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过后……像彩虹和自由一样美丽
李公明
东方早报 2009-5-24 1:25:51
我很少有过给别人的书作序的荣幸，况且这是一本孩子们的书，一本极其美丽、珍贵的画集，能为它写序言真是莫大的荣幸。最近，曹保印先生和几位深入地震灾区，长期参与灾后重建的志愿者一起，组织了重灾区之一的甘肃省文县（国家级贫困县）的一万名孩子，在特制的明信片上画了两万幅画，在全国巡展并义卖。同时，他们组成了编辑委员会，从这两万幅画中选出三百余幅作品，编成《风雨彩虹——5·12地震灾区儿童绘画集》，即将由上海百家出版社在“六一”儿童节前出版。曹保印先生为本画集拟订的出版方案题为“为了风雨后的那道彩虹”，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能说明这本画集的意义了。美丽家园，幸福生活，自由梦想——这些出自经过劫难的孩子们笔下的图像真的像雨后彩虹一样美丽。画集的编辑们认为应该尽力减少孩子们对痛苦经历的回忆，以明媚温暖的阳光和美丽的彩虹帮助孩子们走出灾难的阴影，是很有道理的。
面对孩子们描绘美丽的家园和自由的梦想的图像，我认为他（她）们是在表达对于进步与幸福的祈愿；我还认为“风雨后的那道彩虹”绝不应被理解为和被利用为虚幻和廉价的装饰品——这是成年人的世界常对孩子的心灵犯下的罪错，而是在劫难后更强烈、更自觉地意识到的面对生活的真实理想和祈愿。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房屋整洁，亲人快乐而自由——这些儿童美术中常见的图像在这里具有了无比真实的含义和强烈的情感。以绘画的形式描绘出的心中彩虹，的确是抚慰孩子们心灵创伤的精神良药。当生活的悲剧降临、幼小的心灵可能会遭到扭曲的时候，表现美的观念和艺术创作必定可以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
在这里我想起了林达的《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三联书店，2007年9月），同样是儿童画，但由于是在集中营的劫难生活当中所画，那种令人心悸的意味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纳粹残杀犹太人的特莱津集中营里，女艺术教育家弗利德仍然相信要用真善美的观念教育儿童，极力通过绘画使孩子们保持正常儿童对美的敏锐感受。她指导的儿童创作的几千幅绘画作品保存在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今天的人们终于读懂了这些儿童画的价值：在集中营里，绘画依然美丽（第70-71页）。虽然历史不同、性质迥异，但同样是经历着痛苦的幼小心灵，这次展览和这本画集中的作品不也正是具有释放痛苦、向往美好人生的价值吗？林达在书中说，“人们终于看到，有这样一种文化。不仅是一部音乐歌剧的演出，不仅是教会孩子写一首诗、引导孩子办一份杂志，这是一种信仰的表达”；“这些集中营的孩子们，画着花朵和蝴蝶的孩子们，他们的精神所站立的位置，远远高于那些纳粹冲锋队员”（第70-73页）。这就是儿童画的力量，常被成年人的世界所忽视的力量。
据悉，这次“风雨彩虹”展览的作品义卖所得将全部用于支持灾区重建，特别是关注儿童的绘画才能培养，这真是很有意义、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我相信雨后的彩虹不但是美丽的、自由的，而且可以在孩子们的心灵中永不褪色。
从儿童美术教育的角度来看，在这次展览所收集的绘画作品中还使我思考这样的问题：一是西部贫困地区儿童美术教育的落后状况，从许多不同年龄孩子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缺乏相应的绘画与审美教育，一些十七八岁的高中生的绘画能力还是处于幼儿园的水平；二是应该警惕和避免成年人社会的意识、口号对孩子们朴素、纯真心灵的污染和扭曲，这一点是更为重要的。在二十世纪英国作曲家迈克尔·肯普·蒂皮特（Michael Kemp Tippett）创作的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A Child of Our Time）中，那些孩子的命运在迷途中昭示着他们的无辜、善良和纯真，但社会强权的轰鸣、压迫，使人心悸不已。作者因此而说：“我要让悲剧唱出声来！” 当这部清唱剧在欧洲各地上演，据说有数次令全场泪如雨下……我们也真该想想，我们以成年人的名义、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对孩子做了什么？
这段时间极为紧张地在广东美术馆参加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的策展工作，许多关于摄影的著作不断被翻出来重读。罗兰·巴特的《明室》（赵克非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无疑是关于摄影最适宜被重读的著作之一。本书开篇即言“照片的特性”，第一句话就谈到关于照片的令他感到震惊的经验：面对一张拿破仑的弟弟的照片，他十分震惊，因为“看到了一双曾经看到过拿破仑皇帝的眼睛”！然后，他说：“对于照片，我有着一种强烈的‘本体论’的愿望：我不顾一切地想知道照片‘本身’是什么，它以什么样的特点使自己有别于一般的图像。”这种近乎残酷的本体论追问倾向是巴特论摄影的特点，也是他关于摄影的言述中最有魅力的特质。这种追问使他对很多问题都看得很准确，比如他说“摄影在机械地重复着实际存在中永远不可能重复的东西”；又比如他说“摄影是绝对的‘个别’，是极端的‘偶然’”。而关于摄影与社会的关系，巴特眼中所见最突出的就是“驯化”问题：通过把摄影变为艺术，或者通过把摄影变得平凡。这两者不正是我们目前所应该思考的吗？
台湾著名摄影家和策展人阮义忠先生说：在观念摄影当道、虚构表现盛行的今天，让我们重新回到摄影原点，省思何谓“看”与“真”。他把这段话写进了他负责的“S-21监狱”那部分的前言，阮先生说这组死囚犯的档案照片可能是摄影史上最特别的，其中有几张毫无疑问称得上是摄影史最强有力的肖像，足以和奥古斯·桑德（August Sander）的作品相提并论；他说在那些作品中，人的精神和意志穿透纸面、直入人心，每一张脸孔、每一双眼神都在跟你诉说着他们的往事、他们的记挂；让我们从心里随着他们的渴望、他们的绝望而颤栗。我很理解他的情感与价值观，他对那批监狱人物肖像的评论应该使人明白：在人性与苦难面前，摄影家真的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