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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竹简发现周文王遗书 学者：先秦历史更清晰

搜狐 2009年04月30日12:15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



    这批竹简数量超过2300枚，完全破译至少需要十年时间。

　　战国竹简发现周文王遗书

　　专家解读真本“古文尚书”

　　1925年7月，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清华作过一次讲演，演讲中王国维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但藏于孔府旧宅壁中的《古文尚书》在东汉已散佚；《纪年》(即汲冢书)同样于唐代散佚，成为学术界似乎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近日，一批由清华大学校友于去年从境外抢救捐赠给母校的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在国内专家的破译下有了新发现。

       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说，此次出现在“清华简”中多篇《尚书》是真正的“古文尚书”，“这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一定会在学术界造成深远长久的影响”。

　　[释读]破译还需十年

　　据介绍，这批“清华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较长的简都是3道编绳。文字大多精整，很少潦草，多数至今非常清晰。“清华简”有的还有鲜红的格线，所用颜料是不是朱砂有待分析。经过几个月的清理保护、初步释读和研究，专家们确定这批“清华简”共有2388枚。李学勤告诉记者，完全破译这些竹简，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价值1]再现“古文尚书”

　　由于历史流传的散佚，今天研究“经史”的学者并没有见过真正的“古文尚书”。《尚书》是“六经”之一，传先秦时期孔子删《书》为百篇，但在秦始皇焚书后大多遗失。至汉景帝末年，又在曲阜孔子后人宅屋的墙壁中发现焚书时隐藏的竹简书籍，里面有16篇古文《尚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16篇《尚书》流散，如今看到的古文《尚书》已被明清以来的学者论定为伪书。

　　李学勤告诉记者，这批珍贵的“清华简”中发现的多篇《尚书》均是焚书以前的写本，“可以肯定地说，‘清华简’包含了已失传上千年的‘古文尚书’中的部分内容”。比如，《金縢》、《康诰》、《顾命》等部分篇目有传世本，但“清华简”中这些篇目的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篇章。这意味着，原以为已经失传的“古文尚书”仍有幸存于秦炬的版本，它因“清华简”的发现和破译而“复活”。

　　[价值2]首现“文王遗书”

　　李学勤介绍，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保训》记载了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文中，文王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这里讲的是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

　　李学勤分析说，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很有哲学意义。这也说明《保训》的思想与之后儒学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等思想有共通之处。

　　“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发现，即一种编年体的古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这种史书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当年的《竹书纪年》，而《竹书纪年》就是当年被王国维称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的两次发现之一的“汲冢书”。

　　◎专访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名春:　先秦历史更清晰了

　　记者:关于《尚书》真伪、古今文之争已经延续2000多年，从目前破译的部分“清华简”中，何以判断是业已失传的真本“古文尚书”?

　　廖名春: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这批竹简应该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据测定，该样片产生于公元前305±30年，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随着秦焚书坑儒，“古文尚书”亡失，汉初原来的秦博士伏胜传下29篇，以汉隶书写，区别于“古文尚书”，称为“今文尚书”一直流传下来。

　　专家们之所以初步判断“清华简”就是已经失传的“古文尚书”，还在于它中间出现了一些“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晚书)”所没有的内容，说明先秦时期的尚书，内容比今天的“今文尚书”多很多。所以说，“清华简”可以破解很多那段历史上不清晰的细节。

　　记者:“清华简”让先秦的历史变得更清晰，是否可以举例说明?

　　廖名春:关于“西伯戡黎”，这场战役规模并不算大，但意义却十分深远，它拉开了兴周灭殷的序幕，最终导致推翻了殷商政权。但有不少学者认为，这场战役是周文王打下来的，认为西伯指周文王。宋代的一些学者开始提出，西伯应该指周武王，因为《吕氏春秋》就有关于西伯是武王的相关记载。这些纷争在“清华简”里得到了破译，因为其中对“西伯戡黎”记载的一开头就写道，“武王八年……”

　　应该说，对这批竹简的解读现在只是刚开始，类似的破译还有很多。随着“清华简”的逐步破译，势必对经史研究产生重大意义。

　　◎小词典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其记事内容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4个部分，共100篇。后大多散佚。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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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

清华获该校校友捐赠的2100枚战国时期竹简

搜狐 2008年10月24日09:45   来源：京华时报   作者：周逸梅

　　昨天（22日，下同），清华大学宣布，2100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竹简是目前数量最多、年代最早的竹简书之一。

　　校友捐竹简给母校

　　这批竹简是今年7月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的。


      至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目前已不得而知。

　　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回忆，当时这批竹简包着保鲜膜，装在密封筒里被送到学校，已经有菌害霉变的危险。学校特地为此“白手起家”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还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整合清华历史、化学、图书馆等学科资源，聘请专家保护清理。几天前，第一阶段的保护工作基本完成。

　　首见古代“口袋书”

　　经过11位学者组成的专家组鉴定，这批“清华简”属于战国中晚期，距今大约2300—2400年左右，应出土于古代的楚国境内。初步统计竹简数量约为2100枚(包括残片)，预计整理后为1700支。

　　“清华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10厘米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口袋书"了，在以前从未发现过。”李学勤介绍，战国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只有零散的出土。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两次发现大量的战国竹简书，分别为800支和1000多支，所以“清华简”可以说是目前数量最多、而且年代最早的竹简书之一。

　　《尚书》佚篇首现

　　之前发现的竹简书，多为哲学思想领域的书籍，而“清华简”则多为“经、史”类书，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从目前的检视结果看，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发现了失传的《尚书》篇章。《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六经之首，为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据称先秦时《尚书》有百篇，经过秦始皇焚书，大多佚失，汉朝初年只有29篇流传下来。

　　“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焚书坑儒以前的写本。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縢》、《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则是前所未见的佚篇。

　　另外，“清华简”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一篇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历史上从西周初起至战国前期，与传世文献《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容。此外，类似《国语》的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与《周易》有关的书等，都是两千余年无人见过的。

　　竹简有望展出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表示，清华将吸收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深入研究探讨这批竹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出土竹简的长期保护目前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清华将联合多单位、组织多学科专家进行科研攻关。

　　李学勤介绍，清华正在酝酿建设博物馆，届时这批竹简有望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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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

2100枚战国竹简重回故土 破译将是项浩大工程

作者：李扬

搜狐 2008年10月24日09:45  来源：中国新闻网  


    “清华简”（部分）

　　公元前三四世纪左右的约2100枚竹简，被盗墓者盗挖后流散到海外，幸被一位清华校友发现并解囊购回，使它们重回故土。10月22日，清华大学对外宣布，经过权威专家鉴定，于今年7月收藏的这批竹简(现简称为“清华简”)“为中国战国时期的重要文物，大多在迄今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还没有见到过，其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涉及传统文化核心内容

　　这批极为珍贵的竹简，长度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的，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固定编绳的切口及一些编绳遗迹清楚可见。


      文字大多比较精整，很少潦草，多数至今非常清晰。

　　这批竹简数量约为2100枚(包括残片)，1700支左右，是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楚国的文物。与竹简同时被收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其中一块还粘附着一片竹简。

　　清华大学接收这些竹简后，发现不少竹简已经受损污染，甚至腐坏，于是迅速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建立专门工作室，聘请专家进行清理，经过数月处理，目前竹简已处于安全状态。

　　10月14日，来自国家文物局、上海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荆州博物馆，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11位专家，对清华收藏的这批竹简作了观察鉴定。

　　据初步的鉴定结果：这批竹简内涵丰富，大多为涉及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极为重要的“经、史”类书。而且大多在目前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还未曾见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外，这批竹简在简牍形制与古文字研究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

　　更多的是前所未见佚篇

　　这批竹简究竟在何时、何地被盗挖，又在海外历经哪些周折？这些疑问目前还都是谜团，所幸它们现在安然返回了故土。“如果没有及时把它们抢救回国，这些瑰宝真的将会永劫不复。”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感叹道。

　　据介绍，这批被称为“清华简”有的还有鲜红的格线，所用颜料是不是朱砂，有待分析。李学勤教授说，这批简内容丰富，目前还来不及详细检视，已知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尚书》。“先秦时《尚书》有百篇之数，经过秦始皇焚书，大多佚失，汉朝初年只有29篇传流下来。"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秦火以前的写本。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縢》、《康诰》、《顾命》等，在《十三经注疏》的本子中就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传世本《尚书》里没有，或属于伪古文，例如《傅说之命》，即先秦文献引用的《说命》，和传世伪古文不是一回事。这些佚书是真正的"古文尚书"，其对古史研究的意义不可估量。”

　　这批竹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编年体的史书，体裁类似在今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中发现的竹简书籍《竹书纪年》。“清华简”中的这种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与传世文献《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

　　“这批竹简中还有好多内容，似乎与《国语》、《仪礼》、《周易》等典籍中的内容相似，有待将来深入探讨和释读。可以说这都是两千余年来都无人见过的。”李学勤教授说。

　　破译将是项浩大工程

　　至于竹简上文字的具体内容，作为古文字专家的李学勤说，目前还不能全部读出来，“战国文字太难了，不容易读出来，因为战国时期每个诸侯国的文字都不同，而这批竹简的文字多为楚国字，所以我们初步判断竹简出土在楚境，而破译它们的难度不亚于解读商周时期的文字。”

　　李学勤教授说，上海博物馆在上世纪收藏的1200支战国竹简，其研究工作至今已历14年，到目前只出版了6本报告，还有2本没有出版，“所以这将是一项工作量十分浩大的工作，需要国内外学者专家的共同参与，我们希望在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时能够整理出版第一本报告。”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本报北京10月22日专电)

　　简，是纸发明以前我国用以书写的主要材料，由竹或木制成，一支一支的简，用丝绳编连起来，称为册。简册上面的文字，都是用毛笔和墨写成的。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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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清华简”首份学术报告力争明年出炉

搜狐文化 2009年05月05日10:08  来源：中国青年报

　　核心提示

　　去年7月，一批流失海外的战国竹简被抢救回国。9个月后，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于4月25日对外公布了初步的研究成果。76岁的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在回答“为何研究进度缓慢”时笑言，“慢是因为读起来实在太激动，每天读得多了，心脏会受不了。”在部分竹简里，他发现了自秦朝焚书后失传的多篇《古文尚书》。

　　李伯谦、裘锡圭等11位专家鉴定后认为，“这批竹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世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这批竹简，被业界称为“清华简”。

　　4月29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楼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个刚组建的研究团队正忙于竹简的比对工作。办公桌上摆着一本由李学勤本人主编的《尚书正义(标点本)》，被称为“清华简”的2388枚竹简就安放在楼上。

　　有意思的是，假如楼上的竹简中确实包含着失传2000多年的《古文尚书》，那么，桌上这本流传千年的儒家经典以及这个国家的上古史都将被改写。

　　一首周武王时代的乐诗被刻在14支竹简上。很快，李学勤便意识到，这曲当时的流行乐章与今本《尚书》中的《西伯勘黎》故事有重大关联。

　　自西汉以来，儒生们都认为灭掉黎国的是周文王。《史记·周本纪》中就有“(文王)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即黎国)”的记载。到了宋代，就有人质疑了，还有人专门出书，认为这不是文王时候的事儿，因为当时商纣王还是天子，周人如果伐灭王国境内的黎国，算是公然地向天子挑衅，这就与周文王的至德形象有冲突。

　　据李学勤介绍，直到最近，考古学家还在怀疑“文王勘黎”的真实性，问题是“史书就这么写的啊”。如今，清华简上的这首乐诗已经明确，灭掉黎国的是周武王。

　　根据“清华简”的记载，周武王八年，武王征伐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席间，武王和周公留下了两首乐诗。

　　李学勤还发现，这两首乐诗与《诗经》中《蟋蟀》一诗也有关系。

　　现代人解读《蟋蟀》这首诗，大多是因袭汉代人的观点。《毛诗序》中说，《蟋蟀》是晋国晚期的民歌，用来讽刺晋僖公。大意是政府劳役过重，劳苦大众借诗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完全是误读。根据清华简中的记载，周公在“饮至”典礼上喝酒时，听到了蟋蟀的叫声，于是作了《蟋蟀》一诗，表达的是打仗胜利后，对将士的慰问之情，大意是“一年快过去，你们很累了。不过不要太喜乐，因为还要准备更多的事情”。

　　在李学勤看来，这短短的14支竹简中，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上的意义。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已全部亡佚，这两首“乐”的发现更有其重要性。

　　与这14支简相似，初步的研究成果显示，这批“清华简”多为书籍，且大多与历史有关。李学勤指出，如果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属于经部，但同时又富于历史价值。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早在84年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做了上述断言。

　　以这个观点来评价，此次“清华简”中最大的发现就是多篇从所未见的《古文尚书》。

　　据李学勤介绍，《尚书》有《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之分。现代人所读的《尚书》二十九篇被称为《今文尚书》，是汉文帝时由秦国博士伏生默写成。据传，《尚书》原共百篇，被称为《古文尚书》，早已失传。

　　在初步整理过程中，李学勤等研究人员发现了很多篇体例与《尚书》相近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在《今文尚书》中也有，对照起来看，差别很大；还有一些，过去知道是《古文尚书》中的篇目，古代典籍也引过其中几句话，这次发现了全文；再有是没有名字，也从来没听说的。

　　比如一组被命名为《保训》的竹简。这组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因此最先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整理之后发现，上面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子姬发的遗言。“今本尚书中也提到过，说周文王有些遗命，但过去谁也不知道内容。”李学勤说。

　　这样的历史空白常常给小说家留下了发挥的空间。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小说家就杜撰了一回“文王托孤”的故事，说文王遗命姬发拜姜子牙为“亚父”，临死还不忘灌输“忠君思想”。

　　根据“清华简”的记载，文王的遗言中讲的是关于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这两个故事是“过去没人知道的”。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即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这说明《保训》的思想与之后的儒学有共通之处。”李学勤说。

　　类似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在李学勤看来，《尚书》是古史中的根本，史记就是根据这个写的，因此“清华简”的出现有可能实现前辈们“古史重建”的梦想。

　　不过，在采访中也有一些专家对李学勤的乐观持保留态度。

　　“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媒体‘炒’得有点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说，他认为在报告出来之前，除了清华大学几位见过竹简的专家之外，其他人都缺乏评论的根据，因此他愿意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材料、报告发表之前，绝不应该谈论文物的价值。”在张忠培看来，搞考古学的人，应该是先坐冷板凳，潜心研究，而不应该急于发表没有成型的结论。

　　也有专家对清华方面的做法表示理解。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文字研究专家濮茅生认为，清华大学的专家们得到这些竹简，心情肯定十分激动，所以才会急于把一些信息告诉大家。“只是专家们要判断这些简的价值和内容，需要更多时间。”

　　据濮茅生介绍，目前存世的文献竹简只有三批，即1993年在郭店楚墓出土的“郭店简”、上海博物馆抢救回归的竹书“上博简”，再有就是此次公布的“清华简”。

　　其中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归的竹书，共一百数十余种，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语言文字、军事等。比如从中发现的战国佚书《孔子诗论》就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它的再现为人们认识《诗》的编次、诗的本义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史料，也为人们了解孔子对《诗》意的评价、孔子授《诗》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濮茅生自1994年来到上海博物馆后，就负责这批竹简的整理和对外公布工作。据他透露，有关上博简的第八册报告即将出版，整理工作也将接近尾声。

　　“因为我没有看到‘清华简’的原始资料，我无法判断它们的内容、价值。”濮茅生说，“对于竹简来说，还是应该全部整理完，才能讲它们的价值意义。”

　　对于这些不同的声音，李学勤指出，此次清华大学公布部分信息的初衷，只是想提供材料，供大家讨论。“等到报告出来后，大家仍然可以讨论、质疑。我们愿意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根据计划，有关“清华简”的第一份学术报告将争取在2010年出炉。“当然，这样也算快的了。”李学勤说。( 记者 蒋昕捷 实习生 李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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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清华简
“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再谈对《保训》篇的疑问



姜广辉　发布时间： 2009-06-14 08:00　光明日报


一作伪与防伪之博弈

　　古代竹简文献作伪突出表现在《古文尚书》上,说起来它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汉成帝时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献给朝廷,当时即被识破。而东晋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却蒙蔽了后世无数大学者。南宋时朱熹虽然怀疑此书为伪书,但又担心因此“倒了六经”,所以其弟子蔡沉作《书集传》仍把它当作“圣经”。明中叶梅鷟作《尚书考异》,抉发梅赜《古文尚书》之伪,但因其考辨方法的缺陷而不能完全起到证伪的效力,直到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来,由于其考辨方法的卓越,才使《古文尚书》是伪书成为定谳。需要指出的是,阎若璩考辨伪《古文尚书》所取得的成就,依靠的是传统的古文献学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可惜今日学者对这样的方法没有很好地总结和利用,甚至完全忽视。

　　那么,现代是否还会再次出现《古文尚书》造假的可能呢?我们认为,从动机上说是绝对有可能的。近年竹简文献的价格已经炒成天价,这足以激起一些人作伪的热情。当然,今人要造出足以乱真的假简,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它需要有高技术手段(例如能通过碳14技术测定)和高知识含量(较高的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古文献学、古代史以及思想史等方面的知识),显然这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做到的,必须有若干具有高水平专业知识的人的合作,以及高经费的投入(此即所谓“三高”作伪)。虽然有这样的那样的困难,但并不意味着绝对做不到,民间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物都有,绝不可小看。更何况“竹简热”已经“热”了十多年,如果作伪者同时起步,时至今日,以他们所积蓄的能量和经验,很难说不能上演一出新编伪《古文尚书》的闹剧!而这正是今天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所深以为忧的。这正如古语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作伪与防伪的反复博弈中,防伪的一方若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就可能铸成大错,付出沉痛的代价。

　　这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以现在对这批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得而非经考古发掘得到的“清华简”所做的鉴定,能否绝对排除其为今人伪造的可能性?我们的回答是:不能。为什么?这是由竹简文物鉴定的特殊性决定的。

　　现在鉴定古代竹简的方法,基本是两种:一是靠专家的直觉经验判断,二是靠碳14的技术测定。两种方法中,又以专家的直觉经验鉴定为主。竹简文物的鉴定不同于一幅古字画或一件古瓷器的鉴定,后者是以整体呈现给鉴定者的;而竹简文物往往是由批次计算的,一批竹简文物经常有一两千支竹简,而由专家组成的鉴定会通常只开半天或一天,这样一来,除少数样简经专家粗读辨识外,绝大部分竹简只是看看外观和字体而已。这就是说专家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所做的判断只是在竹简的外观和字体上把关,并没有全面有效地从文献的内容上设防。就拿这批“清华简”来说,2388支简,整理小组说全部破译需要十年。一批需要十年才能破译的竹简,却要求专家在半天或一天之内做出真伪鉴定,这也许神仙才能做到!一言以蔽之,此种竹简文物鉴定方式的缜密性是有待认真检讨和改进的。

　　至于以碳14测定作为防伪措施,也同样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保障,这里不拟多说。

　　从理论上说,以上两种方法并不能做出绝对肯定的鉴定结论,这使许多研究者心里并不踏实。那么我们对这批竹简应抱持什么态度,还应采用什么办法进一步来确定其真伪呢?

　　(一)现在既然不能绝对排除“清华简”为今人伪造的可能性,那对“清华简”的真伪就要做双向思考,而不是单向思考。回顾历史,在正常的科学探索和学术研究中,从不排斥“怀疑”和“质疑”,“怀疑”和“质疑”反倒可能促进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历史科学都是如此。因此对来历不明的竹简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存疑的警惕,恰恰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态度。

　　(二)我们以为,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最重要而可靠的方法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弄清这批竹简的真实来历。如果这批竹简文献是真《古文尚书》和《乐经》等,那我们更需知道它出自哪里,给历史和后人一个明确交代,而不能再像前人那样将《古文尚书》问题弄成一笔很难理清的糊涂帐。

　　(三)在我们看来,传统的文献考证和思想史研究方法对于“清华简”内容真伪的鉴定而言,在方法论上仍有其价值,甚至还有某些优长之处。因为相比之下,现代作伪者若造假,困难的可能不是让竹简通过碳14检测,也不是会认、会写古文字,并能把它设法写在竹简上,困难的恰恰是如何编出竹简的内容,并使其表述方式符合规范,其思想内涵合乎义理。由于在这方面需要复杂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综合性知识,特别是有关史书笔法的知识,而这些正是造假者尚一时难以掌握,往往容易露出破绽的地方。这就需要学者独具只眼去辨识它。传统的古文献学和思想史的考辨方法的意义在于:如果竹简其他方面都“对”,而从简文内容上能发现其中若干确切的作伪破绽,则此竹简涉嫌“高级”作伪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这种方法可以增强现代学者防伪的“免疫力”,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二《保训》疑问申论

　　从已披露的“清华简”的内容看,在这方面恰恰是存在问题的。为此,我在5月4日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保训〉十疑》,“十疑”中于每一“疑”下又提出若干疑点。当时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展开论述。拙作发表后,王连龙先生于5月25日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文章:《对〈《保训》十疑〉一文的几点释疑》,对拙作做出回应,由于王文的回应多未中肯綮,本人并不能由此而“释疑”。在我看来,《保训》中的重要疑点约有数事,正符合前人归纳的作伪者容易犯的错误如错用、误仿、妄说、不似等,今再申论如下:

　　(一)错用。关于“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尚书·多士》篇有“旧为小人”句,这里“旧”读为“久”,仿此,“昔舜旧作小人”若译成现代白话,就是:“从前舜曾长期做小民”,下文“亲耕于历丘”就是在这一语境下讲的。王连龙先生在其《对〈《保训》十疑〉一文的几点释疑》一文中说“舜并非为以往学者所认为的庶人”,舜是“氏族部落首长”或别的什么身份,这里没必要讨论。因为我们只能在《保训》篇“舜旧(久)作小人”的语境下来讨论问题。《保训》正是在“舜旧(久)作小人”的语境下,讲他“亲耕”于历丘的,而这恰成为一大败笔。因为在古代,“亲耕”二字从来不是随便用的。我们查了汉代以前古籍,只有天子、诸侯行藉田礼时,方书“亲耕”,三公九卿大夫随行藉田礼时,则书“躬耕”。而天子微时、圣贤在隐,皆书“耕”或“躬耕”,绝对不书“亲耕”。传世文献在述及舜的往事时照例皆书“舜躬耕历山”云云。王连龙先生文章说:“《保训》篇既然为传世抄本,即不排除异文讹误、甚至润色改写的情况存在。”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排除,即便如此,古人无论如何“润色改写”,都不应该犯这种一面说“舜旧(久)作小人”,一面又说“亲耕于历丘”的低级错误的。犯这种错误的只能是不懂史书笔法的现代作伪者。此等处犹如仿古瓷器虽然仿得足以乱真,但一看瓷器底部的款识而一下露出了破绽。  

　　(二)误仿。我们先看记叙周成王临终前情景的《尚书·顾命》的开头一段话:“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颒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其中“王乃洮颒水”一句,林之奇《尚书全解》注:“颒,洗面也。《内则》谓之靧。”(此语或许给作伪
者改“颒”为“靧”以直接启示)以上内容,在《保训》篇中缩略为四个字“戊子自靧”(其中用“戊子”替换《顾命》的“甲子”,用“靧”替换《顾命》的“颒”),可是这一缩略变得完全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尚书·顾命》此段描述周成王临终前洗脸整理仪容,加冠冕朝服,是为了召见群臣,交代政治遗嘱,并在这一天讲了许多重要的话后,于第二天去世。而《保训》“戊子自靧”四字关于戊子一日只记自己洗脸一事,然后转入第二天己丑一日。如要记文王临终的日子,只记“己丑”一日已足。而记“戊子自靧(自己洗脸)”之后,当日不记他事,这四个字便已无甚意义,难道头一天洗脸要管到第二天,第二天就不再洗脸了吗?《保训》总共二百余字,可谓惜墨如金,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文字中留下与全文无关的“戊子自靧”四字呢?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现代作伪者模仿《顾命》不得其意而露出破绽。

　　(三)妄说。纪年方式,就一般而言,唐虞习称“载”,夏习称“岁”,殷商习称“祀”,周习称“年”。《逸周书·酆保》篇开头书“维二十三祀”、《小开》篇开头书“维三十有五祀”,系从殷人之习惯。此时纪年方式尚无“维王”字样。至《逸周书·文传》则书“文王授(受)命之九年”,表明后来有文王称王之事。

　　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夏商纪》列举许多材料证明其事,但所引材料既有伪《古文尚书·泰誓》中的伪孔传,也有刘歆、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等人的观点,材料真伪错杂。总之,这是“文王称王”说一派较为一致的意见。这里,我们不妨认同其说。按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就是说文王称王改元从文王即位四十二年起算。

　　那为什么《保训》篇要书“惟王五十年”呢?我们也许应将这一材料与传世文献做一比较,从各方面分析其歧异原因之所在。如果我们不是过早解除防范心理把它当作“真简”看的话,那就不能排除这是作伪者之“妄说”,目的只是为了歆动释读者。果然,释读者一看此简便做出“怀疑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即已称王”的推论。就算此简是“真简”,仅此一条孤证材料也不会比传世文献更有证据效力。

　　王连龙先生的文章曲为弥缝,将《保训》“惟王五十年”等同于《逸周书·文传》“文王授(受)命之九年”。虽然从时间上说两者是一致的,但从称王起算年上说,两者则完全不同。称“文王受命之九年”,是以“文王即位四十二年”起算;而称“惟王五十年”,则意味文王称王之年要从文王即位那年起算。纪年形式是一国之大事,怎么一会儿从“文王即位四十二年”起算,一会儿又从文王即位之年起算呢。这不是很混乱吗?《保训》与《逸周书》在此问题上发生了明显的矛盾,那么,我们是信《逸周书》呢,还是信来历不明的竹简文献《保训》呢?

　　(四)不似。《保训》开篇称:“惟王五十年,不瘳。”这句话颇有语病。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怎样的?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句,《逸周书·小开武》:“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在上面句式中,前面部分所书为纪年方式,从语法上说,相当于时间状语。后面部分为句子主干,这里必须有主语,点出全篇事件的主人公,按照《保训》前后文义,应书“王不瘳”。《保训》在“不瘳”前不加主语“王”,显然是把“惟王五十年”之“王”作为主语,从而读成“惟王五十年不瘳”了。这里虽然只少用了一字,却是貌似神不似,不成文义了。读者不妨去查考古籍资料,看可有这样的先例吗?或许有人会说,《保训》“不瘳”之后还有一句“王念日之多鬲(历)”一句,如书“王不瘳”,那在短短三句话中,就有三个“王”字,不免过于重复。其实史家书法,有时避重复,有时不避重复。如要“避重”,自有许多方法。而在此处为了避重而单书“不瘳”,是不可以的。

　　(五)其他。作伪者将“前臤”故意写成“前夗”,则可能受了方以智《通雅》卷十八“扼腕”条讲“夗”与“臤”可以互代的启示。这或许属于古文字学的“野路子”,以致于多年训练有素的古文字学家睹面不识。还有,“施于上下远迩”之句,似亦不符合舜当时“旧(久)作小人”的身份。“迺易位迩稽”,虽说是古香古色的《尚书》式语言,却有现代时尚语言(“换位思考”、“现场调查”)的影子。等等。

　　除上述从“实例”的角度提出“疑点”之外,我们还不妨对《保训》的构思做一些合乎逻辑的分析和推理。首先是关于《保训》“创意”的着眼点。在先秦文化中,商汤王和周武王是革命的榜样,以致“汤武革命”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到了汉代,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之是非,汉景帝批评他们“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意在告诫学者不要把“汤武革命”当作议题来讨论。以后儒家果然对此议题不再讨论了。唐宋以后儒者重塑“汤、武”的形象,朱熹创构了一个圣王传“中”的“道统”说,商汤王和周武王成为传“中”的两个重要环节。虽然思想史家大多认为这是宋儒的“虚构”,但仍有人出于某种需要愿意相信这是历史的真实。《保训》篇的创意便由此产生,因而将本是宋人提出的传“中”的“道统观”坐实在周文王、武王身上,并通过文王之口讲了殷人先祖上甲微传“中”的历史,“追中于河,传贻子孙,以至于汤”。那么,这个“中”到底是什么?是儒家所说的“中道”吗?何以到了商汤王和周武王那里,便成了掀翻天地的“暴力革命”?你能说“中道”有时等于“暴力革命”吗?这能解释通吗?通过这样分析,你可以看到《保训》篇并不在先秦文化的思想脉络里,而是在宋明理学的思想脉络里。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明这是现代作伪者顺着宋明理学的思路造作出来的。

　　其次是关于《保训》“刻意”的着眼点。李学勤先生在《周文王遗言》中说:“《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那残失的是哪一部分呢?从李先生文章引文构拟出的《保训》简文开篇是这样的:“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恐坠宝训。戊子,自靧。己丑,昧爽,……王若曰:发”云云,节略号前25字,应是第一支简,但比照24字多出一字,或许其中有合文。节略部分应是李先生所说第二支简上半的残失部分。这部分可以说“残失”得“恰到好处”。从“王若曰发”以后是全篇的主体,完完整整。关键处尤在“王若曰发”四字,明显表明是文王对太子发讲话。此等关键之处当然不能“残失”!那么,残失的是什么内容呢?残失的无非是“戊子自靧,己丑昧爽”之类话,这类话无甚意义,却又不好编凑,只好让它“残失”了。而这“残失”部分几乎不影响全篇的完整性。这是不是太过“巧合”了呢?更有意味的是李先生后面的话:“这些简有一个特点,是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些“容易引起”专家注意的特点有无可能是作伪者的刻意谋划,让专家在第一时间将目光集中在此篇简文上,读出此篇是文王对太子发的遗训,从而重视整批简的价值呢?

　　从以上分析看,在短短的二百多字中出现多处硬伤和疑点。如果偶有一处硬伤或疑点,也许可以不必介怀,因为可能有多种造成的原因。现在有这么多硬伤和疑点,那对《保训》篇的“真实性”是不是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呢?

　　竹简真伪,兹事体大。相比之下,《保训》篇该称“宝训”,还是《保训》;此篇是史官实录,还是后人追述或假托;《保训》篇同《尚书》更接近,还是同《逸周书》更接近等等问题,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也不愿意就这些问题再费笔墨讨论了。

　　虽然我提出了《保训》篇这些“史无前例”的硬伤,但我还是有所保留,并未由此遽断“清华简”就是假简。我要说的是基于《保训》篇存在许多重大疑点,我们对“清华简”的真伪应该取存疑的态度。由于清华简的数量很大,释读整理工作可能要花上多年时间,所以,对“清华简”的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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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清华简

清华简《保训》座谈会纪要

刘国忠、陈颖飞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6-29 07:43　光明日报


　　2009年6月15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召开“清华简《保训》座谈会”。50余位学者参加了座谈。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代表清华向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此次针对《保训》简展开的专题座谈意味着清华简研究工作的深入,而这是专家们共同推动下实现的,各位专家对清华简所提出的新的意见与看法推动了清华简的研究,我们珍惜这样一些不同意见。希望清华简的研究继续得到各位学者的关心、支持与帮助,共同为国家的历史、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作了有关清华简及《保训》的主题报告,介绍了清华简入藏以来的工作历程,包括清华简的抢救性保护、拍照及竹简释读等情况。

　　参加座谈会的各位专家学者根据会上提供的《保训》简照片及释文等材料,就《保训》简的释读、《保训》简的思想及其时代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保训》简的释读

　　与会的专家肯定了《保训》简的释读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对于其中个别文字的考释进行了讨论。

　　吉林大学李守奎教授对简文的一些字的释读提出自己的看法:1、第3支简缺而未释的字,李守奎教授认为可能应读为“人”;2、第1支简“不瘳”之“瘳”,楚简中经常出现,应是字,楚简的“余”字下面都有一撇,与该字写法相同;3、第6简原释为“诰”的字,根据图版,右半部是“屰”,左半部是否“言”尚看不清,但从字形上看释“诰”不太合适。4、第2简的字释读可以讨论。楚简中此字多次出现,陈剑先生曾把它释为“琮”,假如释为“琮”,就可以从其他方面去考虑。5、第4简的“旧”字,可能应读为“久”。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孟蓬生研究员从古代文法角度补充与支持了李守奎教授关于“不瘳”的意见。他说,根据古文献的一些习惯,“不瘳”是病没好,一定要先说病再说“不瘳”,但是《保训》简没有先说病就说“不瘳”,释还是更合适,读为“不豫”。至于李学勤教授提到的“康”为错字的问题,他认为是假借字,并举出楚铜器铭文中的“鼎”读为“汤鼎”为证,证明战国时候“康”和“汤”的声音相通。另外,他对简文“假中于河……追中于河”提出看法。认为“假”字可能可以读为“质”,“追”字与“賣”的形状相同,应该念“贖”。这句简文是讲上甲微讨伐有易时路过河,先以“中”为抵押,然后再要回来,这才能传之后世。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均明研究员补充了清华简的其他材料,证明“假中于河”中“假”字的释读无误。

　　北京师范大学李锐博士支持孟蓬生先生关于“康”通“汤”的讲法,指出传世本《缁衣》“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之“汤”,上博简《缁衣》作“康”。他还认为第9、10两支简的“祗备”当读为“祗服”,《尚书·康诰》有“子弗祗服厥父事”。他还提出第6支简“身兹(滋)备惟允”当读为“身滋服,惟允”。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同意将第3简缺释之字读为“人”,也同意将第一简“瘳”读为。他认为把“溃”字理解为地名更好一点。对于“假中于河”之“假”,他指出该字后世常与“段”字混淆,《说文》讲“段”是磨刀石,他怀疑此字从刀从石与磨刀石有关。“伓”字绝大多数作“倍”或“负”讲,这里是否也可以这么理解。他还补充说,“鼎”铭文是淅川下寺出的,楚器中除这件外,都写作“汤鼎”,所以这是“康”读作“汤”的一个较好证据。他还提出“命未有所 “氵欠”的“氵欠”是否可以读作“衍”。

　　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也提出几点意见:1、“多鬲”之“鬲”,疑读为“隔”,“隔”有别离义。“日之多隔”,指来日距离很远,意思与常说的“天人永隔”之“永隔”相近,与后文讲恐惧相合。2、“恐墜宝训”,疑当读作“恐,述宝训”;3、“溃”字疑读为“馈”,为祭礼。4、“詷”,指诸侯之共主。5、“恐救中”的“恐”当读为“工”,义为擅长、善于。6、“三降之德”的“降”疑读为“愉”,“愉”与“乐”是同义词,简文这里是讲舜之政绩。意为在舜的治理下,百姓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王志平副研究员则认为“詷”应读为“道”。“道”是幽部字,而“詷”是东部字,很多幽部字与东部字相通,可见幽部字与东部字在上古的关系很密切。“成汤”与“成唐”也是音韵的问题。“唐”字在《说文》的古文是“阳”字,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声母之间的谐声现象,这一现象在战国时代仍有。第三,第5简的“易立”,读为“设位”可能比较好。

　　中国传媒大学姚小鸥教授也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谈到“保训”之“保”,有的学者读“宝”,他觉得释“保”还是没有问题的。二是他认为“言不易实覍名”应读为“言不易,实覍名”。

二、《保训》简的内容与思想

　　清华大学刘国忠副教授讨论了周文王受命称王问题。他指出,从文献记载来看,周文王称王问题与周文王受命密切相关,关于文王受命的记载散见于《诗》、《书》及周代各种金文,可见文王受命是周人的普遍共识。古代学者虽多承认“文王受命”,但对“文王受命”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理解,从我们今天来看,所谓的“文王受命”是指文王获得天命去取而代商,早期文献中有关“文王受命”的论述都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证明文王即位之初即已接受天命灭商,《保训》简“惟王五十年”的记载则印证了文王即位之初即已经称王。伏生、司马迁等学者不了解“文王受命”的确切含义,误以为“文王受命”是受纣王专征伐之命,造成了这一问题的混乱。至于文王在位的时间,应该信从《尚书·无逸》的记载。《无逸》为周公所作,其叙述要比后人准确得多。而《保训》简“惟王五十年”正印证了周文王“享国五十年”的记载。周文王接受天命后,始终以灭商为己任,他表面上仍顺服于商纣王只是审时度势、韬光养晦的需要。

　　《保训》简中的“中”字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烟台大学江林昌教授认为,“中”是一种旗帜,公正、不偏不倚,这是古代人的一种原则,《楚辞》有很多这样的例句。廖名春教授则认为“中”是指治理国家的一种最好方法。曲阜师范大学杨朝明教授强调《保训》的“中”和儒家的“中道”是相联系的。

　　黄天树教授认为,《保训》的“中”究竟是不是虚的东西,他不能确定,但是从古代金文等来看,古代虚的一些东西好像也能用实的动词来讲。例如,金文中常见的“秉明德”、大盂鼎的“敬拥德经”、胡簋的“经拥先王”等。又如大盂鼎“享奔走”之“享”,虚的东西可以称享,实的也可以称享。另外,他还提到甲骨卜辞中有“王中我”,这个“中”不知怎么讲,不知与《保训》简的“中”有没有关系。

　　李均明研究员认为“假中于河”是一件司法诉讼案,“中”是冠以“公平”名誉的司法权,也指不偏不倚的司法审查与裁决,这个故事讲上甲微从河伯那里借了“中”(司法权),以“覆”(审理)有易,有易服从判决,上甲微便将“中”(司法权)还给了河伯。最后,他指出,周文王给武王讲“昔微假中于河”这一故事,是要武王认识到司法公正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沈建华研究员则强调《保训》简以尧、舜、微三代帝王之例,用了四次“中”字,向武王讲述了不同时代君主所使用的“中”字理念,有着不同的层次含义,是文王遗训的核心思想。第一个“恐救中”,指舜帝担心失去“中”;第二个“既得中”,指取于执中;第三个上甲微“借中”,指借助公平正义;第四个“追中”,指遵循效法。同样这四个“中”字的使用,前两个是怀柔,后两个是手段与目的,直接反映了“中”这一信仰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事物上代表不同的看法。周文王遗训的要旨,是向武王表明,作为君王在执中和之道的同时,并非是一味协调,放弃必要的正义斗争,而是既有怀柔的一面,又有强硬的一面。文王希望武王遵循这个道理,正如上甲微灭有易那样,继承大业,建立强大的周王朝统治。

三、《保训》简的时代问题

　　黄天树教授指出,《保训》简中,有的词比较早,例如“王若曰”这种训诰式的文例比较早,甲骨文中就有,董作宾专门写过《王若曰考》。但是这里面也有些文例不像是西周的,例如第一句“惟王五十年”似乎不合西周早期铭文的体例。《保训》简可能不一定是西周的实录,成份比较复杂,可能在传抄过程中经过改动。

　　李锐博士也对个别语句可能的时代做了讨论,指出,从铜器铭文看,“惟王五十年”这一格式多见于西周中晚期,战国时期虽也有类似表述,但可能只是一种遗存。其次,“服厥罪”又见于牧簋铭文,“厥罪”也见于《康诰》,当是西周时期的语句。

　　北京大学李家浩教授也提出《保训》简的时代问题。《保训》简究竟是实录还是后来追记的?如果是后来追记的,究竟是记于西周、春秋、战国中的哪一时期?

　　李学勤教授指出李家浩教授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他指出,在光明日报介绍《保训》简时,他说这篇是“《尚书》体裁”,并没有说它就是《尚书》。很多学者都讨论了《保训》与《逸周书》的关系,他也注意到《保训》的最后一句“日不足,惟宿不”特别像《逸周书》的句子。读了《保训》后,《逸周书》的很多东西才能读懂。《逸周书》至少有十篇有类似“日不足”的文例,而且绝大多数有脱漏的字,从这一点看,此篇归入《逸周书》有点道理。可是,从整篇内容来看,它又特别不像《逸周书》,《保训》是讲实际的事迹,一是尧舜的事,一是上甲微的事,而《逸周书》有关各篇基本上都是一套虚的议论。《逸周书》有序，序中没有《保训》这篇。七十一篇中讲文王末年的有《文儆》、《文传》，和这篇是矛盾的，所以《保训》不属于《逸周书》系统。《保训》与《逸周书》皆有的“日不足”类的文例，可能就是当时训诫的一种通例。至于李家浩教授提出的《保训》篇究竟能早到什么时候，目前尚不能答复。

　　胡平生研究员提出，清华简称的是“战国简”，而不是依照常例，像上博简一样称“楚竹书”，是否对于清华简的国别有新的看法？李学勤教授回应说，根据现在已有的工作，尚没有能够证明清华简都是楚简。尽管这批简大多数有楚文字特点，可是目前尚未见过别国的简，对于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区别尚不清楚，所以暂时称为“战国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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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执厥中 有恃无恐
——清华简《保训》篇的“中”是指“中道”吗？

高嵩松


东方早报 2009-7-26 3:28:26



清华简《保训》
　　

　　今年初，《文汇报·学林》刊登了吴从周先生《口戕口》一文，其中说道：

　　由于通假字的大量存在，给文本阐释的多样性带来了不少空间，有时甚至的确是“好让想象力得以自由游戏”（was der Einbildungskraft freies Spiel l■sst，Laokoon）的……望文生义（au pied de la lettre）地解释往往是歧义纷呈的根源之一。

　　数月以来，随着清华简《保训》篇的公布，我发现报刊网络上各家对该篇里“中”字的考释，恰可作为这段话的好注脚，于是想接着吴先生的话题谈一下，想不致有“续貂”之诮吧。

　　

　　一

　　《文物》月刊今年第六期刊登了《保训》的照片、释文，还有李学勤教授的论文。简文共十一枚简，三百馀字，现结合其他各家的意见，录文以便讨论。常见的通假字，如隹（唯）、女(汝)、才（哉）、旧（久）、解（懈）等，及假借字为字库所无者，径写本字，其他则将本字注于圆括号内。原简文字连写，笔者分了段落。

　　唯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鬲（历），恐述（坠）保训。戊子，自溃（沬）。己丑，昧[爽□□□□□□□□□王 ]若曰：

　　“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人传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汝以箸（书）受之。钦哉，勿淫！

　　昔舜久作小人，亲耕于鬲（历）茅。恐，救（求）中。自诣（稽）厥志，不讳（违）于庶万眚（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埶（迩），乃易立（位）埶（迩）诣（稽），测（则）阴阳之物，咸川（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於呼！祗之哉！

　　昔微矵（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伓（伏）厥罪。微亡害，乃追（歸）中于河。微寺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康（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於呼！发，敬哉！

　　朕闻兹不旧（久），命未有所延。今汝祗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毋淫！日不足，唯宿不羕。”

　　这篇简文记载了周文王的临终遗言，其中主要讲了有关舜和微的两个故事，有“求中”、“得中”、“假中”、“归中”等语，显然“中”是本篇的核心思想所在。

　　

　　二

　　既然“中”是理解此篇简文的关键，那么简文提到的四个“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各家说法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李学勤先生认为“中”是指思想观念而言，即“中道”。他的论文在谈及舜与中的问题时引了《论语·尧曰》篇第一章前几句：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此章文句不甚连贯，前人早就怀疑有阙文。而《尚书·大禹谟》中有舜帝对禹讲的一段话，与上引尧曰的内容相似，但多出不少内容：

　　帝曰：“来，禹！……天之历数在尔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毋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论语》的“允执厥中”、《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来被朱子称作道统。但众所周知，《大禹谟》已被清阎若璩等人辨为伪作，是所谓的“伪古文尚书”。虽然如此，李先生还是敏锐地指出：“现在看《保训》篇文，似乎尧舜以来确有‘中’的传授。”（《光明日报》4月13日）那么，舜故事中的“中”是否真如他讲的那样，与所谓“中道”思想有关，“对于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和传统，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文物》2009年第6期）呢？

　　我的回答倒是否定的。

　　

　　三

　　这必须要联系微故事方能讲清楚。从下文微“假中于河”、“归中于河”来看，显然这里的“中”绝非形而上的“中道”。很多学者也注意到这点，他们或是把“中”释为官府簿书，类似诉讼的判决书。或说“中”像旌旗，从而引申为军旅。而有个搞天文的学者，则一会儿把舜故事中的“中”释作测日影的立杆，说“求中”即求大地之中，地中即所谓“中国”；一会儿又将微故事中的“中”解为“建中立极”的祭坛。真让人有些无所适从了。还有几种解释更不着边际，就不再介绍了。

　　虽然《保训》篇原文有许多假借字，但大多数研究者是把“中”读作本字的。不过，一位网上作者没有望文生义，而将“中”看成是假借字，读为“众”，他认为“求中”、“得中”于文献无征，而“求众”、“得众”则多有，特别是《礼记·大学》篇的“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一语，“几乎可以说就是《保训》舜事的天然注脚”。还进一步指出：

　　《保训》之“中”可求、可得、可假、可归，自是实物而非虚辞，又证以《竹书纪年》“假师于河伯”，则《保训》之“中”正与《纪年》之“师”对应，而“师”之训“众”，典籍多有。

　　他的这些意见与我初读简文时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我绝无贪天之功之欲，只想在此再申论一下。

　　案“中”是端母冬韵字，“众”则为章母冬韵，古音十分接近。虽然，古书中“中”与“众”直接通假之例尚未见到，但“中”与“终”、“终”与“众”则多有通假之例（见《古字通假会典》22-23页）。因此，“中”可通假为“众”，从音理上讲是可以成立的。这样解读，此篇内容无不文从字顺。众即民众，从简文不断提及“求众”、“得众”、“假众”、“归众”来看，周文王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本思想。

　　

　　四

　　吴从周先生那篇文章中还说过：

　　虽然现在“清华简”中惊人的《尚书》篇章尚未公之于世，但即便将来这些先秦时代的真《尚书》可以进一步证明今传本《古文尚书》的确是伪书，也决不能否定其中蕴含的古人思想的精华……更何况《伪古文尚书》中确实存在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是尽可供人们搜讨以资论文、论学的。

　　这确是见道之论，《保训》中所讲的舜、微等君后与众的关系，恰可作上引《大禹谟》“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的注脚。而《保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等语，也可与《大禹谟》“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毋庸”、“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相参证，两者思想可谓一脉相通。

　　“微寺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这句话中的“寺”，李先生录作“志”，其实“志”字前文已见，与此字形不同。即使有人认为“寺”、“志”二字可通假，此语所表达的也不过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不能由此推测“中”是思想观念。既然“中”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无涉，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将它与儒家思想中的“中道”、“中庸”等相比附了。

　　或谓“寺”通“持”，“忘”通“亡”，意为持而不失。我则以为“寺”可读做“恃”，微所“恃”者，乃前文之“中”即“众”也，用现在的大白话讲，就叫“依靠群众”。舜在“得众”前是“恐”的，“得众”后也是小心“翼翼”、“不懈”怠的。而微则不仅在伐有易的过程中“假众”、“归众”，并能将 “一切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牢记在心、永远保持下去，当然他就能有“恃”而无“恐”， 无往而不胜了。永葆这种“走群众路线”的精神，大概就是所谓“保训”的真谛之所在吧。

　　

　　五

　　出土古文献很难释读，有时读如本字，有时则需按通假字来处理，而通假为何字又会人言言殊，读如本字的解释有时也是众说纷纭，上举《保训》“中”的考释便是一例。

　　此篇中其他字的释读，各人见解也多不同。如“不豫”的“豫”字，原文从疒从余，而李先生释为“瘳”，不确。“亲耕于鬲茅”的“茅”，各家多根据上博简的“历丘”而释作“丘”，我则以为是“亩”的假借字。又如“身兹备”，李先生读为“身滋备”（备训为慎），我则疑“身兹”可读作“仁慈”，因为“仁”字在楚简中多写成从身从心，而战国玺印中常见一种箴言印曰“中身”，就读作“忠仁”。再如，与篇末“日不足，唯宿不羕”类似的话也见于一些传世文献。其中“羕”字，《逸周书》作“悉”，李先生据此将“羕”通假为“详”，其他学者则多据一些古书中的“宿善不祥”之语，把“羕”读为“祥”。而我则读作“永”，盖“日不足”与“宿不永”可互文见义。至于文献中“悉”字，则可能是由“羕”先错成“恙”，再讹作“悉”所致。

　　出土文献值得重视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它往往能纠正经历代传抄刊刻的古籍中许多不易察觉的错误。以《论语》为例，《述而》篇中孔子的名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據”，在郭店楚简中写作“柙”字的古文（与“據”字形近），在此应读为“狎”，就是一著例。前面提到，李先生已注意到《论语》等文献中尧舜所言“允执其（或作厥）中”的传统。我受《保训》的启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即把这个“中”也读作“众”。“執”（执的繁体）与“埶”在古文献中有形近致讹的现象，而“埶”即“迩”的假借字，见于上引《保训》等各种古文字资料。因此，“允执厥中”疑可读为“允埶（迩）厥众”，也是亲民的意思，这正与《保训》篇中要表达的民本思想有内在的关联。

　　《保训》“传贻子孙，至于成汤”，可与《孟子·离娄下》“汤執中，立贤无方”联系起来看。朱熹认为这句话并不是讲“执中道以立贤”，而是“执中自是执中，立贤自是立贤。只这‘执中’，却与子莫之‘执中’不同”（见《朱子语类》卷五十七）。我则疑此“执中”也可读为“埶（迩）众”，能“与群众打成一片”，自然能从中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这样读文义贯通，不必“执中自是执中，立贤自是立贤”了。当然，我并非要将古书中所有的“执中”都改读，如《孟子·尽心上》就有“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的话，两者应该区别对待。

　　

　　六

　　随着清华简的不断整理，相信一定还会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但也会面临如何阐释的棘手问题。这些古代文本中定会有不少“陷阱”，即使最权威的学者，想必也不能“有恃无恐”地保证自己的解释是最合理的，谁也不能够绝对做到“允执厥中”。但我相信，在相互讨论、不断切磋中，真理会越辩越明的。不过，首先得将这批“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的宝贵资料尽快刊布，这样才好让大家来共同研究，共襄此学术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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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华简”的几个疑问

日期：2009-06-28 作者：尚华伟 来源：文汇报
               


    ■尚华伟
   
    自从去年传出清华大学从海外购回一批战国楚简，其中有真正的《古文尚书》后，“清华简”便成为学界上下纷纷议论的话题。前不久，各大媒体又报道简中惊现周武王时的乐诗，也令人啧啧称奇。我本外行，最近出于好奇心陆续读了一些相关介绍，却大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感，心生疑云。自知学识谫陋，绝无“置喙”的馀地，但仍想在此斗胆提几个粗浅的问题。
   
    据报道，“清华简”是去年七月由清华大学的一位校友从境外拍得后捐献给母校的。这批简原来埋藏于战国时代的楚国境内，大约也就是今湖北、湖南等长江中游地区。楚简不翼而飞到了海外，不言而喻多是盗掘出境的。既然如此，那么拍卖这些盗掘品显然是有问题的。记得前不久，法国拍卖被英法联军劫掠至海外的圆明园兽首，媒体是多么义正词严地谴责这种行为。那么试想，明抢的文物拍卖是非法的，难道暗盗的文物拍卖就合法了吗？清华校友的义举诚然令人钦佩，但若不从源头上堵塞出土文物的走私(贩私)渠道，不是在客观上助长了盗墓贼的嚣张气焰吗？听说近年国内有些单位还不惜巨资，挥金如土地购买流散到海外的简牍，固然出土文献无可替代，值得抢救，但这种“暗渡陈仓”地偷盗出境后又“明媒正娶”地用重金购回的怪圈，无论如何是广大纳税人无法接受的。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为首的老一代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文物考古工作蒸蒸日上，走上繁荣发展的正轨。但万万想不到的是，近二三十年来各地盗墓成风，文物走私猖獗，据闻不少考古队的“抢救性”发掘竟是跟着盗墓贼屁股后面做“检漏”工作的，怎不令人扼腕三叹！
   
    “清华简”去年入藏清华大学后，学校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并由著名古文献专家李学勤教授领衔组织了一支研究团队。该校曾举行了鉴定会，请了国内考古及古文字学界十一名顶尖专家一同参与鉴定，这些专家观摩之后认为这批竹简“从重要意义上讲，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鉴于“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光明日报》从今年四月起，特辟“解读清华简”专栏，陆续发表清华简整理小组成员的文章，目前主要是围绕一篇记载周文王临终遗言、题为《保训》的简文展开讨论。但最近姜广辉教授连续撰文质疑这篇简文之真，闹得沸沸扬扬，是非如何，还未明朗。依照姜教授的看法，“清华简”真伪的鉴定工作还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且不去管他。令人不解的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李教授对媒体说，公布部分信息的初衷“只是想提供材料，供大家讨论”，既然如此，但又为何在连篇累牍发表的文章中竟连《保训》完整的释文都吝于“提供”而只有支离的“节本”呢？这又如何让人平等地进行学术讨论？再说，大江南北懂古文字的人似乎不少，草莽江湖上也并不是“野无遗贤”，不是连自学成才的三轮车夫也投到古文字学泰斗、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的门下了吗？既然如今已有一篇完整的文章释读出来了，为什么不在“供大家讨论”的同时，也将原简照片公布出来，让学界有所依据呢？
   
    前不久，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教授发表意见说，媒体对“清华简”的报道有点过头了。其实不应诿过于媒体，责任主要在清华大学。不过张教授又说，作为考古材料，在报告未正式发表前，不应过早就下结论。我以为这才是严谨的态度。以前，国内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也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学术界：我们做学术研究千万不要搞“群众运动”。这是发人深省的。其实，参加过这批楚简鉴定会的专家顶多看了几天时间，想来不可能一下子就了如指掌，而用李教授的话来说“完全破译这些竹简，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那么又为何一开始就非把话说满、说到极至不可呢？客观上讲，这不正是在替宣传推波助澜吗？这难道没有一点炒作之嫌吗？
   
    随着新材料的公布，不少媒体跟着打出了重写历史之类十分吸引眼球的旗号，这使我想起一个传闻。据说当年马王堆帛书《老子》等文献公布后，有人问钱锺书先生读过没有，钱先生说没有，那人诧异地问为何不看，答曰：看了这些又能改变什么呢？这个故事不见得可靠，以钱先生的博雅，未必没有读过，但我觉得“又能改变什么”这句话倒是意味深长的。“清华简”固然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但如果说，有了这两千多枚连伟大的司马迁也没见识过的战国楚简，我们就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颠覆性认识的话，我想这倒是对两千年来我华夏无数哲人共同缔造的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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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保训》篇“中”的观念

江林昌　

发布时间： 2009-08-03 07:51　光明日报


　　清华简《保训》篇多次谈到“中”,说“救中”“得中”“假中”“追中”等。关于这个“中”字,我认为应该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入手,结合先秦典籍的有关记载,才有可能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这里简要地谈一点认识。

　　“中”应该是一种观念,是上古时期各氏族部落共有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这种信仰和观念来自于原始初民共有的太阳崇拜。在农耕时代,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是氏族成员的至上神。“中”字的原始义即来源于初民对太阳的认识。姜亮夫先生早年有《释中》一文,对“中”字有过很好的分析。“中”字的上端作飘游状者为氏族图腾旗帜,中间作圆者为太阳(甲骨文契刻不便,故作方形),而下端作飘游状者则为旗帜之投影。每当正午时刻,太阳正中照下,旗帜正投影于旗杆下,是为不偏不倚之中正,最为公正之时。因此,人间的一切行为要以天神“日中”为依据,即《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谓“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天)命也。”

　　这种观念在古代是很普遍的,如,《国语·鲁语》有“日中考政”之说,《诗》毛传有“教国子以日中为期”之谓。《淮南子·主术训》:“是以中立”。高诱注:“中,正也。”《国语·周语》:“道之以中德。”韦昭注:“中庸之德也。”饶宗颐先生在《诗言志再辨》一文中也主此说:“旗帜渊源甚古。《世本》云:‘黄帝作旃’,殷卜辞屡见‘立中亡风’之占,‘立中’可读为‘位中’,‘设中于心’便是‘志’。”由此可见,“中”字最初表达的便是中正公平,不偏不倚,因而可有行为准的之义,而这一意义正取义于太阳神的中午普照。

　　《保训》篇说舜“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因而“保中”。相关的材料则有,《论语·尧曰》说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说苑·辨物》:“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于心,则圣智之府。是故古者圣王既临天下,必……考天文,揆时变,……。故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史记·历书》:“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类物之官。……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这些材料都说明了“中”与天象的密切关系,“中”字的原始义即取象于太阳神中午时分公正直照、不偏不倚的特征。舜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普遍赞美,原因就在于舜最能领会“中”的精神,并能以“中”为原则,处理好氏族部落内部以及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正如《礼记·中庸》所载:“子曰: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保训》篇说商族先公上甲微与有易部落交往时,要“假中于河”,这实际上是为了表达商民族要以“中”之公正诚信的原则来处理与有易族的关系。估计正是这种诚意感动了有易族,所以,《保训》篇说,“有易服厥罪”。

　　商民族先公又将“中”的原则世代相传,即《保训》篇所说“传贻子孙,至于成汤”。汤正是以“中”为原则治理政务,《孟子·离娄下》说:“汤执中,立贤无方”。结果汤建立了商朝,成为中原方国联盟的共主。

　　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有关“中”的论述很多,但都不如清华简《保训》篇全面系统。如今清华简《保训》篇的整理公布,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中”的观念及相关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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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清华简

清华简《(耆)夜》

李学勤　

发布时间： 2009-08-03 07:51　光明日报


　　今年4月25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举行成立仪式,我汇报工作,提到正在整理的清华简有一篇载有周武王和周公作诗。这件事受到媒体注意(见4月26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引起学术界同人的关切。现在这篇简的缀合编排已近完成,虽仍有个别缺损,大致面貌已经显现。这里想和前些时候介绍《保训》一样,也作一简单报道。

　　这篇简一共是14支,每支25至29字不等。在其最后一支简背写有篇题是“(耆)夜”。据简文系国名,即传世古书中的“耆”,也写做“黎”、“”或者“饥”、在今山西东南的壶关(或说黎城)境内。“夜”则是与饮酒礼仪有关的词,我个人以为应读为《说文》“口”(dù)字,《尚书·顾命》作“咤”,许慎训为“奠爵也”。

　　简文开头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这关系到商代末年的一个重大事件。大家知道,《尚书》的《商书》中有《西伯戡黎》,记载“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祖伊是商朝大臣,得知周人战胜黎国(即耆)的讯息,急忙向纣报告,没想到纣自称有命在天,拒不听谏,依旧怙恶不悛。

　　《西伯戡黎》的“西伯”,汉人《尚书大传》、《史记·周本纪》等都认为是周文王。不过这个诸侯国距离商都太近,文王到那里用兵与历史情势不合,所以自宋代以来许多学者怀疑是也称“西伯”的武王,但他们都举不出证据。今见简文明说是“武王八年”,就证实了这一质疑。

　　武王出师戡耆,得胜归周,在“文大室”即文王宗庙进行了“饮至”的典礼。“饮至”意在庆功,如《左传》桓公二年云:“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解释说,师返,于宗庙“祭告后,合群臣饮酒,谓之饮至”,并说明“舍爵”是“设置酒杯,犹言饮酒”,都与简文相合。

　　《周本纪》称:“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戡耆饮至典礼上,这些人都在场。简文云:“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即介),周公叔旦为命,辛公(甲)为位,作策(册)逸为东堂之客,郘(吕)上(尚)甫(父)命为司政(正),监饮酒。”他们在饮至中的身份,可参看《仪礼》等书。

　　毕公和周公一样,是武王之弟,他于典礼中为客,可能由于他任伐耆的主将,功劳最大。召公或说系文王庶子,同武王也是同辈。辛公见《左传》襄公四年,称辛甲,为周大史,《韩非子·说林上》作辛公甲,这里的“甲”大约是一名一字。作册逸见《尚书·洛诰》,古书里又称史逸(佚)、尹逸。《国语·晋语四》云文王“访于辛、尹”,韦昭注:“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吕尚父古书作吕尚、师尚父、太公望等,是大家熟悉的。

　　简文没有详述典礼的仪节,主要讲的是饮酒中武王和周公所作的诗。

　　先看武王致毕公的诗,简文云:王夜(咤)爵醻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紝(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作歌一终”,语见《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古时诗均入乐,演奏一次为一终,“作歌一终”便是作诗一首的意思。武王诗内“宴以二公”意即以宴二公,二公是毕公和周公。

　　接着有武王致周公的诗,题为《(輶)乘》;周公致武王的诗,原失题,疑当为《口口(英英)》,都说是“作歌一终”。周公致武王的诗,则是:

　　周公或(又)夜(咤)爵醻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

　　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 (歆)是禋明(盟)。於……月有城(盛)(缺),岁有(歇)行,作兹祝诵,万寿亡疆。

　　按《诗·节南山》有“家父作诵”,《崧高》和《烝民》有“吉甫作诵”,“诵”即诗篇,周公作“祝诵”就是颂祝武王的诗。

　　这首诗叫做《明明上帝》,使我们想起《逸周书·世俘》(即古文《尚书·武成》的别本)载,武王克商,在牧野举行典礼,当时有乐舞:“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武》是《大武》,《明明》清代惠栋以为即现存《诗》中的《大明》,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已指出《大明》句中有“武王”谥,成篇应该较后。现在看,《明明》或许即是周公这篇《明明上帝》。

　　附带提到,诗里所说“岁有歇行”,是讲岁星(木星)的视运动。

　　简文的后一半,更令人惊异。原文说:“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蟋蟀即促织,周公见蟋蟀在堂,作了《蟋蟀》一诗。

　　读《诗》的人都知道,《诗·唐风》有《蟋蟀》三章,简文的《蟋蟀》也是三章,尽管文句有相当不同,其间的关系却是清楚的。

　　已经拼缀好的简文《蟋蟀》第二章是这样的:蟋蟀在口(席),岁矞(聿)员(云)落,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蔑(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作。康乐而毋忘(荒),是惟良士之愳(惧)。试对照《唐风·蟋蟀》第一章: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第二章作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细味简文,周公作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的,要旨在于告诫大家,不可躭于欢乐,忘记前途的艰难。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诗论》讲“《蟋蟀》知难”,正与此相应。《诗序》虽然说《蟋蟀》是刺西周晚期晋僖公(厘侯)的诗,所云“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对于诗意的体会还是不错的。

　　如果《蟋蟀》确系周公所作,它怎么会被采入《唐风》?我们似可作一推测。

　　原来耆(黎)国与唐有一定关系。《帝王世纪》等古书云尧为伊耆氏(或作伊祈、伊祁),《吕氏春秋·慎大》还讲武王“封尧之后于黎”。春秋时的黎侯被狄人逼迫,出寓卫国,事见《左传》宣公十五年和《诗·旄丘》序,其地后入于晋。揣想《蟋蟀》系戡耆(黎)时作,于是在那一带流传,后来竟成为当地的诗歌了。

　　这些不过是初步想法,写在这里请教,希望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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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08日 08:02　来源：光明日报

　　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

　　李学勤

　　二○○八年七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性质主要是经、史一类书籍。其中有一种保存良好的史书，暂题为《系年》，一共有一百三十八支简，分成二十三章，记述了从周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史事，将作为竹简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第二辑发表。作者在整理过程中发现，《系年》有许多可以补充或者修正传世史籍的地方，有时确应称为填补历史的空白，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就是其中之一。

　　大家都知道，西周覆亡，周室东迁以后，秦人雄起西方，先是称霸西戎，随之逐步东进，终于兼并列国，建立秦朝，成就统一大业。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特别是秦人的文化，有其独具的特点，伴随着秦人的扩张发展，广被于全国各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不能不追溯到秦人，而秦人是从哪里来的，其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历来有种种看法，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讲到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看来秦人当时已在西方，并且与戎人有密切关系。蒙文通先生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便据此认为“秦为戎族”。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谲始西迁”。这是由于《秦本纪》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国族，凡可考定的都在东方。近年这种东方说的代表作，是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一书。出版于1981年的这本书，以为中谲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不能说明秦人即是戎族。

　　中谲的儿子是飞(或作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纪》说：“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他们助纣为虐，史有明文，但他们给秦人带来怎样的命运，却没有文献记载。

　　清华简《系年》的第三章，具体回答了这方面的疑问。简文叙述了周武王死后发现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

　　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飞”就是飞廉，“”字从“甘”声，“廉”字从“兼”声，古音相近通假。“商盍氏”即《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的“商葢”，也便是称作“商奄”的奄。关于飞廉、恶来，《秦本纪》云：“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使)北方，……死，遂葬于霍太山。”这和《系年》所记不同。

　　《系年》的记载，可以参看《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和《系年》一样，是说飞廉最后死在东方。

　　飞廉参与三监之乱，失败后东逃到奄。奄也即是《秦本纪》讲的运奄氏，属于嬴姓，飞廉向那里投靠，正是由于同一族姓。当时今山东到苏北的嬴姓国族都是反周的，《逸周书·作雒篇》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这充分讲明了嬴姓国族在这场战乱中的地位。

　　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然后盘庚才迁到今河南安阳的殷。奄之所以称为“商奄”，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据《左传》，周初封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杜预注：“商奄，国名也。少皞之虚，曲阜也。”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不过奄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得多，有学者主张奄相当周朝的鲁国，同奄一起反周的蒲姑相当周朝的齐国，可能是差不多的。

　　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同时据《尚书序》讲，把奄君迁往蒲姑，估计是看管起来。但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

　　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用后世的话说便是谪戍。其所以把他们遣送到西方，无疑也和飞廉一家有关，因为飞廉的父亲中谲正有为商朝“在西戎，保西垂”的经历，并且与戎人有一定的姻亲关系。中谲、飞廉一家，本来也是自东方出身的。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完全不是偶然的决定。

　　认识到秦的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以前与秦人始源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得到解释，例如：

　　在文献方面，《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秦襄公为什么自称主少皞之神，是由于少皞嬴姓，《说文》：“嬴，帝少皞氏之姓也。”《左传》讲得很清楚，封鲁的奄国之地又称做“少皞之虚”，秦襄公只是没有忘记国族的来源而已。

　　在金文方面，西周中期的询簋和师酉簋都提到“秦夷”，还有“戍秦人”，来自东方的商奄之民后裔自可称“夷”，其作为戍边之人又可称“戍秦人”。

　　在简帛方面，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谓燕王章”云：“自复而足，楚将又出沮漳，秦将不出商阉(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所说是指各国的始出居地。秦出自商奄，正与《系年》所记吻合。这几句话后世的人们不懂，所以传世本《战国策》把“商奄”等都错误地改掉了。

　　《系年》的记载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这个地点，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吾”，因此“邾”即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冀县南梧中聚，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西周初秦人的最早居地在这样的地方，由近年考古工作看，是非常合理的。甘谷西南，即今礼县西北，正为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2004年以来，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一带西汉水上游进行了遗址普查。2005年—2006年，又做了有针对性的调查，确认或发现了西山、大堡子山和山坪三座周代城址，见该队《甘肃礼县三座周代城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7卷)。其中西山的时代相对较早，从遗址来说，其秦文化出现的时间约为西周中期，城的使用年代则在西周东周之际。2005年以来，在西山的发掘成果丰富，见《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4日所刊《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一文。

　　西山位于礼县县城西侧，西汉水北岸的山坡上，还不是最早的秦文化遗址。由这里往北，没有多远便是“邾”的可能位置，有待勘查探检，这为今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既然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并与商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希望这一点今后会得到考古研究的验证。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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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8月26日 19:46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兰州8月26日电 (记者 丁思)“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6日于此间落幕。期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作题为《秦人在周的居地》的学术报告。他认为，秦人始源从中国东部地区而来。  

　　秦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起有重要作用。西周覆亡，秦人雄起西方，兼并列国，建立秦朝，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但秦人从哪里来，原来居住在什么地方，其历史文化有何特点？多数意见是秦人本在中国西部地区，甚至以为秦为戎族，但也有学者主张秦人和其他嬴姓族人一样，是从中国东部地区而来。

　　李学勤报告说，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在秦人始源问题上有新的重大突破。清华简是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时期的珍贵竹简，其中新整理出一部记载周代史事的书，叫《系年》。书里叙述周武王伐纣后逝世，商纣的残余势力企图复辟，新继位的周成王和周公发兵平叛得胜，原来纣的大臣飞廉(秦国国君的祖先)东逃到同属嬴姓的商奄，“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于邾(虍壬)，以御奴虘又(徂)之戎，是秦先人”，即秦人祖先。

　　李学勤说，《系年》竹简讲，被流放的商奄之民居住在西方的“邾(虍壬)”，“(虍壬)”是竹简用的楚文字，常读为“吾”，所以“邾 (虍壬)”即是在今天甘肃甘谷县西南的朱圉(或作“圄”)山地区。朱圉山一带，正是当时周朝与西部戎族互相对峙、往复争夺的关口，这正是周初秦人的居住地。

　　据悉，1982至1983年，甘肃文物工作队和北大考古学系在甘谷毛家坪进行发掘，证明遗址中有的居址可早到西周前期，而其文化面貌与后来的秦文化有关。

　　李学勤说，周初的秦人确应居住在渭水上游这一地区，相信今后的考古工作会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中国等多个国家的18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西北汉简、秦汉简帛、楚简及古字研究等内容展开研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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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1年11月29日 16: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清华简《系年》是目前可见的最早史书实物，由138支简构成的历史长编，全书分为23章，各章自为起讫，其中有4章都言及吴人入郢这场战争。

　　第一，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伍员为吴大宰，是教吴人反楚邦之诸侯，以败楚师于柏举，遂入郢，昭王归随，与吴人战于析。吴王子辰将起祸于吴，吴王阖庐乃归，昭王乃复邦。

　　第二，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许人乱，许公佗出奔晋，晋人罗城汝阳，居许公佗于容城。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门方城。遂盟诸侯于卲陵，伐中山。

　　第三，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陈、蔡、胡反楚，与吴人伐楚。秦异公命子蒲、子虎率师救楚，与楚会伐唐，县之。昭王既复邦， 乃克胡围蔡。  

　　第四，晋柬公立五年，与吴王阖庐伐楚。

　　阖庐入郢，是先秦史中的大事，《春秋》经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清华简《系年》所说与古书多有不同。综合起来看，《系年》与《左传》之间的主要不同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这场战争是晋与吴联合伐楚，虽然吴国是主谋，晋国更是蓄谋已久，是利用许、吴对抗楚，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战略的延续。晋人在汝水流域筑城，把许自析(今河南西峡)迁至容(一说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已经把其势力范围深入扩张到汝水流域的楚国地盘，显然都是对抗楚的战略布局。简文记载晋人迁许在卲陵之会的前面。许本是楚的与国，曾被楚迁至析成为楚北方的屏障，许公佗投靠晋以后，晋人将许迁至方城之外的容以对抗楚，在晋人迁许之后，“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这样既符合晋国多年的经营目的，也可以很好地解释阖庐破楚的力量来自何方。

　　第二，晋、吴联军是从方城外攻入。方城位于楚长城上，是楚国与中原之间的交通要道，可以代称长城。石泉先生曾经对吴师入郢的进军路线作过精辟的分析，认为吴人自方城攻入，简文证明完全正确。《左传》中荀寅所说的“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旧注以为是襄公十六年的晋败楚，侵方城，自此，晋未可以得楚志。据简文所记的情况分析，实际是方城以内的楚地，即使攻破，晋也无法占有，只是徒劳，所以范献子听从此劝，改变策略，退出了伐楚，在方城外会盟诸侯，北伐中山。

　　第三，卲陵之会在攻破方城之后。晋、吴联军破方城之后，与楚作战的主力是吴国，此时的晋国有机会在方城之外的楚国境内大会诸侯，为北伐中山做准备，这就使我们明白了晋率诸侯入楚境，楚何以不加抵抗，也明白了盟会的真正目的。

　　第四，《左传》说的秦兵救至，“大败夫概王于沂”，“沂”地自来不明，多异说，皆有不安。据简文可知是“析”。析本是楚人安置许的地方，许迁至容后，析就成了楚地。晋、吴破方城，吴入楚，析当被吴军占领。秦从西路出兵救楚，析是其所经过之地，在此处大败吴军，然后乘势南下，继而灭唐，合情合理。

　　第五，方城外与吴结盟伐楚的除了蔡，还有陈、胡。江淮小国，挣扎在晋、楚争霸之间，哪方力量强大就归附哪方。上述小国由于地近楚，多数时候为楚的与国。吴国强大后，又从吴叛楚。攻破方城后，楚国力量已经很大程度地被削弱，吴国忙于继续追击楚国，晋国有机会在卲陵大会诸侯。这次盟会没有吴、唐，他们正忙于征战。蔡、陈、胡国君参加了，可能是三国在协吴攻破方城后，其国君也随着晋的退出而停步了，但不排除派兵援吴在方城内作战，其国君则与晋在方城外盟会。

　　第六，所谓的“昭王复邦”，并不是过去所理解的昭王回到了原来所居的郢，而是指收复邦土。楚昭王逃亡前所居之郢，据清华简《楚居》可知是“为郢”，阖庐入郢之后，曾居秦溪之上和媺郢，终其位没有再回到为郢。

　　根据《系年》提供的材料，这场战争的经过大概是这样。

　　弭兵以来，晋、楚没有直接交锋。但晋扶持、指使吴不断侵扰楚国，晋与吴在对付楚方面，一直是同盟。随着晋、吴势力的不断壮大，方城内外的许、唐及蔡、胡、陈等纷纷叛楚，或归晋，或附吴。晋国借机向南扩展势力，筑城迁许，为侵夺楚地做准备。吴国外有晋国及陈、蔡、唐、胡等国援助，内有伍子胥、伯嚭复仇的士气和谋猷，大举进攻楚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吴率蔡、陈、胡等联军在方城外与晋、许等会合，一同攻破楚长城。方城一带是春秋时期楚抵御中原外敌的最重要关口，方城攻破，就打开了入郢的通道。应当就是在这个时候，晋的内部发生了变化。《左传》记荀寅反对伐楚应该就是联军破楚之后，所说的“水潦方降，疾虐方起，中山不服”当是实情，类似的情况在清华简中也有记载。晋因为这些顾忌，破方城之后不久就退出了伐楚的战争，联军分裂，吴人乘胜追击，直捣郢都。晋则经营方城之外，在卲陵、皋鼬举行会盟，北上对付中山国的鲜虞人。据《系年》记载，在这场战争结束，昭王复国后，曾率师侵伊、洛，以报复晋的攻破方城之战。

　　由于晋人没有参与方城之内的战争，没有入郢，所以《左传》等史书就忽略了晋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把晋人写得没头没脑，为伐楚浩浩荡荡而来，举行十九国隆重会盟却无所作为，无一所获。实际上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晋都是赢家。战争前就把势力扩展到了汝水上游一带，攻破方城，由吴国去消耗楚国的主力，自己却反身吞食方城外的胜利果实，携带诸侯，打击中山，扩展北方势力范围。而吴国表面上大胜，实际上所攻占楚地不能长期占有，国力大耗，终至引起国内的动乱。吴、楚两败俱伤，晋国解除了南方强国的危险，就可以专心扩展其周边的土地了。

　　清华简《系年》所依据的史料与《左传》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就这场入郢之战而言，《系年》显然比《左传》更可信。《系年》将在今年底出版，相信会对先秦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李守奎(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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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7日 13:43　来源：人民日报

　　陈 洁

　　上海中西书局的编辑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第二辑》即将付梓。与此同时，李学勤带领的团队已经投入到第三辑的整理工作中，“我们保持每年年底出版一辑的进度，每一次都有很多新发现。”李学勤语带兴奋。

　　情系清华简

　　在荷清苑一间普通的起居室里，李学勤坐在单人沙发上，很少有表情和肢体动作，说话也毫无枝蔓，一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样子。只有说到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他的脸上才会焕发出神采和光亮，言语也生动起来。


　　自2008年7月入藏之后，这批竹简的内容和性质已经获得共识：它们是一批经史类书，包括《尚书》及同《尚书》类似的文献。去年底整理出版的第一辑收的是其中的《楚居》，而即将面世的第二辑是《系年》。

　　《系年》简长44.6—45厘米，共138支，原没有篇题，《系年》是清华整理者给拟的题。这些简保存基本良好，只有个别残损。全篇分为23章，每章自为起讫，是编年体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篇中讲到几个重要诸侯国的兴起，如秦、卫、郑、晋等，至于楚国，则自楚文王始见。文字通为墨笔书写的楚文字，全篇虽多次提到楚但不为楚人掩丑，有时措词甚至颇为严厉，所以作者到底是不是楚人，站在什么立场，还有待研究。

　　人生的磨难和幸运

　　在清华简的“小型专场报告会”结束后，李学勤乘兴说起自己进入古史研究和考古鉴定的缘起。他从小就对神秘事物感兴趣，喜欢不懂的东西，比如符号，觉得它们充满了秘密和诱惑。

　　1950年前后，17岁的李学勤接触到一种全新的符号：甲骨文。从1928年开始，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发掘工作，出土大量甲骨文，整理为《殷墟文字甲编》和《乙编》的一部分，中国科学院内部有售，其中乙编的上、中两辑标价50万(即50元)，对于家境一般的李学勤来说，不啻天文数字，但他还是买了自学，有空就骑自行车去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看相关的书。

　　1951年，李学勤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在金岳霖等教授家里上课的日子，让他印象深刻。可惜一年后，国内高校院系大调整，清华从一所综合性大学被调整为工科院校。与北大哲学系相比，李学勤更想去北大刚成立的考古系，却未能如愿。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一项整理殷墟甲骨文的工作，邀他参加，李学勤便从此走上工作岗位，再也没有校园求学经历——所以，在古史、古文字和文物研究方面，李学勤自始至终都是自学出来的。

　　整理殷墟甲骨文的任务完成后，李学勤需要确定他的工作岗位。适逢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所一、二、三所，李学勤去了二所，后担任副所长侯外庐的助手，做了多年思想史研究，并开始研究金文和青铜器。经历了反右、“文革”历次风波，下放中的李学勤幸运地借着参与郭沫若修改《中国史稿》这一学术项目的机缘，回到北京。不久，长沙马王堆发现巨大的古汉墓群，轰动世界。李学勤再次幸运地被国家文物局借调去参与帛书医学部分的整理和考释。

　　“文革”后，他回到历史所，面临两个选择：回思想史研究室，或出任先秦史研究室主任，李学勤选择了后者。后来，他作为首席科学家之一承担并完成国家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年代有根据的“夏商周年表”，接着出任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持清华简的整理工作。

　　学者的幸福和遗憾

　　无论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学术争议，还是断代工程的评价和认可，李学勤一直处于风口浪尖，面对诸多质疑和诘难。但他对此都很坦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踏实的工作上。主要因为他的原因，大禹治水的传说得到了文物证实，“司母戊大方鼎”改成了“后母戊大方鼎”，他认为“后”指王后，“母戊”是商王祖庚母亲妇妌的庙号，后母戊大方鼎是祖庚为了纪念母亲而铸造的。

　　圈内人对李学勤的评价不一，但有一点是有共识的，他名如其人，确实是“学勤”之人。如今，年逾古稀的李学勤，工作和研究的步伐从未停止过。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荣辱褒贬，而是清华楚简的下一步整理，他最遗憾的是，一直想做的一项研究：古代文明(中国古代文明和其他三大古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明)的比较，很可能因为年龄和外语能力不能如愿了……李学勤正在叹息的时候，他的夫人已经从房里出来，远远地站在门口，无声地提醒我采访时间到了。她不是不想听他的学术计划和展望，只是更担心他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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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2年07月30日 14:23　来源：文汇报

　　如今，广受各方瞩目的清华简已经公布了第一、第二册整理报告，第三册整理报告也有望在年内向学界发布。清华简对现有学术观点提出了哪些新说？不断出土的大量地下简帛文献将对学术史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文史学术领域的一大“显学”,它与社会大众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围绕这些话题，本报记者对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做了专访。

　　记者王乐

　　简帛材料为今世学人提供“新发现”

　　文汇报：整个20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似乎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自20世纪以来，国内各地有关简帛的发现累计有100多次，出土的地点涉及17个省区，出土简帛更是达到了30多万枚，内容极其丰富；最近这些年来，全国各地仍陆续有大量简帛材料出土，同时与出土简帛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渐次公布。您是学术界公认的简帛研究领域权威学者，简帛研究领域的哪些工作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学勤：近年来，简帛材料不断出土，国内的简帛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不仅仅每年都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面世，很多高校与科研单位还专门成立了简帛研究的学术机构，组织起了专门的课题研究。在近些年的研究工作中，出现了几个极其重要的考古整理发现，按年代排序依次为：1993年出土、1998年发表整理报告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简”,1994年入藏、2001年开始发表整理报告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及于2008年夏天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简”.这三批重要的竹简材料得以重见天日的时间不同，所涉及的领域也各有不同，但书写年代却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内容均为其时重要的典籍，且涵盖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不同侧面。随着整理研究与讨论的不断深入，很有可能改写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史、学术史与思想史。

　　文汇报：近年来，随着“郭店简”“上博简”特别是近来走进人们视野的“清华简”等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出土文献研究似乎已不再是学术圈里的“智力游戏”,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对此充满了求知欲。我注意到，您在清华简入藏清华园不久所写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一文中，以“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为标题，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能否就此向我们的读者作些解读？

　　李学勤：“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语出王国维先生1925年7月在清华园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一着名的演讲文稿后发表于《清华周刊》，并收入赵万里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

　　众所周知，竹简与帛书是中国早期书写的载体。在古代中国，自商代起始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简帛成了那个没有纸张和纸张的使用尚不普遍的年代里最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简帛作为通用书写材料，使用至少有2000年。古代的简帛，数量是非常多的，但由于其材质容易损毁，埋于地下难以保存，所以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发现商代简的实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简帛书籍，只能追溯到战国时期。

　　王国维先生指出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其实是根据他自己在研究甲骨、金文以及简牍等方面的经验体会，敏锐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研究途径。具体说来，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简言之，就是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所以“郭店简”“上博简”与“清华简”等出土，无疑为今世学人提供了“新发现”,这恰恰是我感到激动，并以之作为标题的原因。王国维先生首创并大力倡导的这一“二重证据法”,为出土材料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文汇报：清华简的第一、第二辑整理报告都已经向学术界公布，作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整理研究团队的领衔科学家，请您介绍一下清华简为“新学问起”带来了哪些新发现。

　　李学勤：王国维先生在演讲最初提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后，列举了“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孔壁中书，是为西汉前期在山东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这些书籍应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16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古文尚书》。有关今古文《尚书》的争辩，自西汉晚年至今仍未定论，孔壁中书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

　　汲冢竹书，则是西晋初在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中发现的竹简书籍，时间约为公元3世纪西晋咸宁五年。竹简上献朝廷，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其中一部史书被定名《纪年》，即着名的《竹书纪年》。惜自唐代后散佚，现已无全书，仅零碎佚文传世。王国维所讲此二项“最大发现”均为战国时期竹简书籍，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论《古文尚书》还是《纪年》，今人已见不到原貌，成为学界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在清华简整理与释读过程中，我们恰恰看到了竹简中有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可谓是在2000年后首见，此外还有近似《竹书纪年》的史籍，这些都为有关《尚书》与《纪年》中一些长期争辩且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佐证，仅此一点已经让我和团队中的很多人激动不已了。

　　清华简整理报告第三辑将收入西周两种重要诗篇

　　文汇报：不久前，您根据第二册整理报告《系年》对秦人始源这一一直以来困扰学术界的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您能解释一下其间的来龙去脉吗？

　　李学勤：我们都知道，西周覆亡、周室东迁以后，秦人雄起于西方，先是称霸西戎，随后自西渐次往东兼并列国，完成了秦朝统一大业。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独具特点的秦人文化，在向全国扩张发展的过程中广被各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很多方面必然追溯到秦人，这是一个绕不开的母题。但长久以来，秦人从哪里来、其文化具有怎样的历史背景等，学术界始终莫衷一是。

　　对此，主流意见认为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与《赵世家》中，曾详述秦先世，讲及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潏，“在西戎，保西垂”.所以，秦人当时应该已在西方，并与戎人关系密切。蒙文通先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也据此认为“秦为戎族”.

　　然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潏始西迁”.由于《秦本纪》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国族，凡可考证的均在东方。“东方说”的代表作，最近的有林剑鸣先生《秦史稿》，以为中潏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秦人并非是戎族。

　　《系年》竹简的发现，具体披露了周武王死后发生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的经过：作为东方大国，奄是商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名“商奄”,在今山东曲阜一带。由《系年》的简文可知，作为商纣王大臣，同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国君先祖的飞廉，在商覆灭后，由商都东逃至商奄。奄属嬴姓，当时嬴姓国族均反周，飞廉投靠同一族姓，且对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反周起到了推动作用。乱事失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至原来奄国之处，建鲁国，又把奄君迁往蒲姑看管起来。

　　在《系年》竹简发现之前，可以说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的史事。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先人的史实，很让人感到惊讶--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类似谪戍。遣送西方，和飞廉父亲中潏曾“在西戎、保西垂”经历有关。中潏、飞廉一家，本也自东方出身，由此看来，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也绝非偶然。既然秦人本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理应具有东方色彩，且和商文化有密切关联，认识到秦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过去与秦人始源相关的文献、金文、简帛等一系列问题便都可以得到释证。

　　文汇报：王国维先生讲到了孔子壁中书、汲冢书这两次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的最大发现。对孔子壁中书来说，清华简中已发现多篇《尚书》，有些篇目具有传世本，文句有差异，篇题亦有不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第一册整理报告中《尹诰》真本出土，意味着时隔两千年后，真正的古文《尚书》“重见天日”,具有重大历史与学术价值；那么对进一步认识汲冢书也就是《竹书纪年》而言，第二册《系年》会有多大的学术价值？

　　李学勤：《竹书纪年》影响甚大，但整理出的文本至唐代散佚，今人学者只能根据各种书所征引辑录出的零碎段落语句进行研究，这是古本《纪年》；到明代流传着一种与古本多有不同的完整本子，称今本《纪年》。有关《纪年》古本、今本的真伪、价值与彼此关系，学界也持不同意见。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系年》为认识《纪年》提供了新的角度。《系年》概述了自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包括西周起始到覆亡、春秋时期与战国早期。根据《系年》所叙述的史事，《系年》约作于楚肃王时代（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0年），较《竹书纪年》早了几十年。这部战国人所撰写的类似于周朝的断代史，虽然写作者年代、所处地域和《纪年》有异，但却有不少可资对比研究之处。两书若能合观，其在古史研究上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比如，《系年》关于“共和行政”与“平王东迁”史事中，列国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远远比现有材料讲述得清晰明了。

　　如果今人学者仍怀疑《左传》为后人编撰或伪作的话，《系年》讲述春秋时期史事的内容也可从侧面做出极好的证实。相关内容不仅详尽，有些文句还与《左传》和《国语》记载相当一致，当然也能和《史记》等文献参照印证，补充并纠正传世史籍记载。

　　文汇报：目前，由您领衔的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团队正在进行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的编写。您能否透露一下第三辑整理报告的内容？

　　李学勤：清华简整理报告第三辑，即《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计划在今年年底出版，现在正在紧张编写之中，有些问题目前还不能都说清楚。但可以告诉读者的是，这一辑里又包括不少有很大意义的发现，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例如，过去我在几次演讲里曾经向大家提到过的，清华简里有古文《尚书·说命》。关心《尚书》研究的人们都知道，《说命》是记述商代名王武丁任用贤臣傅说的史事。《尚书序》说：“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现在清华简的《说命》确实是三篇，每篇都写有篇题《傅说之命》。先秦古书里引用的《说命》佚文，简文里大部分都有，证明这是《说命》的真本。至于收录在《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里的孔传本《尚书》的三篇《说命》，前人已论定是伪书，如今又得到确切的证明。

　　第三辑里还会收入两种非常重要的西周诗篇，都是过去大家不知道的。一种是《周公之琴舞》，是一组由十篇颂诗构成的乐诗，体裁类于《诗经》里面的《周颂》。根据简文，知道这些诗作于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之时所作，可谓珍贵。另一种则是西周晚期厉王时名臣芮良夫所作，是谏戒厉王和助行虐政的权臣的政治诗，与《诗经·大雅》所收他作的《桑柔》相似，而诗篇更长，内容还对当时周朝内外形势做了详细的描写，兼有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重大价值。

　　学者通过大众传媒普及传播学术，是值得尊敬的

　　文汇报：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动态以及公众的关注来看，简帛研究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当前简帛研究有哪些方法和路径？您提出，要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中的研究沟通起来，这是否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

　　李学勤：总体而言，简帛研究有两种趋向：一种是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途径，以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法，对简帛文献进行研究、考订、校释；另一种是历史学特别是学术史的途径，对简帛文献的思想内涵做出分析，对其史料价值进行发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两种途径彼此补充，交相为用，没有前者则后者失其基础，流于浮泛；而如果没有后者则前者不得引申，简帛佚籍的重要意义也就无法显示出来。

　　两种路径和方法表明，简帛研究主流始终未偏离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与此同时，还需要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研究。比如，必须与文献学、语言学、学术史、科技史等领域的研究相结合，在研究过程中互相比较参证，从而得出科学结论。也只有不同学科、不同途径的比较，才能对简帛文献有更加深刻明晰的认识，更好地阐释、厘清出土简帛中的许多疑难问题。

　　诚然，“二重证据法”和多学科结合的方式，将会推动简帛文献研究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但在我看来，把考古学成果与学术中的研究沟通起来，不啻为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就简帛佚籍而言，不限于利用已有的简帛释文谈论学术史，而是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和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与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的研究。

　　我们确实处在国内考古黄金时代的起始阶段，不夸张地说，简帛研究不仅是国内文史研究领域的热点，更是具有世界性的前沿课题，已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文汇报：近年来，了解并关注简帛研究的公众逐渐增多，但专业的简帛文献出土、整理、考释等工作，似乎仍未摘下神秘的面纱。在不少人看来，这些都是囿于象牙塔内的高深学问。在您看来，如何让大众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让大众明白圈内的专家学者所做的工作？

　　李学勤：千万不要低估了社会大众对历史的认识，社会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有时远比我们想像的深刻得多。这些年，很多普通公众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兴趣，这是值得欣慰的现象。当然公众在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似乎也不由自主地吸收了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东西。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研究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阶段。中国的历史很长，要了解文明的传承，理解文明的积极与消极方面，必须借助于历史。我们现在的很多观念与想法，无法完全同古代的先人隔裂开来，比如夏商周时代对于正义的张扬、对于虐政的讨伐等等。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很多行为逻辑，正是从那个遥远得都有些记不起的年代而来。历史是无法隔断的，历史的根源也是无法切断的。学者不能只是向社会公众提供材料，更应该揭示传统历史文化的根源与来龙去脉。中国历史经历了数千年的绵延，基本的精神却未发生太大的改变，传统文化的精神始终如一。

　　现在，我们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做普及传播，这是值得尊敬的。学术本就不应该停留在小小的圈子之中，更应该让大众知晓了解。这些方面的尝试，即便是对圈内的大专家来说，可能也并不容易做到。

　　简帛研究已经开始从“冷门”变成了“热点”,相信随着公众关注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会更深、更理性，从而更清晰地明白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对一名学者而言，这一点要比取得了重大的研究进展，更有成就感。

　　2500枚竹简，最长46厘米，最短仅10厘米；大部分为整简，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竹简的性质为书籍，大多与历史相关，发现有《尚书》以及类似《竹书纪年》的史书……继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上博藏战国楚竹书”之后，2008年，一批战国竹简从海外几经辗转入藏清华园、并被命名为“清华简”,让身处象牙塔的学术界以及普通公众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简帛研究的关注与兴趣，再一次被撩拨起来。

　　20世纪以降，埋藏于中国大地之下的各种简牍帛书开始大规模地重见天日，累计发现简帛100余次，出土总数达到30多万枚……有专家认为，现在还只是中国考古黄金时代的初级阶段，简帛研究将会在未来中国古代文史学术领域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早自1950年代起，他就参与缀合、整理殷墟发掘所获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次鉴定出西周甲骨文。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古玺、货币文字以及简帛，从而大大推动了古文字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发展。1975年起，他先后参加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整理、注释工作，并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做出了广泛的探索。

　　在同辈学人中间，李学勤以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善于利用新发现与海外的考古材料、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和多学科结合治学而着称。他在上述简帛以及长沙楚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研究，以及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等方面，做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简帛研究和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近年来，李学勤领衔主持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