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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灵堂设在国家图书馆 今起接受公众吊唁

中新网  2009年07月13日 07:39　来源：京华时报

　　本报讯(记者陈荞)昨天，记者从国家图书馆了解到，任继愈先生的灵堂安排在国家图书馆南区学术报告厅，当天下午6点左右，灵堂已基本布置完成。

　　国家图书馆相关人员介绍，南区学术报告厅有250个座椅，为布置好灵堂，施工人员临时将报告厅的座椅全部拆除。今天上午10点起，灵堂开始接受公众吊唁，吊唁将持续到7月15日。7月17日上午10点，任继愈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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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逝世 国家图书馆官方网页悄然蒙"黑纱"

中新网  2009年07月13日 14:06　来源：文汇报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任继愈简介：任继愈，1916 年4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料照片） 中新社发 应妮 摄


　　星期一，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记得，这是任继愈先生在行政楼三楼办公室里工作和会见访客的日子。

　　7月13日，来“见”任老的访客会有很多。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们放弃了双休日，紧张地忙碌着，记者探访了布置中的任继愈先生灵堂。

　　最后一场“学术报告”

　　走进位于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的任继愈先生灵堂，立刻“见”到了任老的面容。在幕布上，悬挂着任老的遗照，照片上的任老风度翩翩，穿着深色西装和白色衬衣，戴着黑框眼镜，银发被微风掠起。他面带沉吟之色，目光深邃地投向远方，似乎在注视着遥远地平线上世界文明的曙光，又仿佛在眷顾他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学术生涯；而对于凝望着他的人们来说，这种目光仿佛又蕴含着一种亲切的道别与一些殷切的叮嘱，在肃穆中无声地回响着。

　　“老子出关，哲人逝矣，蓬莱柱下五千精妙谁藏守；释迦涅槃，宗师生焉，大藏大典四库文明有传人”，遗照两边，一幅白纸黑字的挽联映入眼帘。这是现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先生题写的，概括和颂扬了任老为民族的文化振兴所做的千秋功绩。

　　记者看到，灵堂可容纳近百人，已基本布置就绪，数十个花圈依墙两边排开，堂中央摆放着数十簇花篮。工作人员还准备了一组印有任老各个时期的照片和生平介绍文字的展板，挂在吊唁人群从图书馆正门到达灵堂的必经通道两侧，使之成为一条“追思之路”。这是任老以他毕生的人格精神，为人们做的最后一场“学术报告”。

　　后来者“薪火可能依”？

　　任先生逝世后，截至7月12日晚6时，各级各类图书馆，以及专家学者，任继愈先生生前好友，学生纷纷发来唁电。著名学者，91岁的周汝昌发来一首11日清晨所做的古诗《痛悼继愈学长老友尊兄》，诗曰：“又夺一老去，问天何忍为。云霄风习习，学苑雨凄凄。先贤遽零落，后生何所依……”诗中，周汝昌追忆了与任继愈交往中的诸多片断，感叹自己最近听说他身体欠安而没有来得及慰问，“岂料惊讯至”，以至“终宵不能寐”。诗末，周汝昌发出追问：“哀及后来者，薪火可能依”？

　　令人告慰的是，就在记者采访期间，有好几位与任老素不相识的大学生专程来到国家图书馆吊唁。当得知纪念活动将在第二天正式开始时，他们相约“明天再来”。

　　与工作人员感情都很深

　　任继愈先生是7月11日4时30分走的，当天上午9时30分，国家图书馆官方网页悄然蒙上了“黑纱”。记者获悉，至少在接受各方吊唁的7月13日到7月15日期间，网站所有文字和图片都会是黑白两色。

　　“任老从1987年开始担任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所有工作人员对他的感情都很深。在2005年他卸任而转为名誉馆长之后，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的上午，他还会出现在办公室，整理工作，约见同事，也会见访客。一直到今年年初，任老还在办公室里接受采访，录制了一档文化访谈节目。3月份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任老了……”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这样谈起任老。

　　他告诉记者，为任老设置的灵堂接受各方吊唁，不限人数，也不限身份，但会在着装上有些要求。“我们希望大家遵守相应的礼节，以表达对一位老人的敬重。”

　　学人本色 文化传灯

　　“任先生在病中时，我们去北京医院看他，他已神志不清，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什么，只有‘图书馆’三字，反复说了几遍，我和同事们都听懂了。”名誉馆长任继愈的离去，令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悲痛不已……

　　在张志清等国图人的眼中，任老年届九十，仍然思维敏捷，口齿清晰，谈吐风趣，睿智而诚恳，深受员工爱戴和景仰。

　　任继愈研究哲学史、宗教史，学问淹博通达。“读任先生的著作，深刻感受他的眼界之宽，学问之通，毫不拘泥刻板。”张志清说，“我从四个方面受到他的教益：一是科学严谨的态度。他前后四次注译《老子》，根据研究成果调整观点，不怕改正错误。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他是北大第一个自觉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的学者。三是辩证和实践方法。任先生研究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关心国家教育、文化、民生发展，探索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四是扎根本土的研究特点。任先生在著作中多次提到，纯粹的学术研究是不存在的，中国人接受外来思想都是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的，学问一定要扎根本土。”

　　“儒者之风道家之骨从来学人本色，中华大典佛教大藏毕生文化传灯”——张志清拟挽联表达对老馆长的深深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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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已逝音容永存：山东家乡父老怀念大师任继愈

2009年07月13日 03:07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山东平原七月十二日电 题：故人已逝 音容永存

　　——家乡父老乡亲怀念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

　　作者 相子瑞

　　七月十一日四时三十分，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不幸逝世，享年九十三岁。消息传来，任继愈先生的家乡山东省平原县的父老乡亲沉痛万分。人们在悼念这位一生做事低调、治学严谨的国学大师的同时，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呈现在父老乡亲的眼前。

　　国学大师 认真严谨

　　任继愈先生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五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北任村，自幼远离故土。任老先生身在北京，多年来却一直关心家乡各项事业发展。平原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庆民告诉笔者，任老先生心中装着国家大事，在一些小事上也非常认真、严谨。二 00四年十月，任老向平原县图书馆捐赠了一套山西省庆祝建国五十五周年的系列丛书，事后发现缺少一本赵树理先生的《三里湾》，任老先生非常仔细地把这本《三里湾》用塑料布封好，又用牛皮纸包装好寄给刘庆民。

　　任老在信里写道，那套丛书捐出后，发现少了一本《三里湾》，现寄给你，让刘庆民一定要给县图书馆的同志讲清楚，把这本书加进那套丛书里。“一个国学大师，做人做事做到这个份上，很是令人感动！”刘庆民说。

　　二00二年七月，由平原县搜集整理编辑的《刘备在平原》正式出版，县领导给任继愈先生寄去几本。任老收到后，非常认真地看了，然后给刘庆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书收到，未及细看，初步浏览了一下，二十一至二十三页、九十一至一百0二页都没有标点，读者可能看起来不方便，以后再版，可以补标点。八十二页第七行第七字‘尺’字应为‘尸’字。”看了这封信，刘庆民十分感动，一个大学问家，对县里编的这部书读得如此仔细，并指出从书中发现的问题，使大家深受感动和震撼。

　　处事低调 不搞特殊

　　平原县政协原副主席宋延广告诉笔者，他曾经几次到北京探望任继愈先生，而让他感觉最难忘的则是为任继愈立铜像之事。任继愈毕业于平原一中，是学校历届学生中的佼佼者。二00五年，宋延广和平原一中校长赵桂军策划在平原一中校园内给任继愈先生塑一座铜像，以激励广大学生。有了这个想法后，宋延广便提前给任继愈写了一封信。后来，他和赵桂军专程到北京看望任继愈，期间问起此事，任继愈先生说已经收到此信，但他态度明确地说：“这个铜像最好不要搞，请你们尊重我的意见。”

　　任继愈先生没同意塑像，宋延广并没有感到意外。接着，他们又提出另外一个想法，想在校园内建一个著名校友展览室，把任继愈先生的事迹收入其中。听到这个想法后，任继愈先生肯定地说“这个事情可以搞”。但他接着说：“我想提一个意见，那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校友都纳进来，不管是什么地位、什么职务，哪怕他是一个农民，一个企业的职工，也应该吸纳进来，因为他同样为社会做了贡献。”

　　故人已去 音容永存

　　平原县图书馆馆长迟庆元告诉笔者，早在去年七月份他就知道了任老先生的病情，县领导多次到北京看望老人。病中的任老先生还关注着家乡的变化。迟庆元说，任老先生自二00四年开始向家乡无偿捐献个人藏书，至今已达七千余册，其中《十三经注疏》、《西学基本经典》、《中国佛教经典》、《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都属于不可多得的珍贵文史资料。二00七年，任老先生更是将自己珍藏六十多年的古籍《钦定全唐文》捐赠给平原图书馆，丰富了图书馆馆藏。

　　任继愈的堂侄任万平经营着一家酿造公司，当得知老人去世的消息时，他悲痛万分。任万平告诉笔者，自己每年都多次到北京看望老人，每次老人问的最多的就是家乡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任万平在经营企业之后，老人常告诫他要以诚经商，以德经营，以产品质量赢得市场。二00一年公司百年庆典之际，任老先生欣然题词：“义利并存，守义则久。”

　　平原一中原校长、现任青岛黄海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的宋庆泽得知任继愈老先生逝世的消息后悲痛不已。他说，“任老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一九九五年，到滕州参加完学术交流会的任继愈老先生回到离别了几十年的平原一中参观，见到家乡和母校的巨大变化，任老先生非常激动。在平原一中七十周年校庆大会上，面对老校友和四千多名师生，任继愈老先生发表了即兴讲话，激励学生要“节约”“励志”“自强”。任老先生的发言给了母校的师生们很大的鼓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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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逝矣空谷留香 “凤毛麟角”一生低调

2009年07月13日 20:00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9年7月13日，北京国家图书馆在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悼念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 中新社发 九州 摄

　　中新社北京七月十三日电 题：哲人逝矣空谷留香 “凤毛麟角”一生低调

　　中新社记者 应妮

　　十三日的北京，雷阵雨一场接一场，落在地上，湿在人心。著名学者任继愈的灵堂今日在国家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对公众开放，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

　　洁白的灵堂，高挽黑纱。由绿叶、黄白色菊花组成的“心”型簇拥着任老的遗像，照片中的任老满头华发，侧面凝眸，仿佛正在倾听，又仿佛正在思考。

　　“整齐经史百家权衡三教，总持国家大项领袖群伦”，年近八旬的北大教授白化文出口成章，“我的老师大都不在了，现在连任老也走了”。

　　“任老的逝世，是中国哲学界、宗教界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张立文说，任继愈是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哲学和宗教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哲学界和宗教界的泰斗。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与任继愈之间进行了一次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当毛泽东听说任继愈在北京大学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佛教研究后，便称他是“凤毛麟角”，并表示，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五年后，任老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该所所长。这是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

　　“他提携后学，关爱年轻学者”，张立文至今记得八十年代初自己一部五十万字手稿的作品请任老作序，“ 当时可没有电脑，任老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不仅写了序言，还帮我指出许多不当之处”，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表示，他一直谨记任老的一句话：“年轻人应该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才会有学术成就”。

　　任继愈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任继愈曾四次译注老子，因为他认为“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是有差距的”，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认识也加深一层，甚至修改前面的谬误。

　　低调、平和，几乎是所有人对任继愈的评价。

　　熟悉任老的人都知道，他一生有“四不”：不过生日、不赴宴、不出全集、不当挂名主编。

　　前三项尚好做到，而不当挂名主编，则意味着对种种事务的亲历亲为。任老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其中“敦煌遗书”已经出了八十多册，但尚未出完整，不能不引为遗憾。

　　“老人在病重昏迷期间的呓语都是关于开会、改稿的话”，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回忆。

　　作为一位潜心学问的学者，任继愈也并非只埋头书斋。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近二十年时间里，他发现民国时期的出版物酸脆化严重，有消失之虞，遂提议启动了民国期刊报刊的缩微抢救工作，这项工程至今仍在进行中；而当他发现大量普通公众进入国家图书馆仅仅是借阅普通书籍，敏感地认识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平衡，遂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不断呼吁和建议发展社区公共图书馆。“任老对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力说。

　　“老子出关哲人逝矣蓬莱柱下五千精妙谁藏守，释迦涅磐宗师生焉大藏大典四库文明有传人”，此刻再回首这副由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亲撰的对联，可谓恰如其分概况了任老一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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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任继愈代表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命运

中新网  2009年07月17日 09:28　来源：南方日报

　


　　特立独行任继愈——悼任继愈先生

　　韩愈期望学者能拥有这种品格:“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任先生无论是早年提出用唯物史观研究佛教,还是后来的“儒家宗教说”,都显露出了一些“亘万世,而不顾”的意味。既然特立独行,就必然会冒一定的学术风险,想来任继愈先生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2009年7月11日,这一天是中国学术界的哀悼日。这一天,两位文化老人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一前一后离开了我们。任公逝于4时30分,季老逝于8时50分。

　　我是先得知季羡林先生辞世消息的,中午便接到媒体电话,嘱写一篇悼文。在写悼念季老的文章时,我心中还想起了任继愈先生,因为几天前就听闻他病危昏迷的消息。写完悼文,是下午3时,接到语文教育学者王丽的电话,告知任继愈先生也在同一天去世了。在任先生的最后几年,王丽常去看望任先生,算是与任先生走得较近的晚辈了。

　　听到这一消息,我才明白古人所言西山日落、风木与悲的意味。一日之内,两大文星陨落,不禁更让人感到当下学界的萧条与惨淡。随着文化老人的逐一故去,掩埋在老人心中的历史真相、彰显在老人身上的才德情志,似乎也在慢慢泯灭。

　　今年6月中旬,我随王丽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了任继愈先生。如今先生逝去了,我才体会到匆匆一见成永别的人间悲怆。生命的恍惚和脆弱,在这种特殊时刻尤显真切。我去时已知老人癌症复发,可能时日无多,便挑了一个鲜艳的花篮送上,希望能带给老人一点喜意。老人见了果然很开心,半靠在病床上,让我们赶快坐下。

　　当任先生听说王丽写了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时,他提高嗓门说:“‘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应该落在文化上。”接着他说:“中国有5000年历史,不能用的时候就说5000年,不用的时候就说60年,(其实)5000年就是5000年。”我不知道别人来探望时,老人是否常说出这样的箴言,但这句话,在我听来就像是老人的临终遗言。

　　老人说了几段话后,就疲倦地睡去了。我们静静告别了他,走出医院后,坐在路边石凳上感慨了一番。当时《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正想给任继愈先生做一个人物纪实,我便请王丽完成这个任务。如今,发表此文的《凤凰周刊》7月15日出刊,哪知老人已先走一步。

　　我对任继愈先生的学术思想了解得很少。1980年代只读过他的《老子新译》,另外就是在一些古籍普及本中,常读到他写的序,熟知任先生的名字。任先生曾是熊十力的弟子,对儒释道都有研究,国学功底可谓深厚。然而,他与熊十力先生不同的是,他后来并未坚持自己的儒学思想,而是认同和接受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一方面这和当年强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有关,另一方面,是他受了贺麟和冯友兰先生的影响。任先生一直敬重熊十力先生“浩荡为学,高尚做人”的品格。任先生后来自述道,1956年他给熊十力先生写信说:“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 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此后他们两人虽有书信往来,但再也不探讨学问了。

　　可以说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过这样悲哀而惨痛的经历,或被强行停止了学术生涯,或走了一段长长的弯路。如今有人感叹两人身后的反差,殊不知任先生代表的是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命运。任继愈先生晚年虽未公开否定自己在1980年代前的一些学术研究,但他的很多谈话都暗示了这一点:“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二三十年内,中国不会出现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三十年后,中国真正的文化勃兴时代将会到来。”这些话虽然直白,但却是一个学者到了晚年最为珍贵的体悟。对今天的大多数学者来说,仍具深意。

　　任先生早年虽声名远播,1987年却开始埋首于古籍整理,可看作是对前期学术生涯的一种反思。他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的编校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均属庞大的文化工程,没有他的推动,这么大的学术工程是极难启动的。最让我感念的,是他对《国学基本教材》出版的帮助。2007年王丽女士找到我,说有一套台湾的“四书”教材编得非常好,希望能放在我编的“纸生态书系”中出版。一见面,王丽女士就告知我任继愈先生很关心这套书的出版,曾多次表示:“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来出,我愿意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台湾教育很长时间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任先生对这套教材的认可,也表明他对儒家进入学校教育的赞同。后来这套教材和教师手册,分别在新华出版社和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任先生也一改不再作序的习惯,分别为这两套书写了序言推荐。至今想起,仍然感激先生。

　　我想,特立独行才是任继愈先生追求的学术精神。我们常以为“特立独行”的观念来自西方,其实源于唐代大儒韩愈。从这点上,任先生是真正做到了他名字中“继承韩愈”的这层意思。韩愈认为,一般学者有一家反对,能力行不惑的人已很少了；至于一国一州的人都反对他,能力行不惑的,天下恐怕已没有这种人了,所以韩愈期望学者能拥有这种品格:“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　任先生无论是早年提出用唯物史观研究佛教,还是后来的“儒家宗教说”,都显露出了一些“亘万世,而不顾”的意味。既然特立独行,就必然会冒一定的学术风险,想来任继愈先生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两位文化老人在同一天走了,我猜测,也许是想对眼下这个平庸自大、学阀学混丛生的学术界有所启示。如果两位老人的走,并不能使今天的学术界有一些反省,那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伤痛。

　　文/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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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任继愈先生：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2009年07月17日 09:20　来源：光明日报

　　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深切悼念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

　　任继愈先生逝世。中国学术的天空又一巨星陨落。这位学界翘楚，将他生命中最后一份光与热，献给了中国五千年薪火相传的学术事业。

　　“去年五月，任继愈先生因癌症再次动了手术。出院不久，他就坚持回到工作岗位。

　　我们劝他多在家休养一段时间。老人说，生命就像银行里的存款——如果说你们还有100块钱,而我只剩下最后的5毛了。我要用好它。”国家图书馆陈力副馆长讲述的这个故事，令人唏嘘不已。

　　老人一生为人低调，刻意远离公众视线。没有醒目的桂冠，没有耀眼的光环，却因其“学”而著其“名”，不负“著名学者”之谓。在老人的心中，学术之路“有似地质队野外勘探，这支队伍要不畏荒寒，甘于寂寞。”

　　“学者”，是一个看似平凡的称谓，而老人却以其瘦削而挺立的背影诠释着这个本不普通的称呼。

　　何谓“学者”？以学术为生者。不是以学术为营生，而是以学术为生命。

　　自觉挑起文化担当

　　人生有涯。对任继愈先生来说，九十三年的光阴何其短暂！

　　任继愈先生是新中国以来，最早成熟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之一，被毛泽东誉为“ 凤毛麟角”，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作为高校教材影响了几代学人；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建者，也是新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奠基人；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学界为之震动，引发了历时数十年的学术讨论；他为中国古籍文献的保护而奔走，使一大批承载中国文化的珍贵古籍得以妥善保护与利用；他埋首传统文化的古籍整理，主持整理和编纂古代文献超过10亿字；直到晚年，他仍笔耕不辍，每年完成20万字的写作……

　　即便如此，直到老人去世，仍有许多工作未能完成。

　　以学术为生命，意味着必须挑起一份沉甸甸的文化担当。

　　“很多人的学术研究，往往成就的是自己的名山事业。纵观任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尽管跨越多个领域，但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到：传承中华文化，把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系于心头，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主线。如此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是很多人所不具备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说。

　　抗战期间那次著名的“湘黔滇旅行”，让青年时代的任继愈先生决心将学术方向由西方哲学转为中国哲学，为正在苦难中煎熬的中华民族寻找振兴的文化力量，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就是我们民族的生命；他研究佛教，是因为他意识到“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它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回头来再剖析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处，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任先生的学术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型。他曾经谈到，经历十年浩劫，很多40岁以下的学者阅读古代文献都很吃力。在他看来，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积累时期，要实现真正的文化繁荣还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因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转向对中华传统古籍的整理，为未来、为后辈学人打基础、积蓄力量。”詹福瑞说，“古稀之年，任先生对文化传承仍然有着强烈的高度自觉，最是令人钦佩和感动。”

　　正因为如此，老人著述一部带有自身学术总结性质的《中国哲学史》的计划，被一拖再拖、一延再延，最终未能实现。

　　对于学界，这是一个永久的遗憾；但对于老人，却是无悔的选择。早在13年前，老人在给女儿的家书中就曾这样写道：“要相信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对中华文明有所奉献，即使不为目前，也要为后世；即使今天用不上，只要看到日后对社会有用，就值得去干。”

　　绽放绚丽学术光彩

　　“学术文章，先有‘学术’，再谈‘文章’，因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学术内容，而不是词藻、结构、章法。有的文章连一两年的寿命也没有维持下来，一点也不奇怪，理应如此，因为这些文章缺少科学性。”任继愈曾经这样说。

　　学者的立身之本，在于学术。

　　在很多人看来，“师承”是一个人的荣耀，甚至是一份学术资本。然而，任继愈先生却很少提及。尽管，汤用彤、贺麟这两位中国学界赫赫有名的重量级学者曾是他在西南联大攻读硕士学位时的正、副导师，也是他一生极为敬仰的前辈。但他始终认为，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需要的是博采众长，有所创建。

　　他曾说，朱谦之、冯友兰、朱光潜、熊十力、汤用彤等一代学者，之所以能“超过乾嘉学者，也超过同时代新学派的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接受了现代思想方法。”

　　对于他来说，属于他的“现代思想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每两周举行一次讨论会。任继愈是研讨会的积极参与者。老先生们无拘无束的理论切磋，使他受益匪浅，这一讨论会，也成为他汲取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源泉。同时，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他逐渐摸索出一条以释、道、儒三教相互影响为切入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道路。

　　由此，他走出了一条与前辈学者不同的治学道路，使他的佛教史、中国哲学史研究别开生面，卓然成家。

　　以学术为生命，就要让这一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绚丽光彩。

　　不仅如此，任继愈先生还用自己的学术光彩点亮了无数研究者的治学之路。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以后，时至今日，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学术讨论仍然在继续。尽管有很多学者不同意这一论断，但毫无疑问，他提出的这一观点，打开了一片新的研究天地。很多新的思想、新的课题由此生发出来。事实上，在不同观点学者的互相辩难中，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被日益引向深入。”北京大学许抗生教授说。

　　或许，任先生晚年倾尽心力从事的古籍整理工作还需要若干年才能迎来收获的一刻。在后人的辉煌中，谁又能忘记其中那属于任继愈先生的一份光彩？

　　保持学术的敬畏之心

　　很多研究者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兴冲冲地向任先生汇报自己即将开始的“大部头”写作，却被任先生劝道：不要着急，再多读一些书，再多做一些资料收集。

　　他也曾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学问是很严谨的，写一本书要看对社会有没有用，经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见眼前的一百米，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

　　学术，乃社会公器。以学术为生命，需要时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

　　这份敬畏之心，体现为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任先生晚年，一大心愿是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这样的愿望不时会流露出来。看到老人实在无暇顾及，有人曾提出，能否请任先生口述框架、大意，交由学生或助手先开始草稿的写作。此建议甫一提出，即被任先生当场回绝。

　　以己手写己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老人恪守终生的治学原则。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受命主编《中国哲学史》教材。他特别强调，要对历史予以实事求是地评价，力戒“借古喻今”。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提出这样的要求殊为不易。而正因为如此，这部《中国哲学史》教材才能历经几十年不断再版，在一代青年人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记。

　　“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有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任继愈先生这样说。

　　直至晚年，老人主持的古籍整理项目很多，但却从来不做“挂名”主编。在他的办公桌上，经他审阅的书稿常有密密麻麻的批改。一字一句的勾画，倾注着老人对“学术”二字的理解。

　　敬畏之心，体现为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大家。于外，任继愈是冯先生的学生；于内，任继愈是冯先生的侄婿。然而，涉及学术观点，任继愈却能与冯先生展开面对面的争论。

　　熊十力先生是任继愈仰慕的另一位老师，然而，当任继愈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后，他曾致信老师，不再相信老师佛学研究的方向，“相信马列主义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此举被熊先生赞为“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面对先贤如此，对待自己亦然。

　　任先生研究老子终生不辍，所获成就为学界所公认。然而，他对自己的批判恰恰来自老子研究。

　　1959年，毛泽东接见任继愈时曾表示，不赞同后者将老子思想视为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任继愈仍然坚持将这一观点写入了他1963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任先生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在1973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他将老子思想归入唯心主义。几十年来，老人从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在1981年，他再度推翻了自己的观点，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加彻底的反思。他表示，“主张前说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驳倒；主张后说时，也没有充分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驳倒。我重新检查了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检查自己，如果双方的观点都错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错了。”

　　由此，他又引申道：“回顾20年来关于老子的研究文章、著作，没有讲透的地方固然不少，但更多的失误，不是没有讲透，而是讲得太‘透’，以至超出了《老子》本书及其时代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因而讲得越清楚，离开《老子》本来面目越远。我们替古人讲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的一些观念，这就造成了方法上的失误。”

　　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一位成名已久的前辈学者来说，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对学术真理的追求高于一切。正是在这样的自我批判中，任先生不断实现着学术的自我超越。”中共中央党校侯才教授说。

　　人生境界决定学术高度

　　以学术为生命，是一种人生境界。

　　在很多人看来，古籍整理是一项完全“为人作嫁”的工作，视之为畏途。任先生对此也深感忧虑：“古籍整理工作又难学而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后继乏人的困境越来越严重。能安心一项工程十年不松懈，没有时间发表个人文章。而目前的聘任制度，如评定职称、工资待遇的现实问题，对长期古籍整理者，处于不利地位。不计待遇报酬，甘心奉献的人难以找到。”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一面努力为古籍整理争取应有的学术地位，一面身先士卒，毫不犹豫地将这一重任担在自己肩头。因为，他知道，文化建设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为了后来者能攀上学术的顶峰，他甘愿作一块铺路石而鞠躬尽瘁。

　　“20多年前，我们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任先生就用一个包着玻璃丝套的杯子喝水。不久前，我去探望他，那个玻璃丝套依然在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感慨良多。

　　人们眼中的任继愈先生，不为外物所左右，不为荣辱所干扰，从不急躁发火，也少有慷慨激昂，总是在自己认准的学术道路上，奋然前行。

　　他说：“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宜长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入庸俗。”

　　任继愈先生用他的行动再次证明：人生的境界，决定着一位学者所能企及的学术高度。

　　斯人不在，长歌当哭。

　　我们还记得任先生那句朴素的话语——“知识分子要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让每一位为中国学术事业默默奉献的学者，享有永远的荣耀。

　　本报记者　邢宇皓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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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明：深切悼念任继愈先生

中新网  2009年07月15日 09:25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救治无效,不幸于2009年7月11日以93岁的高龄,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之路。

　　任先生是我中学时的老师,又是我在图书馆工作的领导,他对我几十年的教诲和影响至深至远。他生病住院期间,我曾到外地探亲,受他一向健康和乐观情绪的感染,相信他会很快好起来。后来得知他病情恶化,我和老伴急忙赶回北京。来到病床时,他已神智不清,我不断地抚摸着他的手,希望能给他增添些战胜病痛的力量,他的手还是那么丰腴和温馨,我心中还是升起信心。谁知这竟是先生和我们最后的相会,十二小时后,他终于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我顿时感到一根精神支柱倾倒,眼前一片空白,心中无比悲痛!如烟往事一一涌上心头。

　　任先生博览群书,信守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穷根究底,求索探微。他的学术成就,一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赞许。毛主席把他这本《中国哲学史》放在身边经常阅读,并推荐给身边工作的同志阅读,还多次把任先生请到中南海探讨问题。可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这事。也许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攀附”的机会,但在他看来不过是一桩平等探讨问题的学问事。

　　在长期的古代哲学研究中,他不仅对古史资料十分熟悉,而且充分认识到中华古籍的深刻意义,怀有极深厚的感情。他亲自组建班子整理中国佛教经典《大藏经》,历经二十余年而不衰。他还担任传世巨著《中华大典》的主编,目前这一工作正顺利进行中;其中200余万字的《哲学篇》,正是在他的直接指导和亲自参与下顺利完成的。

　　任先生对中华文化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和他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分不开。近代中华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学校南迁,途中参加“步行团”,从长沙出发,步行3000里,经湘、黔、滇三省,走到昆明。万里山河,千里赤贫,亲历亲见,顿悟尤深。他看到受苦受难最深的是农民,而支撑着这艰苦的抗战斗争的,支撑着这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正是这亿万受苦受难的农民;以探讨人生终极目标为己任的哲学,怎能对此视而不见,怎能离开他们的生存、愿望、思想、感情去搞研究?从此他决心改变专业,由专攻西洋哲学转为专攻中国哲学,并且关心时事的发展,注意倾听人民的呼声,支持爱国民主运动。经过长期的专业研究,生活磨练,理论学习,他确立一个信念,就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方向,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说,近代中国有过那么多思想,有的还几乎被尊居“国教”,救了中国吗?能救中国的只有社会主义!

　　任先生在北大、西南联大从师任教,受到汤用彤、冯友兰、贺麟、陈寅恪、钱穆、郑天挺、魏建功、闻一多、朱自清等大师们的教诲和潜移默化,和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经受着抗战烽火的锤炼,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团结奋斗,弦歌不辍,发展了具有爱国、敬业,团结、奋进,民主、自由,务实、创新等特点的西南联大精神,为国家、为社会,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所有这些,在他身上都得到明显的体现。他对母校有着极深的感情,在校友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一直担任着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名誉会长之一。他是西南联大优秀学生的代表之一,是西南联大优秀教师的代表之一,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之一。

　　68年前,时为大学生的他和同是大学同学的冯钟芸先生,曾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任教,分别担任初二两个班的国文老师。我和我老伴当时正是受教于他们。他们不仅教给学生语文知识,培养学生文学兴趣,而且启发学生去思考人生,和学生们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情缘。他回忆道:看金子要看成色,金要赤金;看人要看人品,造就完人;一个人的少年时期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育人要从中学培养起。他说,个人成就有大有小,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决定的,但是品质是根本,人品不能低,人格不能丢,要永远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有用的人。他认为这一信念在这批学生中基本得到验证,因而无比欣慰。

　　任先生晚年主持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近二十年之久。他把重点放在大的项目建设,如缩微文献建设和人才选拔、培养上,更多的工作放手让年轻人去做。国图这二十多年来的巨大发展,和他的重大贡献分不开。他坚持每周固定两次上班,年年如此,直到病倒,病愈又上班,终至不起,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生自古伤离别,更那堪生离死别!先生已去,永世难逢,往事如烟,不胜唏嘘。此时耳边回响起先生的话:天地间本来就有缺憾,但又不甘心任凭缺憾存在。人生苦恼由此而起,人生意义由此而生。路程艰难,还是要走下去!是的,路总是要走下去的,这是前人对后人的嘱托。忘掉缺憾,放下伤痛,走下去!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走向幸福的未来!这也许是对先哲最好的回报和永远的怀念。任先生,安息吧!

　　唐绍明(国家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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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

中新网  2009年07月15日 13:05　来源：晶报　

　　7月11日，一个哀恸的早晨，两位文化泰斗驾鹤西去。两天来，在国家图书馆报告厅，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两位先生的灵前，浩瀚的花海、无言的泪水倾诉着人们的追思。这里，我们撷取任继愈先生生前撰写的一篇文化评论，一窥先生的治学风范及思想。

　　古代科举制度的利与弊

　　汉代开始采用选举制。地方官员拔选出一批人才，呈送到中央，与近代由群众推选的选举意义大不相同。

　　古代选举制，王氏家族选举李氏家族子弟到中央做官，李族又推选王氏族的子弟作为回报。众多势家大族之间长期互相推举，互相支持、互相利用，豪门大族结成政治集团，“门阀士族”由此形成。南北朝的王谢两大士族，互相援引，从东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集团。汉末三国时河北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并不是他们袁家子弟才学过人，而是凭借他们世代形成的士族集团势力。

　　从汉到南北朝，几百年间，门阀士族拥有强大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势力，致使南北朝长期不能统一。历史发展需要统一，人民生活需要安定、温饱，不需要战争。隋唐顺应这一形势，统一了南北朝，并使之进一步巩固。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历史的趋势，百姓的愿望。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王朝更替十分频繁，朝代是短命的，但门阀士族却安然无恙。中央统一政权为了培养选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必须找一条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建立一种新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选拔人才不问家族出身，只要能治国安邦，用兵打仗，有经济管理的特长的，都可以应试，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唐朝的高级官员从宰相，到地方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的。此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推行一千多年，明显的效益有以下几点：

　　⑴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包括边远省区，规定各省区录取人员的比例，像云南、贵州，人口少，文化不发达地区也分配有一定的名额，全国士人产生拥护朝廷的向心力。

　　⑵定期考试，后备人才不断地补充到中央，不忧人才匮乏。

　　⑶国家规定《四书》《五经》为教材。全国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学习的方式，主要是自学，国家兴办公家学校不多，大量的应考者都是单独自学，只要考试得中，即可上升到官员阶层。

　　⑷考试立法详明，执法严峻，主考官舞弊的，重的可判死刑。因此考试取得“功名”(如秀才、举人、进士)即可得到社会的尊重、认可。

　　这制度后来传到外国，世界上普遍认为英国“文官制度”是以中国科举制度移植过去的。

　　科举制度的公开性，权威性，已被社会所认可。于是，为了考取“功名”苦熬一生。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并不是绝对公平的，真正的人才，由于不合规范程式而被排斥，未被录取，像清朝大文学家蒲松龄应科举，一直考到七十岁，还未考取举人。

　　科举经历了好几百年，推行了八股考试办法，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的缺点明显。因为八股文考试题目出自《四书》，《四书》的字句就是那样多，三年一考，从明朝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应试者不准有自己的独立的新解释。几百年的考试，差不多把《四书》的句子都出遍了，于是想出了截取上句的末句，下句的首句一些不成句子的题，称为“截搭题”。《红楼梦》第81回讲到贾宝玉第二次入家塾读书，老师出应试科举三道题，其中一个题目为“则归墨”，这是《孟子》中“今天下之言不归易则归墨”一句完整的句子，截去上半句“今天下之言”，“则归墨”是下半句，题目就不通，偏要教应考者“代圣贤立言”写出有条理、讲出道理来的文章，岂不荒唐！吕留良曾写过一篇《真进士歌颂黄九烟》指斥明朝三百年来科举取士的弊端：

　　“……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中并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三百年，几十科，科数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作蝼蚁死，人言蝼蚁可怜虫，吾言凶恶过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崇祯夫妇伴缄贶。(自注：崇祯末，有人书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人，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亦愤时嫉俗之言也，贴于朝堂)”

　　八股文取士的弊病在于政府规定“代圣贤立言”上，把应试者的思想禁锢死了。八股文有罪过，科举制度不能负责。

　　当今教育可以借鉴的部分

　　“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国恢复了学位制度，开始培养自己的硕士、博士，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 1978年招收的硕士生，1982年招收的博士生，现在有的成为各学科的骨干。近年来，各校招生的名额不断扩充，教师和学校为争取建立博士点，布点过多过滥。我们的工业产品量多，但缺乏领先的拳头产品。我国已成为生产钢铁的大国，但还不能算钢铁强国。我国手机产量在世界领先，但关键技术没有知识产权，仍处于弱势。文化精神产品也有类似的情况。

　　有的博导带十几名二十几名学生。也有的学校由一著名导师的名义招徕的博士生，然后分别交给一些青年教师去培养，势必造成成绩下降。

　　研究生入学后，本来要求读些必读的书，三年时间内用来专心学习已经够紧张的，现在不是把充实学识放在首位，而是要求在校期间每年必须发表论文，还要发表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不照办，即无法毕业。研究生入校后，第一年大部时间用在外语上，博士生还要学第二外语，这要花费较大的精力才能过关。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大部分时间为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主要精力向用人单位介绍自己。为了在刊物上争取发表文章，难免要拉关系，找门路，有的导师用不正当的手段保护自己的研究生。商品交易之风污染了教育界这块净土。人们常说应当刹一刹学风浮躁，但我们的一些制度助长了浮躁风，形成恶性互动。我们国家图书馆设有“博士生文库”，专门收集储存我国的博士生论文。按年代顺序排队，发现各学科论文水平逐年在下滑。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用这些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

　　当前博士生、硕士生培养的现状参差不齐，优劣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有些水平低的博导，给水平高的博导当学生，还未必够格。授予学位，国家有统一标准，但各校各有自己的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教育部规定研究生答辩委员中必须有外单位及外校的委员参加。据我所知，有一次某大学答辩委员会上，有一位外地请来的答辩委员一连问了一位应试者好几个问题，该生一个也答不出。这时该生的导师坐不住了，指着从外校聘请来的委员大声呵斥道：“你这是考他，还是考我？给他过不去还是给我过不去？”

　　也有学校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不必来校上课，可以派秘书代他上课，当然这类博士生拿到的文凭是真的，博士生学识是名不副实的。各大学招生和培养博士生标准不一，招生和应试的各有所图，各得其所。

　　为了改变目前研究生培养的混乱无序，国家应当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从古人实行的科举制度中采取其合理部分参考、借鉴。

　　⑴可以培养出合乎国家要求的人才。滥竽充数、不合格的学校及不合格的导师将自行消失。

　　⑵培养研究生不再规定毕业年限，学校只发给在校学习年限的证书，各校不再授予学位。研究生学完应当达到的学分，可以报国家的科举考试，一次考试不中，还可多次再试，只是不能继续在校学习。

　　⑶国家不再设博导。大学教师按道理每一个教授都应具带博士生的能力。我们常说“与世界接轨”，我们的“博士生导师”称号就没有与世界接轨。外国的教授名片从来没有“博导”字样。

　　十八、十九世纪，列强在全世界争资源，争土地，进入二十一世纪，还增加了一项掠夺的对象——技术人才。智力开发可以用很少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才智力都是资源，是开发不尽的智力资源。为国家培养合格优秀人才不光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增强国力的根本措施。

　　国家培养尖端人才，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在激烈竞争的当代，我们疏忽不得，也疏忽不起。

　　从近处着眼，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关系到学风的邪正，从大处远处着眼，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关系到国家兴衰。不可等闲视之。(本文系任继愈先生撰于2005年11月)

　　八股文取士的弊病在于政府规定“代圣贤立言”上，把应试者的思想禁锢死了。八股文有罪过，科举制度不能负责。”

　　商品交易之风污染了教育界这块净土。人们常说应当刹一刹学风浮躁，但我们的一些制度助长了浮躁风，形成恶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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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人生如书：一次与主席的“面对面”

中新网  2009年07月17日 10:23　来源：齐鲁晚报

　


　　任继愈：人生如同一部厚重的书

　　很多人将任继愈称作国宝级人物，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修为，更因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一个大写的人。走近老人就像读一部书，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书。

　　一次“小长征”和一辈子的学术研究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蚂蚁会不会头昏呢？”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任继愈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济南贡院墙根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在那里，曹景黄先生为他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使他终生感念。有一次，曹景黄先生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值夏日，浓阴匝地——以待行人憩焉”。曹老师大为表扬，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顺利。唯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任继愈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国难当头，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

　　任继愈曾回忆说，湘西的风景自是美不胜收，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有徐霞客留下的诗篇。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并不为难他们，但这次旅行对于任继愈来讲，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

　　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一次与主席的面对面和一个宗教研究机构的诞生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呆便是二十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

　　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 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 500 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唯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后来，毛泽东曾评价任继愈的文章是“凤毛麟角”。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任继愈重新提出“儒教说”，认为“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此观点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

　　一套藏经的“文化苦旅”和一位学者半个多世纪的梦

　　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引起社会的注意，并逐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

　　1938年2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后，将这部珍贵的典籍列入掠夺的名单。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广胜寺力空法师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连夜组织人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城金藏》运出，历经辗转，最后藏在窑洞内，派人看管，终使国宝珍品得以保全下来。

　　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时任校长的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 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九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揭开装裱，历时近 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任继愈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后，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不同于文物，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籍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唯独没有佛教道教典籍。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籍，也需要整理。经过批准之后，设立了项目，并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 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一生的“偶像”和一颗不老的心

　　在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任继愈不信任何宗教。“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难以保持客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

　　然而，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

　　(非鱼)

　　他曾用过三个斋名

　　抗日战争期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任继愈，随学校迁往云南昆明，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于是，在昆明市区翠湖边一条小巷里，面对西山的三层小楼上，有了一间斗室作为生活、治学的书斋。那里原为陈寅恪先生所住，因陈先生远赴英国讲学，校方就安排任继愈搬了进来，而且一住就是七八年。房间不大，且比较简陋，但在当时情况下，任继愈感到很满足了。他埋头读书，自号书室为“潜斋”。在此，他写下“潜斋笔记”多卷。

　　解放后，任继愈住在北京大学中关园。也许是感觉与时代风尚不太吻合吧，他没有给书斋起名字。及至“文革”浩劫，他更无布置书斋的雅趣了。此后，忆起那段动乱岁月，任继愈不无苦涩地说，那时候无所谓书斋，因为通信地址是北大中关园宿舍，如今，取其谐音可称 “中关虚舍”，因为有一半的时光虚度了。

　　1977 年，国家拨乱反正，离开中关园搬到市中心区的任继愈，有了条件很不错的书斋，研究、教学也硕果累累，但因年事已高，目疾日重，遵医嘱，适量工作，以治疗保护为主，他又幽默地将书斋改名为“眼科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