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纪录片：光荣、迷茫与梦想
欧阳宏生 梁英
2009年04月14日16:54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考察我国的纪录片创作，可以明显地看到北京、上海和西部这三个区域的创作群体在实践中已形成了不同的纪录片创作风格，出现了京派纪录片、海派纪录片和西部纪录片鼎立的局面。如果说“京派”和“海派”南北对峙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的话，西部纪录片的异峰突起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它是时代要求、纪录片精神以及区域文化共同的结晶。当前，处于创作理念和创作机制都剧烈变动的大环境中，曾经辉煌的西部纪录片也面临着发展的困惑，其前进的步伐不免颠踬。本文对西部纪录片的特征与现状进行了梳理和解读，以便在此基础上深层次地探寻其未来走向。
关于西部纪录片
我们所指的西部纪录片，从内涵上说，是植根于西部的人文自然、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并进而形成了鲜明流派特征的作品，从外延上主要指的是西部纪录片人编导的作品。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青海、宁夏、四川等西部电视台相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纪录片创作者，他们组成了独具特色的西部创作群体。其作品以质朴的情感、富于哲理的思考和高艺术水准引起了国内外同行和学者的关注。大批作品相继荣获国际国内各种大奖，在我国纪录片领域里竖起了一面旗帜，为中国电视纪录片开拓国际市场立下了卓越功勋。在2002年“纪录片论坛——中国电视纪录片20年回顾展”中，西部纪录片约占展映作品的四成，其引人瞩目的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西部纪录片的探索和实践，对新时期我国纪录片的题材拓展、观念演进和手法更新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题材上，其建构在独特的民族资源和人类学视野基础上的纪录片，为我国人类学纪录片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其社会人文类纪录片的人文精神和高艺术制作水准使大量西部纪录片成为精英纪录片的代表；而《藏猕猴》、《袁扁的鹭鸶》等片的创新，丰富了我国相对薄弱的自然环境类纪录片创作。在创作观念上，西部纪录片不囿于地域局限，表现出了与国际接轨的自觉性。综观西部纪录片创作，可以发现客观纪实、主观纪实、娱乐纪实等诸种创作观念在历时性上是不断演进的，在共时性上是多样并存的。在创作手法上，西部纪录片的大胆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中国纪录片的创作。
风格即文化：异丽其表厚重其里
西部纪录片不同于京派、海派纪录片之处在于它不是城市文化的纪录，而是植根于广袤的西部热土上，滋养于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中。西部特有的自然景观、人民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为其创造了独特的表现范畴和空间。西部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西部纪录片人独特的审美规范和文化视野。凡此种种，使西部纪录片虽异彩纷呈，但也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风格。有学者将其特征归纳为四点，在此略作延展：
其一，偏好边缘题材。西部纪录片特别擅长于表现西部所特有的“异常美”，钟情于人类学题材和自然环境类题材。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多民族的构成和丰富多样的自然物种条件为西部纪录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去观照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和生存状况，展现原生态的、个性化的边缘文化—这不仅是西部纪录片所热衷所擅长的题材领域，也是其成绩骄人的领域。从较早的《藏北人家》一直到新世纪的《拖觉的节日》，新制不断，佳作叠出。
其二，强烈的思辨色彩。西部纪录片注意从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把握和挖掘真实。这种思辨色彩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贯注，而表现为观照视角的深广，表现为对事实层面的超越。正是这种思辨色彩，使西部纪录片往往能把平凡的生活拍得很厚重。这在王海兵、康健宁等人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上。生命意识、历史意识是如此之深地烙印在他们的片子里，使我们从少数民族、偏远地区的生活中也能“感觉到千年不变的中国的一些东西就在那儿”。
其三，丰富的文化内涵。西部纪录片没有辜负自己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其作品对观念文化、宗教文化、器皿文化、风俗文化等都给予了深刻的揭示。除了对文化内容的反映外，西部纪录片还自觉地从文化角度去切入历史和现实。在《沙与海》、《阴阳》、《三节草》等一系列片子中，创作者没有停留在表面的事件和人物上，而是有意识地突出了其后的文化背景、其间的文化冲突，引发出多层次的文化读解，产生了深厚的文化意蕴。
其四，独特的审美表现。西部创作群体深受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影响，比较重视意境，讲究和谐美，沉静中见诗意、蕴哲理。在具体的美学表现形式上，西部纪录片普遍倾向于精致和唯美。镜头语言流畅，画面沉着洗练。这在刘郎、王海兵等人的创作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凡此种种，形成了西部纪录片奇异鲜丽与平实厚重相结合的独特风格和不可抗拒的纪录魅力。俗话说，风格即人，对于西部纪录片而言，风格即文化，不可替代的西部文化成就了它不可复制的风格。
问题：普遍的还是西部的？
目前，面对纪录片发展的低迷状态，学界、业界纷纷从各个方面对我国纪录片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读和探讨，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点：创作理念的狭隘；创作题材的狭窄；创作手法的僵化。所有这些问题，西部纪录片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还格外严重。但要深入分析下去，我们必须回到西部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历史地、具体地予以考察。
1、观念问题。纪实理念在我国已逐渐僵化为一种纪实模式，显著地表现在京派和海派的普通人纪录片中，大量个体的生活形态图解充斥荧屏，主题渐趋轻薄和琐细。在这一点上，纪实理念对西部纪录片创作的绳缚反倒并不严重。原因有二：一是向各种国际国内大奖冲击以及对外输出电视纪录片的经济要求，是西部电视纪录片的突破点和生长点，二者决定了西部纪录片必须主动寻求与国际纪录片创作理念和创作模式的同步和接轨；二是西部纪录片一直没有成气候地形成栏目化的创作，偏重个体的创作和探索，使西部纪录片有可能对表现形式和纪录角度保持足够的敏感和独立思考。
然而，创作思维的封闭单调在西部却以另一种形式严重地存在着。人文尺度在西部纪录片中正在走向简单化和狭隘化。一方面，西部纪录片主要关注的是人类学意义上个体以及种族的“人”的生存实境和文化构成。而“社会人”、“心理人”、“哲学人”都很少或没有得到反映。这使得对于人的关注和纪录往往不能深入，有时甚至是浮光掠影猎奇式的。另一方面，有些纪录片将人文仅仅理解成封闭的内容本身，以为关注人就是人文，而没有将人文理解成为观察的视角，透视事物的立场。这一误区，造成了西部纪录片的视野不够开阔，想象力不够，以至于非艰难坎坷、非穷困落后不足以显其同情关怀。
2、题材问题。目前我国纪录片创作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不能深度卷入现实，缺少对当今社会主流的关注成为纪录片的时弊。这一问题的主要表现就是“老少边穷”选题的泛滥。有人批评西部纪录片此风尤甚。笔者认为，这种不加分析的笼统意见对于西部纪录片来说，不仅无助于改善，反倒可能将其引入歧途。
由于“老少边穷”正是西部广大地区不容讳饰的社会现状，西部纪录片有责任有义务对其“浓墨重彩”，脱离这些题材反倒是对自身纪录责任的逃避。也许，对于京派和海派来说，主要反映农村生活、少数民族、弱势地区，不免避重就轻、颠倒主次之嫌，对于西部纪录片来说，则恰恰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西部纪录片过于边缘化的批评其实不无道理。西部纪录片关注的大多是处于文化和地理双重边缘地带的人和事，这本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很多西部纪录片处理这些题材时，缺乏社会学意义的探讨，失掉社会批判的功能，就会对老少边穷的生活、生存流于猎奇或牧歌化。事实上，西部是我国传统与现代、希望与麻木冲突最烈之处，纪录片一旦逃避这一社会现实，难免向边缘退缩，守据偏僻一角。
3、手法问题。目前，在纪录片创作手法上，既有老问题，又有新问题。新问题是在表现上拘泥于纪实，缺少“法无定法”的纵横大气。老问题就是中国纪录片普遍偏重于静态的非故事化的纪录手法。至于西部纪录片，老问题较其它地区的表现更要突出一些。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厚，东方式思维烙印深刻，西部纪录片既有内涵丰富、立意高远的优点，但也带来了节奏缓慢、镜头信息量少等弊病。
综观西部纪录片我们发现，结构片子的往往是画面的表意性，而不是悬念、惊诧构成的叙事期待，以至于时常导致思想和形式大于内容，缺乏故事性。
现状：迷茫中前行
当前，纪录片的栏目化生存、故事化生存和DV化生存喧声一片，在媒介市场化改革中陷入困境的纪录片寻找着自己的突围之路，而其焦点则是商业语境下的市场化转轨。纪录片生存环境和市场要求的转变，给西部纪录片的发展造成的影响可能远甚于其它地区。
考察西部纪录片的发展现状，我们发现三点显著的变化：
一是创作机制的变化。西部纪录片自始以来基本上是以电视台为中心的体制内创作，定位于艺术而不以市场为旨归。在整个90年代，纪录片创作在资金、人员和设备上都受到各台的重点扶持。但近年来，伴随着纪录片热潮的消退以及电视台的市场化改革，纪录片在体制内的生存岌岌可危。西部各台由于经济原因，很难像央视和北京、上海等地的电视台一样给纪录片以实质性的保护，纪录片在西部的生存较之东部更为艰难。
二是创作范式的变化。2003年央视提出娱乐性纪实片概念并将之付诸实践，东方卫视于2004年推出“东方全纪录”栏目，提出要做“市场化的、好看的”纪录片，一批纪录片栏目在这两年悄然变脸。纪录片的创作范式从艺术和教育转向了娱乐，在节目制作和编辑上强调可视性、娱乐性和大众性，而与之相对的精英性、艺术性被刻意回避，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创作范式变化依托的都是强势电视媒体。与之相比较，西部各台由于资金、收视市场、创作人员上均处于劣势，纪录片商业化的潮流激荡，一时还不能推动它急转弯。尽管有一些制作人已经开始强调市场，但是有着个性书写传统的西部纪录片怎样才能被纳入大众传播的商业机器中来，这其间，还有重重矛盾需要克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三是创作群体的变化。西部纪录片创作队伍存在着两种倾向：西部纪录片一直以来走的是精英路线，依靠各台的扶持，在新的形势下，创作者受到的冲击就更为严重一些。一些台解散了原来的创作队伍，一部分人主动放弃了纪录片，一些走上领导岗位的著名编导离开了纪录片创作，而仍然坚守者夹在精英价值和市场价值两种坐标系中摇摆，思想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倾向。与此同时，由于西部比较闭塞，封闭反又带来好的一面，让一部分纪录片人心无旁骛，依然沉潜于生活的底层，坚持着其可贵的沉静厚重。
未来：梦想与坚持
曾经有学者撰文指出，西部电视产业的增长极之一就在于电视纪录片的生产和销售。依托中国最悠久、最独特、最丰富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以及民俗文化资源，西部纪录片完全有可能对内继续以独特魅力与京派、海派纪录片分庭抗礼，对外以高市场附加值打入国际电视节目市场，并因此形成自身的规模化、专业化和市场化，带动西部电视产业的整体发展。
这是西部纪录片的梦想，这一梦想并不是空中楼阁、无稽之谈。
当然，考察西部纪录片创作中的问题和不容乐观的发展现状，通往梦想的道路并不是坦途。
笔者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西部纪录片应扬长避短，在不断变化的纪录片大环境中坚持三点不变：
一、安身立命的根不变。西部的人文地理为纪录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取材资源，厚重风骨与旖旎奇绝兼具的西部风情使纪录片呈现出独具一格的风貌，硬朗扎实、力与美糅和的文化沉淀使西部编导以别样的视角反映出别样的境界。西部的自然文化是西部纪录片安身立命的根，是它魅力和生命力的源泉。现在纪录片界弥漫着一股浮躁之气，既有把西部文化当成某种消费外衣的倾向，又有媚俗趋时伪饰西部文化的做法。取之无道，行之不远。无论创作观念和手法如何变化，西部纪录片应坚持立足于本区域，以西部的方式、西部的语言真诚地讲述西部的故事。
二、突破与生长点不变。西部纪录片虽地处偏远，却能在视野上不囿于地域，观念上不限于本土，这在西部电视业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考其原委，这与它自起步伊始就面向对外宣传和交流，进而冲击国际大奖、面向国际市场交易有极大的关系。要想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的媒体商业运作中重新获得复兴，应该继续保持开放的姿态和视野，积极面对竞争，争取在这一波潮流中实现从策划、筹资、制作、包装，到市场发行和推广的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自觉地与国际接轨，面向国际市场，这是它赖以发展、实现跨越的生长和突破点。
三、创作特点不变。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原生态的个性化的多民族文化，这为人类学纪录片的繁荣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同时，人类学纪录片是所有纪录片类型中最具有国际性、最能为不同民族的人共同欣赏和理解的，西部纪录片可藉此走向世界、走向市场。主客观条件的配合使人类学纪录片创作成为西部纪录片创作的主流和强项。目前，在体制内争取创作资金变得困难之时，以人类学纪录为突破口，争取国际基金的支持和在市场上筹资，就成为西部纪录片最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之一。
（载《当代电视》2005年第3期）
