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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

作者：[美]威廉·富特·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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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电子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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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角社会
丛书名：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作　　者： （美）怀特　著，黄育馥　译
出 版 社： 商务印书馆
    * 出版时间： 1994-9-1
    * 版　　次： 1
    * 页　　数： 503
    * 开　　本： 大32开
    * 印　　次： 5
    * I S B N ： 9787100043946
    * 包　　装： 平装
所属分类： 图书 >> 社会科学 >> 社会学 >> 社会学理论

内容简介
        本书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主要是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是，并对这一观察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
        本书作者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即作者称之为“科纳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 ”一员的身分，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

目录

中文版序言
第四版序言
引言：科纳维尔和它的人们
第一编 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
　第一章 多克和他的小伙子们
　　一 诺顿帮的成员
　　二 保龄球和社会地位
　　三 诺顿帮和阿芙罗狄蒂俱乐部
　　四 多克的政治竞选
　　五 解体
　第二章 奇克和他的俱乐部
　　一 奇克·莫雷利的故事
　　二 组织俱乐部
　　三 社交活动
　　四 反对奇克
　　五 第二个季度
　　六 分裂
　　七 共和党政治
　　八 奇克·莫雷利的事业
　第三章 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
　　一 群体的性质
　　二 街坊文教馆的社会角色
　　三 忠诚和社会流动
第二编 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
　第四章 非法团伙活动的社会结构
　　一 非法团伙活动的历史
　　二 彩票赌博组织
　　三 与警方的关系
　　四 社会背景中的非法团伙成员
　第五章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中的非法团伙成员
　　一 托尼·卡塔尔多和谢尔比大街的青年们
　　二 组织俱乐部
　　三 改组俱乐部
　　四 政治争端
　　五 危机和托尼·卡塔尔多
　　六 托尼的宾戈赌会
　　七 新的管理机构
　　八 卡洛和托尼
　第六章 政治和社会结构
　　一 政治组织性质的不断变化
　　二 政治生涯
　　三 组织竞选
　　四 政治集会
　　五 选举日
　　六 政治义务的性质
第三编 书室 结论
　结论
　　一 帮与个人
　　二 社会结构
　　三 科纳维尔的问题
附录
　附录一 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
　　一 个人背景
　　二 选中科纳维尔
　　三 制定研究计划
　　四 最初的努力
　　五 与多克交往的开端
　　六 参与观察的训练
　　七 政治冒险
　　八 重返诺顿街
　　九 重新制定研究计划
　　十 还是街角帮
　　十一 研究非法团伙活动
　　十二 向市政厅进军
　　十三 告别科纳维尔
　　十四 重访科纳维尔
　　十五 使《街角社会》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被接受
　　十六 50年后重访街角社会
　附录二 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著）
　附录三 参考文献举要
索引
　图表目录
　诺顿帮，1937年春季和夏季
　安杰洛的小伙子们
　街角交谈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1939年9月初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1940年2月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1940年夏
　拉韦洛的竞选组织
　拘捕和开脱
　建成公园的围栏

书摘

        第一章　多克和他的小伙子们
        一 诺顿帮的成员
        诺顿帮是以多克为首的一帮人。这个群体主要是靠多克联合在一起，并围绕着多克而建立的。在多克未成年的那些时候，诺顿街上每个按照孩子们的重大年龄差异划分的群体都形成一个少年帮。有一个其平均年龄比多克大3岁左右的帮；有多克的帮，其中包括纳特西、丹尼和其他许多人；有一群孩子大约比多克小3岁，其中包括乔·道奇和弗兰克·博内利；还有一群年龄更小的，卡尔和汤米就属于这个群体。
据我所知，鉴于诺顿帮产生于这些早期的群体，所以有必要对其历史背景有所了解。而多克的经历则最能说明诺顿帮的发展过程。
        多克于1908年出生于诺顿街。他的父母来自阿布鲁齐省，是最早在这条街上落户的非热那亚人的意大利人。多克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他是年龄最小、最受妈妈宠爱的孩子。他幼年丧父。他在3岁时，因患小儿麻痹，使他的左臂萎缩，以致再也未能恢复正常；不过经过持续不断的锻炼，他终于努力使它发育得除重活外，别的都能干了。多克是这样谈到他的早年生活的：
        我小的时候总是穿得非常整洁。我总是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当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的时候，妈妈让我一定要垫上一张报纸。……别人的妈妈会对她们的儿子说，“你看人家迪基①是怎么穿衣裳的。你怎么就不能像迪基那样？”他们不喜欢我，这是很自然的事——直到后来我向他们表明他们必须尊重我。……
        我第一次打架是在大约12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他和一个像我一样高的男孩争论起来。他对我说，“和我打，他的个子太小了，你去和他打。”开始我不想打，但最后我和他打起来了。我狠狠地揍了他。……从那以后我开始认为，也许我是蛮有本事的。
        纳特西有一度曾经是我们这一帮的头儿。我是他的副手。他的个头儿比我大，在我最后打败他之前，他曾好几次打败过我。在他打败我的时候，由于周围的人不多，所以我也不在乎。可是有一次他违背了他说不打我的诺言，当时周围围了一大群人。我是个很有自尊心的孩子。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喏，我和他摔跤，并且把他摔倒了。我说，“要是我放你起来，你答应不答应不打我？”他答应了。可是当我放他起来并转身走开的时候，他打伤了我的鼻子，把我的鼻子打流了血。我追上去，狠狠地揍他，但被大孩子们拦住了。……第二天，我看见他正靠着墙站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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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志的角度读《街角社会》

■李霞（本报书评人）　

中华读书报 2009-04-08 19:45:48

　　《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美］威廉·富特·怀特著，黄育馥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早在1994年就有了中译本，前两年商务印书馆又把此书
收进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因此契机，我认真读了这本早就该读的著作。这次阅读，使我又确认了一件事，那就是，有些经典，如果我们只满足于从教科书或二手资料那里“知道个大概意思”，是会错过很多极有魅力的文本的。

　　这部研究波士顿市一个意大利裔贫民区的著作，已名列于为数不多的名副其实的“社会学经典”。《街角社会》里程碑式的开创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揭示了城市贫民区并不是社会解体的（如当时学界通行认为的那样）；它引发了对小群体内部关系的广泛研究；书中涉及的很多社会现象成为以后社会学很多方面研究的灵感源泉……在美国的大学里，教授们喜欢引用它来说明一些基本的社会现象，学生们则为它生动的写作风格和富有启发力的研究思路所吸引。它甚至一度在校园里被称作“社会学的圣经”，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学术著作里一直保持着畅销书的地位。

　　这种在学术书中比较少见的吸引力，我将之归结为它的“民族志魅力”。

　　虽然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很自然地说，《街角社会》是一部城市民族志的典范。但民族志这种体裁，在怀特的时代，还主要是人类学的一个专用词，其描述的主要对象是“未开化”的土著部落社会和其他“落后”社会。怀特可以说是将这一体裁（或曰方法）用于西方城市社区和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正如怀特自己所说，在做街角社会研究时，他自认为是一名社会人类学家。

　　《街角社会》的魅力表现之一是书中对在真实环境中的真实人物的描述——民族志的特长之一。这也正是怀特的研究理念：描述中要有人。在他的描述中，各种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不是被用来直接说明某论点的片段例证，而是引人入胜地，深入、延续地展开。在这种展开中，我们看到了那些被称作“街头混混”小伙子的内心世界，看到了那些非正式群体中微妙的人际关系变化。

　　而我个人尤其喜欢他那篇题为“成书过程”的附录。这是怀特在《街角社会》初版（1943年）后12年为修订版补充撰写的，长达七万多字。它简直就是人类学田野作业（具体说，是参与观察法）的一个精彩案例解析！在这篇附录中，怀特描述了他在科纳维尔三年半（1936-1940年）的研究经历，用人类学的术语说是，田野经历。

　　看起来，学术界仿佛秘密商定要对实地工作者的亲身经历闭口不谈。在多数著作中，那些曾注意到自己的研究方法的作者只在书中提供了一些零零星星的情况；或者，他们好像是在讲如果实地研究者在进入这个领域后知道了他将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他就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找不到任何揭示一名实地工作者必然经历的错误、困惑或本人身不由己被卷进去的真实的说明。

　　的确如此。展现在我们读者面前的各种研究成果，不管是社会学的还是人类学的，往往都是一幅已经织就的锦缎，干干净净、齐整无瑕。可是社会研究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和无穷变化的社会情境，很多是研究者无法掌控而只能加以调适和互动的；而这个过程，无疑会对研究结论的得出具有莫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在实地研究中如何与人交往的摸索过程，却极少在研究成果中表现出来；这就好比在物理或化学实验报告中，不列出实验的操作过程一样。

　　怀特说，“我决定为填补这一空白尽自己的菲薄之力”。在当时，怀特这种对研究过程的展示和反思的确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尽管在人类学领域，之前有贝特森的《纳文》，将这种社会实验的操作过程展示出来，不过他主要展示的是从田野资料到成书这一阶段的思维过程。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人类学越来越公开地转向内省，才开始出现了像《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和《天真的人类学家》这类直接以人类学田野工作过程为探讨对象的著作。

　　正如怀特所承诺的那样，他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记录下了在研究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包括如何进入这个社区，如何认识一个街角帮的领头人多克，如何逐步深入地参与到这些小伙子的活动中，如何进入到当地的政治组织中，等等。这些经历，既有艰难无序之后的柳暗花明，也有坚持不懈下的水到渠成。当然，也有各种“蠢事”、错误和失败。怀特还坦诚地记录下了他在实地研究中所经历的这些窘迫和错误。比如他如何试图在小酒店里结交女孩子，结果是自己最后狼狈逃窜；比如他如何试图学着说粗话以期进一步融入街角帮，但遭到多克的批评；他甚至坦白了自己为了能更深地参与进某个政治群体中，在一次市长选举中违法地多次投票。

　　通过对自己所采取的参与观察法的坦诚回顾和中肯分析，民族志学者的田野作业过程、操作方法和优势在怀特这里得到了最具体、最生动的展示。这类探讨已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比如他对“参与”和“观察”的关系、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而怀特的个人经历，对于即将要开始他们的田野调查的学生们来说，甚至比任何田野调查手册更有启发意义。他那些从不断犯错中得出的经验，于后来者更绝对是深有教益的：比如如何被当地人接受、在田野中学会观察什么、怎么提问，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研究方向，等等。这也是我（一个曾经的人类学学生）为什么后悔没有在去做我的“田野工作”之前认真读这本书的原因。

　　附录的另一内容是展示他在这项研究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这类关于研究方法的交代，在民族志文本中也是很少见的。这方面的记录既包括其研究规划的设定和在以后不同阶段的修正过程；也包括使用何种操作性的方法来探测那些非正式群体中的关系结构。后者包括在各种互动事件中（比如“诺顿帮”中的保龄球比赛）记录下各种互动结果，以及记录俱乐部内各聊天个体的位置交换过程，等等。这就好比在物理试验中记录下每次试验所用的试验器具、材料，以及试验结果数据。怀特相信，“如果我们详细说明我们的理论设想和我们使用的研究方法，别人就可以利用那样的设想和方法来检验我们的结论或对其提出质疑”。—— 这种可检验性，正是研究之利于学科积累和发展的根基。

　　六十余年过去，在民族志的科学性经历了后现代式的“批判”与“消解”之后，《街角社会》所具有的“科学性”力量仍使我折服。它的记录和探讨带给我们的，不是消解完一切之后的暗淡，而是可操作、可检验的科学性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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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版 序 言

　　我最初接触中国社会学是在1942年秋，当时我刚开始在俄克拉何马大学任教。有一位政治学系的教授组织了一门关于“太平洋地区民族”的课程。这门课需要有两个讲座，分别讲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原来讲这两讲的教授均在战争中去军中服役，于是这门课的组织者问我能否接替这项工作。我对他说，我对中国或日本从无研究，但他恳求我即席讲点儿什么。
　　我曾读过约翰·恩布里介绍一个日本乡村的《须惠村》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鉴于我认为自己对这两个国家均无力作出全面的论述，我决定把力量集中放在农村生活方面，而那两篇杰出的研究反映的正是这方面的情况。
　　通过我的儿子马丁·金·怀特，我也间接地与中国有了联系。在美国的中国研究方面，马丁已成为居领先地位的学者之一。他曾在密歇根大学参加过对底特律市及其周围地区的调查。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他与其中国同行们一道，对几个中国城市里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开展了一系列调查。他还和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其他同事，与四川大学师生一起对成都进行调查(1987)，与北京大学师生一起对北京和保定进行调查(1991)。
　　这些项目有着几个彼此相关的目的：增进对于我们两国内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的了解，有助于在参加调查的大学之间发展有关研究方法和理论的知识。
　　费博士访问加拿大时，我和马丁·怀特曾在多伦多的一次研讨会上见到了他。在他访问美国的大学时，他说明宁愿住在教授家里，而不愿住宾馆。在密歇根大学，他与马丁一家住在一起。在科奈尔，凯瑟琳和我则很高兴地请他住在我家。与他的交谈重又激起了我们对中国的兴趣。
　　1982年春，凯瑟琳和我受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访问了中国。我在北京、西安和上海作了关于美国社会学的演讲，并与大学里社会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师生进行了讨论。我们在中国过得很愉快。假如我没有退休，我一定会被吸引着去开始一个新的研究生涯，即中国研究。
　　1993年出版的《街角社会》50周年版中文译本的问世，将成为我对中国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直至不久前，社会学界似乎有一种普遍的想法，认为我曾使用的参与观察法与其他定性方法一样，已经过时，正在被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排挤到一旁。人们认为定量社会学才是未来的大势所趋。
　　这种趋势在美国社会学中似乎已经改变。社会学家们并不是要摈弃调查研究，而是逐渐认识到，仅凭调查，你的理解无法达到你通过已发展得十分纯熟的定性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最近，国家科学基金会正向定性社会学研究提供资助。看来，人们已日益认识到，社会学的前途将越来越多地有赖于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

　　　　　　　　　　　　　　　　　　　　　　威廉·富特·怀特
　　　　　　　　　　　　　　　　　　　　　　　　　1993年8月


　　　　　　　　　　　　　　　第 四 版 序 言  

　　我为本项研究进行的实地工作是靠哈佛大学的一项青年研究员基金的资助(1936—1940年)。从1937年2月到1938年5月，我与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这家人在帕门特大街7号开着一家餐馆。我与凯瑟琳·金结婚以后，我们搬到同一地区内的汉诺威大街477号我们自己的公寓里，这个地区就是波士顿北区，我称它为科纳维尔。在1940年7月我离开波士顿之前，我已经写完了《街角社会》的初稿。1940年到1942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又重写并压缩了在波士顿写的初稿，但对我的分析和理论方向未作任何改动。《街角社会》的第一版于1943年出版。
　　如果没有研究员学会赋予我的支持和完全自由，我绝不能进行对科纳维尔的这项研究。我个人深深地感激社会人类学家康拉德·M．阿伦斯伯格，他作为一名青年研究员的时期与我的这一时期有所重叠。我在开始我这项研究之前就曾与他讨论过我的计划，在研究过程中，每前进一步也都得益于他的忠告和批评。埃利奥特·D．查普尔和阿伦斯伯格曾共同拟定了研究相互作用的概念框架，而这也正是我在全书中使用的框架。
　　关于我最初的研究计划，我曾从研究员协会主席劳伦斯·J．亨德森那里获得了使我很伤脑筋的，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忠告。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埃尔顿·梅奥则指导我学习了我在研究中使用的访谈技术。
　　约翰·霍华德和我一样，是一名青年研究员，他曾在科纳维尔从事过为期两年的实地研究。是他首先提出，对领导层的分析将提供一种使整个研究成为一体的方法。
　　凯瑟琳·金·怀特与我一起度过了我在科纳维尔的最后两年。她绘制了图表，并在撰写这部书稿的各个准备阶段对它提出批评意见。她以前曾为纽约的出版商们设计过书的护封，因此，她志愿为本书的第一版设计了护封。
　　在芝加哥大学，我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曾得到社会人类学家W．劳埃德·沃纳和社会学家埃弗雷特·C.休斯有益的建议。除《街角社会》外，他们还帮助使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的经历成为一种令人振奋的学习过程。
　　为了这本书的第二版(1955年)，我写了附录一，描述了我在北区生活和工作期间使用的研究方法和个人的经历。
　　为了这本书的第三版(1981年)，我增写了“重访科纳维尔”一节，跟踪描述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截止到1980年以前的经历，并简单提到了这一地区本身的变化。在第三版中，我首次说明了研究地点是波士顿北区，并道出了几个主要人物的真实姓名。
　　附录二，即“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是我的最重要的研究助手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萨姆·佛朗哥)在一次标志着我退休的康奈尔大学讨论会上的致辞。在这里，奥兰代拉雄辩地说明了我们曾如何在一起工作，以及我们发展的方法曾如何有助于他在后来的军队和平民生活中担任领导工作。
　　所有这些资料略经修改之后，都被包括在这个50周年的新版本中。我在附录一中增加了“50年后重访街角社会”一节。促使这一版问世的动力是学术界突然又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1991年，彼得·弗罗斯特和他的同事们编了《重新构想组织文化》一书，并用很大篇幅介绍《街角社会》，其中包括重印了我的关于论述方法和经验的附录，作为研究组织文化的一个“样板”。随后是4位行为科学家有关《街角社会》的文章以及我对于这些评论的反应。1992年4月号的《当代人种志杂志》上刊登的则完全是有关“重访街角社会”的文章。在编者序言之后，这期杂志先刊登了W．A．玛丽安娜·贝伦的文章，在我于1940年离开北区之后的30至45年之间，她曾几次访问北区，并访问了我曾研究过的一些人和其他一些人。根据这些资料，她论证说，我对北区的描绘是一种歪曲，并违背了职业道德。接着是我本人对此进行的反驳以及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的文章——他原来是个街角青年，曾在我这项研究中与我一起工作。这期杂志最后刊载的是由3位行为科学家撰写的关于这场争论的文章。
　　在这两份出版物中，这7位行为科学家都承认《街角社会》是一个里程碑。然而，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涉及在过去50年内对社会学研究的批评标准的变化。此外，这些争论还涉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社会学是否是一门科学，或者，社会学家是否应该努力使它成为一门科学。
　　我在“50年后重访街角社会”——即附录一的最后一部分中论述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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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年10月


　　威廉·富特·怀特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1914年生于马萨诸塞州。1943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自1942年起，曾先后在俄克拉何马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任教。1964年任美国应用人类学协会主席，1977至1978年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并兼任多项职务。1982年曾来华讲学。本书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主要著作还有《拉丁美洲美国企业中人的问题》(Human Problems of U．S．Enterprise in Latin America，1956)、《组织行为：理论与应用》(Organizational Behavior；Theory and Application，1969)等书。
　　在哈佛大学青年研究员基金的资助下，作者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 (即作者称之为“科纳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分，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本书即是对这一观察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
　　本书第一版于1943年出版。1955年作者在第二版出版时增写了附录一，描述他在科纳维尔生活和工作期间使用的研究方法和个人的经历。1981年出版的第三版又增加了“重访科纳维尔”一节，跟踪描述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截止到1980年以前的经历，并简单提及这一地区本身的变化。此外还增加了作者最重要的研究助手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的一篇讲演稿，即“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一文。奥兰代拉雄辩地说明，在怀特及《街角社会》一书的影响下，他如何从一个在科纳维尔街角闲荡的意大利青年转变为一名出色的城市公共工程部门负责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在后来的军队和平民生活中成功地运用了怀特教给他的研究方法。
　　1991年，本书在出版近半个世纪之后，突然又成为学术界关心的一个新的焦点，一些学者撰文评论《街角社会》，对作者使用的参与观察法提出质疑。有人甚至指责作者在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方面违背了职业道德。作者认为他无须为他的品德或这本书的声誉辩护，因为这些学者都承认《街角社会》是“一部社会学的经典 ”，然而他们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涉及在过去50年内对社会学研究的批评标准的变化。这促使作者在略加修改后于1993年出版了本书的第四版。在增写的“50年后重访街角社会”一节中，他回答了评论者的质疑，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后基础批评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正如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的那样，《街角社会》是早期运用参与观察法进行实地研究的一部完整的记录，是研究组织文化的一个“样板”，它开辟了在城市中进行实地研究的新领域，并确立了研究标准。因此早在40多年前就被列为社会学经典著作，至今在美国大学里仍被作为社会学必读书，并被那些从事城市实地研究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视为一本研究方法方面的标准参考书。
　　怀特先生对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表示欣喜和支持。他主动向译者寄赠刚刚出版的第四版图书，并应邀为中译本写了序言。在此，我们谨向怀特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3年11月

　　本书是作者的成名之作。作者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份，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和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