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人讲演录》指瑕
嵩云
东方早报 2009-9-6 2:44:24
《魏晋文人讲演录》 马良怀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3月第一版 215页，28.00元
书中有若干地方存在着对前人著述的误解或曲解，有些论断出于作者的想当然，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知识性错误，有失科学和严谨。
马良怀教授《魏晋文人讲演录》把中国历史上最富文人精神的一群文人作为研究对象，笔墨驰骋于文学和历史的中间地带，视角和方法兼具文史之长，发明颇多，有些看法相当精彩，大有益人神智之效。但书中也有若干地方存在着对前人著述的误解或曲解，有些论断出于作者的想当然，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知识性错误，有失科学和严谨。兹将阅读中随手所记，按照页码顺序论析于下，希望为读者提供一参考，也盼望再版时能酌予修正。
(一)鲁迅书赠瞿秋白对联
鲁迅先生曾经也发过一个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是在为瞿秋白整理文集之后，发出这一感慨的。……鲁迅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慨是在阅读、整理完瞿秋白的文集，也就是对瞿秋白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发出来的……(第19页)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先生手书赠给瞿秋白的一副对联，堪称古今咏颂友谊之绝唱。作者在此有两处错误：
(1)著作权归属有误。对联的原作者是清代浙江钱塘人何瓦琴，名溱，字方谷，长于金石篆刻，著有《益寿馆吉金图》。他集《兰亭序》的字成上述联句，并请徐时栋(1814—1873，字定宇，又字同叔，号柳泉，浙江鄞县人，道光丙午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后专事著述)书写。徐时栋非常欣赏这副对联，收入他的《烟屿楼笔记》。鲁迅在1933年2月购买到这部书籍，对此联极为赞赏，遂手书送给瞿秋白。此联手迹今存，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款为“疑仌道兄属”。瞿秋白常用的笔名是“凝冰”。“疑仌”是“凝冰”二字的变体，所指即瞿秋白;落款为“洛文录何瓦琴句”，“洛文”是鲁迅1930年之后偶用的笔名。
(2)时间有误。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秋白夫妇搬到同属北四川路底的东照里……他们房里布置得俨然家庭模样，鲁迅写的用洛文署名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一副对秋白亦即对党的倾注心情，用两句‘何瓦琴语’道出其胸怀的对联也挂起来了。”据作者说此联的书写时间在1933年3月初，而鲁迅负责编辑、校对、出版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时在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遇害之后，上卷出版于1936年5月，下卷出版于同年10月(见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绍介〈海上述林〉上卷》一文的注释)。马良怀先生显然把鲁迅整理瞿氏文集和 “发感慨”的时间搞反了。从对联的上款来看，绝对不是送给亡人的口气。
(二)宋玉是屈原的学生
有关宋玉的记载非常少，屈原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还有传记，宋玉则没有，只是在《屈原传》后面附了一句话，说他是屈原的学生。(第34页)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的原话是：“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述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所谓“祖述”，包含师法、效法的意思，但还不能说一定存在师生关系;何况所“祖述”的只是屈原的“从容辞令”。《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师法尧舜的言行并加以陈述，使其发扬光大，与师生关系不同。明确提出宋玉是屈原学生的是东汉学者王逸，他在《楚辞章句·九辩》的解题中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
(三)曹操遗令
把我埋了之后，给铜雀台的那些歌舞伎发点钱，将他们遣散回家。这也只有曹操才会这么说，这是鲁迅先生已经注意到了的。(第69页)
曹操遗令的这部分文字，保存在陆机的《吊魏武帝文》里，这是陆机在晋惠帝元康八年(298年)上任著作郎的时候在洛阳秘阁里看到的《遗令》原文：
吾婕妤妓人，皆著铜雀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繐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六臣注文选》卷六○;李善注本同)
其中不仅没有把歌舞伎人“遣散回家”的意思，而且还要他们在“月朝十五”之时为他的灵魂“向帐作妓”;如果把这些人遣散回家，还能让谁去演奏音乐，安慰曹操孤寂的灵魂呢?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叙及此事云：“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鲁迅先生的确“已经注意到了”乐伎问题，但并没有得出 “曹操把他们给遣散回家了”这样的结论。此说大抵出自作者的想当然。
(四)陈琳为袁绍写的檄文
说曹操的祖宗三代都不是好人，骂他的祖父曹腾是“刑余之丑”。(第94页)
《三国志·魏志》卷六《袁绍传》引《魏氏春秋》所载陈琳檄文，说曹操是“赘阉遗丑”，他的父亲曹嵩是“赘”，祖父曹腾是“阉”，“丑”乃特指曹操。曹腾是刑余之人不假，也确实被陈琳骂了，但各种典籍所载陈琳原文都没有骂“刑余之丑”的话。陈琳专门骂曹腾的文字是“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三国志》、《三国演义》第二十二回、《文选》卷四十四文字并同。作者恐怕是把曹腾“刑余”的特点同典籍中所谓“赘阉遗丑”叠加起来，放在了曹腾身上。这虽然看似小问题，无关文章宏旨，但作者既然加了引号，即是征引之意，说明文字有所依据，作为课堂讲稿，还是用典籍中的原文比较严谨些。
(五)鲁迅说何晏是食药的“祖宗”?
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经说何晏是食药的“祖宗”。(第111页)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何晏是吃药的“祖师”，并非“祖宗”，两者的差别不言而喻。此处性质与上举第(四)条类似，既然是引用前人的文字，至少应该核对一下原文才是。
(六)何晏吃药的主要原因
正始年间的何晏等人之所以嗜好食药，原因在于他们心头有许多的焦虑和困惑，需要找一个稀释、发泄的途径。(第112页)
何晏吃药的主要原因，据隋代巢元方《诸病原候总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篇引皇甫谧的话说：“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据此可知何晏吃药，主要是为了补救因沉溺声色而淘空的身体。当时洛阳大批追随何晏而服食的人，目的也在于治病强身。据余嘉锡先生考证，皇甫谧与何晏是同时之人，“记所见闻，理无差误”(《寒食散考·寒食散之所由起第二》)。《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何晏自己的话：“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可见首要目的的确在于治病。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有两处谈及何晏服药的原因：(1)“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2)“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
在治病的同时，可以取得“心加开朗”、“神明开朗”的效果，或许也有马先生所说的稀释、发泄心头焦虑和困惑的作用，但这显然只是连带效果，而不是最主要的目的，至少这样解释并不符合历史记载的原意，与何晏本人的情况也不够切合。如果作者不能认同前人的解释，似乎也应该提出来加以辩证，否则即使有其道理，也让人感觉立论不够稳妥。在正始时代，阮籍、嵇康的焦虑和困惑难道不比何晏更加突出、更富时代特征?但他们并没有像何晏那样因服药而著称，也没有什么记载说他们像何晏那样因好色而弄虚了身子。
(七)对“禅让”的定位
禅让是一种政权的转移形式，出现于我国社会的早期，也就是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而自夏朝也就是禹治理天下之后，便进入了阶级社会，政权的转移形式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军事民主制下的禅让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家族制的统治，最高权力的继承人只在家族内部选择。(第146页)
这段话并非引自某部典籍，而是作为客观描述出现在文中，言之凿凿，似乎上古中国确有“禅让”其事。有关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古书多有描述，如《史记·五帝本纪》讲：“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授权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于天下。”先秦的儒家、墨家、纵横家及后世的文人学士对先王禅让的千古佳话无限向往，并主动地为之添枝加叶，套上层层光环。近年新出土的历史文献，如见于郭店一号墓的《唐虞之道》、《穷达以时》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收录的《容成氏》和《子羔》都言及上古的禅让。然而无论传世文献还是考古遗存，有关禅让制的文字均系后世回溯性的描述，缺乏信而可征的直接证据，至少目前还只能属于传说的性质。其实，历史上否定禅让存在的文字也并不少见。先秦儒家孔子之后的两大代表孟子与荀子就都持否定的说法，如《荀子·正论》明言：“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法家著作《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则直言尧根本没行禅让，只是因为年老力衰而被篡位的舜所“偪”。古本《竹书纪年》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指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激，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他还认为禅让的传说乃是“这时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第七册)。虽然禅让的说法是否出于墨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顾氏关于禅让之说产生原因的辨析不无道理。王莽代汉，以及汉魏、魏晋之际的“禅让”把戏，大有前代典籍中的相关描述可以为之提供模板，却并不能说明禅让是上古时代的客观事实。
(八)悼亡诗盛行过吗?
后来就形成了一种文体，“悼亡”便成了诗中的一个门类，在汉魏六朝非常盛行。(第153页)
专门哀悼亡妻的“悼亡”诗的确在潘岳之后形成一个诗歌门类，但如果说“在汉魏六朝非常盛行”，显然就不对了。潘岳是西晋人，他的创造不可能倒着流行到“汉魏”时代去，“六朝”中的东吴也不能计算在内;而东晋南朝时代以“悼亡”为主题的诗作除了梁代江淹的《悼室人》十首、沈约《悼亡》诗之外，其他并不多见。汉魏六朝时代哀祭类文字相当盛行，悼亡诗却似乎谈不上盛行。
(九)服寒食散的故事
第174页讲述了一个服食寒食散的故事，原文出自《太平御览》卷二四七引《启颜录》：
后魏孝文帝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因众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今乃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称石发者。
古人记载这个故事的本意，是说服食寒食散是当时富贵阶层的时尚，风气所扇，致令举世争相仿效，甚至没有经济能力吃散的人也要矫揉造作，假装富贵人“石发”时的种种状态。马先生解释这则故事，认为当事人意在“讽刺这些文人的食药风气”，与故事作者的本意大相径庭。笔者无意反对透过典籍文字的表面解读出新异的结论，但对细节的解说总要以不违背时代精神作为底线，如此解读古籍，显然已经发挥过当，近乎信口开河。
其实问题还不止于此。这个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北魏孝文帝时，孝文帝登上皇位在延兴元年即公元471年，此时东晋已经亡了半个世纪，马先生却用这个故事来描述东晋时代的情形，在没有任何说明和考辨的情况下，即明言“当时曾出现这样一个笑话”云云，实在有欠严谨。
除了上举各条，另外还有少数比较明显的人名或标记方面的错误。如第145页“司马炎的妻子、惠帝时的梁皇太后和她的父亲梁峻等构成第一个外戚集团”，乍一看不知所云，联系史实略加思索，方知作者此处提到的人物乃是“杨皇太后”及其父亲“杨骏”。再如第153页引潘岳《悼亡诗》“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后面括号内标注“其三”，实际上出自三首其一，与前文所引“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怅怳如或存，周遑忡惊惕”数句出自同一首诗。这些错误可能出自校对不严，但错得有些离谱，故一并指出，以免贻误初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