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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上的"重庆记忆"(图)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4-30

4月初，红岩联线博物馆向美国《生活》杂志买下256张重庆抗战时期的老照片，并将于5月1日正式对外展出。这些照片均出自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之手，堪称战时重庆“百科全书”。摄影师之一卡尔·迈登斯的女儿，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表示：“为了拍摄到有价值的照片，父亲在日军飞机轰炸前一秒，跳进了防空洞。”数位曾亲历那段历史的重庆老人，庆幸“重庆失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奇，将在这些老照片中得以延续”。

今年年初，一组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老照片，开始在国内一些知名网站论坛流传。照片中清晰可见：白色硝烟弥漫的渝中半岛、遭日机轰炸留下的残垣断壁、沿江而上层层叠叠的民居、做苦力的纤夫、黄包车夫……

“这是目前为止内容最丰富、图片最清晰、摄影水平最高的一组重庆抗战照片，堪称战时重庆的‘百科全书’。”重庆红岩联线博物馆、重庆社科院、重庆市档案馆等研究重庆历史的专家在浏览照片后，无不惊讶地表示。专家指出，其中97%的照片属于首次曝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在这批图片右下角，每张均有“LIFE”字样，标志着这些照片来源于美国《生活》杂志。1936年创刊的《生活》杂志，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当成美国人的“家庭相册”，是全球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新闻摄影杂志之一。

二战时期，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受到西方媒体的瞩目。当时，《生活》杂志在重庆设立记者站，并派出杂志创刊后的第一对“夫妻档”：卡尔·迈登斯(Carl Mydans)夫妇，以及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杰克·威尔斯(Jack Wiles)等多位摄影师，前往战火笼罩的重庆。1941至1945年，他们以新闻记者的敏锐视角，用当时尚未批量生产的高级相机，为战时重庆留下大量珍贵照片。

上世纪后半叶，他们都成为全球赫赫有名的战地摄影师。

4月初，《生活》杂志所属的美国时代集团与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达成协议，以每张350美元的价格出售这些老照片的使用权，总计256张，展出权为三年，研究权为八年。5月1日起，这些珍贵照片将在“红岩联线”博物馆正式对外展出。

山城“苦力”实录

“照片中的场景我太熟悉了。我想是摄影师搞错了，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不可能是12月，而应该是七八月。”88岁的重庆老记者协会会长杨钟岫，指着一张由杰克·威尔斯拍摄的照片，激动地告诉《外滩画报》。照片中，五六位光着膀子、汗流浃背的黄包车夫顶着烈日，拖着沉重的货物车，使出吃奶的力气，一步一挪，艰难前进。《生活》杂志提供的资料显示，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12月。

杨老之所以言之凿凿，是因为照片的背景，正是他当年工作的《新民报》社。1945年至1957年，他曾先后担任该报记者、副刊主编。60多年过去了，至今他还记得，每年夏天，报社的记者编辑们总会放下窗边的卷帘，阻隔似火的骄阳。“照片里四道卷帘统统垂下，肯定是在炎热难耐的夏季。”

杨钟岫回忆说，当时《新民报》的办公环境极为简陋，但却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当时赫赫有名的章回小说家张恨水、《延安一月》作者赵超构等都就职于此。

“当时记者一般外出都坐黄包车，采访重大新闻时还可动用报社的一辆汽车。”杨钟岫经常外出采访，跟车夫接触很多，也很了解他们的艰辛生活。“《新民报》位于重庆老城的城墙边，离现在的解放碑2公里。到达《新民报》必须经过一条长长的陡坡，青壮年车夫每次经过那条坡，都会气喘吁吁；年纪大一点的更是三步一停，每次到达目的地，总要在地上蹲坐一会儿，再爬起来拉客。”

在山城重庆，比车夫更苦的，还有抬轿子的滑竿师傅、拉船的纤夫，当地人把他们统称为“棒棒军”。外国记者并不了解这个称呼，他们管这些人叫“Coolie”；这是一个通过中文音译而成的英文单词，它的发音跟中文的“苦力”很相似。

“这批照片很真实很客观，照片中栩栩如生的苦力生活，正是我当年亲眼所见的。”83岁的退休会计汪彩玲也表示。1938年，12岁的她跟随在国民党任职的父亲举家迁往重庆，一住就是八年。

她指着一张由卡尔·迈登斯拍摄的照片说，“当时重庆沿江的纤夫，都长着一双让人触目惊心的脚。”照片中，舢板工会会长的脚趾已成畸形。

汪彩玲回忆，当初重庆的民用轮船全部用来运送军用物资，普通百姓出入重庆，只能依靠小木船。1938年，汪彩玲全家从宜昌乘船到重庆，因为是逆水而行，船的移动完全只能依靠人力。“想要一条小木船逆水而行，通常需要20个纤夫，把几十米长的绳子绑在腰间，个个佝偻着背，缓慢挪动；有时即使一些纤夫累倒在地，船仍在江上纹丝不动。”

抗战后期，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货币天天贬值。1945年，为了买到一张飞机票，杨钟岫需要付出2根金条。1946年，汪彩玲全家起程回家乡南京。一个同船回乡的“棒棒军”告诉她，自己辛苦了好几年，最后还落下一身病，空手回家。

汪彩玲描述的场景与杰克·威尔斯拍摄的一张照片如出一辙。1945年12月的一天，他的相机镜头里出现这样一幅画面：抗战结束后，很多人离开重庆返乡；江边，一名妇女带着大大小小众多包裹等待丈夫，而已上船的“棒棒军”仅携带了一个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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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救命的灯笼’让我泪流满面”

“请别提重庆大轰炸，我一说就会流泪。”在256张照片中，四分之一与重庆大轰炸有关。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的五年半时间里，日军一直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此段期间，日军对重庆实施轰炸超过200次，超过10000幢房屋被毁，数万人死于轰炸中。汪彩玲首次经历空袭，只有12岁，满地纵横的无名尸体，在她内心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

比起汪彩玲，85岁的郭德贤老人更显坚强，她是1949年“白公馆大屠杀”中19位幸存者之一。她说，之所以能够虎口脱险，是因为在这之前她经历过重庆大轰炸。经历过无数次轰炸后，再次遇到大灾难，她总能冷静应对。

郭德贤14岁时，重庆大轰炸开始了。“最有感触的一张照片，是一位妈妈带领着她的孩子，坐在防空洞门口，对着洞外世界望眼欲穿，但却不敢带着孩子冒险出去。”

据郭老回忆，大轰炸后期，狡猾的日本人采用“疲劳轰炸”：他们时不时派出一两架轰炸机，拖延轰炸时间，这使得防空警报迟迟不能解除。躲在防空洞的人们，基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通常是“一家之主”父亲冒着生命危险走出防空洞，给饥饿的孩子寻找食物，常常有去无回。此外，也有不少人因在防空洞内滞留时间太久，窒息死亡。

1941年2月，卡尔·迈登斯曾拍摄到这样一张照片：一处居民楼的顶台，一根旗杆竖在当中，四处没有任何遮挡物，一名士兵装束的人正在收放手中系灯笼的绳，将两只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现在的人们或许无法得知这幅画面的暗语，但杨钟岫、郭德贤、汪彩玲三位老人却能一目了然。当年，类似的几处高地是重庆人瞩目的焦点，也是灾难来临的象征。

“我们当初把那红红的灯笼叫‘气球’，那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东西。”汪彩玲一边回忆，一边轻声啜泣起来。按当时的规定，挂一个气球表示空袭即将来临；挂两个气球，表示敌机临空；挂三个气球则表示空袭已经开始。“外国摄影记者一定也明白挂气球的原因，但他愿意冒险拍下那张照片，很让人敬佩。”

重庆“耍乐”精神

记者发现，256张照片除了记录大轰炸、山城苦力外，还呈现了重庆人当时的生活万象，他们吃火锅、看电影、身穿旗袍滑冰。

“那是一个苦中作乐的年代。”三位老人告诉记者，那时，空袭警报最多的时候一周响好几次，听多了，习惯了，害怕的感觉就没有了。“听到警报就赶快跑进防空洞；警报消除，人们就跑回家，把房子修修补补，该工作的继续工作，该读书的继续读书。”

前不久，《重庆时报》采访的重庆老人任克如此回忆当年：“战争的年代，虽然血腥恐怖，但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打理得井井有条，大部分重庆人都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活了下来。比如照片里的挖耳人、挑夫，他们都是当时社会最底层的人，又穷又累；但我和这些人打过交道，他们都很热情、很健谈，跟他们相处，你感觉不到苦难。”

重庆人爱火锅是出了名的。256张照片中，有一张重庆男孩吃火锅的照片，由卡尔·迈登斯拍摄于1941年。照片中的男孩穿着厚厚的冬衣，他的前方摆着一个一人份的小火锅。当初，迈登斯并不知其中深意，他把照片命名为“用筷子吃米饭的中国男孩”。

“这张照片让我回想起战时重庆的苦力。一到冬天，他们就会围坐在路边，痛痛快快吃火锅。重庆的火锅又麻又辣，他们很快就吃得满头大汗，有些人吃到最后甚至赤膊上阵，这也是老百姓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呀。”汪彩玲分析说。二战时期，许多苦力逃难来到重庆，超负荷劳作让他们需要吃些强身健体的食物，而火锅最初就是船夫和纤夫应对湿冷冬季所创。

杨钟岫则对迈登斯拍摄的一张溜冰场照片情有独钟。“许多人看了照片后，都觉得那些穿旗袍的人是国民党的富太太。其实，他们都错了，我记得那个滑冰场是在一个公园里，一到周末，普通老百姓都会自带溜冰鞋，聚在一起嬉笑玩乐。那是一个年轻人的乐园，在里面玩的人通常没什么钱，选择滑冰一来有趣，二来门票便宜，好像只要一两角，比看电影便宜。”

杨钟岫分析说，二战时期，重庆人的“耍乐”精神源于话剧。“二战时期，重庆和伦敦一样，是全世界有名的雾都。每逢9月，就会迎来雾季艺术节，话剧天天演出，场场爆满，上海人熟悉的秦怡、白杨等人就是从重庆的话剧舞台走出来的。”

据杨钟岫介绍，“当时重庆的戏迷远比影迷多，人们需要依靠看话剧激励抗战情绪。”遗憾的是，这组照片中未能呈现，“如果西方摄影师能拍上几张老百姓看话剧的照片，那就锦上添花了。”

专访《生活》杂志摄影师卡尔·迈登斯之女雪莉·迈登斯“日机轰炸前一秒，父亲跳进防空洞”

“我希望能在去世很久之后，我的后人仍能通过我的眼睛，去看待历史甚至感受它。”在自传《摄影记者卡尔·迈登斯》中，卡尔·迈登斯如是说。

卡尔·迈登斯夫妇是《生活》杂志第一对夫妻档。1941年，卡尔与同为记者的妻子一同被派往重庆。卡尔负责拍摄，妻子则为卡尔拍摄的图片做好一切文字记录。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卡尔拍到了那张美国主流大报抢登头条新闻的照片。在此次“红岩联线”展出的256张照片中，80%的照片出自卡尔之手。

2002年，卡尔的妻子去世；两年后，97岁的卡尔也离世。

近日，卡尔的女儿雪莉·迈登斯(Shelley Mydans)在美国加州的家中，接受了《外滩画报》的电话专访。她兴奋地告诉记者：“重庆之旅让父母爱上中国。他们曾说过，如果放弃漂泊生活，他们最愿意在中国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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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对伟大的父母”

“我有一对伟大的父母。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人会记得我的父亲，甚至希望了解我父亲在68年前发生的故事。”在电话中，雪莉把自己称作是家庭中“最渺小的一员”。她是家中唯一的律师，她的弟弟赛斯·迈登斯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驻泰国记者。

由于弟弟常年不在美国，雪莉成为父母遗物的整理者。她告诉记者，对于父母的“重庆印象”，部分来自父亲的两部自传，部分来自母亲在重庆期间与友人的通信，而更多的故事则来源于父母当年的口述。雪莉说，在世期间，两位老人经常把“中国”挂在嘴边。

二战期间，卡尔夫妇开启了他们的“漂泊生活”。首先他们被派往战火笼罩的欧洲，接着是亚洲，其中途经瑞典、芬兰、葡萄牙、意大利、中国大陆以及香港，行程几万公里。1949年雪莉诞生后，他们带着女儿在日本、前苏联和英国分别居住了几年时间，才回到美国。雪莉曾问父母：“如果你们一生只能选择去一个地方，你们会选择哪个国家？”

“中国。”父母异口同声地回答。记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在报道中国抗战的过程中，卡尔夫妇曾被日军抓获，在上海一座监狱里囚禁近一年时间。曾在中国留下悲惨经历的他们，为何仍对中国念念不忘？

“我想，我的父母是被中国人的善良、勇气、自信以及幽默打动了。即便战火纷飞、贫困潦倒，人们仍不失信心，这是父母在重庆切身感受到的。”

爱笑的重庆人

卡尔夫妇在搭乘螺旋桨飞机赶赴重庆的时候，已察觉到目的地与众不同。“在整个飞机上，只有他们俩是外国人，并且是轻装上阵。他们仅带了一个相机包和一些美元，其余乘客都是中国人，每人一个沉甸甸的包，里面装的都是现金。”

抵达重庆后，卡尔夫妇将美元换成中国货币，并买了大背包四处行走、采访。尽管物价暴涨，但卡尔夫妇发现，重庆人并未因此而意志消沉。卡尔曾在自传中写道：即便是日军投下的炸弹碎片，都可能成为重庆人眼中的“可用之物”。每当警报结束，人们四处奔走，把碎片收集起来，并把它们打磨成有用的工具，然后兴致勃勃地开始修补房子。

1941年初，日军发起的重庆大轰炸已进入第3个年头，战争孤儿也越来越多。卡尔在美国联合援华会里看到有趣的一幕：数十个孤儿把大轰炸的场景编成一首歌，他们把这首歌命名为《呜呜呜》(注：飞机发出的声音)，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做着整齐统一的动作。他们一会儿举起小手，指着天空，彷佛看见了慢慢逼近孤儿院的轰炸机；一会儿又低头蹲下，捂住耳朵，等待飞机从头上划过。卡尔发觉，在重庆孩童的脸上，看不见悲伤和恐惧，而普通重庆百姓亦是如此。在卡尔的一张照片里，做苦力的老龚面对镜头笑开了花，眼睛眯成一条缝，嘴咧得很大。

“父亲说过，重庆人爱笑，他们通过微笑，给苦闷的生活增加色彩。”雪莉说。当时，重庆的百姓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外国人，所以每次看见卡尔夫妇，尤其是当身材矮小的外国男子拿出相机对准自己，他们总会冲着镜头微笑。每次，卡尔夫妇“收到”微笑后，都会礼貌地回以微笑。“虽然我的父母与当地人语言不通，但是他们通过微笑表达各自的惊奇与喜悦。我的父母曾告诉我，他们从重庆百姓的微笑里读到了他们的热情与友善。”

雪莉说，父亲生前曾多次提到在重庆拍摄时发生的一次险情，那次，多亏几位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对他伸出援手。“那是一个阴沉沉的下午，防空警报鸣响，屋顶上空挂起两个红灯笼。父亲明白空袭将至，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到最后一刻。”正当飞机即将划过头顶的一刹那，卡尔瞄准一个防空洞口，纵身一跃，却意外沿着湿滑的岩梯滚了下去，他的双手紧紧抓住相机，整个人像只皮球一般骨碌碌滚下洞。突然，寂静的防空洞传出中国人的哄堂大笑声。然而，几秒钟过去，当人们发现这个外国人仍躺在地上痛苦呻吟时，他们纷纷收起笑容。几名原本坐着的中国男子轻轻扶起他，他们宁愿自己站着，也要留给他一个最舒服的地方躺着。

来之不易的相片

在重庆拍摄期间，卡尔夫妇住在一个叫“新闻旅社”的地方，那是土砖和泥土混合而成的小房子，屋顶铺满稻草，屋子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当时，与卡尔夫妇同住的，是十多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记者。晚上睡觉前，他们会在地上铺一层桐油纸，以防随处可见的臭虫。但这仍然不能让他们睡得安稳，因为时逢日军大轰炸的频繁期。

“一旦听到防空警报，我和妻子就会从床上跳起来，先摸到相机，再收拾好胶卷，冲出门去。”卡尔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几乎什么都丢过，包括书、鞋子或者衣服，但从来不会拉下相机和胶卷。”“为保护好胶卷，父亲还想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好方法。”雪莉告诉记者，为了做好长期拍摄的准备，来重庆前，父亲带了大量胶卷。但由于重庆天气潮湿，胶卷不易保存，于是他便想出一个方法，把脱水米和胶卷同时放置在罐头内。

卡尔夫妇居住的“新闻旅社”没有电。每天晚上，雪莉的母亲都会点上一支蜡烛，用打字机记录下重庆发生的一切。雪莉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曾看到母亲在重庆时写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昨天又发生了一次突然袭击，所以我不得不在晚上进行照片识别。有人告诉我说，得到好光线的最好方式就是把蜡烛架在色带上，结果烛油却总是滴在打字机的色带上。但是在烛光下打字的我，感觉到某种特殊的宗教气氛，此时此刻，蜡烛就像一颗圣诞树，发出一圈圈柔和之光。”

雪莉告诉记者，二战期间，母亲通过两种形式书写笔记：一种是图说式，将卡尔拍摄照片的时间和内容记录下来，跟胶卷放在一起，寄回美国纽约；第二种是随笔，她将每天的所见所感记录下来，为《生活》杂志撰写文章。可惜的是，母亲当年的笔记除了一部分目前保存在斯坦福大学内，其余的都已不复存在。在1942年1月，父母被日军抓捕后，他们烧光了所有笔记，因为他们不希望被日本人发现他们是记者，更不想让这些珍贵的资料落到日本人手中。

“如果那些资料保留着，那么父母的重庆故事一定更精彩。”雪莉惋惜地说。

文章来源: 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