兼并列国，完成了秦朝统一大业。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独具特点的秦人文化，在向全国扩张发展的过程中广被各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很多方面必然追溯到秦人，这是一个绕不开的母题。但长久以来，秦人从哪里来、其文化具有怎样的历史背景等，学术界始终莫衷一是。
对此，主流意见认为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与《赵世家》中，曾详述秦先世，讲及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潏，“在西戎，保西垂”。所以，秦人当时应该已在西方，并与戎人关系密切。蒙文通先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也据此认为“秦为戎族”。
然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潏始西迁”。由于《秦本纪》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国族，凡可考证的均在东方。“东方说”的代表作，最近的有林剑鸣先生《秦史稿》，以为中潏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秦人并非是戎族。
《系年》竹简的发现，具体披露了周武王死后发生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的经过：作为东方大国，奄是商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名“商奄”，在今山东曲阜一带。由《系年》的简文可知，作为商纣王大臣，同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国君先祖的飞廉，在商覆灭后，由商都东逃至商奄。奄属嬴姓，当时嬴姓国族均反周，飞廉投靠同一族姓，且对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反周起到了推动作用。乱事失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至原来奄国之处，建鲁国，又把奄君迁往蒲姑看管起来。
在《系年》竹简发现之前，可以说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的史事。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先人的史实，很让人感到惊讶——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类似谪戍。遣送西方，和飞廉父亲中潏曾“在西戎、保西垂”经历有关。中潏、飞廉一家，本也自东方出身，由此看来，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也绝非偶然。既然秦人本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理应具有东方色彩，且和商文化有密切关联，认识到秦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过去与秦人始源相关的文献、金文、简帛等一系列问题便都可以得到释证。
文汇报：王国维先生讲到了孔子壁中书、汲冢书这两次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的最大发现。对孔子壁中书来说，清华简中已发现多篇《尚书》，有些篇目具有传世本，文句有差异，篇题亦有不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第一册整理报告中《尹诰》真本出土，意味着时隔两千年后，真正的古文《尚书》“重见天日”，具有重大历史与学术价值；那么对进一步认识汲冢书也就是《竹书纪年》而言，第二册《系年》会有多大的学术价值？
李学勤：《竹书纪年》影响甚大，但整理出的文本至唐代散佚，今人学者只能根据各种书所征引辑录出的零碎段落语句进行研究，这是古本《纪年》；到明代流传着一种与古本多有不同的完整本子，称今本《纪年》。有关《纪年》古本、今本的真伪、价值与彼此关系，学界也持不同意见。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系年》为认识《纪年》提供了新的角度。《系年》概述了自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包括西周起始到覆亡、春秋时期与战国早期。根据《系年》所叙述的史事，《系年》约作于楚肃王时代（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0年），较《竹书纪年》早了几十年。这部战国人所撰写的类似于周朝的断代史，虽然写作者年代、所处地域和《纪年》有异，但却有不少可资对比研究之处。两书若能合观，其在古史研究上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比如，《系年》关于“共和行政”与“平王东迁”史事中，列国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远远比现有材料讲述得清晰明了。
如果今人学者仍怀疑《左传》为后人编撰或伪作的话，《系年》讲述春秋时期史事的内容也可从侧面做出极好的证实。相关内容不仅详尽，有些文句还与《左传》和《国语》记载相当一致，当然也能和《史记》等文献参照印证，补充并纠正传世史籍记载。
文汇报：目前，由您领衔的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团队正在进行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的编写。您能否透露一下第三辑整理报告的内容？
李学勤：清华简整理报告第三辑，即《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计划在今年年底出版，现在正在紧张编写之中，有些问题目前还不能都说清楚。但可以告诉读者的是，这一辑里又包括不少有很大意义的发现，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例如，过去我在几次演讲里曾经向大家提到过的，清华简里有古文《尚书·说命》。关心《尚书》研究的人们都知道，《说命》是记述商代名王武丁任用贤臣傅说的史事。《尚书序》说：“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现在清华简的《说命》确实是三篇，每篇都写有篇题《傅说之命》。先秦古书里引用的《说命》佚文，简文里大部分都有，证明这是《说命》的真本。至于收录在《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里的孔传本《尚书》的三篇《说命》，前人已论定是伪书，如今又得到确切的证明。
第三辑里还会收入两种非常重要的西周诗篇，都是过去大家不知道的。一种是《周公之琴舞》，是一组由十篇颂诗构成的乐诗，体裁类于《诗经》里面的《周颂》。根据简文，知道这些诗作于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之时所作，可谓珍贵。另一种则是西周晚期厉王时名臣芮良夫所作，是谏戒厉王和助行虐政的权臣的政治诗，与《诗经·大雅》所收他作的《桑柔》相似，而诗篇更长，内容还对当时周朝内外形势做了详细的描写，兼有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重大价值。
学者通过大众传媒普及传播学术，是值得尊敬的
文汇报：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动态以及公众的关注来看，简帛研究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当前简帛研究有哪些方法和路径？您提出，要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中的研究沟通起来，这是否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
李学勤：总体而言，简帛研究有两种趋向：一种是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途径，以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法，对简帛文献进行研究、考订、校释；另一种是历史学特别是学术史的途径，对简帛文献的思想内涵做出分析，对其史料价值进行发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两种途径彼此补充，交相为用，没有前者则后者失其基础，流于浮泛；而如果没有后者则前者不得引申，简帛佚籍的重要意义也就无法显示出来。
两种路径和方法表明，简帛研究主流始终未偏离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与此同时，还需要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研究。比如，必须与文献学、语言学、学术史、科技史等领域的研究相结合，在研究过程中互相比较参证，从而得出科学结论。也只有不同学科、不同途径的比较，才能对简帛文献有更加深刻明晰的认识，更好地阐释、厘清出土简帛中的许多疑难问题。
诚然，“二重证据法”和多学科结合的方式，将会推动简帛文献研究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但在我看来，把考古学成果与学术中的研究沟通起来，不啻为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就简帛佚籍而言，不限于利用已有的简帛释文谈论学术史，而是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和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与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的研究。
我们确实处在国内考古黄金时代的起始阶段，不夸张地说，简帛研究不仅是国内文史研究领域的热点，更是具有世界性的前沿课题，已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文汇报：近年来，了解并关注简帛研究的公众逐渐增多，但专业的简帛文献出土、整理、考释等工作，似乎仍未摘下神秘的面纱。在不少人看来，这些都是囿于象牙塔内的高深学问。在您看来，如何让大众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让大众明白圈内的专家学者所做的工作？
李学勤：千万不要低估了社会大众对历史的认识，社会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有时远比我们想像的深刻得多。这些年，很多普通公众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兴趣，这是值得欣慰的现象。当然公众在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似乎也不由自主地吸收了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东西。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研究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阶段。中国的历史很长，要了解文明的传承，理解文明的积极与消极方面，必须借助于历史。我们现在的很多观念与想法，无法完全同古代的先人隔裂开来，比如夏商周时代对于正义的张扬、对于虐政的讨伐等等。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很多行为逻辑，正是从那个遥远得都有些记不起的年代而来。历史是无法隔断的，历史的根源也是无法切断的。学者不能只是向社会公众提供材料，更应该揭示传统历史文化的根源与来龙去脉。中国历史经历了数千年的绵延，基本的精神却未发生太大的改变，传统文化的精神始终如一。
现在，我们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做普及传播，这是值得尊敬的。学术本就不应该停留在小小的圈子之中，更应该让大众知晓了解。这些方面的尝试，即便是对圈内的大专家来说，可能也并不容易做到。
简帛研究已经开始从“冷门”变成了“热点”，相信随着公众关注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会更深、更理性，从而更清晰地明白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对一名学者而言，这一点要比取得了重大的研究进展，更有成就感。
2500枚竹简，最长46厘米，最短仅10厘米；大部分为整简，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竹简的性质为书籍，大多与历史相关，发现有《尚书》以及类似《竹书纪年》的史书……继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上博藏战国楚竹书”之后，2008年，一批战国竹简从海外几经辗转入藏清华园、并被命名为“清华简”，让身处象牙塔的学术界以及普通公众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简帛研究的关注与兴趣，再一次被撩拨起来。
20世纪以降，埋藏于中国大地之下的各种简牍帛书开始大规模地重见天日，累计发现简帛100余次，出土总数达到30多万枚……有专家认为，现在还只是中国考古黄金时代的初级阶段，简帛研究将会在未来中国古代文史学术领域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早自1950年代起，他就参与缀合、整理殷墟发掘所获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次鉴定出西周甲骨文。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古玺、货币文字以及简帛，从而大大推动了古文字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发展。1975年起，他先后参加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整理、注释工作，并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做出了广泛的探索。
在同辈学人中间，李学勤以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善于利用新发现与海外的考古材料、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和多学科结合治学而著称。他在上述简帛以及长沙楚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研究，以及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等方面，做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简帛研究和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近年来，李学勤领衔主持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
如今，广受各方瞩目的清华简已经公布了第一、第二册整理报告，第三册整理报告也有望在年内向学界发布。清华简对现有学术观点提出了哪些新说？不断出土的大量地下简帛文献将对学术史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文史学术领域的一大“显学”，它与社会大众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围绕这些话题，本报记者对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做了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